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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回顾梳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根据1991年至2017年长三角地区的统计数据，从经济总规模、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制造业结构升级等角度，总结分析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现状特征，并探究了经济新常态下实现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
一、 引言
长三角区域作为中国开放创新的肥沃之地，紧密连接着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在我国全方位开放进程中也大放异彩。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更是离不开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的有力推动，长三角地区在支持和引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战略性地位。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长三角省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在经济新常态下，长三角地区的新旧驱动力的顺利切换，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成功换档的实现逐渐被提上日程，回顾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归纳总结当前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现状特征，进一步深入探究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这对于丰富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为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提供宝贵的发展经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它在丰富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过程中具有战略性地位。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曾多次访问上海，考察当地的发展经验，极力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003年，浙江省党政代表团与上海方面在习近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起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浙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议书》;不久之后，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又同江苏省一起签署了《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协议》。同时，习近平同志也对浙江省提出相应要求，即要努力做到全方位对接上海市，比如在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以及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市场的拓展等方面。
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关于上海市的“四个中心”建设，不能仅靠上海市来完成，整个长三角和长江流域应该相辅相成。
2014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布局时，借鉴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经验，明确指出京津冀发展的七大“着力”，并呼吁摆脱“一亩三分地”的旧思维，推动京津冀向顶层设计目标不断靠近。同年5月，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上海考察工作，提出了积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指示。
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多次明确提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指示，并确定发展目标为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指出上海市要发挥好龙头的带动作用，苏浙皖三省扬长补短的发展路径，据此，长三角地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合作发展有了清晰地方向与遵循。现如今，长三角各地政府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上力争上游，争相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长三角一体化也逐渐迈入新阶段，在产业创新、互联互通、市场改革以及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三、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现状
国务院在2016年颁布了关于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规划书，并在书中明确提到长三角城市群的范围界定，是包括沪苏浙皖在内的26个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从1992年以来，发展速度飞快，是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最强，经济实力最雄厚，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而跨越式发展也使它成功跻身于世界城市群之列，成为全球第六大城市群。接下来，本文将从三个维度包括经济总规模、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优化与制造业结构升级，归纳分析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现状特征。
1. 核心城市同上海市在经济总量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并呈现出多中心均质化发展趋势。长三角于1999年建立了14个城市经济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议制度，此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始终领先于我国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推动，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也体现出核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使得要素、资源、技术、产品以及资金等在长三角地区内实现跨区域流动。据统计，2017年全国GDP总量为827 122亿元，而长三角城市群GDP总量为195 321亿元，占全国总量比重23.61%，名义GDP的增速除了金华市和池州市以外，都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2017年长三角内部的城市中经济总量排名前5的城市依次是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这5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均超过了万亿元，除此之外，核心城市同上海市的经济总量的差距在逐步减少。
回顧1991年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情况，上海市的GDP总量与合肥市、宁波市、无锡市、南京市、杭州市以及苏州市横向比较分别多了14.97倍、5.26倍、4.84倍、4.80倍、3.92倍、3.81倍。再来看2017年的经济总量情况，该比值大大降低了，分别为4.17倍、3.06倍、2.86倍、2.57倍、2.40倍、1.74倍。接着，将核心城市2017年的经济总量与1991年的进行纵向比较，可以发现上海市、苏州市、杭州市、南京市、无锡市、宁波市以及合肥市2017年的经济总量是1991年的34倍、74倍、55倍、63倍、57倍、58倍、121倍。以上数据比较可以说明，长三角地区在这30年的一体化实践过程中，核心城市同上海市在GDP总量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并渐渐呈现出多中心的均质化发展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原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合肥市，在加入到长三角城市群以后，其GDP总量增长了121倍，发展速度迅速，这也归因于它的次区域中心城市的身份，能够很好的集聚资金和资源。
2. 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不断下降，趋同性一体化发展趋势逐渐强化。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也叫做离散系数，它可以用来衡量经济变量概率分布的离散程度。该系数可以通过样本的标准差和平均值的比值来计算，其经济含义为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差异以及经济发展同步性，其数值大小与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大小呈正相关，与经济发展同步性呈负相关。它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CV=σ/μ
其中，σ代表各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μ代表各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
依据上述公式以及1991年～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计算出这26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以及细分成长三角、浙江、江苏和安徽四个版块的变异系数。
首先，从1991年～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结果来看，26个城市的变异系数整体都在逐渐减小，波动幅度也呈现出下降趋势。可以发现，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之间经济增长速度差异逐渐在缩小，表现出同步性特征，表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在逐渐强化。
其次，再从分版块的变异系数结果来看，不同板块之间的变异系数变化趋势有很大的不同。变异系数最小的板块是浙江板块，并且它的变动幅度也是最小的，表明浙江板块内部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不大，经济增长趋同性特征比较明显。仅次于浙江板块的是江苏板块，其各城市之间的变异系数值更大一点，波动幅度也比浙江板块稍大点，但也还是属于低幅度波动，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经济增长率同步性特征。变异系数与波动幅度最大的就是安徽版块，该板块表现出比较差的经济增长率趋同性，不过安徽版块内部城市的变异系数下降速度最快，发展质量也在逐渐提高，内部城市间不断显示出经济增长率的同步性一体化发展特征，这些都归功于安徽版块积极参与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3. 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质量逐渐提高。从2000年开始，上海的产业结构逐渐表现为“三二一”的特征，这与后工业化时期发展特征不谋而合。同时，样本数据显示，除去2017年的微小变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重都在逐年减少，而第三产业比重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浙江和江苏两省的第二产业比重表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但由于两省都拥有发达的制造业与工业，它们的第二产业比重则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可以看出两省的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动比较同步;第三产业保持上升趋势，高级化的产业结构特征也逐渐显著，浙江和江苏两省在2005年也表现出后工业化时期的发展特征，这促使两省与上海市的产业结构特征可以很好的互补起来。安徽省则表现出显著的“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特征，除了个别年份以外，其第二产业一直保持着较大的比重。
上海市的通信、计算机与其他的电子设备制造业十分发达，在其制造业结构中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与此同时，上海市也在选择性的淘汰部分传统的工业制造业，并不断努力发展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汽车制造业以及现代高端装备制造业，促使制造业的技术含金量不断提高，为上海市成为“全球科创中心”推进了一大步。2005年起，江苏省的计算机、通信设备与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一直保持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化学制品和化学原料制造业，与上海市相比而言，江苏省的这两个行业的总产值都更胜一筹。如2015年，上海市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总产值为5 323.39亿元，远低于江苏省的18 896.93亿元;化学制品和化学原料制造业方面，江苏省总产值达到了16 810.32亿元，比同时期的安徽省、上海市、浙江省分别高出31.25倍、6.81倍、3.11倍。而对于浙江省而言，纺织业是它的特色行业，排名一直靠前，可以很好地互补其他三个省市。相较之下，安徽省则显示出相对较少的制造业总量，电气机械与器材制造业一直位列其总产值首位，同样以2015年为例，它排名第一的制造业的总产值仅有1 086.93亿元，远远低于同时期的其他省市。
新的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逐渐体现在制造业结构的互补优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方面，这种新型驱动模式区别于传统通过要素的增加即仅仅是量的增加的模式，以科技创新作为其驱动力，能够很好的实现质的提升。具体来说，传统的发展模式依靠要素的增加投入，其提升发展潜力与竞争能力的源泉来自于低廉的要素资源与劳动力，而新型的发展模式则是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通过一系列的创新要素如制度、技术、知识、和商业模式等，重新组合了传统的资源要素如劳动力与资本等，物质资本通过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以及激励制度等创新得到改造，并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者的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形成以核心产业为中心的价值链，并依托科技创新双向游刃于价值链的上下游，同时产业发生转移合作，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有效的促使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制造业结构实现升级，进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靠近。
四、 在经济新常态下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要想实现可持续和可执行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长三角地区的决策层形成共识，让所有的利益方在参与过程中尝到一体化带来的甜头，所以如何分好这块蛋糕，设计好利益共享的机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经济新常态下，对于长三角地区如何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探索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的路径，本文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第一，确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分工，促进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發展。由于长三角的行政区划的存在，长三角的市场被分割成很多块，市场机制受到行政手段的干预，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需要重视的一点就是打破市场分割和弱化行政干预，尊重市场的规律，让市场作为主导力量，去决定要素的流向与价格，充分的发挥好市场对要素与资源的自由配置作用，实现要素在长三角地区的自由流动，推进长三角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这双有形的手应该发挥好辅助调控作用，努力解决好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失灵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收入分配不平衡、公共品与外部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第二，打造超级智慧交通网络，优化区域空间布局。首先，在长三角地区规划建设一个超级智慧综合交通的网络，进一步升级长三角城市群的功能组织，以及优化长三角地区的空间布局，努力把长三角打造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其次，长三角地区应该积极提高自身与全国各地以及世界的联通能力;在长三角大都市区域规划好主枢纽建设，并加快建设好连接跨省市之间的大通道，在城市内部一些的重要节点能够实现“零距离”的换乘，以及达到全区域内通行的无障碍;提升区域组织的指挥协调能力，积极构建产业创新体系，打造高效畅通的技术转移联盟，创新传统的合作模式。提升科普能力，加快建设好科技资源的共享平台，积极推动科技创新资源的共用共享，深化合作科技项目。最后，营造好一个浓厚的创业与创新的氛围，深度融合金融与科技，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品牌的运行效率，实现与国际品牌的创新合作;加快打造好区域内的共享汽车网络。 第三，发挥好各省市的优势产业，实现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形成苏浙皖各扬所长的基本区域合作格局，搞清楚长三角四省市各自的产业优势是什么，实现各个地区产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对于较发达的地区，努力保持好当前的产业优势，在此基础上对产业进行疏解，使产业结构实现升级，从而打造一个智慧型的产业体系，这很好的为长三角发展比較落后的地区起了一个带头示范作用;而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应该努力提升自身挖掘传统产业的潜能，积极推进改造升级，使那些同时拥有资本和劳动力密集特征的更具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迸发活力，而对于会计、金融和法律等专业性服务业，需要更加重视提升它们的专业功能;对贫困山区来说，低廉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它们的优势，应该在坚持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推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特色的农业产业和新型材料与能源产业的发展。
第四，鼓励公平竞争，推动企业成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政府的推动则作为一种外部驱动，因此，政府应该搭建一个高效有序的平台，并为平台制定好公平统一的规则，倡导公平中性竞争的原则，引导各地政府遵从平台的规则，实现要素与资源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保证企业在一个良好竞争的环境中，推动企业成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此外，地方政府要自省其身，摒弃传统的地方利益与条块思维，将自己的战略上升到努力实现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那些具有良好竞争优势的企业们，政府应该积极支持它们的兼收并购行为，鼓励它们组建成规模更大的集团企业，使资产运营效率更高，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强有力的竞争。
第五，协同保护生态环境，建立互利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建设也离不开长三角人民对这片家园的自建过程，更离不开国家在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长三角地处我国开放的前沿，在我国的生态保护事业中担任重要角色，作为一个“脸面工程”应该承担起保护环境多样性与系统性的重大责任。然而近年来长江流域频频出现环境问题，社会各界深忧长江流域的电站的影响，对此问题舆论众多。沿长江的各个省市，特别是长三角的各个省市应该尽快行动起来，一起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政策，对流域的环境进行协同保护。生态补偿问题一直被高度关注，但并未解决，应该将互利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上日程，呼吁整个流域重视生态保护，协同治理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 范剑勇.长三角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制造业空间转移[J].管理世界，2004，（11）：77-84，96.
[2] 宋伟轩，陈雯，彭颖.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乡收入格局演变研究[J].地理科学，2013，33（9）：1037- 1042.
[3] 季菲菲，陈雯.金融中心空间体系研究进展及其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启示[J].经济地理，2013，33（2）：82-89.
[4] 晏舒.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助推民营经济发展[J].现代管理科学，2019，（7）：40-42.
作者简介：方彩（1994-），女，汉族，浙江省常山县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硕士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收稿日期：2019-09-21。
关键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
一、 引言
长三角区域作为中国开放创新的肥沃之地，紧密连接着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在我国全方位开放进程中也大放异彩。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更是离不开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的有力推动，长三角地区在支持和引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战略性地位。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长三角省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在经济新常态下，长三角地区的新旧驱动力的顺利切换，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成功换档的实现逐渐被提上日程，回顾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归纳总结当前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现状特征，进一步深入探究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这对于丰富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为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提供宝贵的发展经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它在丰富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过程中具有战略性地位。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曾多次访问上海，考察当地的发展经验，极力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003年，浙江省党政代表团与上海方面在习近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起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浙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议书》;不久之后，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又同江苏省一起签署了《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协议》。同时，习近平同志也对浙江省提出相应要求，即要努力做到全方位对接上海市，比如在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以及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市场的拓展等方面。
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关于上海市的“四个中心”建设，不能仅靠上海市来完成，整个长三角和长江流域应该相辅相成。
2014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布局时，借鉴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经验，明确指出京津冀发展的七大“着力”，并呼吁摆脱“一亩三分地”的旧思维，推动京津冀向顶层设计目标不断靠近。同年5月，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上海考察工作，提出了积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指示。
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多次明确提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指示，并确定发展目标为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指出上海市要发挥好龙头的带动作用，苏浙皖三省扬长补短的发展路径，据此，长三角地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合作发展有了清晰地方向与遵循。现如今，长三角各地政府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上力争上游，争相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长三角一体化也逐渐迈入新阶段，在产业创新、互联互通、市场改革以及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三、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现状
国务院在2016年颁布了关于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规划书，并在书中明确提到长三角城市群的范围界定，是包括沪苏浙皖在内的26个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从1992年以来，发展速度飞快，是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最强，经济实力最雄厚，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而跨越式发展也使它成功跻身于世界城市群之列，成为全球第六大城市群。接下来，本文将从三个维度包括经济总规模、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优化与制造业结构升级，归纳分析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现状特征。
1. 核心城市同上海市在经济总量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并呈现出多中心均质化发展趋势。长三角于1999年建立了14个城市经济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议制度，此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始终领先于我国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推动，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也体现出核心城市对周边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使得要素、资源、技术、产品以及资金等在长三角地区内实现跨区域流动。据统计，2017年全国GDP总量为827 122亿元，而长三角城市群GDP总量为195 321亿元，占全国总量比重23.61%，名义GDP的增速除了金华市和池州市以外，都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2017年长三角内部的城市中经济总量排名前5的城市依次是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这5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均超过了万亿元，除此之外，核心城市同上海市的经济总量的差距在逐步减少。
回顧1991年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总量情况，上海市的GDP总量与合肥市、宁波市、无锡市、南京市、杭州市以及苏州市横向比较分别多了14.97倍、5.26倍、4.84倍、4.80倍、3.92倍、3.81倍。再来看2017年的经济总量情况，该比值大大降低了，分别为4.17倍、3.06倍、2.86倍、2.57倍、2.40倍、1.74倍。接着，将核心城市2017年的经济总量与1991年的进行纵向比较，可以发现上海市、苏州市、杭州市、南京市、无锡市、宁波市以及合肥市2017年的经济总量是1991年的34倍、74倍、55倍、63倍、57倍、58倍、121倍。以上数据比较可以说明，长三角地区在这30年的一体化实践过程中，核心城市同上海市在GDP总量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并渐渐呈现出多中心的均质化发展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原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合肥市，在加入到长三角城市群以后，其GDP总量增长了121倍，发展速度迅速，这也归因于它的次区域中心城市的身份，能够很好的集聚资金和资源。
2. 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不断下降，趋同性一体化发展趋势逐渐强化。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也叫做离散系数，它可以用来衡量经济变量概率分布的离散程度。该系数可以通过样本的标准差和平均值的比值来计算，其经济含义为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差异以及经济发展同步性，其数值大小与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大小呈正相关，与经济发展同步性呈负相关。它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CV=σ/μ
其中，σ代表各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的标准差，μ代表各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
依据上述公式以及1991年～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计算出这26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以及细分成长三角、浙江、江苏和安徽四个版块的变异系数。
首先，从1991年～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结果来看，26个城市的变异系数整体都在逐渐减小，波动幅度也呈现出下降趋势。可以发现，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之间经济增长速度差异逐渐在缩小，表现出同步性特征，表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在逐渐强化。
其次，再从分版块的变异系数结果来看，不同板块之间的变异系数变化趋势有很大的不同。变异系数最小的板块是浙江板块，并且它的变动幅度也是最小的，表明浙江板块内部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不大，经济增长趋同性特征比较明显。仅次于浙江板块的是江苏板块，其各城市之间的变异系数值更大一点，波动幅度也比浙江板块稍大点，但也还是属于低幅度波动，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经济增长率同步性特征。变异系数与波动幅度最大的就是安徽版块，该板块表现出比较差的经济增长率趋同性，不过安徽版块内部城市的变异系数下降速度最快，发展质量也在逐渐提高，内部城市间不断显示出经济增长率的同步性一体化发展特征，这些都归功于安徽版块积极参与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3. 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质量逐渐提高。从2000年开始，上海的产业结构逐渐表现为“三二一”的特征，这与后工业化时期发展特征不谋而合。同时，样本数据显示，除去2017年的微小变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重都在逐年减少，而第三产业比重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浙江和江苏两省的第二产业比重表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但由于两省都拥有发达的制造业与工业，它们的第二产业比重则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可以看出两省的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动比较同步;第三产业保持上升趋势，高级化的产业结构特征也逐渐显著，浙江和江苏两省在2005年也表现出后工业化时期的发展特征，这促使两省与上海市的产业结构特征可以很好的互补起来。安徽省则表现出显著的“二三一”的产业结构特征，除了个别年份以外，其第二产业一直保持着较大的比重。
上海市的通信、计算机与其他的电子设备制造业十分发达，在其制造业结构中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与此同时，上海市也在选择性的淘汰部分传统的工业制造业，并不断努力发展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汽车制造业以及现代高端装备制造业，促使制造业的技术含金量不断提高，为上海市成为“全球科创中心”推进了一大步。2005年起，江苏省的计算机、通信设备与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一直保持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化学制品和化学原料制造业，与上海市相比而言，江苏省的这两个行业的总产值都更胜一筹。如2015年，上海市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总产值为5 323.39亿元，远低于江苏省的18 896.93亿元;化学制品和化学原料制造业方面，江苏省总产值达到了16 810.32亿元，比同时期的安徽省、上海市、浙江省分别高出31.25倍、6.81倍、3.11倍。而对于浙江省而言，纺织业是它的特色行业，排名一直靠前，可以很好地互补其他三个省市。相较之下，安徽省则显示出相对较少的制造业总量，电气机械与器材制造业一直位列其总产值首位，同样以2015年为例，它排名第一的制造业的总产值仅有1 086.93亿元，远远低于同时期的其他省市。
新的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逐渐体现在制造业结构的互补优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方面，这种新型驱动模式区别于传统通过要素的增加即仅仅是量的增加的模式，以科技创新作为其驱动力，能够很好的实现质的提升。具体来说，传统的发展模式依靠要素的增加投入，其提升发展潜力与竞争能力的源泉来自于低廉的要素资源与劳动力，而新型的发展模式则是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通过一系列的创新要素如制度、技术、知识、和商业模式等，重新组合了传统的资源要素如劳动力与资本等，物质资本通过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以及激励制度等创新得到改造，并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者的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形成以核心产业为中心的价值链，并依托科技创新双向游刃于价值链的上下游，同时产业发生转移合作，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有效的促使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制造业结构实现升级，进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靠近。
四、 在经济新常态下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要想实现可持续和可执行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长三角地区的决策层形成共识，让所有的利益方在参与过程中尝到一体化带来的甜头，所以如何分好这块蛋糕，设计好利益共享的机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经济新常态下，对于长三角地区如何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探索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的路径，本文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第一，确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分工，促进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發展。由于长三角的行政区划的存在，长三角的市场被分割成很多块，市场机制受到行政手段的干预，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需要重视的一点就是打破市场分割和弱化行政干预，尊重市场的规律，让市场作为主导力量，去决定要素的流向与价格，充分的发挥好市场对要素与资源的自由配置作用，实现要素在长三角地区的自由流动，推进长三角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这双有形的手应该发挥好辅助调控作用，努力解决好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失灵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收入分配不平衡、公共品与外部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第二，打造超级智慧交通网络，优化区域空间布局。首先，在长三角地区规划建设一个超级智慧综合交通的网络，进一步升级长三角城市群的功能组织，以及优化长三角地区的空间布局，努力把长三角打造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其次，长三角地区应该积极提高自身与全国各地以及世界的联通能力;在长三角大都市区域规划好主枢纽建设，并加快建设好连接跨省市之间的大通道，在城市内部一些的重要节点能够实现“零距离”的换乘，以及达到全区域内通行的无障碍;提升区域组织的指挥协调能力，积极构建产业创新体系，打造高效畅通的技术转移联盟，创新传统的合作模式。提升科普能力，加快建设好科技资源的共享平台，积极推动科技创新资源的共用共享，深化合作科技项目。最后，营造好一个浓厚的创业与创新的氛围，深度融合金融与科技，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品牌的运行效率，实现与国际品牌的创新合作;加快打造好区域内的共享汽车网络。 第三，发挥好各省市的优势产业，实现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形成苏浙皖各扬所长的基本区域合作格局，搞清楚长三角四省市各自的产业优势是什么，实现各个地区产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对于较发达的地区，努力保持好当前的产业优势，在此基础上对产业进行疏解，使产业结构实现升级，从而打造一个智慧型的产业体系，这很好的为长三角发展比較落后的地区起了一个带头示范作用;而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应该努力提升自身挖掘传统产业的潜能，积极推进改造升级，使那些同时拥有资本和劳动力密集特征的更具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迸发活力，而对于会计、金融和法律等专业性服务业，需要更加重视提升它们的专业功能;对贫困山区来说，低廉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它们的优势，应该在坚持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推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特色的农业产业和新型材料与能源产业的发展。
第四，鼓励公平竞争，推动企业成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政府的推动则作为一种外部驱动，因此，政府应该搭建一个高效有序的平台，并为平台制定好公平统一的规则，倡导公平中性竞争的原则，引导各地政府遵从平台的规则，实现要素与资源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保证企业在一个良好竞争的环境中，推动企业成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此外，地方政府要自省其身，摒弃传统的地方利益与条块思维，将自己的战略上升到努力实现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那些具有良好竞争优势的企业们，政府应该积极支持它们的兼收并购行为，鼓励它们组建成规模更大的集团企业，使资产运营效率更高，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强有力的竞争。
第五，协同保护生态环境，建立互利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建设也离不开长三角人民对这片家园的自建过程，更离不开国家在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长三角地处我国开放的前沿，在我国的生态保护事业中担任重要角色，作为一个“脸面工程”应该承担起保护环境多样性与系统性的重大责任。然而近年来长江流域频频出现环境问题，社会各界深忧长江流域的电站的影响，对此问题舆论众多。沿长江的各个省市，特别是长三角的各个省市应该尽快行动起来，一起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政策，对流域的环境进行协同保护。生态补偿问题一直被高度关注，但并未解决，应该将互利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上日程，呼吁整个流域重视生态保护，协同治理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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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方彩（1994-），女，汉族，浙江省常山县人，浙江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硕士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收稿日期：2019-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