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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互助组、合作社为组织单位，以梁生宝们为具体带头人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遭遇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土地改革运动不仅建立了小农经济，并且在思想观念上激活了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在过去几年的历史中，因为农民阶级的“无产”而被压抑，直至土改将“无产者”变为可能的“有产者”，耳濡目染的土地阶级和富农阶层的生活方式便自动为贫雇农提供生活的理想模式。这就势必与以农业合作化为途径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冲突。在《创业史》中，柳青分别用将“土地情结”转换为对增产的欣喜和道德的力量这两种方法，顺利化解了小生产者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两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就让农业合作化道路在摇摆不定的“中间人物”身上获得其合理性。
关键词：“土地情结”；增产；集体劳动；道德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2-0148-02
20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几乎由革命英雄传奇类小说和表现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二分天下。与革命英雄传奇类小说所展现出来的对中国刚刚逝去的战争岁月的浪漫想象不同的是，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是对正在发生的农村社会的巨大变革的想象式再现。无论是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还是赵树理的《三里湾》，都旨在“展示五十年代在幅员广阔的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这亘古未有的历史变动对中国农民心灵的震撼。[1]”
一、小生产者的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冲突
中国上一次全国范围的土地政策的变动是发生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土地改革运动有着“满足农民的土地情结，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刺激商品经济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准备条件[2]”的进步意义，但也应该看到，土地改革建立起来的是小农经济制度，农民阶级变成了土地私有者。于是，1953年，为配合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大工业生产的粮食需要，为在广大农村实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级形式的农业互助组运动开始了。柳青的《创业史》便是以陕西省“蛤蟆滩”的八户农民，如何在组长——中共预备党员梁生宝的带领下，顺利走上互助组道路并取得巨大胜利为故事主线的，体现农业互助组题材的长篇小说。
然而，以互助组、合作社为组织单位，以梁生宝等为具体带头人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遭遇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土地改革运动不仅建立了小农经济，并且在思想观念上激活了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在过去几年的历史中，因为农民阶级的“无产”而被压抑，直至土改将“无产者”变为可能的“有产者”，耳濡目染的土地阶级和富农阶层的生活方式便自动为贫雇农提供生活的理想模式。这就势必与以农业合作化为途径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冲突。本文试图通过对《创业史》文本中人物的研究，分析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是如何在柳青手中得到顺利化解和改造。
二、从“土地情结”到对增产的欣喜
蛤蟆滩互助组组长梁生宝的养父梁三老汉，可谓是这种小生产理想的典型代表。在土地改革以前，梁三老汉曾有四段失败的“创业史”：（1）梁三老汉的父亲凭借自己出色的力气和信用，在临终前居然为他盖起了三间正房，并给他娶了媳妇。可惜后来“梁三的命运不济，接连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于产后风。不仅再租不到地了，就连他爹和他千辛万苦盖起的那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了，自己仍然住在他爷留下的草棚屋里。[3]” （2）1930年陕西省发生了特大饥荒，梁三老汉在逃难到蛤蟆滩的饥民里头“捡”到了一个媳妇儿和她带来的男孩梁生宝，再度拥有了家庭的梁三老汉恢复了创家立业的雄心壮志，誓要“重新买牛、租地、立庄稼”，但十年过去后，一穷二白的梁三还是没能把家业创立起来；（3）又过了几年，长大成人的梁生宝创家立业的野心要比梁三老汉大得多，他先是赊账买了一头小黄牛犊，后是租下了地主吕老二的十八亩稻地，可惜丰收之后交过地租，还过肥料欠债之后，剩下的粮食也就寥寥无几了；（4）后来，梁生宝被拉了壮丁，梁三老汉为赎他回来卖了那大黄牛，十八亩稻田因缺少畜力，也退还给了吕老二，心灰意冷的梁三老汉再也不提创家立业的事情了。
直到1950年土改运动、梁三老汉分配到了十来亩稻地，他创家立业的壮志才再度被燃起。“老汉如同在梦里一般，晃晃悠悠多少日子。[3]”因为有了“从天而降”的土地，所以这一次梁三老汉创家立业的底气便足了起来：“有一天，梁三老汉在睡梦中忽然间恍恍惚惚觉得：他似乎不住在曹棚院里，而住在瓦房院里了……穿着厚实的棉衣裳，腰里结着很粗壮的蓝布腰带……[3]”土地、瓦房、新棉衣便成为这位新晋土地私有者的生活理想的关键词，而且这三者的关系非并列而是层层递进：在这里，一切对未来生活图景的想象都建立在对土地的拥有的基础之上，也即是说，是对梁三老汉“土地情结”的满足，才极大地激发出他追求小生产者理想生活的欲望。梁三老汉这种小生产者的理想，以土地私有为一切迸发的物欲的前提，以重建三间瓦房为奋斗目标，崭新的棉衣则成为实现生活理想的物质象征。
可是，仅仅在土地改革三年后，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便兴起了农业互助组运动。它是继工业化大生产之后在农业领域进行的大生产活动，是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道路。柳青有意突出了农业合作化道路的社会主义建设意义和在此过程中农民阶级力量的壮大——这一壮大既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在物质上，在无论畜力或资金都与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梁生宝互助组依靠集体劳动的“人多力量大”的优势，还是在亩产上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精神上，集体劳动又滋养出集体主义的优秀道德：团结、体谅、无私、淳朴……换言之，农业合作化道路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和用集体主义改造农民的有效模式。
但个体劳动、私有制经济与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矛盾也旋即展开。体现在梁三老汉身上便是对梁生宝领导的农业互助组的反对。反对的最主要原因是自己视如己出的继子梁生宝对自己创家立业梦想的叛离。在梁三老汉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郭世富”，下一个“梁大”，甚至下一个“郭振山”的时候，梁生宝却沉醉于互助组的事业中，家中唯一的男劳力的“不务正业”预示着梁三两汉的创业梦将被无限期搁置。农业合作化就是这样以间接的方式破坏梁三两汉建立在“土地情结”基础之上的小生产者的梦想。 梁三老汉对于创家立业——也即是对于物质的渴望，被梁生宝所投身于其中的农业互助组事业暂时搁置。柳青处理这个矛盾的方法不是将这种物质渴望继续压抑，而是让这种渴望得到完全的满足。但是这种物欲的具体体现已经由当初的对土地的迷恋转换成为对增产的欣喜。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深入进行，农民对于土地的私有已经成为不可能，所以梁三老汉的小农经济式的创家立业的梦想必须被一种全新的社会性的梦想所取代，柳青所选择的取而代之的东西便是粮食的增产，而增产又是建立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增产或许是一种最好的“新梦想”：它在不损坏（甚至提高）农民正当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对“一盘散沙”的旧式农民巧妙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文章的最后，梁三老汉终于圆了土改时的梦：“土改后……梦想的世界破碎了，现实的世界像终南山一般摆在眼前——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穿上一套崭新的棉衣，在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 [3]”，农业合作社终于在梁三老汉身上获得其合理性。
三、道德的感化力量
互助组的合理性即使在组内成员身上也并非是顺理成章的获得。互助组八户组员中也同样充斥着不稳定因素，其中一个便是普通中农冯有义。文章中对于冯有义的描写并不多，但在他身上体现出互助组取得合理性的另一途径。在第十七章，梁三老汉提醒卢支书组内有些成员“不实心”时，对冯有义的评价是：“那是个老好人。互助组好好，他也好好。互助组闹问题儿，他也要变心…… [3]”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老好人”冯有义由于随风倒的性格被梁三老汉归纳入“不实心”的范畴。但冯有义，始终留在互助组，与梁生宝和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们共同迎来了丰收的胜利。在此过程中，冯有义对于互助组有一个内心的转向。在互助组密集种植水稻期间，为了筹集买化肥的资金，梁生宝组织组员和组外贫雇农进终南山割竹子。王瞎子的儿子拴拴因误踩竹茬而伤了脚。事件发生之后，梁生宝拒绝了别人的帮助，独自承担起背拴拴下山去医务所的责任。到了医务所后，拴拴惧怕因耽误了割竹子少挣钱而被父亲责骂。这时，梁生宝主动提出把自己挣的钱添补给他。这一切都被在场的冯有义看在眼里，“生宝的精神，感动得好心人冯有义瞪起眼睛看他……生宝的每一次自我牺牲精神，都使有义在互助组更加坚定，对互助组更加热心。[3]”。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说互助组在梁三老汉身上取得合理性是因为结果的合理，那么在冯有义身上取得合理性是因为道德的合理。这种道德是跟随集体劳动而来的、依附于集体劳动之上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一种体现相互扶持的‘乡土理想的文学意义系统’。这一文化的‘意义系统’，同时也是伦理的‘意义系统’……这一‘意义系统’被‘集体劳动’以及支持这一劳动形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激活。[2]”柳青在文章开头的“中国农村格言”中就表明了他的态度：“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在被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劳动的农民阶级之中一定会滋生出一种全新的集体主义道德。这种集体主义道德有的是在劳动过程中被激发，有的则是先于集体劳动而存在。在进终南山搭房子安住所的过程中，“没有人挑轻避重，嘴撅脸长。所有的人都表现出自觉的认真和努力。工作开始以后，领导人立刻变成普通劳动人，参加做活了。[3]”在一片和谐美好的劳动图景之中，梁生宝得出结论：“这土地私有权是祸根子！庄稼人不管有啥毛病，全吃一个‘私’字的亏！[3]”可见，集体劳动不仅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在精神上改造农民、使农民产生出集体主义道德的最有利方法。
四、从文学到具体实践
在《创业史》中，柳青分别用将“土地情结”转换为对增产的欣喜和道德的力量这两种方法，顺利化解了小生产者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两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就让农业合作化道路在摇摆不定的“中间人物”身上获得其合理性。柳青虽然在《创业史》中给出了改造小生产者的方法和途径，但从具体实践的意义上说却需要考虑更多因素。比如国家在分配问题上如何把握工业需求和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合作社内部如何处理集体和自留地之间的关系，共产党的农业合作化领导人如何保持先进性等。而这一切，都需要更深层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 1966）（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2]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柳青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土地情结”；增产；集体劳动；道德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2-0148-02
20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几乎由革命英雄传奇类小说和表现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二分天下。与革命英雄传奇类小说所展现出来的对中国刚刚逝去的战争岁月的浪漫想象不同的是，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是对正在发生的农村社会的巨大变革的想象式再现。无论是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还是赵树理的《三里湾》，都旨在“展示五十年代在幅员广阔的农村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这亘古未有的历史变动对中国农民心灵的震撼。[1]”
一、小生产者的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冲突
中国上一次全国范围的土地政策的变动是发生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土地改革运动有着“满足农民的土地情结，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刺激商品经济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准备条件[2]”的进步意义，但也应该看到，土地改革建立起来的是小农经济制度，农民阶级变成了土地私有者。于是，1953年，为配合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大工业生产的粮食需要，为在广大农村实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级形式的农业互助组运动开始了。柳青的《创业史》便是以陕西省“蛤蟆滩”的八户农民，如何在组长——中共预备党员梁生宝的带领下，顺利走上互助组道路并取得巨大胜利为故事主线的，体现农业互助组题材的长篇小说。
然而，以互助组、合作社为组织单位，以梁生宝等为具体带头人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遭遇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土地改革运动不仅建立了小农经济，并且在思想观念上激活了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在过去几年的历史中，因为农民阶级的“无产”而被压抑，直至土改将“无产者”变为可能的“有产者”，耳濡目染的土地阶级和富农阶层的生活方式便自动为贫雇农提供生活的理想模式。这就势必与以农业合作化为途径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冲突。本文试图通过对《创业史》文本中人物的研究，分析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是如何在柳青手中得到顺利化解和改造。
二、从“土地情结”到对增产的欣喜
蛤蟆滩互助组组长梁生宝的养父梁三老汉，可谓是这种小生产理想的典型代表。在土地改革以前，梁三老汉曾有四段失败的“创业史”：（1）梁三老汉的父亲凭借自己出色的力气和信用，在临终前居然为他盖起了三间正房，并给他娶了媳妇。可惜后来“梁三的命运不济，接连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于产后风。不仅再租不到地了，就连他爹和他千辛万苦盖起的那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了，自己仍然住在他爷留下的草棚屋里。[3]” （2）1930年陕西省发生了特大饥荒，梁三老汉在逃难到蛤蟆滩的饥民里头“捡”到了一个媳妇儿和她带来的男孩梁生宝，再度拥有了家庭的梁三老汉恢复了创家立业的雄心壮志，誓要“重新买牛、租地、立庄稼”，但十年过去后，一穷二白的梁三还是没能把家业创立起来；（3）又过了几年，长大成人的梁生宝创家立业的野心要比梁三老汉大得多，他先是赊账买了一头小黄牛犊，后是租下了地主吕老二的十八亩稻地，可惜丰收之后交过地租，还过肥料欠债之后，剩下的粮食也就寥寥无几了；（4）后来，梁生宝被拉了壮丁，梁三老汉为赎他回来卖了那大黄牛，十八亩稻田因缺少畜力，也退还给了吕老二，心灰意冷的梁三老汉再也不提创家立业的事情了。
直到1950年土改运动、梁三老汉分配到了十来亩稻地，他创家立业的壮志才再度被燃起。“老汉如同在梦里一般，晃晃悠悠多少日子。[3]”因为有了“从天而降”的土地，所以这一次梁三老汉创家立业的底气便足了起来：“有一天，梁三老汉在睡梦中忽然间恍恍惚惚觉得：他似乎不住在曹棚院里，而住在瓦房院里了……穿着厚实的棉衣裳，腰里结着很粗壮的蓝布腰带……[3]”土地、瓦房、新棉衣便成为这位新晋土地私有者的生活理想的关键词，而且这三者的关系非并列而是层层递进：在这里，一切对未来生活图景的想象都建立在对土地的拥有的基础之上，也即是说，是对梁三老汉“土地情结”的满足，才极大地激发出他追求小生产者理想生活的欲望。梁三老汉这种小生产者的理想，以土地私有为一切迸发的物欲的前提，以重建三间瓦房为奋斗目标，崭新的棉衣则成为实现生活理想的物质象征。
可是，仅仅在土地改革三年后，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便兴起了农业互助组运动。它是继工业化大生产之后在农业领域进行的大生产活动，是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道路。柳青有意突出了农业合作化道路的社会主义建设意义和在此过程中农民阶级力量的壮大——这一壮大既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在物质上，在无论畜力或资金都与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梁生宝互助组依靠集体劳动的“人多力量大”的优势，还是在亩产上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精神上，集体劳动又滋养出集体主义的优秀道德：团结、体谅、无私、淳朴……换言之，农业合作化道路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和用集体主义改造农民的有效模式。
但个体劳动、私有制经济与集体劳动、共同富裕的矛盾也旋即展开。体现在梁三老汉身上便是对梁生宝领导的农业互助组的反对。反对的最主要原因是自己视如己出的继子梁生宝对自己创家立业梦想的叛离。在梁三老汉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郭世富”，下一个“梁大”，甚至下一个“郭振山”的时候，梁生宝却沉醉于互助组的事业中，家中唯一的男劳力的“不务正业”预示着梁三两汉的创业梦将被无限期搁置。农业合作化就是这样以间接的方式破坏梁三两汉建立在“土地情结”基础之上的小生产者的梦想。 梁三老汉对于创家立业——也即是对于物质的渴望，被梁生宝所投身于其中的农业互助组事业暂时搁置。柳青处理这个矛盾的方法不是将这种物质渴望继续压抑，而是让这种渴望得到完全的满足。但是这种物欲的具体体现已经由当初的对土地的迷恋转换成为对增产的欣喜。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深入进行，农民对于土地的私有已经成为不可能，所以梁三老汉的小农经济式的创家立业的梦想必须被一种全新的社会性的梦想所取代，柳青所选择的取而代之的东西便是粮食的增产，而增产又是建立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增产或许是一种最好的“新梦想”：它在不损坏（甚至提高）农民正当的物质需求的前提下，对“一盘散沙”的旧式农民巧妙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文章的最后，梁三老汉终于圆了土改时的梦：“土改后……梦想的世界破碎了，现实的世界像终南山一般摆在眼前——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穿上一套崭新的棉衣，在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 [3]”，农业合作社终于在梁三老汉身上获得其合理性。
三、道德的感化力量
互助组的合理性即使在组内成员身上也并非是顺理成章的获得。互助组八户组员中也同样充斥着不稳定因素，其中一个便是普通中农冯有义。文章中对于冯有义的描写并不多，但在他身上体现出互助组取得合理性的另一途径。在第十七章，梁三老汉提醒卢支书组内有些成员“不实心”时，对冯有义的评价是：“那是个老好人。互助组好好，他也好好。互助组闹问题儿，他也要变心…… [3]”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老好人”冯有义由于随风倒的性格被梁三老汉归纳入“不实心”的范畴。但冯有义，始终留在互助组，与梁生宝和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们共同迎来了丰收的胜利。在此过程中，冯有义对于互助组有一个内心的转向。在互助组密集种植水稻期间，为了筹集买化肥的资金，梁生宝组织组员和组外贫雇农进终南山割竹子。王瞎子的儿子拴拴因误踩竹茬而伤了脚。事件发生之后，梁生宝拒绝了别人的帮助，独自承担起背拴拴下山去医务所的责任。到了医务所后，拴拴惧怕因耽误了割竹子少挣钱而被父亲责骂。这时，梁生宝主动提出把自己挣的钱添补给他。这一切都被在场的冯有义看在眼里，“生宝的精神，感动得好心人冯有义瞪起眼睛看他……生宝的每一次自我牺牲精神，都使有义在互助组更加坚定，对互助组更加热心。[3]”。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说互助组在梁三老汉身上取得合理性是因为结果的合理，那么在冯有义身上取得合理性是因为道德的合理。这种道德是跟随集体劳动而来的、依附于集体劳动之上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一种体现相互扶持的‘乡土理想的文学意义系统’。这一文化的‘意义系统’，同时也是伦理的‘意义系统’……这一‘意义系统’被‘集体劳动’以及支持这一劳动形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激活。[2]”柳青在文章开头的“中国农村格言”中就表明了他的态度：“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在被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劳动的农民阶级之中一定会滋生出一种全新的集体主义道德。这种集体主义道德有的是在劳动过程中被激发，有的则是先于集体劳动而存在。在进终南山搭房子安住所的过程中，“没有人挑轻避重，嘴撅脸长。所有的人都表现出自觉的认真和努力。工作开始以后，领导人立刻变成普通劳动人，参加做活了。[3]”在一片和谐美好的劳动图景之中，梁生宝得出结论：“这土地私有权是祸根子！庄稼人不管有啥毛病，全吃一个‘私’字的亏！[3]”可见，集体劳动不仅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在精神上改造农民、使农民产生出集体主义道德的最有利方法。
四、从文学到具体实践
在《创业史》中，柳青分别用将“土地情结”转换为对增产的欣喜和道德的力量这两种方法，顺利化解了小生产者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两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就让农业合作化道路在摇摆不定的“中间人物”身上获得其合理性。柳青虽然在《创业史》中给出了改造小生产者的方法和途径，但从具体实践的意义上说却需要考虑更多因素。比如国家在分配问题上如何把握工业需求和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合作社内部如何处理集体和自留地之间的关系，共产党的农业合作化领导人如何保持先进性等。而这一切，都需要更深层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 1966）（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2]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柳青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