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
　　当今电视剧里塑造的以和坤为代表的贪官形象，非常生动。这个形象很有意思，不管我们怎样释读，总能激发人无穷的想象力。这里提到和砷，只是想借用他身上或者是说电视剧形象塑造的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在乾隆爷面前，他总是一个善解人意的、讨人欢心的“孝子”嘴脸；而在其僚属和下级面前，则是一副“严父”形象。当然，在电视剧当中，即使是清正廉洁的官员也脱不了在皇帝面前奴颜媚膝的形象，虽然他对下属可能是和蔼的，但是在制度上他是强势的，可以对臣属行使裁断的权力，因而其“和蔼”是强势者的和蔼，非对等者的和蔼。
　　这一形象，反映了我华夏文明礼法世界的重要规范和基本品质：与人相处，要么你是老子，我是儿子；要么我是老子，你是儿子。其间，没有对等的人际规则。只有放纵与驯服的关系。这可简称为“老子儿子”规则，其准则是：可以仗权欺人，仗钱欺人，仗力气欺人，但是也可以被权力欺，被钱财欺，被力气欺。这种行为准则在骨子里，成为对强权、财富和暴力的崇拜，反映了华夏王朝时代的制度品格、品质。
　　当个体为进入更高的等级，不得不以对待父母的方式曲尽“人子”之道，奉承和靠拢决定着他运命的更高等级者时，从这个意义我们可以说，帝国时代总是充斥着以父子为中心的关系，以父子作为拟喻的形象贯彻于整个帝国，人格总是被界定于时刻受到监护的儿童与扮演着监护角色的父亲之间，即使是高居帝国的帝王，也以人子的形象而“父天母地”，整个帝国都患有不能成熟的心理障碍而陷入病态的老、弱之中。
　　张光直先生在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时，提出过一种理论，他认为中国文明“国家”的形成与西方完全不同，它并不是氏族组织瓦解、阶级关系形成的产物，而是族群人际关系变化的产物。社会内部的分层是按血缘亲族的线索展开的，最后在逻辑上发展成周代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组织国家，即“家”与“国”合一的“家天下”现象，而这一现象的根源即在亲缘性土著族群的连续性与族群之间的权力控制。在此情势下形成的政治控制模式，即为“一个严密的上级控制系统”。
　　既然帝王代表着天下臣民的利益，社会又是以血缘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没有阶级分化的横向社会组织，那么，以亲缘伦理组织帝国官僚也就成为首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亲缘关系转化为政治原则，成为绝对垂直的上下控制模式——帝王处于控制等级的最高层，这种上下的从属关系是一级一级传导的，“君臣一伦不一定是指国君和臣下，凡是臣属的关系都可以君臣称之。最尊贵只有天子一人而已，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下却有无数臣属关系，各自为君为臣。”在等级伦序中处于强势的一方，对弱势者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不仅是下属财产的支配权。还有对其人身支配的权力，甚至还控制着臣属人格裁断权力：对于比他更强势的上级控制者，他自身也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处于这种角色中的个人，人格总是处于分裂状态，既有主子的放纵与颐指气使，又兼具奴才的谦恭与温顺驯服。他常常处于矛盾的两极之中，两副嘴脸转换圆融无碍——在强势威慑下温驯之极，而在弱势面前嚣张得很。由于规则与制度的品质决定了该体系内的个人品性，在君主专制体系中，官僚又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这一制度的品质，因此为了理清这一脉络，下面主要从帝国的官僚系统来展开分析。
　　官僚机构及其组成人员，所要解决的只有“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的精义，又在人伦问题，即辨明“老子儿子”的问题。
　　帝国的官僚系统本身依赖于等级伦序而统一，帝国社会只能依此而治，所以，这种官僚系统只有依赖其成员对等级伦序的强烈认同，以及对背离原则者的强有力打击而得到维系。其间，人格品性的因素只能被无限夸大，其前提也只能是每个官员能认清自己的等级伦序而主动发挥作用。
　　以道德伦序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帝国，上、下之分在特定的伦序中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上者对下者具有绝对的道德评判权威，以道德评判涵括一切。等级伦序道德原则的精义之一就是辨明“远近亲疏”的关系：其二则是辨明谁是伦序原则中的尊者、强者、有势者，即谁是有权、有势、有力者，谁是无权、无势、无力者。前者的意义在于辨明一个人待人接物的具体情境；后者的意义，即在于辨明各自身份，谁是老子、谁是儿子。老子可以支配儿子，儿子只能屈从于老子。也就是说有权、有势、有力者可以支配无权、无势、无力者。“下者”承受着“上者”无尽的苛责。所要维系的不过就是上下之间的伦序格局和精微的平衡，至于此外的一切，皆是次要的。
　　在帝国的等级伦序原则中，这种上下尊卑的支配关系又是相对的，没有绝对不变的绝对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在家庭关系内，老子支配儿子，而儿子也有望晋升为老子，男人支配女人，女人有望晋升为母亲，“多年媳妇熬成婆”这一古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子民”者，既是民，又是子。在官僚系统内，则是官大的支配官小的，大官又被更大的官支配。帝王虽“父天母地”，但他一出生也是从儿子开始做起。
　　帝国两千余年的历史，被笼罩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等级伦序扩张之中。全知全能的政治形象，伦理化了的政治与政治化的伦理原则深入到社会的每个层面，泛灵论的民众信仰为怀疑论的正统立场所包容，无所不包的“天人合一”的帝国世界容纳了一切，且又能排斥一切。
　　但是，在斯土斯民的血缘基因当中，在生生不息的乡土世界，在尊卑贵贱、远近亲疏的伦序格局中，老子与儿子的拟喻是根本的规范，在狂妄与驯顺的悖谬中塑造着各色人等。费孝通先生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
　　比如岳飞，岳飞这个让后人唏嘘感慨的悲剧角色——注定是个悲剧角色。岳飞的人格本无可挑剔，可是他不懂权力政治，对人性的贪念也缺乏认识，脑子里的两套皇帝班子使他在伦序网中迷失。徽、钦二帝从皇帝的宝座上跌落后，做了皇帝的赵构却相当清醒，哪里肯把老子和兄长搬回而让自己下台?儿子都不把自己当儿子，臣子还忠于哪门子的皇帝?岳飞的悲剧悲情地说明认清伦序、依伦序行事的重要性，说明认清老子、儿子的重要性，说明为主子服务时找准标准的重要性。把这些问题想明白了，把这些关系弄清楚了，再办事不迟。
　　分清尊卑上下，厘清远近亲疏，弄清谁是有权、有势、有力者，谁是无权、无势、无力者。方才能安顿驯顺与狂妄两张面孔，这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常识。当某大员大声声称：“你们是个屁呀!”我们发现，这种常识仍是现实生活不证自明的公理。
　　摘自《皇帝治下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