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看似不可阻挡的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其正面价值乃是人类文化不断提高其内在的“文明总量”的过程。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又常常在人类文明不断减少其外在的“文化差异”的过程中，遮蔽人类文明可能的前进方向，甚至湮灭人类更好的生命形态。因此，如何在增加人类“文明”总量的同时尽量保持“文化”的多样化，便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课题。而如何让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国际化”要求的普遍性结合，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文化不是生活的装饰，而是生命的必要，世界因文化而温暖。文化的价值除了用市场的尺度衡量出的那一小部分之外，它在文明养成、社会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解放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毫无疑问，市场经济的核心目标是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用或最大的经济价值。市場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促进人们增强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同时，对人们的理想信念、生存意义、终极关怀等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先进文化恰恰是人们获得理想信念、生存意义、终极关怀的精神家园，它可以制衡市场逻辑、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与扭曲。如果说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是利润最大化，那么文化最关心的则是人类的普遍价值；如果说与市场原则相适应的制度、法律只是最低限度地保证人们不犯规，那么，文化的根本任务则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当代中国有足以让世界关注的经济奇迹，但我们还没有登上思维和创意的巅峰。文化创新的不足与文化治理的水平不高，已成为当代中国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实践下无法掩饰的软肋。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关键不在GDP，而在于能不能推出一套不同的价值理念，能不能建立一种为所有人都提供充分机会、让每个人都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制度，进而对人类文明与世界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说民族复兴的根本是文化的复兴和文明的养成，那么，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更深刻的自我认识，对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有更强烈的心理认同，对全球性的文化博弈及“文明的冲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对现代文明规范及交往规则有更明智的包容。
　　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如果说金钱、利益可以洗刷和消解人伦道德，诱使民德“变薄”，那么，“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对传统文明不能没有敬畏之心，对现代文明不能没有敬仰之意，在多维文化空间中穿行博弈，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魅力中国”；从更宏阔的文化视野中，思考中华民族的振兴问题，实现完整的“中国梦”而非单一的经济上的强盛。
　　一个国家要实现真正的崛起，制度与信仰均不可或缺且同等重要。当代中国确实存在着经济的亢奋与实绩掩盖了精神的贫乏与扭曲的现象，整个社会的文化与精神出现了巨大的断层。同时，政府大力推进的主流文化并未显示出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与化育性，这导致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判断以及自我评价越来越走向物质化的单一标准，个体没有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化选择，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正在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和社会各领域。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文化存续的正义问题——包括制度性、行业性、伦理性甚至审美性的，尤其是民众中出现的道德滑坡和精神萎靡，如何才能尽早扭转这种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与精神质量的持续下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文明是人类的普遍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我们承认文明的价值，从而倡导文明行为，那么我们就有责任阻止所有的野蛮行为和反智行为，国家和社会应当共同担负起保护和教化文明的责任。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用制度的形式，将人类文明的成果固定下来，并且用制度构筑起保护人类文明的屏障。民主和法治既是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也是迄今保护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制度保障。知识界的主要责任是传承和教化文明、培育公民的文明意识和文明行为。
　　无论在哪种文明体系下，每个人都追求幸福快乐的生活。一个人的幸福快乐需要具备诸多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生活技能，特别是健康生活的技能。在现今的网络化时代，最重要的生活技能包括健康的体质、健全的心理、谋生的手段和网络技术。
　　品位、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文明共识的汇聚，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来说概莫能外。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也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整合全社会的精神资源，凝聚人心并团结民众，推动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最大程度文化认同与文明共识的中华民族的真正形成，这才是中国梦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复兴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