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罗竹风，对现在许多年轻人来说已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但上了年纪的人对这位腹笥宽广、博古通今的大杂家大多十分敬仰。当年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时，罗竹风是上海社联主席。我们来往密切倒不是因为工作关系，而是写杂文。因为年轻时崇拜鲁迅，喜欢鲁迅尖刻辛辣的杂文，所以我在80年代也写起杂文了，以“斯人”为笔名的杂文经常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也算圈中的后起之秀。罗老则是杂文界的老将。
　　罗竹风自30年代初开始撰写杂文，六十余年笔耕不辍。他的杂文精悍、犀利、一针见血。1957年反右运动后，文学界有一种论调：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杂文只是作家在旧时代与黑暗势力作战的武器，而新中国只有阳光，沒有阴霾。罗老则反对这种观点。他在担任《上海杂文选》主编时说，杂文是一面镜子，折射着社会的潮流与人心的向背。今天的杂文家仍然应该担负起针砭时弊、发扬正气、陶冶性情、振奋精神、关心人民甘苦、益于世道人心的历史责任。
　　当时，杂文在文学殿堂中是沒有席位的。一些卓有成就的杂文作家，也被拒于作协大门之外。1986年，罗老在市作协的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鲁迅是现代杂文的奠基人，从20年代开始，杂文就成为新文艺的一个方面军。就其现代性和战斗性而言，在反对‘三座大山’的历史任务中，恐怕是其他任何文艺体裁所不能比拟的。新中国成立后，杂文在歌颂光明、鞭笞黑暗上，继续发挥了它的‘投枪、匕首式’的作用。杂文是‘杂’而有‘文’的，写杂文也是一种创作。文学领域的十八般武器，各有长短，不宜重此轻彼。”罗老的话赢得热烈的掌声。此后，作协陆续吸收了一批杂文作家入会,我也因此成为作协会员。
　　1987年，在罗老的提议下，上海成立了杂文学会。罗老被公推为会长，我也当上了理事，因此和罗老有了更多的机会交往，也才知道罗老曾经因杂文而惹祸。上世纪50年代末，罗竹风担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深知编辑的甜酸苦辣。1962年初，他在《文汇报?笔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杂家》的杂文。此文为编辑说话，有点“为民请命”的味道。《杂家》发表后，姚文元的“金棍子”马上就劈头盖脸地打来，撰文指罗竹风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召集专场批判会。事后罗竹风被贬去当《辞海》常务副主编，从此与辞书结下不解之缘。1961年，出版了内部发行的《辞海（试行本）》（共十六分册）；1963年，完成了《辞海（试排本）》（共六十分册）编纂；1965年出版了《辞海（未定稿）》。1979年8月，出任《汉语大词典》主编，到1994年初《汉语大词典》（共十三卷）悉数出齐。1980年，罗竹风又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兼宗教卷主编。1981年始任《中国人名大词典》主编。
　　罗竹风是党内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分子。1935年，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山东老家教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老响应中共北方局“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的号召，投筆从戎，在平度拉起一支抗日武装，开辟大泽山根据地。1938年罗竹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罗竹风的游击队控制了平度东北部的乡镇后，成立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他担任第一任县长。1941年冬，厄运突然降临，他被保卫部门以托派嫌疑逮捕，经常被头蒙黑布，跟随部队转移。直到两年后，胶东锄奸扩大化的错误被纠正，罗竹风才离开死亡边缘。
　　解放后，罗老担任过山东大学教务长，筹建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上世纪50年代初，他曾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
　　罗竹风诞生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但因为服从党的指令，他在任期间负责在上海这个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的中心推动“三自爱国运动”。1956年，周恩来总理还授意他负责研究“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华史”。但是晚年的罗竹风则秉承实事求是精神，率先提出“宗教可以和社会主义并存”的观点。1979年，他当选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1987年，主编出版《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以后又先后主编了《宗教通史简编》和《宗教经籍选编》，在宗教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罗老是著名杂文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宗教学家、语言学家，是不折不扣的大杂家。
　　罗竹风于1996年11月4日在上海病逝。我未及赶上向这位爱护过我的老前辈作最后告别，深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