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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长征路的关键，并不在于行走，而在于行走之中的体会，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
一切都源于70年前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的胜利会师。那之后，作为军事史上的长征结束了，但作为更广泛意义上的长征刚刚开始。
70年间，不断有人重新踏上长征路。1981年7月，曾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来了，他携妻子和三个儿女一道，成为长征路上沿着红军足迹旅行的第一批美国人。1984年，76岁的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了，陪同他来的是70岁的妻子夏洛特。一年后，《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在美国出版。
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长征的道路似乎从不寂寞。今年的长征路更是显得格外热闹。
在以重走长征路来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人中，有的已广为所知，比如崔永元的“我的长征”，比如“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但是更多的人寂寂无名，与“崔家军”和元勋子弟相比，他们更像游击队，或数十人组成一队，或三五结伴，或单枪匹马，路上相遇便打个招呼，然后又各自前行。
5位元勋子女坚持走完全程
有人称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陈宇为中国重走长征第一人。他从1977年第一次走长征，至今一共走了十次长征路，创造了一项难得的记录：“红一、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路线我都系统走过了”。
1977年的时候陈宇在川西当兵，所在部队就在夹金山脚下，躺在床上就能看见当年红军爬过的雪山。这一年，部队拉练，陈宇和战友举着红旗，背着枪，从金沙江一路走到甘肃，从此与长征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考上大学后，陈宇主动申请调到历史系，把长征作为研究的重点方向。
第十次也是最近一次重走长征路让陈宇的名气一下提高了许多。这次他不是一个人走，而是带领着一个特殊的群体——革命元勋子女——重新踏上了长征路。这个群体里包括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任弼时之女任远征、朱德女婿刘铮、刘伯承元帅之子刘太行、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左权之女左太北等三十余位将帅子女。
陈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30余位元勋子女加上工作人员，整个团队实际上是72人，但是真正全程走下来的只有18位，其中包括5位元勋子女。7月19日从福建宁化出发时，记者有120多人，但坚持走下来的只有一位。
尽管活动有企业赞助，并且每到一地一般都有政府或军方的接待，但是路途的艰辛仍然非常人能够承受。陈宇说路上有一位记者，头和脸都肿了，“哭得一塌糊涂”。
身体因素是造成减员的最重要因素，在遵义有一位元勋子女甚至报了病危，抢救过来之后不得不返回北京。
不过，也有非身体因素减员的，“有些是吃不了苦；有的记挂着自己的生意，有的是回去返聘工作，怕岗位被别人代替了，有的要出国，需要回去办手续，还有的是子女要上学了。”陈宇说。
“这和当年长征一样，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到最后只剩6000人，其中也有非战斗减员。”
在出发之前，队伍就遇到大水，最后陈宇拍板说按计划出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几乎是“贴着台风”走的。“我们到韶关的时候，韶关一片汪洋，刚离开韶关，后面台风又来了。”
陈宇说，有时候车队刚过，后面的山就塌了。而最危险的是在金沙江边，当时他们坐的是吉普，“很多元勋子女都闭着眼睛不敢看，我们刚到中武山脚下一辆车就爆胎了，如果在山上爆胎就完了。”
历经艰辛，元勋子女实现了重访父辈足迹的愿望，也体会到了父辈的出生入死。在祭奠湘江的时候，陈宇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找来了一些菊花，让元勋子女们在湘江边洒花祭奠，“当时没有不掉眼泪的。彭德怀侄女彭钢告诉我，她觉得菊花都是红色的。”
当年，8万多中央红军经湘江一役，牺牲过半，鲜血染红了湘江水。
8月25日，陈宇率队伍抵达延安，历时37天，行程8000多公里。
不惜住猪圈的重走者
其实陈宇不赞成“重走”长征路的说法，他说最多叫“重访”长征，因为不管怎么走，总是与当年红军的路线有不吻合之处，“说重走长征是吹牛”。
按照陈宇的标准，刘光耀一行的走法更接近于“重走”长征路。他们几乎完全徒步，即使有好心人想搭载他们一程，如非特殊原因，比如当天一定要赶到某地宿营，他们仍会坚持步行。
与元勋子女们相比，刘光耀一行完全是“游击队”，他们通过网络自发联络到同道中人，定下5月初在井冈山集合，随后就出发了。当记者联系到刘光耀的时候，他已经在路上走了4个半月，到达了甘肃武山县。
刘光耀所在的团队成员来自全国各地，队员们的职业有军人、农民、养鱼专业户、银行职员、网络工程师，不一而足，而年龄则从20出头到70有余，跨度极大。
刘光耀今年56岁，是一名退伍转业军人，退伍前在长征老军官身边工作了30年，经常听他们讲故事。他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立志一定要走一遍长征路。他说，这是他作为一位老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职责，“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让大家更关注长征，把长征精神的旗帜扛下去。”
刘计算了一下，到达武山之前，他们已经爬过16座大山，20多条大河，50座红军攻破过的县城，毛泽东居住过的挂了牌的房子参观了80多处，无名烈士墓和无名烈士碑见到了100多处。在烈士碑前他们都要鞠躬、敬礼并献花。
他们组织上比较松散，大家一起出发，路上有快有慢，大家各走各的，到达一个目的地之后大家再集合，相互间方便照应。走到一个县，他们会到当地政府或邮局或派出所盖个章，作为留念。他们的平均速度是每天40公里。
由于没有任何赞助，他们只能自费行走，因而路上要艰苦得多。他自己将一天的消费控制在25元以内，住宿找最便宜的旅店，一般不超过10元，“都是那种百年老店，脏不说，蚊子、蟑螂多得很，一抖被子，哗哗往下掉。半夜里耗子钻到被子里去了。”
这不算最差的，他们还住过猪圈，“睡到半夜猪进来了”。在过草地的时候，方圆70公里无人烟，因为牛粪比草地干燥，他们溯尚在牛粪上。
吃的同样很差。在小饭馆吃饭，里面经常有苍蝇。在二郎山地区，他们吃过青玉米，在草地上吃过发霉的干粮，饿得实在走不动了，还吃过野菜。一路上，他们很少在饭店里喝茶水，基本上喝山沟里的水，到甘肃没有了溪水，才不得不到饭店找水喝。
“我们没法跟崔永元他们比，他们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刘说。
在这种情况下，20多岁的年轻人都落泪，刘就鼓励他们：“当年红军还不如我们呢!他们还要打仗呢!”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撤了下来，在出发时，他们有400 多人，到了武山的时候，只剩下11人。
刘的队友“雪狐”是黑龙江一个县的宣传干部，40多岁。在艰辛之外，他有了很多感悟。他说，通过重走长征他看到了开放的重要性，“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是两个天地，而贵州和湖南交界处又是两个天地。”为此，他们一有机会就跟当地乡村的领导以及农民交谈，谈开放，谈外面的世界。
雪狐说，对于他们的行动，当地百姓95％是赞许的，有些地方甚至打着旗帜为他们送行。但也有少数人不理解，“有些人冷嘲热讽，问我们能拿多少钱，有的说你们是吃饱了没事干。”
不管评价怎样，雪狐坚持了下来，而且每到一个县城，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把新拍的照片发到网上，他有一个博客，名字就叫“雪狐的新长征”。
在武山县休整一天后，第二天他们将继续前进，先到陕西吴起，再折到甘肃会宁，“10月10日结束行程，”雪狐说。“我要是当年的红军，早放弃了”
李爱德的名字让人们联想到当年惟一一位走完长征路的外国人李德。这位38岁的英国人似乎重走长征上了瘾。
2002年至2003年，李爱德曾与英国小伙子马普安一道从江西于都出发，用384天的时间徒步重走了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程，事后出版了《两个人的长征》一书。
2005年11月19日开始，他又循着红二方面军的足迹开始了新的长征，至今已经在长征路上行走了10个月。这一次，马普安因伤病没有同行，取而代之的是人称“装备佬”的成都人杨肖，他是李爱德上次重走长征路的野外指导。
“两个人的长征”故事还在继续。如今，这个中外二人组合已经从四川阿坝州顺利越过草地，到达红原。到10月中旬左右，他们就将到达此行的终点——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乡。
李爱德身体高大，面容俊朗。他来中国已经8年，汉语已经相当流利，只是语调听起来还有点怪异。为什么走长征路?这个问题不止一个人问过李爱德，很多人都认为他在发疯。历史学博士出身的他对这个问题很淡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他的长征是自由和纯粹的，他走长征的目的只是缘于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和喜爱。
“我不是再次重走长征路，而是要走完整个长征路。”李爱德说。他一路背着沉重的书籍在途中研读，和前一次的重走长征路相同，他也一直在寻访留在当地的老红军战士以及那些沿途曾见证过红军长征的人，希望将他们脑海中70年前那段鲜活历史记忆忠实地记录下来。
他们是现代化的“野战军”，每天背着数十斤重的装备，晚上就把背包打开，支起帐篷，钻进睡袋。谈起长征感受，他滔滔不绝，同时也很坦诚，“走乌蒙山回旋战的路线时，我真的在想，这可比四渡赤水难多了!四渡赤水时，山没这么高，跑得没有二，六军团快，也没有这个地区偏僻崎岖，我们过云南奎香只一次，可是红六军团的16师在师长周仁杰率领下，三进三出奎香，人格力量要特别强才行!我要是当年的红军，早放弃了，我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吃苦，虽然现在已经够苦的了……”
问他什么是长征精神，李爱德在电话那头笑而不答，他只说：“要去体验什么是长征精神，自己就上路走吧，不用成群结队攫取注意力。”
走着走着有些东西就生长在心里了
为了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9月初，中国科学院的14名青年科学工作者也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行程。这支队伍从北京坐火车至遵义，此后将要徒步从遵义经董公寺镇、泗渡，最后抵达娄山关。
队伍出发前，科学院的领导要求队员要“带着问题上路，带着答案凯旋”。女博士生冉恬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临行前一天，她在日记上写道：“为什么要去用自己的双脚丈量那段路程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清楚。”
徒步第一天，队伍从遵义市区出发，到达高坪镇，全程21公里。冉恬回忆，一路上，他们的队伍非常引人注目。而且，他们的队服是鲜艳的红色，有人在路上冲我们喊：“看，红军!”大家都很开心。
夜色临近，在快抵达高坪镇的途中，队员们在路边的农家小院里见到了手摇的用来扬谷子的风车，这种风车能把颗粒饱满的稻谷与没长好的空谷壳分开。领队组的李强颇为感叹：几十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与敌人战斗的年代，在用这个做生产，几十年后，我们的农民还是在用这个，这么多年没有变化，作为我们这些身处中国科技最前端的年青人，究竟我们该怎样去帮助人民解决改善这种生存状态?作为中国科技的国家队，我们能给老区带来些什么东西?
仅仅到了第三天，队伍就已经“伤兵满营”——除了孟阳的膝伤、李宇飞的腕伤和任瑛脚底的水泡，总领队王健的脚底也磨起了水泡，而领队之一、遥感所的李强则闹起了肚子。
在终点娄山关，队员们意外遭遇了一位身着黄军装的老者。这是一位娄山关战斗遗址的义务讲解员，13年前，他从重庆来到这里，在以后的13年里，老人每天在关口爬上爬下，擦拭红军烈士纪念碑上的尘土，修剪遗址内的草木，绘声绘色地向人们重复70年前这个关口曾经发生的故事。
此时的冉恬，忽然觉得老人让她又一次体会到了信念的巨大力量。
回北京之后，有人说，冉恬你变了，但又说不出是哪个地方变了。冉恬自己说：“长征，的确给人挺大变化的。我不是党员，但是在那种氛围中，有些东西不由自主地就生长在心里了，在红军山给烈士献花圈的时候，我的确受到了一种感动。”
有人对冉恬说，你们其实一路上挺舒服的，走得也不远。冉恬说：“其实重走长征路的关键，并不在于行走，而在于行走之中的体会，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
一切都源于70年前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的胜利会师。那之后，作为军事史上的长征结束了，但作为更广泛意义上的长征刚刚开始。
70年间，不断有人重新踏上长征路。1981年7月，曾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来了，他携妻子和三个儿女一道，成为长征路上沿着红军足迹旅行的第一批美国人。1984年，76岁的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了，陪同他来的是70岁的妻子夏洛特。一年后，《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在美国出版。
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长征的道路似乎从不寂寞。今年的长征路更是显得格外热闹。
在以重走长征路来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人中，有的已广为所知，比如崔永元的“我的长征”，比如“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但是更多的人寂寂无名，与“崔家军”和元勋子弟相比，他们更像游击队，或数十人组成一队，或三五结伴，或单枪匹马，路上相遇便打个招呼，然后又各自前行。
5位元勋子女坚持走完全程
有人称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陈宇为中国重走长征第一人。他从1977年第一次走长征，至今一共走了十次长征路，创造了一项难得的记录：“红一、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路线我都系统走过了”。
1977年的时候陈宇在川西当兵，所在部队就在夹金山脚下，躺在床上就能看见当年红军爬过的雪山。这一年，部队拉练，陈宇和战友举着红旗，背着枪，从金沙江一路走到甘肃，从此与长征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考上大学后，陈宇主动申请调到历史系，把长征作为研究的重点方向。
第十次也是最近一次重走长征路让陈宇的名气一下提高了许多。这次他不是一个人走，而是带领着一个特殊的群体——革命元勋子女——重新踏上了长征路。这个群体里包括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任弼时之女任远征、朱德女婿刘铮、刘伯承元帅之子刘太行、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左权之女左太北等三十余位将帅子女。
陈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30余位元勋子女加上工作人员，整个团队实际上是72人，但是真正全程走下来的只有18位，其中包括5位元勋子女。7月19日从福建宁化出发时，记者有120多人，但坚持走下来的只有一位。
尽管活动有企业赞助，并且每到一地一般都有政府或军方的接待，但是路途的艰辛仍然非常人能够承受。陈宇说路上有一位记者，头和脸都肿了，“哭得一塌糊涂”。
身体因素是造成减员的最重要因素，在遵义有一位元勋子女甚至报了病危，抢救过来之后不得不返回北京。
不过，也有非身体因素减员的，“有些是吃不了苦；有的记挂着自己的生意，有的是回去返聘工作，怕岗位被别人代替了，有的要出国，需要回去办手续，还有的是子女要上学了。”陈宇说。
“这和当年长征一样，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到最后只剩6000人，其中也有非战斗减员。”
在出发之前，队伍就遇到大水，最后陈宇拍板说按计划出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几乎是“贴着台风”走的。“我们到韶关的时候，韶关一片汪洋，刚离开韶关，后面台风又来了。”
陈宇说，有时候车队刚过，后面的山就塌了。而最危险的是在金沙江边，当时他们坐的是吉普，“很多元勋子女都闭着眼睛不敢看，我们刚到中武山脚下一辆车就爆胎了，如果在山上爆胎就完了。”
历经艰辛，元勋子女实现了重访父辈足迹的愿望，也体会到了父辈的出生入死。在祭奠湘江的时候，陈宇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找来了一些菊花，让元勋子女们在湘江边洒花祭奠，“当时没有不掉眼泪的。彭德怀侄女彭钢告诉我，她觉得菊花都是红色的。”
当年，8万多中央红军经湘江一役，牺牲过半，鲜血染红了湘江水。
8月25日，陈宇率队伍抵达延安，历时37天，行程8000多公里。
不惜住猪圈的重走者
其实陈宇不赞成“重走”长征路的说法，他说最多叫“重访”长征，因为不管怎么走，总是与当年红军的路线有不吻合之处，“说重走长征是吹牛”。
按照陈宇的标准，刘光耀一行的走法更接近于“重走”长征路。他们几乎完全徒步，即使有好心人想搭载他们一程，如非特殊原因，比如当天一定要赶到某地宿营，他们仍会坚持步行。
与元勋子女们相比，刘光耀一行完全是“游击队”，他们通过网络自发联络到同道中人，定下5月初在井冈山集合，随后就出发了。当记者联系到刘光耀的时候，他已经在路上走了4个半月，到达了甘肃武山县。
刘光耀所在的团队成员来自全国各地，队员们的职业有军人、农民、养鱼专业户、银行职员、网络工程师，不一而足，而年龄则从20出头到70有余，跨度极大。
刘光耀今年56岁，是一名退伍转业军人，退伍前在长征老军官身边工作了30年，经常听他们讲故事。他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立志一定要走一遍长征路。他说，这是他作为一位老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职责，“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让大家更关注长征，把长征精神的旗帜扛下去。”
刘计算了一下，到达武山之前，他们已经爬过16座大山，20多条大河，50座红军攻破过的县城，毛泽东居住过的挂了牌的房子参观了80多处，无名烈士墓和无名烈士碑见到了100多处。在烈士碑前他们都要鞠躬、敬礼并献花。
他们组织上比较松散，大家一起出发，路上有快有慢，大家各走各的，到达一个目的地之后大家再集合，相互间方便照应。走到一个县，他们会到当地政府或邮局或派出所盖个章，作为留念。他们的平均速度是每天40公里。
由于没有任何赞助，他们只能自费行走，因而路上要艰苦得多。他自己将一天的消费控制在25元以内，住宿找最便宜的旅店，一般不超过10元，“都是那种百年老店，脏不说，蚊子、蟑螂多得很，一抖被子，哗哗往下掉。半夜里耗子钻到被子里去了。”
这不算最差的，他们还住过猪圈，“睡到半夜猪进来了”。在过草地的时候，方圆70公里无人烟，因为牛粪比草地干燥，他们溯尚在牛粪上。
吃的同样很差。在小饭馆吃饭，里面经常有苍蝇。在二郎山地区，他们吃过青玉米，在草地上吃过发霉的干粮，饿得实在走不动了，还吃过野菜。一路上，他们很少在饭店里喝茶水，基本上喝山沟里的水，到甘肃没有了溪水，才不得不到饭店找水喝。
“我们没法跟崔永元他们比，他们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刘说。
在这种情况下，20多岁的年轻人都落泪，刘就鼓励他们：“当年红军还不如我们呢!他们还要打仗呢!”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撤了下来，在出发时，他们有400 多人，到了武山的时候，只剩下11人。
刘的队友“雪狐”是黑龙江一个县的宣传干部，40多岁。在艰辛之外，他有了很多感悟。他说，通过重走长征他看到了开放的重要性，“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是两个天地，而贵州和湖南交界处又是两个天地。”为此，他们一有机会就跟当地乡村的领导以及农民交谈，谈开放，谈外面的世界。
雪狐说，对于他们的行动，当地百姓95％是赞许的，有些地方甚至打着旗帜为他们送行。但也有少数人不理解，“有些人冷嘲热讽，问我们能拿多少钱，有的说你们是吃饱了没事干。”
不管评价怎样，雪狐坚持了下来，而且每到一个县城，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把新拍的照片发到网上，他有一个博客，名字就叫“雪狐的新长征”。
在武山县休整一天后，第二天他们将继续前进，先到陕西吴起，再折到甘肃会宁，“10月10日结束行程，”雪狐说。“我要是当年的红军，早放弃了”
李爱德的名字让人们联想到当年惟一一位走完长征路的外国人李德。这位38岁的英国人似乎重走长征上了瘾。
2002年至2003年，李爱德曾与英国小伙子马普安一道从江西于都出发，用384天的时间徒步重走了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程，事后出版了《两个人的长征》一书。
2005年11月19日开始，他又循着红二方面军的足迹开始了新的长征，至今已经在长征路上行走了10个月。这一次，马普安因伤病没有同行，取而代之的是人称“装备佬”的成都人杨肖，他是李爱德上次重走长征路的野外指导。
“两个人的长征”故事还在继续。如今，这个中外二人组合已经从四川阿坝州顺利越过草地，到达红原。到10月中旬左右，他们就将到达此行的终点——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乡。
李爱德身体高大，面容俊朗。他来中国已经8年，汉语已经相当流利，只是语调听起来还有点怪异。为什么走长征路?这个问题不止一个人问过李爱德，很多人都认为他在发疯。历史学博士出身的他对这个问题很淡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他的长征是自由和纯粹的，他走长征的目的只是缘于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和喜爱。
“我不是再次重走长征路，而是要走完整个长征路。”李爱德说。他一路背着沉重的书籍在途中研读，和前一次的重走长征路相同，他也一直在寻访留在当地的老红军战士以及那些沿途曾见证过红军长征的人，希望将他们脑海中70年前那段鲜活历史记忆忠实地记录下来。
他们是现代化的“野战军”，每天背着数十斤重的装备，晚上就把背包打开，支起帐篷，钻进睡袋。谈起长征感受，他滔滔不绝，同时也很坦诚，“走乌蒙山回旋战的路线时，我真的在想，这可比四渡赤水难多了!四渡赤水时，山没这么高，跑得没有二，六军团快，也没有这个地区偏僻崎岖，我们过云南奎香只一次，可是红六军团的16师在师长周仁杰率领下，三进三出奎香，人格力量要特别强才行!我要是当年的红军，早放弃了，我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吃苦，虽然现在已经够苦的了……”
问他什么是长征精神，李爱德在电话那头笑而不答，他只说：“要去体验什么是长征精神，自己就上路走吧，不用成群结队攫取注意力。”
走着走着有些东西就生长在心里了
为了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9月初，中国科学院的14名青年科学工作者也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行程。这支队伍从北京坐火车至遵义，此后将要徒步从遵义经董公寺镇、泗渡，最后抵达娄山关。
队伍出发前，科学院的领导要求队员要“带着问题上路，带着答案凯旋”。女博士生冉恬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临行前一天，她在日记上写道：“为什么要去用自己的双脚丈量那段路程呢?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清楚。”
徒步第一天，队伍从遵义市区出发，到达高坪镇，全程21公里。冉恬回忆，一路上，他们的队伍非常引人注目。而且，他们的队服是鲜艳的红色，有人在路上冲我们喊：“看，红军!”大家都很开心。
夜色临近，在快抵达高坪镇的途中，队员们在路边的农家小院里见到了手摇的用来扬谷子的风车，这种风车能把颗粒饱满的稻谷与没长好的空谷壳分开。领队组的李强颇为感叹：几十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与敌人战斗的年代，在用这个做生产，几十年后，我们的农民还是在用这个，这么多年没有变化，作为我们这些身处中国科技最前端的年青人，究竟我们该怎样去帮助人民解决改善这种生存状态?作为中国科技的国家队，我们能给老区带来些什么东西?
仅仅到了第三天，队伍就已经“伤兵满营”——除了孟阳的膝伤、李宇飞的腕伤和任瑛脚底的水泡，总领队王健的脚底也磨起了水泡，而领队之一、遥感所的李强则闹起了肚子。
在终点娄山关，队员们意外遭遇了一位身着黄军装的老者。这是一位娄山关战斗遗址的义务讲解员，13年前，他从重庆来到这里，在以后的13年里，老人每天在关口爬上爬下，擦拭红军烈士纪念碑上的尘土，修剪遗址内的草木，绘声绘色地向人们重复70年前这个关口曾经发生的故事。
此时的冉恬，忽然觉得老人让她又一次体会到了信念的巨大力量。
回北京之后，有人说，冉恬你变了，但又说不出是哪个地方变了。冉恬自己说：“长征，的确给人挺大变化的。我不是党员，但是在那种氛围中，有些东西不由自主地就生长在心里了，在红军山给烈士献花圈的时候，我的确受到了一种感动。”
有人对冉恬说，你们其实一路上挺舒服的，走得也不远。冉恬说：“其实重走长征路的关键，并不在于行走，而在于行走之中的体会，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