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是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所以干部关心民生、为民解忧不是对群众的恩赐，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在西方，民生问题始终是党派斗争和总统选举中激烈辩论的题目。抛开党派自我吹嘘、攻击对手、拉拢选票以及言行不一等局限性不谈，有一点是实在的，即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各政党都懂得关注民生，把解决民生问题视为赢得执政民意基础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国情和党情不同，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的宗旨，是中国唯一的、长期执政的党，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不是由于党派竞争的压力，而是来自立党为公的先进性，执政党只有把民生问题放在战略高度，实实在在为人民排忧解难，执政为民的宗旨才能真正落实。
　　 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民生问题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它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国家的稳定，关系到人民对执政党及其政策、领导体制的认同。
　　
　　 美国政治学者缪塞尔·亨廷顿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教训时提出一个公式：“现代化孕育着稳定，现代化的过程滋生着动乱”。
　　 可以理解为，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根本途径，但现代化的过程充满了风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拉大，失业人口增加，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矛盾尖锐，政府调控不力或应对不当，以至导致社会动荡，反过来又造成经济停滞。
　　当然，他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讲的。具体到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国，保持稳定的问题更加突出，而这又是与民生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的。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的民生问题有相当的尖锐性、复杂性。第一，它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却不会随着发展而自然解决；相反，它与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经济持续繁荣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大环境很不协调；第二，现阶段民生问题集中表现为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方面，是不能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的，要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有力的宏观调控，这涉及公共财政分配、决策机制、管理体制等深层次问题，解决起来有一定难度；第三，民生问题实际是与困难群体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公平应该具有普惠性，让绝大多数人感受到。试想，如果社会的部分人根本分不到“蛋糕”，那么，“蛋糕”做得再大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会有公平感吗？这里，似乎属于经济、社会范畴的民生问题自然转变为政治问题。
　　 拿教育来讲，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参与市场竞争的入场券，是提高人未来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基本途径。教育公平属于机会公平，属于最基本的公平范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社会还不能为有志深造的优秀青年提供通过平等竞争进入高校的机会。
　　社会学有个概念叫“代际转换”，是说下一代可以通过争取良好教育改变本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遗憾的是，现在，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青年要通过教育完成“代际转换”是非常困难的，贫穷把许多怀着美好梦想的优秀青年无情地挡在高等教育乃至中等、初等教育的大门之外。
　　报载，某不发达省的贫困县，相当一部分孩子失学，其中多数又是女孩子，“养儿读书，养女喂猪”是传统的旧观念，也是贫穷造成的无奈选择。当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孩因贫穷而辍学时，悲痛地给报社写信，发出了“我要读书”的呼喊，甚至这样说，“如果有谁出钱帮助我上大学，我学完嫁给他都可以！”为了读书，以身相许。这难道不让人感到沉痛和震撼吗？
　　民生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民生作为转型期社会问题的突出反映，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民生与民主是紧密相连的。解决民生问题要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除了转变政府职能、继续完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以外，还要建立、健全、完善群众对地方政府工作和干部政绩的经常性的评价机制，把解决民生问题纳入评价指标。地方政府和干部政绩究竟如何，民生问题的解决是个重要参数，干部要从权力属性和公共资源来源的角度加深对勤政、优政、善政的认识。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公共权力，来自公众的授予，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权力行使者与授予者的关系，这就是公仆角色的政治学依据。
　　干部为民办事所用的是公共资源，形式上出自国库，实际也是来自纳税人的腰包，换句话说，公共资源是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所以干部关心民生、为民解忧不是对群众的恩赐，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是基本的为官之德。
　　民生问题无小事，这不仅是个认识问题，也是感情问题。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才能把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视民生为己生，夙夜忧患、鞠躬尽瘁，不敢有丝毫懈怠。相反，如果对群众冷漠无情，总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问题搁置起来，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疏远，甚至激化矛盾。“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百姓疾苦声”。封建社会比较正直的官员都能感受民间疾苦，不会无动于衷，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的共产党干部，更应当对民生问题有深切的感受，产生强烈的共鸣。有了正确的认识和对群众的感情，就能采取得力的办法和措施，最大限度地解决民生问题。
　　（作者：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