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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7%，第三季度GDP增长7.4%，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近期增长数字更创下14个季度以来的新低。
那么，本轮经济放缓的原因何在？各方给出的解释不外乎海外需求不振、周期性下滑、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等。
面对《英才》记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许小年教授直言：“要把中国经济的放缓，放到中国社会总体的转型过程中来考量。为什么改革开放带来的30年高速增长势头正在衰减？其中确实有很多是因为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但是这还不能完全解释当前的一些现象。我们必须看到为什么改革不到位？改革到位就可以吗？恐怕还是不行。因为支撑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体系尚不够健全。”
在经济和政治体系之间
在许小年眼中，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是在大的制度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现在仅仅通过经济改革，所能发挥的潜力已经基本耗尽。他认为，应该让经济与社会并行发展，“大的制度体系如果不变，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恐怕都会受到阻碍。”
如何避免这种阻碍的发生？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表示：“许多经济问题都有很深刻的制度背景，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才能有比较合理的安排。”
“正如哈耶克指出的，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谈到改革的方向，许小年把这句话重复了两遍。“哈耶克告诉我们，为什么只谈经济最后会是很危险的。”
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对所谓“三位一体”做了解释：“比如，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中的国家计经委等体制，就会阻碍个体的自由创造，阻断市场化调节、生长、繁荣的过程。在那种制度下，个人和企业（包括国企）都缺乏自主性，都被政府的计划管得死死的。而商品的流通、产品的多样化、技术的升级，都需要依靠自主性才能实现。”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摆脱人人磨洋工的僵化体制，市场经济得以萌芽、生长。但30多年后，不断壮大的市场经济又遇到了新的烦恼：“市场经济要求是一套法律规则，规则经济，能够自由公平地买卖，这就需要法治来保障。法治约束的应该是市场上的所有参与者，最重要的是约束政府公权力。政府不应该参与市场竞争，而是为国企、民企、外资提供一套保证公平交换的法律制度环境。这样下去，中国的改革过程便会逐渐从经济扩展到社会、法治、宪政领域。”在高全喜看来，中国改革的历程，恰恰是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印证。
“这也就是哈耶克伟大的地方。”在许小年看来，哈耶克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是制度学家、政治伦理学家，是一位涉猎广泛的学者。“在经济和政治体系之间、在经济和社会伦理之间，都是有关联的，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
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如果说从市场到法治体现了哈耶克的广阔，那么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则反映了哈耶克的深刻。秋风坦言：“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市场力量与作为20世纪遗产的计划体制的斗争史。当然，斗争有进有退。现在，计划体制的某些外壳并没有完全消亡，还是很强大的，相应的弊端仍然存在。”
谈到作为20世纪遗产的计划体制，秋风特别澄清：“很多人以为政府深入干预经济是中国的传统，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的误解。计划经济的建立发端于20世纪中期，中国的农民们天然地都是自由市场主义者。”
他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现象，“在人民公社之后，发生过好几波反集体化的浪潮。一边是政府用强制性权力建立计划体制，另一边是农民不断地要退出计划体制，退社风潮是自发回归市场经济的行为。这说明，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的力量始终在发挥作用。”
1992年之后，决心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中国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哈耶克在中国的地位快速提升。“因为他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计划经济效率低，为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提供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也摸索到一些自己的经验，如计划的盲目性、政府功能过于强大、个人与企业缺乏自主性，所以要继续开放市场、摈弃计划经济，这些经验正好与哈耶克的理论是吻合的。”高全喜解释了哈耶克进入中国的前因后果。
当然，计划与市场之争在中国远非如此简单，实际上很多人现在还在迷信计划，所以会有20年前的南方谈话一锤定音。恐怕也正因此，许小年几乎不厌其烦地通过《英才》记者公开解释哈耶克的观点：“他第一个指出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信息问题。现代经济中需求和生产两方面的信息都是复杂多变的，政府计划者根本不可能掌握分散在每个消费者和企业中的信息，所谓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计划只是一厢情愿。信息的分散性决定了有关资源配置的决策也是分散的”。
随着数学工具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又有人提出通过这些足够强大的技术手段，中央计划者就可以掌握相关信息。针对此类辩解，许小年回应：“哈耶克早就回答过：就是用再强大的计算机也白搭，因为这根本不是技术问题。”
许小年解释，政府计划者在制定计划时，关于消费者需求和企业成本的信息都已经假设存在了。其实，这些信息只有在消费者体验过程和企业提供产品的过程中，才能被逐渐释放。没有市场交易，这些信息永远释放不出来。假设苹果要推出一款手机，问消费者“你愿意付多少钱？”消费者根本无从回答。因为他根本就没用过！只有消费者接触了手机，不停地把感受用货币符号量化表达出来，也就是价格，苹果公司观察到这个价格，才能计算怎样生产利润最大。所以，地里的庄稼还没长出来，收割机再强大都没用。政府计划者在失去了成本信息、需求信息后，就是一个没有眼睛、没有耳朵，只掌握权力核武器的怪物。
秋风则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进入20世纪，有这样一种思潮兴起，即要把整个社会推倒重来，比如俄国的计划经济尝试、五四运动的激进反传统等。“哈耶克认为这些现象都是迷信理性的产物，认为靠事先计划可以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对迷信理性的反对，哈耶克对传统持肯定的态度。秋风也因此提出一个观点：“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归根到底是对传统的恢复，是普通民众自发地回归传统所带来的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制度创新实际是制度回归。” 争议学者
1899年，哈耶克出生在维也纳一个学术气息浓郁的家庭。1918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经济学，后来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有关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并出版《经济学与知识》、《通往奴役之路》等著作，系统剖析计划经济的各种弊端。二战以后，哈耶克的研究领域又向法律、哲学、政治学等扩展，并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除了信息问题，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激励、伦理弊端等也进行了深刻分析。正如许小年对《英才》记者讲解：“计划经济里，决策的成败跟个人利益是脱钩的。特别是企业，经营好坏跟经营者没关系，这就使决策质量大大降低，政府的计划也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这样，政府计划者就不得不采取强制性措施，用军队、警察、官僚来监视所有企业甚至个人，督导执行，不执行就严厉惩处。所以哈耶克说：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
但是近些年，很多人开始质疑哈耶克，认为他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鼓吹弱肉强食，这种质疑甚至牵连到国内一些市场派学者。许小年对此不以为然：“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市场经济可以不要政府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明确讲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是什么：第一是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第二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其他的则不需要政府。哈耶克的观点也是如此。”
秋风也澄清，哈耶克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他认为大政府也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受到正义规则的约束。“哈耶克在他们奥地利学派内部也经常被批评不彻底。中国舆论界一般都认为哈耶克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在美国有很多真正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却在批判哈耶克，这实在是很吊诡。”
对于这种质疑本身形成的原因，高全喜有着深刻的剖析。“哈耶克理论针对的是西方当时的福利国家化倾向，老百姓都不干活了，财富创造的活力被削弱了，他反对这个。但是由于他集中于批判福利过度，偏重个人创造、自由、财产权等，因此，就难免忽视了平等诉求。”
而恰恰是平等诉求成为近年中国社会的一个核心矛盾，媒体、学界、普通民众等各方舆论在此胶着不休，“郎顾之争”、贫富差距、灰色收入等议题在互联网上此起彼伏，各方争议直指尚不完善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一度延缓了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有所滞后，强化了对市场的干预，本来该提供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没有及时到位，老百姓对这方面的诉求也非常强烈。这种背景下，对哈耶克个别观点的质疑演变成了对哈耶克的整体质疑。
“哈耶克理论的前提是存在着一个成熟的法治宪政社会，这种情况下很少会产生基于公权力以及权贵资本主义式的掠夺性的贫富悬殊问题。而中国正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尚没有到位，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还没有完成，才产生了这些问题，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哈耶克有点儿自由主义绝对化，强调富人的利益。”高全喜提醒说，“西方是吃的太饱了，中国现在是太瘦，正好相反。其实，我相信哈耶克不会反对政府提供适当的公共服务以及公正的福利政策。”
当然，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要靠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正如高全喜所说：“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法治、宪政等与市场经济配套的社会与政治体制，对权力进行必要的约束，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老百姓的诉求自然会得到满足。而要达到这些，就必须迈过哈耶克提到的一系列制度变革的门槛。”
那么，本轮经济放缓的原因何在？各方给出的解释不外乎海外需求不振、周期性下滑、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等。
面对《英才》记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许小年教授直言：“要把中国经济的放缓，放到中国社会总体的转型过程中来考量。为什么改革开放带来的30年高速增长势头正在衰减？其中确实有很多是因为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但是这还不能完全解释当前的一些现象。我们必须看到为什么改革不到位？改革到位就可以吗？恐怕还是不行。因为支撑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体系尚不够健全。”
在经济和政治体系之间
在许小年眼中，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是在大的制度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现在仅仅通过经济改革，所能发挥的潜力已经基本耗尽。他认为，应该让经济与社会并行发展，“大的制度体系如果不变，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恐怕都会受到阻碍。”
如何避免这种阻碍的发生？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表示：“许多经济问题都有很深刻的制度背景，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才能有比较合理的安排。”
“正如哈耶克指出的，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谈到改革的方向，许小年把这句话重复了两遍。“哈耶克告诉我们，为什么只谈经济最后会是很危险的。”
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对所谓“三位一体”做了解释：“比如，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中的国家计经委等体制，就会阻碍个体的自由创造，阻断市场化调节、生长、繁荣的过程。在那种制度下，个人和企业（包括国企）都缺乏自主性，都被政府的计划管得死死的。而商品的流通、产品的多样化、技术的升级，都需要依靠自主性才能实现。”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摆脱人人磨洋工的僵化体制，市场经济得以萌芽、生长。但30多年后，不断壮大的市场经济又遇到了新的烦恼：“市场经济要求是一套法律规则，规则经济，能够自由公平地买卖，这就需要法治来保障。法治约束的应该是市场上的所有参与者，最重要的是约束政府公权力。政府不应该参与市场竞争，而是为国企、民企、外资提供一套保证公平交换的法律制度环境。这样下去，中国的改革过程便会逐渐从经济扩展到社会、法治、宪政领域。”在高全喜看来，中国改革的历程，恰恰是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印证。
“这也就是哈耶克伟大的地方。”在许小年看来，哈耶克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是制度学家、政治伦理学家，是一位涉猎广泛的学者。“在经济和政治体系之间、在经济和社会伦理之间，都是有关联的，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
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如果说从市场到法治体现了哈耶克的广阔，那么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则反映了哈耶克的深刻。秋风坦言：“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市场力量与作为20世纪遗产的计划体制的斗争史。当然，斗争有进有退。现在，计划体制的某些外壳并没有完全消亡，还是很强大的，相应的弊端仍然存在。”
谈到作为20世纪遗产的计划体制，秋风特别澄清：“很多人以为政府深入干预经济是中国的传统，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的误解。计划经济的建立发端于20世纪中期，中国的农民们天然地都是自由市场主义者。”
他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现象，“在人民公社之后，发生过好几波反集体化的浪潮。一边是政府用强制性权力建立计划体制，另一边是农民不断地要退出计划体制，退社风潮是自发回归市场经济的行为。这说明，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的力量始终在发挥作用。”
1992年之后，决心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中国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哈耶克在中国的地位快速提升。“因为他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计划经济效率低，为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提供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也摸索到一些自己的经验，如计划的盲目性、政府功能过于强大、个人与企业缺乏自主性，所以要继续开放市场、摈弃计划经济，这些经验正好与哈耶克的理论是吻合的。”高全喜解释了哈耶克进入中国的前因后果。
当然，计划与市场之争在中国远非如此简单，实际上很多人现在还在迷信计划，所以会有20年前的南方谈话一锤定音。恐怕也正因此，许小年几乎不厌其烦地通过《英才》记者公开解释哈耶克的观点：“他第一个指出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信息问题。现代经济中需求和生产两方面的信息都是复杂多变的，政府计划者根本不可能掌握分散在每个消费者和企业中的信息，所谓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计划只是一厢情愿。信息的分散性决定了有关资源配置的决策也是分散的”。
随着数学工具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又有人提出通过这些足够强大的技术手段，中央计划者就可以掌握相关信息。针对此类辩解，许小年回应：“哈耶克早就回答过：就是用再强大的计算机也白搭，因为这根本不是技术问题。”
许小年解释，政府计划者在制定计划时，关于消费者需求和企业成本的信息都已经假设存在了。其实，这些信息只有在消费者体验过程和企业提供产品的过程中，才能被逐渐释放。没有市场交易，这些信息永远释放不出来。假设苹果要推出一款手机，问消费者“你愿意付多少钱？”消费者根本无从回答。因为他根本就没用过！只有消费者接触了手机，不停地把感受用货币符号量化表达出来，也就是价格，苹果公司观察到这个价格，才能计算怎样生产利润最大。所以，地里的庄稼还没长出来，收割机再强大都没用。政府计划者在失去了成本信息、需求信息后，就是一个没有眼睛、没有耳朵，只掌握权力核武器的怪物。
秋风则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进入20世纪，有这样一种思潮兴起，即要把整个社会推倒重来，比如俄国的计划经济尝试、五四运动的激进反传统等。“哈耶克认为这些现象都是迷信理性的产物，认为靠事先计划可以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对迷信理性的反对，哈耶克对传统持肯定的态度。秋风也因此提出一个观点：“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归根到底是对传统的恢复，是普通民众自发地回归传统所带来的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制度创新实际是制度回归。” 争议学者
1899年，哈耶克出生在维也纳一个学术气息浓郁的家庭。1918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经济学，后来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有关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并出版《经济学与知识》、《通往奴役之路》等著作，系统剖析计划经济的各种弊端。二战以后，哈耶克的研究领域又向法律、哲学、政治学等扩展，并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除了信息问题，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激励、伦理弊端等也进行了深刻分析。正如许小年对《英才》记者讲解：“计划经济里，决策的成败跟个人利益是脱钩的。特别是企业，经营好坏跟经营者没关系，这就使决策质量大大降低，政府的计划也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这样，政府计划者就不得不采取强制性措施，用军队、警察、官僚来监视所有企业甚至个人，督导执行，不执行就严厉惩处。所以哈耶克说：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
但是近些年，很多人开始质疑哈耶克，认为他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鼓吹弱肉强食，这种质疑甚至牵连到国内一些市场派学者。许小年对此不以为然：“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市场经济可以不要政府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明确讲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是什么：第一是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第二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其他的则不需要政府。哈耶克的观点也是如此。”
秋风也澄清，哈耶克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他认为大政府也是可以接受的，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受到正义规则的约束。“哈耶克在他们奥地利学派内部也经常被批评不彻底。中国舆论界一般都认为哈耶克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在美国有很多真正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却在批判哈耶克，这实在是很吊诡。”
对于这种质疑本身形成的原因，高全喜有着深刻的剖析。“哈耶克理论针对的是西方当时的福利国家化倾向，老百姓都不干活了，财富创造的活力被削弱了，他反对这个。但是由于他集中于批判福利过度，偏重个人创造、自由、财产权等，因此，就难免忽视了平等诉求。”
而恰恰是平等诉求成为近年中国社会的一个核心矛盾，媒体、学界、普通民众等各方舆论在此胶着不休，“郎顾之争”、贫富差距、灰色收入等议题在互联网上此起彼伏，各方争议直指尚不完善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一度延缓了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有所滞后，强化了对市场的干预，本来该提供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没有及时到位，老百姓对这方面的诉求也非常强烈。这种背景下，对哈耶克个别观点的质疑演变成了对哈耶克的整体质疑。
“哈耶克理论的前提是存在着一个成熟的法治宪政社会，这种情况下很少会产生基于公权力以及权贵资本主义式的掠夺性的贫富悬殊问题。而中国正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尚没有到位，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还没有完成，才产生了这些问题，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哈耶克有点儿自由主义绝对化，强调富人的利益。”高全喜提醒说，“西方是吃的太饱了，中国现在是太瘦，正好相反。其实，我相信哈耶克不会反对政府提供适当的公共服务以及公正的福利政策。”
当然，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要靠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正如高全喜所说：“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法治、宪政等与市场经济配套的社会与政治体制，对权力进行必要的约束，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老百姓的诉求自然会得到满足。而要达到这些，就必须迈过哈耶克提到的一系列制度变革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