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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文词组ethnic group引进中国后，多译为“族群”、“民族”，随后基于学者不同的立场、视角和背景，该词的定义愈加丰富起来。但通过阅读和归纳近年来国内学者就“民族”与“族群”研究方面的相关观点，发现随着我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学术界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应用常有错位或相互混淆之状，甚至存在严重有违我国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民族理论观。因而，本文就“民族”、“族群”的概念界定与应用展开讨论，力求充分认识二者的关系，防止概念应用上的混乱，从而有助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国家层次上的整合。
关键词：族群（ethnic group）；民族；界定与应用
一、民族与族群的定义
民族：在我国，“民族”这一词汇的定义经历了由原生概念体系到近代逐渐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定义的历史演化，关于民族的定义东西方、从古至今都有很多不同的阐释，但留下最深远影响的毋庸置疑是斯大林的经典定义“四个共同”。（《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286页）其中人类共同体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文化素质，即民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而在1956年我国实行民族识别期间，政府工作人员及学者所秉承的民族识别原则实际上就是在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国化基础之下产生的，即用来泛指一切历史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因此在之后的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学界学者乃至国内国外对于“民族”一词的应用都在经历着长期被误解、误用和误译的争议现象。
族群：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民族学者将英文ethnic group这一英文词汇引入学界并开始使用，表示具有语言、种族、文化和宗教特点的人们共同体。最开始被译为“民族群体”，之后有台湾学者将其译为“族群”。而后被广泛采纳，同时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对于族群的解读有二十多种，随着其概念范围的不断扩大，核心要素并未消除，即随着参照对象的变化，族群所涵盖的人群范围也会随之改变。当我们处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位置，或者不同时期和不同位置，我们要面对的有关族群的概念内涵以及界标也会出现随之对应的变化。
二、民族和族群的区别与联系
“民族”和“族群”从某一角度来讲却有共同之处，但从两者的内涵来看还是有很大区别。民族和族群都是指一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但从性质来看，族群强调文化性，而民族则突出政治性。同时族群的涵盖范围相对于民族更为广泛。二者均关系到我国民族政策、政治制度的反思和调整。
马戎（2002）强调“民族”和“族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民族”体现较强的政治性，而当今社会民族国家间应当弱化政治性，强调文化性，因而提出56个“族群”等提法。从而区别于近代出现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等政治运动。
徐杰舜（2002）也表示“族群”更多地强调其文化性，其根本在于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而“民族”则强调的是政治性。谌华玉认为民族（nation）是从政治体制和现代国家主权上强制划分的群体范畴；族群（ethnic group）是从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上彼此区分的群体概念。民族含义是法定、绝对的，不能也不允许随意变更；族群概念是相对的，其指称范围可大可小，可以随着参照对象的改变而改变。
朱伦认为“族群”和“民族”都是派生概念，其母体分别是“族种”和“国族”。二者存在着明确的观念向度差别：“族群”也是对异己群体的界定，包含着一种“非我族类”的区分概念；而“民族”则是对本地人民的界定，包含着对区域领土权利的承认。
三、民族与族群的相关学术争论：相协调还是相对立
对于“民族”能否被“族群”替代，学界还是有一定的争论存在，争论焦点大致放在：英文ethnic group究竟如何翻译、“族群”的运用范围以及学界能否将我国少数民族用“族群”来统称等等。
第一类观点：反对使用“族群”概念
在朱伦看来，英文ethnic group和汉语中我们所说的民族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首先我们把ethnic group译为“族群”毫无疑义，但在现实生活中用“族群”来替代民族是不恰当的，在西方近代民族学的释义中“族群”一词带有歧视性含义，指异种人民、落后的异教徒；同时，他认为若在现实社会中强行将“民族”更换为“族群”，会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在当今国家政治舞台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制造障碍。另外，他还严肃批评了仅仅为避免民族问题政治化主张使用“族群”的观点。
第二类观点：肯定“族群”的学术价值，反对“拿来主义”
潘姣（2003）指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及相关法律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各少数民族被赋予法定的区域自治权利，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不能轻易用“族群”概念指称。并且在西方，“族群”这一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因而问题的关键之处并不仅仅在概念及其翻译本身，更在于相关权力关系的构建。
第三类观点：“族群”更适合中国民族问题研究
庞中英（1996）在其观点中称国族（nation）指包括汉族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这是对国家所代表的共同的政治文化的认同，因而国族之下的56个民族因视为“族群”。
纵观以上学者观点，他们有的侧重政治，有的侧重文化，因而产生了诸多对于“族群”与“民族”的概念适用范围的不同界定。究其根本，笔者认为在学习任何思想理论的同时都不能脱离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我们要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毕竟任何东西传承下来随着时间的改变，它也因此有了年代性，是否能够应用于发展，还是要视情况而定。我们要做的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四、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就“族群”应用问题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吸收应用外来术语，应当立足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通过研究其含义演变和应用实践，结合中国国情、研究发展路线，切忌“拿来主义”，从而引发概念歧义。
第二，“族群”概念本身较为泛化，需要研究的领域较多，因而用它来替代我国的56个民族的称谓是不稳妥的。“族群”的界限不够明晰，贸然借用，会使我国民族整体归属感和凝聚力下降。
第三，运用任何学术概念，都不可一味的就概念论事而本末倒置，学术研究应当适当的跳出概念的圈子，立足本土实际，着眼于本土的国情和应用条件、环境及背景，科学合理的加以“本土化”、“特色化”运用。（作者单位：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族群（ethnic group）；民族；界定与应用
一、民族与族群的定义
民族：在我国，“民族”这一词汇的定义经历了由原生概念体系到近代逐渐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定义的历史演化，关于民族的定义东西方、从古至今都有很多不同的阐释，但留下最深远影响的毋庸置疑是斯大林的经典定义“四个共同”。（《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286页）其中人类共同体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文化素质，即民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而在1956年我国实行民族识别期间，政府工作人员及学者所秉承的民族识别原则实际上就是在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国化基础之下产生的，即用来泛指一切历史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因此在之后的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学界学者乃至国内国外对于“民族”一词的应用都在经历着长期被误解、误用和误译的争议现象。
族群：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民族学者将英文ethnic group这一英文词汇引入学界并开始使用，表示具有语言、种族、文化和宗教特点的人们共同体。最开始被译为“民族群体”，之后有台湾学者将其译为“族群”。而后被广泛采纳，同时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对于族群的解读有二十多种，随着其概念范围的不断扩大，核心要素并未消除，即随着参照对象的变化，族群所涵盖的人群范围也会随之改变。当我们处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位置，或者不同时期和不同位置，我们要面对的有关族群的概念内涵以及界标也会出现随之对应的变化。
二、民族和族群的区别与联系
“民族”和“族群”从某一角度来讲却有共同之处，但从两者的内涵来看还是有很大区别。民族和族群都是指一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但从性质来看，族群强调文化性，而民族则突出政治性。同时族群的涵盖范围相对于民族更为广泛。二者均关系到我国民族政策、政治制度的反思和调整。
马戎（2002）强调“民族”和“族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民族”体现较强的政治性，而当今社会民族国家间应当弱化政治性，强调文化性，因而提出56个“族群”等提法。从而区别于近代出现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等政治运动。
徐杰舜（2002）也表示“族群”更多地强调其文化性，其根本在于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而“民族”则强调的是政治性。谌华玉认为民族（nation）是从政治体制和现代国家主权上强制划分的群体范畴；族群（ethnic group）是从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上彼此区分的群体概念。民族含义是法定、绝对的，不能也不允许随意变更；族群概念是相对的，其指称范围可大可小，可以随着参照对象的改变而改变。
朱伦认为“族群”和“民族”都是派生概念，其母体分别是“族种”和“国族”。二者存在着明确的观念向度差别：“族群”也是对异己群体的界定，包含着一种“非我族类”的区分概念；而“民族”则是对本地人民的界定，包含着对区域领土权利的承认。
三、民族与族群的相关学术争论：相协调还是相对立
对于“民族”能否被“族群”替代，学界还是有一定的争论存在，争论焦点大致放在：英文ethnic group究竟如何翻译、“族群”的运用范围以及学界能否将我国少数民族用“族群”来统称等等。
第一类观点：反对使用“族群”概念
在朱伦看来，英文ethnic group和汉语中我们所说的民族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首先我们把ethnic group译为“族群”毫无疑义，但在现实生活中用“族群”来替代民族是不恰当的，在西方近代民族学的释义中“族群”一词带有歧视性含义，指异种人民、落后的异教徒；同时，他认为若在现实社会中强行将“民族”更换为“族群”，会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在当今国家政治舞台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制造障碍。另外，他还严肃批评了仅仅为避免民族问题政治化主张使用“族群”的观点。
第二类观点：肯定“族群”的学术价值，反对“拿来主义”
潘姣（2003）指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及相关法律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各少数民族被赋予法定的区域自治权利，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不能轻易用“族群”概念指称。并且在西方，“族群”这一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因而问题的关键之处并不仅仅在概念及其翻译本身，更在于相关权力关系的构建。
第三类观点：“族群”更适合中国民族问题研究
庞中英（1996）在其观点中称国族（nation）指包括汉族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这是对国家所代表的共同的政治文化的认同，因而国族之下的56个民族因视为“族群”。
纵观以上学者观点，他们有的侧重政治，有的侧重文化，因而产生了诸多对于“族群”与“民族”的概念适用范围的不同界定。究其根本，笔者认为在学习任何思想理论的同时都不能脱离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我们要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毕竟任何东西传承下来随着时间的改变，它也因此有了年代性，是否能够应用于发展，还是要视情况而定。我们要做的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四、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就“族群”应用问题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吸收应用外来术语，应当立足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通过研究其含义演变和应用实践，结合中国国情、研究发展路线，切忌“拿来主义”，从而引发概念歧义。
第二，“族群”概念本身较为泛化，需要研究的领域较多，因而用它来替代我国的56个民族的称谓是不稳妥的。“族群”的界限不够明晰，贸然借用，会使我国民族整体归属感和凝聚力下降。
第三，运用任何学术概念，都不可一味的就概念论事而本末倒置，学术研究应当适当的跳出概念的圈子，立足本土实际，着眼于本土的国情和应用条件、环境及背景，科学合理的加以“本土化”、“特色化”运用。（作者单位：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