母亲将冻得干裂臃肿且粗糙的右手擎在半空中,餐桌上菜肴的热气氤氲开来,像包裹着一朵圣洁的莲花。
　　
　　母亲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官职不大,却整日夹在那帮男干部中间,时而迎接上级检查,时而到贫困农户家中送温暖,狠心地将我和年幼的弟弟扔给奶奶看管。曾经,村里一度有人传言,说一个女人家,丈夫死得早,不好好在家带孩子,整天和那些男干部搅和在一起瞎折腾,成啥体统?这话像利剑一样,刺进我柔软的心里。
　　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张开嫩弱的手臂,勇敢地将母亲拦截在堂屋门口,仰头看着她蜡黄的脸,斩钉截铁地说:妈,村妇女主任咱别干了,我不上学了,帮你养家。母亲狠狠地瞪我一眼,道:不上学你想干啥?小小年纪别跟着瞎起哄!说完,她对着镜子理了理干枯的头发,若无其事地摔门而去。
　　母亲从来不把我的话放进心里,就像我让她给我买个布娃娃,央求了三年,还是没能应允,她把我当成岩石缝隙里的野草,从不细心照料,只让我自己顽强地生存。我暗暗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理这个冷漠且满身飘着流言蜚语的女人,再也不喊她妈妈了。读书需要钱时,我总是开口向奶奶索要,奶奶再向她要,我不再和母亲直接对话。当我从她那干裂的手里接过还带着体温的零散的钱币后,会学着她的样子,冷冷地摔门而去,留下一抹得意和愤懑在彼此的心里纠结。
　　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是条无助的小鱼,奋力游进苦涩的海里,孤寂地落泪,水不知道,大海亦不知道。所以,我渴望能早日考上大学,远离母亲和这个贫瘠且充满世俗的乡村。我捡拾起所有闲暇时光发奋读书,用丰富的知识填补孤独的青春。数年来,我的心智渐趋安静和成熟,过着两点一线的读书生活,悠哉游哉,而母亲,则以村妇女主任的“高贵”身份,顶着闲言碎语,依旧同那群男干部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辗转奔走。因为我和母亲极少言语,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彼此近乎形同陌路……
　　沉默中的青春岁月转瞬即逝,转眼,我研究生毕业了,且在北京找到了男朋友姜楠,加之弟弟也在北京读研,所以,我并不觉得生活孤单。读研究生的三年里,我没有回一次老家,凭借假期的兼职,我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姜楠提出五月想和我结婚,央求我带他回老家见见我的家人,我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应允了。我想,早晚都要走这一步,早点结婚我就可以早点和那个浑浊的乡村,以及乡村里那个讨厌的母亲诀别,挥展自己丰满的羽翼,过自己快乐的二人世界。弟弟放寒假后,我和弟弟,还有姜楠,一起踏上了回乡的列车。
　　姜楠天真地问我:你的妈妈是什么性格的人?和我说说,我心里好有应对的准备。我昏昏欲睡,从鼻子里哼道:“一个农村妇女,能有什么性格,到家后你什么都不用说,也不用担心,我们这次回去,目的是向她宣告我们要结婚的信息,不是征求她的意见!”身旁的弟弟似乎并没有听出我的怒意,调侃地对姜楠说:“我妈是‘干部’,村里的妇女主任。”不知为何,弟弟的话我听着特别刺耳,心里狠狠地痉挛了一下,正是这个她不愿丢弃的“妇女主任”,让我与母亲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么多年母女不和,责任全在她。
　　到家后,已是暮色四合,奶奶欢悦地将我们引进屋里,不停地嘘寒问暖,外面的鹅毛大雪还在洋洋洒洒地飘落,很冷。弟弟问奶奶,“我妈呢?”奶奶说:“去镇上卖菜还没回来呢,天天都这么晚,不知道菜卖完没有,这两年你妈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这么冷的天,真让人担心。”姜楠提议去镇上看看,说不定能在半路上碰见呢。我借故说:“你和弟弟去吧,我在家陪奶奶。”奶奶执意不让我陪,让我们三个一起去接母亲。我明白,奶奶知道我和母亲有过节,她一直是我们的黏合剂,她是想借我的主动去化解我与母亲之间冷结了数年的冰冻。
　　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沿着通往集镇的小路缓缓前行,刺骨的寒风顺着我的衣领和袖口直往身上钻,我躲在姜楠的臂弯里,恨透了北方这该死的天气。
　　我们是在离家三里远的路上看见母亲的,她蹩着脚,正吃力地拉着板车上坡,板车上还有很多没有卖出去的白菜萝卜。远远地,弟弟就兴奋地喊:“妈,怎么还剩这么多菜?”见到我们,母亲先是喜出望外,旋即又无奈地说:“天冷,不好卖,我从早上一直站到傍晚,只卖出去一半。”姜楠和弟弟抢过板车,姜楠在前面拉,弟弟在后面推,他们欢快地推着笑着谈着,丢下我与母亲尾随其后,无语。
　　雪花已将我额头前的刘海凝固,四野万籁俱寂。突然,母亲脚下一滑,一个趔趄向我这边倒来,我本能地顺势用手扶她,不承想动作过于迟钝,母亲还是重重地跌倒在了厚厚的雪地里,而我的手指却在她的脸上划了一下,只听她“哎呦”一声,又随即道:“没事没事。”
　　从家里出来时,弟弟催得紧,我忘了戴手套了,感觉我长长的指甲隐隐地疼,像是断了一般。
　　到家后,母亲让我们三个一起陪奶奶聊天,她一个人去厨房烧饭。看蹩脚的母亲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姜楠冲我说:“你去帮阿姨做饭吧,我和弟弟陪奶奶。”我的脸立刻晴转多云,不禁怨声载道:“干吗让我帮忙做饭?”姜楠疑惑道:“你何时变得这么不懂道理了?你是女孩子,母女连心,只是让你给阿姨打个下手而已,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每天不都是你做饭吗?”我反驳说:“在北京有暖气有空调有热水,干净卫生整洁,做饭无烟熏火燎,不呛人……”
　　我知道,所有的都是气话,我只是不想与母亲尴尬地在厨房里四目相对而无言。
　　在姜楠的几度责怪与劝说中,我还是勉为其难地进了厨房,厨房和多年前一样拥挤。母亲说:“这里又脏又乱,地方小,别把你身上的衣服弄脏了。”这话,我不知道是讽刺还是实言。我没说话,兀自坐在灶前,闷闷地将柴火往里填。母亲不再坚持,洗菜,切菜,忙得不亦乐乎,只有锅铲与锅的撞击声萦绕于耳。
　　第三个菜炒出来,母亲紧了紧头巾,支吾着说:“姜楠是做啥工作的?小伙子长得挺壮实挺精神,人家能看上咱这样的家庭吗?你以后可别……”还未等母亲说完,我很果断地打断了她的话:“姜楠今年26岁,1.80米,独子,家在北京,在北京一家软件公司做工程师,比我早一年研究生毕业,人很好,你不用担心,我们明年五月结婚,房子都看好了——”我第一次以超乎往常的语速同母亲对话,试图一次性将有关姜楠的所有信息都告诉她,省得她再问东问西,啰嗦得让人厌烦。母亲看出我的不耐,频频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
　　这么多年,对于母亲做村妇女主任的事情我已无心过问,所以,我的个人问题,亦不想让她插手,哪怕只是几句建议性的提醒。我自己的路,自己走。
　　母亲做了很多我喜欢吃的菜,夹菜的瞬间,我用眼角的余光发现,她的左脸上,有三道新的深深的伤痕。弟弟关切地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轻轻一笑道:去山上砍柴不小心划到了,没事的。而我,看着右手指甲缝里还未洗净的血丝,脸越发地烫。
　　母亲笑着对姜楠说:“以后你们结婚后,相互谦让点,好好过日子,别让大人跟着操心。”弟弟说:“妈,他们都是大人了,又是研究生,还用你操心?”母亲佯装嗔怒,用筷子在弟弟额头上轻轻敲了一下,说:“研究生在父母面前也是孩子。”姜楠示意我起身,共同举杯敬母亲一杯酒,感谢她这么多年辛苦培养了我这么一个“优秀又懂事”的女儿。我青着脸,端起酒杯,踉踉跄跄地起身,脸上挤出僵硬的笑。
　　母亲抬手饮酒的时候,我不禁大叫起来:“妈,你的左手手指呢?”母亲立即将突兀的左手从袖口缩了回去。弟弟惊奇地问我:“怎么,姐,你不知道吗?妈妈左手上的四根手指在你读研究生的那年就没了,为了给你筹集学费,妈妈在农闲时去镇上木材厂帮忙锯木头,一天可以挣20元钱。那次是因为妈妈太累了,天热人又困,不小心左手手指碰到了电锯上……”母亲打断弟弟的话,说:“没事了,都过去三年了,你们看,我右手不还好好的吗,不妨事。”说着,母亲将冻得干裂臃肿且粗糙的右手擎在半空中,餐桌上菜肴的热气氤氲开来,像包裹着一朵圣洁的莲花。我冲弟弟吼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弟弟无奈地说:“奶奶和妈妈都说已经告诉你了,我怕你不高兴,在北京就没敢再提这事。”
　　我终于知道,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母亲为何迟迟不将学费给我寄来,只是源于没有凑齐。當初我还满腹抱怨,我何承想过,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供我和弟弟读研究生已属不易,我又何承想过,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早年丧夫,这么多年的孤独和劳顿,早已将她原本乌黑闪亮的头发染得泛白。而那年高昂的学费,在我的再三催促甚至几近威逼下,最终以母亲的四根手指换来,十指连心,母亲肯定很疼很疼,而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偿还不清。
　　春节过后,我和姜楠回北京。临上车时,母亲递给我一个布包,说里面是刚煮的鸡蛋,路上饿了吃。母亲小声叮嘱我一定要把布包看管好。
　　车行至半途,我饥饿难耐,想起了母亲煮的鸡蛋,于是便打开布包。眼前的一幕不禁让我为之一惊。还带着温度的煮鸡蛋上躺着一个存折和一个信封,存折上有金额一万元。信是母亲写的,她在信上说:“我的宝贝女儿,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你要出嫁了,在你结婚之前能将男朋友带回来给我看,我已知足,这说明你心里还有我。自从你爸爸去世以后,在你和你弟弟面前,我没能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没能给你们一个温暖的家庭。宝贝女儿,你是妈妈贴身的小棉袄,这么多年,你千万别以为妈妈是个爱慕虚荣、把那个村妇女主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其实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担任这个妇女主任,不仅多少能缓解点家里的负担,还能让我忙碌起来,一忙碌,才能将你爸爸去世的伤痛忘却。人在寂寞的时候,忧伤总会趁虚而入。妈妈这一生没什么作为,只有倾尽全力培养你和你的弟弟,如果上天非要给我点什么奖励的话,我觉得,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了两个奖杯,那就是你和你的弟弟,你们都读了研究生,没有让我失望,这是我活着的最大的动力和财富。你要结婚了,咱家在农村,也帮不上什么忙,存折上有一万块钱,我存了两年,密码是你的生日,权当是给你添置的嫁妆吧。以后跟姜楠好好过日子……”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趴在姜楠怀里,任泪水汹涌而下。我想,我和弟弟只是母亲的不称职的奖杯,而母亲,却是我和弟弟今生含金量最高的奖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