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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斌，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农村娃，从上学到工作，对于曾经苦难的恐惧感使他总是积极主动地去抓住每一次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最年轻、最有前途的电算财会教研室副主任位置上辞职，投身到商海。创维改变了张学斌的生活状态，而张学斌则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以及独具魅力的坚强与魄力，将创维从一个悬崖之上的危机企业，变成了今天中国“新民营企业”的领袖。
山村娃
1963年，张学斌出生在四川乐山市犍为县的一个小山村，家里兄弟姐妹5个，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和政治运动时期，那个时候，留给张学斌最深的影响是生活艰难，“能有饭吃，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再穷不能穷孩子上学，为了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前程，他父母节衣缩食努力供几个小孩读书。1968年，张学斌5岁那年，开始跟着姐姐上学，“当时父母主要是为了让姐姐带我，减轻父母的负担”。
1977年，张学斌高中毕业，“毕业之后，发现其实什么都没有学到。当时高中课程学的都是农业基础知识，像什么水稻杂交技术、玉米杂交、拖拉机维修等课程，都是与农业相关的。这些课程的安排与现在各类职业技校的课程设计目的类似，希望农村的这些高中生，学成之后，回到农村学以致用”。
张学斌回忆起这段岁月时坦言：“高中稀里糊涂就过去了，除了农业知识和农业实践，对于数理化知识基本上没有任何学习，基础非常差。”毕业后，张学斌因为年纪小，加上在学校里也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所以只有回家务农，后来又到工地修水库，人年龄小、个头又小，扛不动石头，只能在工地伙房做饭。”
如果不是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的政策，可能张学斌一辈子就在农村务农，无所作为了。在知道了国家要恢复高考之后，张学斌开始从头学习知识，“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埋头看书，基本上每天都要看到凌晨二三点钟，因为早晨五六点还要起床给工地做饭，所以一天也就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觉。”
由于文化课基础实在太薄弱，为了能够跟上课程，张学斌当时跑到区中学跟高一年级学生一起学习。在所有的课程中，张学斌对理科很感兴趣，但后来高考的时候还是选择了文科。做出这样的抉择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毕竟理科要靠基础，而我在这方面因为原有教育基础薄弱，没有积累，一时难以跟上，而文科只要死记硬背就可以，加上我的数学成绩很好，觉得选择文科考上的把握更大些”。
1980年，张学斌参加高考，最终的结果与张学斌之前料想的差不多，数学几乎考了满分，不过语文不及格。“当年为了参加高考，过程也是很艰辛的，考点在县城，离我家有50里地，而且全县只有这么一个考点，我需要赶50里山路去参加考试。当时要先进行预先考试，淘汰掉2／3的人，剩下来的人参加考试，再淘汰掉1／3。”
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张学斌感觉到自己的人生从此就会不一样了，不过唯一遗憾的是专业不是他喜欢的。“但不管怎么说，毕竟上了大学了，整个人沉浸在兴奋中。”即便如此，张学斌家里也没有为张学斌上大学的事大肆操办一下，张学斌自己喊了几个要好的朋友，“简单吃了一个顿饭，玩了玩就当庆祝了”。
教研室主任
1980年—1986年，张学斌在中南财经大学相继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研究生毕业之后，他被分配留校工作，一年后，张学斌就坐上了中南财经大学电算会计教研室副主任的位置，这年他23岁。在常人眼里，年纪轻轻已成为教研室副主任，在高校和科研的道路上，张学斌前途无量，不过他自己并没有志得意满，反而觉得学校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他开始思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和生活。
1987年，学校有一个派驻香港学习的机会，当时决定派张学斌去，但是要签5年的长期合约，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的触动很大。“从武汉到深圳，当时深圳给人日新月异的感觉，特区与内地的差别非常大，从香港学习回来后，我就想能留在深圳工作。加上那时候盛行‘下海潮’，大学老师、公务员都下海经商了，大家都有一种创造财富的希望存在，那种心理的向往难以抑制。”
由于和学校的合约在身，身不由己，张学斌虽然非常向往特区生活，但还是选择留校履行完自己的合约。做出这个选择后，张学斌越发不喜欢学校生活，“大学讲师讲来讲去总是那些内容，我的导师教授了那么多年的课，同一本教材都已发黄了，只能教授陈旧的知识有什么意思”。
另外，当时高校的体制也让张学斌感到非常压抑，“每周一都要学习政治，读报纸、念文件，人在这种环境里会很不自在，在学校跟别人比，主要是看写文章的数量，在这方面学校是有指标的，我学的是电脑财会，主要学习电脑程序，在这方面要想有所创新很难，我很希望能够脱离这个体制，到社会上去，学有所用”。
耐不住创业的冲动，张学斌的电算教研室开始在社会上承接一些项目做，“但学校的机制很不好，我们做项目获得几万元钱，最后自己能够拿到的只有几千元，大部分都被学校拿走了”，张学斌的心里不平衡，但为了履行完合同，还是坚持了下来。
张学斌回忆到，其实从1986年开始，他就已经做准备要离开学校，到1991年，合同到期之后，他毅然决定离开学校。“学校后来给我发通牒，要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我也很坚决，当时想档案不要就不要了，分管工作的副校长找我谈了很久，希望能够回去，我当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能够把我的夫人也调到学校来，结束两地分居的历史，但我和夫人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两地分居，而是一江所隔，学校没有同意。后来学校看我离职态度非常坚决，也就放我走了。”
离开学校，面临去哪里的问题。去深圳还是去海南?张学斌思考了很久，决定去海南，“深圳特区的发展已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且还是新兴的城市，机会更多一点。”
“海南机会的确很多，不过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金融业，我太太在海南就是进了冯仑和潘石屹的万通房地产公司做财务，但我没有进这两个行业，而是去了海南罐头厂，大学同事当时讽刺我，去个什么鬼罐头厂。”面临机会的诱惑和同事的讽刺，张学斌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不到基础行业做一下，根本无法掌握实际的管理经验，房地产和金融是虚拟产业，它的根基没有实业稳定。”
他在当时已经看到房地产可能面临的危险，“海南是炒房地产，但没有产业做支撑，你想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实际的买房者，只是在房地产商手里倒来倒去，总有一天。资金链会承受不了，最终企业将面临倒闭的危险”，后来海南大量房地产市场倒闭，大量的烂尾楼出现，海南的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多年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元气，在全国各地掀起的一波波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海南经济落在了后 面。
而海南罐头厂是当时海南最大的国有企业，拥有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刚刚脱困，企业处在发展的上升期，对想学习真正管理经验的张学斌来说，无疑是个好去处。
10年椰树
海南省政府将罐头厂作为首批“股份制”改造的公司，这方面是张学斌的专业，研究生阶段他学过这些知识，对于国外产权制度有一定了解，因此股份制改造既给企业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突破点，也给张学斌个人才能的发挥提供了舞台。
开局很好，但最后股份制改造方案并没有能够实施下来。这个方案张学斌做了3个月，后来发现了问题，按照罐头厂当时设计的方案，有25％的内部员工股，但是后来有很多领导过来说情要求在“股份制”改造中进行照顾，张学斌和公司管理层当时担心这些事情被揭发，万一领导进去了，他们自己也要跟着进去，所以三个月之后发现危险，决定还是不搞比较妥当。后来张学斌在罐头厂搞起了电脑和内部管理系统，因为要自己写程序，所以要熟悉公司的产供销各个体系的运作情况，也就是通过这个工作，张学斌对于企业管理的基础有了深刻的了解。
搞内部管理系统一搞就是两年，当时一个厂长发现张学斌作为全厂唯一的一名研究生，甘于寂寞在这个不起眼的位置上默默无闻做了两年，既没有提待遇要求，也没有走人，他开始注意张学斌。其实这位厂长并不知道，张学斌进罐头厂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只要能够学到知识，张学斌并不在乎待遇和职位。
1993年，国家进行税制改革，又为张学斌提供了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那年国家决定将原来“实耗扣税”改为“购进扣税”，张学斌一看这个文件，“当时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厂里的财务可能会搞不懂税制改革的意思。当年7月1日，这个政策正式颁布，到12月，张学斌拿厂里报表一看，发现果然有问题，一个副厂长也感觉有问题，我们俩一合计感觉多交了税，后来一算吓了一跳，多交了3660万的税款，我向厂里提出我去想办法把税弄出来”。
张学斌把厂里所有的账都弄了一下，设计了很多报表，税务部门的人一看，对张学斌说“我们也没有搞这些报表”。税务后来跟张学斌说，“税交上来了就退不了，在以后的税项里相应地扣掉”。这件事之后，厂长对张学斌说，“以前认为只有生产才能创造价值，现在才明白财务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1994年，厂里提拔张学斌当财务处长，张学斌看到厂里账面上有那么多现金趴着，就建议厂长把钱拿出来增值，“我们把这些钱拆借给房地产公司和金融信托等公司”，到1996年，两年间罐头厂投入的3.3亿资金赚回了1.6亿左右的利润。
1995年，海南罐头厂正式挂牌为“公司制”公司，这一年，公司提拔张学斌进董事会，并担任常务副总，1997年8月开始担任总经理，张学斌在海南罐头厂一干就是10年。2001年他进行了最后的告别，开始了新的命运之旅。
赋予创维新内涵
功成名就之际，张学斌内心再次涌动要到更高层次开阔眼界的想法，这与当年走出校园，进军海南时的想法一样，受到当时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的影响，张学斌选择来到创维集团，开始了另一番征程。
来到创维集团后，张学斌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多彩，在陆续经历了“陆华强离职”、“黄宏生被捕”等恶性事件之后，张学斌正式以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新掌门人的身份走向前台，开始引领创维集团走向新的时期。这个时期，创维集团已经脱离了黄宏生赋予创维的个人英雄主义烙印，而是更多的具备现代完备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制度的企业，这就是张学斌赋予创维集团新时期的新企业内涵。
山村娃
1963年，张学斌出生在四川乐山市犍为县的一个小山村，家里兄弟姐妹5个，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和政治运动时期，那个时候，留给张学斌最深的影响是生活艰难，“能有饭吃，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再穷不能穷孩子上学，为了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前程，他父母节衣缩食努力供几个小孩读书。1968年，张学斌5岁那年，开始跟着姐姐上学，“当时父母主要是为了让姐姐带我，减轻父母的负担”。
1977年，张学斌高中毕业，“毕业之后，发现其实什么都没有学到。当时高中课程学的都是农业基础知识，像什么水稻杂交技术、玉米杂交、拖拉机维修等课程，都是与农业相关的。这些课程的安排与现在各类职业技校的课程设计目的类似，希望农村的这些高中生，学成之后，回到农村学以致用”。
张学斌回忆起这段岁月时坦言：“高中稀里糊涂就过去了，除了农业知识和农业实践，对于数理化知识基本上没有任何学习，基础非常差。”毕业后，张学斌因为年纪小，加上在学校里也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所以只有回家务农，后来又到工地修水库，人年龄小、个头又小，扛不动石头，只能在工地伙房做饭。”
如果不是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的政策，可能张学斌一辈子就在农村务农，无所作为了。在知道了国家要恢复高考之后，张学斌开始从头学习知识，“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就埋头看书，基本上每天都要看到凌晨二三点钟，因为早晨五六点还要起床给工地做饭，所以一天也就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觉。”
由于文化课基础实在太薄弱，为了能够跟上课程，张学斌当时跑到区中学跟高一年级学生一起学习。在所有的课程中，张学斌对理科很感兴趣，但后来高考的时候还是选择了文科。做出这样的抉择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毕竟理科要靠基础，而我在这方面因为原有教育基础薄弱，没有积累，一时难以跟上，而文科只要死记硬背就可以，加上我的数学成绩很好，觉得选择文科考上的把握更大些”。
1980年，张学斌参加高考，最终的结果与张学斌之前料想的差不多，数学几乎考了满分，不过语文不及格。“当年为了参加高考，过程也是很艰辛的，考点在县城，离我家有50里地，而且全县只有这么一个考点，我需要赶50里山路去参加考试。当时要先进行预先考试，淘汰掉2／3的人，剩下来的人参加考试，再淘汰掉1／3。”
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张学斌感觉到自己的人生从此就会不一样了，不过唯一遗憾的是专业不是他喜欢的。“但不管怎么说，毕竟上了大学了，整个人沉浸在兴奋中。”即便如此，张学斌家里也没有为张学斌上大学的事大肆操办一下，张学斌自己喊了几个要好的朋友，“简单吃了一个顿饭，玩了玩就当庆祝了”。
教研室主任
1980年—1986年，张学斌在中南财经大学相继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研究生毕业之后，他被分配留校工作，一年后，张学斌就坐上了中南财经大学电算会计教研室副主任的位置，这年他23岁。在常人眼里，年纪轻轻已成为教研室副主任，在高校和科研的道路上，张学斌前途无量，不过他自己并没有志得意满，反而觉得学校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他开始思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和生活。
1987年，学校有一个派驻香港学习的机会，当时决定派张学斌去，但是要签5年的长期合约，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的触动很大。“从武汉到深圳，当时深圳给人日新月异的感觉，特区与内地的差别非常大，从香港学习回来后，我就想能留在深圳工作。加上那时候盛行‘下海潮’，大学老师、公务员都下海经商了，大家都有一种创造财富的希望存在，那种心理的向往难以抑制。”
由于和学校的合约在身，身不由己，张学斌虽然非常向往特区生活，但还是选择留校履行完自己的合约。做出这个选择后，张学斌越发不喜欢学校生活，“大学讲师讲来讲去总是那些内容，我的导师教授了那么多年的课，同一本教材都已发黄了，只能教授陈旧的知识有什么意思”。
另外，当时高校的体制也让张学斌感到非常压抑，“每周一都要学习政治，读报纸、念文件，人在这种环境里会很不自在，在学校跟别人比，主要是看写文章的数量，在这方面学校是有指标的，我学的是电脑财会，主要学习电脑程序，在这方面要想有所创新很难，我很希望能够脱离这个体制，到社会上去，学有所用”。
耐不住创业的冲动，张学斌的电算教研室开始在社会上承接一些项目做，“但学校的机制很不好，我们做项目获得几万元钱，最后自己能够拿到的只有几千元，大部分都被学校拿走了”，张学斌的心里不平衡，但为了履行完合同，还是坚持了下来。
张学斌回忆到，其实从1986年开始，他就已经做准备要离开学校，到1991年，合同到期之后，他毅然决定离开学校。“学校后来给我发通牒，要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我也很坚决，当时想档案不要就不要了，分管工作的副校长找我谈了很久，希望能够回去，我当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能够把我的夫人也调到学校来，结束两地分居的历史，但我和夫人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两地分居，而是一江所隔，学校没有同意。后来学校看我离职态度非常坚决，也就放我走了。”
离开学校，面临去哪里的问题。去深圳还是去海南?张学斌思考了很久，决定去海南，“深圳特区的发展已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且还是新兴的城市，机会更多一点。”
“海南机会的确很多，不过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金融业，我太太在海南就是进了冯仑和潘石屹的万通房地产公司做财务，但我没有进这两个行业，而是去了海南罐头厂，大学同事当时讽刺我，去个什么鬼罐头厂。”面临机会的诱惑和同事的讽刺，张学斌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不到基础行业做一下，根本无法掌握实际的管理经验，房地产和金融是虚拟产业，它的根基没有实业稳定。”
他在当时已经看到房地产可能面临的危险，“海南是炒房地产，但没有产业做支撑，你想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实际的买房者，只是在房地产商手里倒来倒去，总有一天。资金链会承受不了，最终企业将面临倒闭的危险”，后来海南大量房地产市场倒闭，大量的烂尾楼出现，海南的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多年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元气，在全国各地掀起的一波波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海南经济落在了后 面。
而海南罐头厂是当时海南最大的国有企业，拥有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刚刚脱困，企业处在发展的上升期，对想学习真正管理经验的张学斌来说，无疑是个好去处。
10年椰树
海南省政府将罐头厂作为首批“股份制”改造的公司，这方面是张学斌的专业，研究生阶段他学过这些知识，对于国外产权制度有一定了解，因此股份制改造既给企业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突破点，也给张学斌个人才能的发挥提供了舞台。
开局很好，但最后股份制改造方案并没有能够实施下来。这个方案张学斌做了3个月，后来发现了问题，按照罐头厂当时设计的方案，有25％的内部员工股，但是后来有很多领导过来说情要求在“股份制”改造中进行照顾，张学斌和公司管理层当时担心这些事情被揭发，万一领导进去了，他们自己也要跟着进去，所以三个月之后发现危险，决定还是不搞比较妥当。后来张学斌在罐头厂搞起了电脑和内部管理系统，因为要自己写程序，所以要熟悉公司的产供销各个体系的运作情况，也就是通过这个工作，张学斌对于企业管理的基础有了深刻的了解。
搞内部管理系统一搞就是两年，当时一个厂长发现张学斌作为全厂唯一的一名研究生，甘于寂寞在这个不起眼的位置上默默无闻做了两年，既没有提待遇要求，也没有走人，他开始注意张学斌。其实这位厂长并不知道，张学斌进罐头厂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只要能够学到知识，张学斌并不在乎待遇和职位。
1993年，国家进行税制改革，又为张学斌提供了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那年国家决定将原来“实耗扣税”改为“购进扣税”，张学斌一看这个文件，“当时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厂里的财务可能会搞不懂税制改革的意思。当年7月1日，这个政策正式颁布，到12月，张学斌拿厂里报表一看，发现果然有问题，一个副厂长也感觉有问题，我们俩一合计感觉多交了税，后来一算吓了一跳，多交了3660万的税款，我向厂里提出我去想办法把税弄出来”。
张学斌把厂里所有的账都弄了一下，设计了很多报表，税务部门的人一看，对张学斌说“我们也没有搞这些报表”。税务后来跟张学斌说，“税交上来了就退不了，在以后的税项里相应地扣掉”。这件事之后，厂长对张学斌说，“以前认为只有生产才能创造价值，现在才明白财务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1994年，厂里提拔张学斌当财务处长，张学斌看到厂里账面上有那么多现金趴着，就建议厂长把钱拿出来增值，“我们把这些钱拆借给房地产公司和金融信托等公司”，到1996年，两年间罐头厂投入的3.3亿资金赚回了1.6亿左右的利润。
1995年，海南罐头厂正式挂牌为“公司制”公司，这一年，公司提拔张学斌进董事会，并担任常务副总，1997年8月开始担任总经理，张学斌在海南罐头厂一干就是10年。2001年他进行了最后的告别，开始了新的命运之旅。
赋予创维新内涵
功成名就之际，张学斌内心再次涌动要到更高层次开阔眼界的想法，这与当年走出校园，进军海南时的想法一样，受到当时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的影响，张学斌选择来到创维集团，开始了另一番征程。
来到创维集团后，张学斌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多彩，在陆续经历了“陆华强离职”、“黄宏生被捕”等恶性事件之后，张学斌正式以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新掌门人的身份走向前台，开始引领创维集团走向新的时期。这个时期，创维集团已经脱离了黄宏生赋予创维的个人英雄主义烙印，而是更多的具备现代完备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制度的企业，这就是张学斌赋予创维集团新时期的新企业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