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编钟是青铜所铸，但其中的铅、锡含量被掌控得极为精准，所以它的音色如此清脆和谐，也为一钟双音提供了可能
　　在古代，要是不懂音乐，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文化人。《周礼》中提到，培养公卿士大夫的后代一定要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乐”仅排在至高无上的“礼”之后，可见音乐的地位。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隆重而精妙的乐器，至今还能演奏出享誉世界的完美乐音，它就是曾侯乙编钟。
　　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曾说：“什么能够代表中国？在我看来无外乎两者，一是秦始皇兵马俑，二是曾侯乙编钟。”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谈论曾侯乙编钟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音乐在古人生活中的独特角色。
　　在古代，音乐并不仅仅是用来悦人耳目的。音乐肩负的担子很重，它被视为一种最有效的教化手段。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说的就是礼与乐的默契配合。
　　比起礼，乐的形式更加丰富，传播的范围也更广，哪怕哼个小曲也都是一次“教化”，所以国家对它也就格外重视。
　　这就不得不提到《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其实都是配着音乐的歌词。风、雅、颂分别有特定的使用场合和功能——颂是祭祀时的歌曲；雅是宫廷正统音乐，是天子赐酒宴饮之前唱的；风则是各地的民间小调。
　　当时，音乐与道德伦理相连。孔子曾不止一次删定《诗经》，其标准就是“思无邪”，也就是思想纯正。对于情感太过外露放纵的“郑声”，孔子的态度是“放郑声，远佞人”。
　　孔子还提出“为邦之道，乐则韶武”，更是把音乐和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我們常说自己是礼乐之邦，而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诸侯不再奉行周初的礼乐制度，便被称为“礼崩乐坏”。可见，乐一直都是礼的具体体现。
　　也正因为如此，乐器在我们的礼仪系统里格外重要。

气势撼人的青铜乐器

　　因为古代的乐谱早已不存，所以现在能够展现周代礼乐盛世的，就只有那些青铜乐器了。
　　青铜器都是礼器，所以这些乐器并非日常用于奏乐取乐，而是在祭祀中用来“定音”的。
　　现存的青铜乐器当中，最著名、最盛大、最精妙的，便首推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
　　这套编钟一共有64个钟和1个镩共65件。组合起来一共有三层，非常隆重宏大。
　　根据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和文献考证，当时的曾国就是随国，所以曾候乙就是随国名叫乙的国君。这位国君可能并无丰功伟绩，也缺少趣闻轶事，所以历史上很难找到关于他的记载。不过，因为这套编钟，他死后成为了中国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
　　这套编钟总重5吨，长钟架长748厘米，短钟架长335厘米，现在被摆为曲尺形架在博物馆里，虽然一声不发，却气势撼人。
　　在中下层的钟粱两端，各站着三位钟虡铜人，他们身着长袍腰挎佩剑，笔直挺拔，双手托举，和头一起顶起了沉沉的一排编钟。
　　粱架两端和铜人脚下，则是密密麻麻的小蟠龙，它们看不见头也找不到尾，一条条紧紧缠绕堆叠，有些还是镂空的，倒让沉重的编钟显出了一丝剔透的轻灵感。
　　很难想象这样繁复的装饰是如何制造的。公认的说法是，它是用失蜡法制作，即先用软蜡捏塑成型，再在蜡外敷上湿泥，等泥干透后就成了一个模子；工匠把模子加热，蜡便融化流出，再把青铜溶液倒进模子里，等冷却以后，便得到了这样剔透的结构。
　　这样的大型乐器，显现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国力，也是一个国家的礼仪制度和文明。所以，像曾国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才会举全国之力，铸造这样宏伟壮观的乐器。

沉默2400年后放声高歌

　　当然，乐器比的不是花架子，它还得有真本事。
　　令人惊叹的是，曾侯乙编钟的音域跨越五个八度，只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声部约占三个八度，几乎能奏出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可以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音乐作品。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高低音它都可以发得出来。
　　更神奇的是，它能实现“一钟双音”。在编钟的鼓部，分别有一个正鼓音和侧鼓音，两个乐音之间都相隔三度音程，这可不是碰巧做出来的。而是经过了精心设计和铸造。
　　它的奥妙就藏在钟壁和钟体内。钟腔内部藏着4条凸凹对称或不对称的音槽，对音槽进行不同的铸制和打磨就形成了不同的音调，再加上不同厚薄的钟壁，才会产生如此神奇微妙的效果。
　　还有更讲究的。虽然编钟是青铜所铸，但其中的铅、锡含量被掌控得极为精准，所以它的音色如此清脆和谐，也为一钟双音提供了可能。
　　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翔曾表示：“编钟的制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关乎音乐方面，还包罗比如声学、结构力学、冶金铸造、数学等方面，涉及多个学科，这些方面的成就在当时都是顶级的。曾侯乙编钟是当时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集大成者，从文化层面上来说，它甚至要超过秦始皇兵马俑。”
　　我们无法得知这套钟为曾侯演奏的最后一曲是什么，不过，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被发掘出土后，它的声音传遍了四方。
　　当年8月1日，这套沉默了2400多年的编钟“开了金口”。开篇便是高亢的《东方红》，接下来是古曲《楚商》、来自域外的名曲《一路平安》、奔放的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最后则以宏阔沉厚的《国际歌》收尾。
　　“憋闷”了两千多年后放声高歌，它经受住了考验，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全被它轻松拿下。
　　1984年，它又被请到了中南海“再展歌喉”，在各国驻华大使前演奏了中华古曲《春江花月夜》和西方名曲《欢乐颂》，还有专门为它量身定制的《楚殇》。
　　音乐是跨越国界、跨越种族的绝妙语言，而让编钟以这样壮丽华美的方式亮相，恰到好处地显现了我们作为礼乐之邦和文明古国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