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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果说同性恋①人群是亚文化群体，男同性恋者②是该亚文化群体中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那么在我国，在大量选择步入“正常”婚姻殿堂的男同家庭中，有一个更为弱势、更为隐秘的群体——同妻③。由于不少西方国家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以及国民和全社会对待同性恋者④的宽容、理解态度，同妻现象极为罕见。他们或选择与同性结婚，或选择与同性同居，或选择独身，极少步入异性婚姻。而在我国，由于受到传统文化打压、遭遇社会舆论压力、家庭父母期望等种种原因，一大批男同性恋者选择走进婚姻。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有着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更选择在婚后仍然保持着男男性关系。为了不再被家人催促，为了得到一份表面的安宁，他们把家庭和妻子当作社会舆论的挡箭牌，从而催生了“同妻”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她们无助、痛苦，经历鲜为人知;她们遭受着婚姻生活中情感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她们生活于边缘，不敢发出声音;她们受传统文化打压，为家庭完整忍辱负重;她们年龄各异、数量庞大······在这个高呼男女平等，提倡最大化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时代，关注和研究同妻这一特殊群体，对于当代社会妇女身心的健康发展和其合法权益的保护无疑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同性恋;男同性恋者;同妻
家庭是社会组织结构的最基本单元，也是大多数人参与社会实践的必要条件。随着现代家庭的种种裂变以及家庭形式呈现的多样性，越来越多的家庭问题也随之产生并成为了世界性的热点问题。然而，在这些受到广泛关注问题的背后，一个特殊的群体，一种不同寻常的家庭关系引起了我的注意——同妻。
2012年终，一则名曰“2012年度中国性与性别事件评点”的报道盘点了一年里发生的性别大事件，其中发生在六月的同妻自杀案引起了我的关注。2012年6月15日凌晨，成都某高校外国语学院教师、刚考取博士研究生的罗洪玲从某公寓的13楼坠下，当场身亡。其丈夫曾在微博向罗道歉，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近年来，包括李银河、张北川、刘达临在内的不少学者都将关注目光投向了同性恋群体。但在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中，对有关同性恋者群体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了由不良同性性行为引起的艾滋病的传播以及同性婚姻合法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往往忽视了对已经与在婚前刻意隐瞒性向的男同性恋者走进事实异性婚姻的同妻的生存现状和其身心发展的关注。由于这一群体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特殊性，以及其存在的隐蔽性，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直到这起女博士同妻自杀事件的披露。当“女博士”这个耀眼瞩目的标签和“同妻”这个暧昧难清的字眼联袂登台，无疑刺激了公众日趋趋麻木的神经和挑剔的味蕾。作为广大“同妻”中的一员，当不堪忍受“同妻”之痛的罗洪玲最终采取了跳楼自杀的决绝方式来告别这个给过她欢喜也给过她悲伤的世界，不仅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关于同性恋走入异性婚姻及同性恋婚姻权的讨论。
1 从杜瓦尔的家庭发展理论看同妻困境
让我们先来看两组数据。数据一：根据卫生部新闻办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估计我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4万人，其中病人约10.5万人;2009年新发感染者约4.8万人，其中性传播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男性同性性传播上升速度明显，男性同性性传播所占比例从2008年的5.9%上升到2009年的8.6%。⑤数据二：据社会学家刘达临教授估计，中国男同性恋人数有近2000万，其中90%以上会选择以结婚为保护伞来掩盖他们真实的性取向，其中生活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同性恋者中80%的已婚。⑥由此可见，中国同妻数量至少在1600万名以上。
根据杜瓦尔提出的家庭发展理论，认为家庭就像人的生命一样有其生命周期和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各种任务。而家庭作为一个单位要继续存在下去，需要满足不同阶段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文化规范以及人的愿望和价值观。家庭的发展任务是要成功地满足人们成长的需要，否则将导致家庭生活中的不愉快，并给家庭自身发展带来困难。⑦同妻，这一特殊的女性群体，其合理需求往往在家庭发展理论的第一层中都无法得到满足，更何谈文化规范以及人的愿望和价值观的实现。性，作为人类维持自身生存最基本需求中的生理需求，同妻这一群体长期很难从其同性恋丈夫那里得到满足，身心处于长期的自我压抑中。加上她们的丈夫不少选择在婚内发生同性性行为，有时甚至不只有一个性伴侣，同妻的健康也存在隐患。而从研究数据看，男男性行为又是艾滋病性行为传播途径中的高危行为，由于90%以上的男同已经选择或将要选择步入异性婚姻，并且其中不少男同选择在婚内与其他男同（人数大于等于一个）发生同性性行为，那么便大大提高了同妻被传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同妻也就成了易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她们的健康安全极易受到威胁。与之相伴的，即使身处婚姻，由于男同对异性（女性）无兴趣，同妻也无法从自己的同性恋丈夫处获得爱情，无法满足其爱与归属的需要。同妻的基本生理需求和爱与归属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自我压抑又无人倾诉，遭遇精神冷暴力，严重有害身心健康。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和起点，夫妻关系是家庭生活中最核心的关系。面对“空壳子”婚姻，在忠诚不再、表达不畅、倾诉无门的情况下，罗老师以终结生命为代价的退出便成为行之有效的行为策略，令人唏嘘扼腕。
2 从杜赫的家庭系统理论看同妻的困境
杜赫的家庭系统理论将家庭看成是一个由若干子系统所组成的系统，是更大的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子系统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牵制，从而促成家庭系统有序运转，家庭的功能得以充分体现。杜赫认为，家庭关系是影响人们心理健康与个人是否病态的主要因素，家庭的健康是建立在家庭的向心力及个别家庭成员是否被尊重的平衡点上（即两者都要被重视）⑧健康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正常状态，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兴旺的保证。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在《组织法》中提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和社会幸福的完满状态”的三维健康观。根据健康状态的划分标准，由于同妻感染艾滋病的高危性以及长期处于自我压抑的状态，大多数同妻处于或躯体患病或既没有患病又不是健康的亚健康状态，尤其是心理健康严重失调。而心理健康，作为人类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生理健康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同妻由于身心需求长期无法在婚姻家庭内得到满足，心情抑郁、精神负担重，极易产生身体不适，使得她们的整个身心和社会适应性都未处于完好状态。同妻之痛，不仅在于无性的婚姻和疾病传播的风险，更在于夫妻互动的匮乏。对于婚姻只有“花架子”的同妻来说，婚姻质量和幸福指数都成了镜花水月。在这种特殊的婚姻关系中，丈夫的“出轨”行为和婚前的隐瞒很难用法律形式来追究责任，这不仅反映出法制建設的滞后，更反映出妇女权益保障的缺失。碍于“脸面”忍气吞声不愿意表达也好，苦于“门路”堵塞不通无效表达也罢，同妻们很难为“沉没的声音”寻找到出口。 3 从婚姻与家庭的社会学理论看同妻困境⑨
家庭有着复杂的结构类型，但由男同性恋者及其同性性伴侣（可能没有）以及同妻组成的“三人行家庭”，其类型在形式上既不属于同性恋家庭也不属于一般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成员间似乎更像是一种“合租合住”的关系。由于家庭结构类型的不确定，其家庭功能往往不能正常发挥。家庭能满足人类和社会的多种需求，并提供生理和情感上的满足、生育、心理、经济、政治、教育、娱乐和文化的功能。但在“三人行家庭”中，生物功能、心理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往往无法正常发挥，经济功能也容易受到影响。性，作为人类基本的生物需求，作为婚姻关系中的生物学基础，大多数同妻长期在婚姻内受到限制。而家庭作为人们需找温暖和安全的地方，由于男同对异性的无兴趣，在情感的慰藉、安全的需要、精神的寄托等方面，同妻也长期无法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满足。又由于不少婚姻内的男同选择在外从男性性伴侣处获得身心的满足，夜不归宿、包养性伴侣、不顾妻子和孩子使得家庭的经济、教育和娱乐功能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
尽管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呼声愈发高涨，但基于现阶段中国的复杂国情，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提前到来的老龄化，同性恋者的未来将何去何从还有待在大量事实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再做定夺。逝者已矣，纵使我们挥舞着道德的大棒对罗老师昔日的丈夫横加指责也只是一场徒劳，愿罗老师在另一个世界忘却哀愁，不再痛苦。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欣慰的看到不少同妻已经行动起来，通过创办网站，开通热线电话等方式帮助陷入相同困境的姐妹。她们的口号：“同妻到我为止”不仅充满了对自身遭遇的悲怆更饱含了对后来者的悲悯。尽管如此，我们依旧真诚的希望，对于同性恋者，对于男同性恋者，社会舆论和大众传媒能够多一点宽容，消除社会歧视，对同性恋群体予以更多的社会关注，从而帮助他们早日实现自我身份⑩和性向的认同;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同妻”权益的保护，让她们求助有门，让制度慰藉她们受伤的心灵。至少这样，少一位步入异性婚姻的男同就能少一位陷入深渊的同妻。这一切，正是罗老师以生命之名叩问“同妻”之痛带给我们的社会启示。
注释：
①同性恋：一个人在性爱、心理、情感上的兴趣主要对象均为同性别的人，无论这样的兴趣是否从外显行为中表露出来。
②男同性恋者：男性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的身体与生理构造与一般男性无异，他们在心理和生理上较受同性（男性）所吸引。
③同妻：男同性恋者的妻子。
④同性恋者：那些与同性产生爱情、性欲或恋慕的人。
⑤海洋之窗·健康信息：《全国6.8万人死于艾滋病 河南等6省成重灾区》，http：//www.jiaodong.net/haiyang/system/2010/12/01/011021857.shtml。
⑥张北川：《同妻的声音》，张北川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996b40100ebq5.html。
⑦引自张文霞、朱冬亮：《家庭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98页。
⑧引自邓伟志、徐新：《家庭社会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第24页。
⑨祝平燕、夏玉珍：《性别社会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三章：性别与婚姻家庭，P62-63 婚姻与家庭的社会学理论。
⑩马文文：《夹缝中的生存困惑》，《安徽文学》2011（1）。
参考文献：
[1]付尧.关于同性恋者婚姻权利的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1（3）.
[2]苏国晶.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全力保障问题浅析[J].经济与法，2011（4）.
[3]张北川.同妻的声音.张北川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996b40100ebq5.html.
[4]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
[5]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
[6]刘靖，王伊欢.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7]李银河，王小波.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8]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9]李银河.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10]刘达临，鲁龙光.中国同性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11]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M].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
[12]张北川.同性爱[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13]周华山.同志论[M].同志研究社，1995.
[14]張静.身份认同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关键词：同性恋;男同性恋者;同妻
家庭是社会组织结构的最基本单元，也是大多数人参与社会实践的必要条件。随着现代家庭的种种裂变以及家庭形式呈现的多样性，越来越多的家庭问题也随之产生并成为了世界性的热点问题。然而，在这些受到广泛关注问题的背后，一个特殊的群体，一种不同寻常的家庭关系引起了我的注意——同妻。
2012年终，一则名曰“2012年度中国性与性别事件评点”的报道盘点了一年里发生的性别大事件，其中发生在六月的同妻自杀案引起了我的关注。2012年6月15日凌晨，成都某高校外国语学院教师、刚考取博士研究生的罗洪玲从某公寓的13楼坠下，当场身亡。其丈夫曾在微博向罗道歉，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近年来，包括李银河、张北川、刘达临在内的不少学者都将关注目光投向了同性恋群体。但在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中，对有关同性恋者群体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了由不良同性性行为引起的艾滋病的传播以及同性婚姻合法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往往忽视了对已经与在婚前刻意隐瞒性向的男同性恋者走进事实异性婚姻的同妻的生存现状和其身心发展的关注。由于这一群体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特殊性，以及其存在的隐蔽性，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直到这起女博士同妻自杀事件的披露。当“女博士”这个耀眼瞩目的标签和“同妻”这个暧昧难清的字眼联袂登台，无疑刺激了公众日趋趋麻木的神经和挑剔的味蕾。作为广大“同妻”中的一员，当不堪忍受“同妻”之痛的罗洪玲最终采取了跳楼自杀的决绝方式来告别这个给过她欢喜也给过她悲伤的世界，不仅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关于同性恋走入异性婚姻及同性恋婚姻权的讨论。
1 从杜瓦尔的家庭发展理论看同妻困境
让我们先来看两组数据。数据一：根据卫生部新闻办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估计我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4万人，其中病人约10.5万人;2009年新发感染者约4.8万人，其中性传播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男性同性性传播上升速度明显，男性同性性传播所占比例从2008年的5.9%上升到2009年的8.6%。⑤数据二：据社会学家刘达临教授估计，中国男同性恋人数有近2000万，其中90%以上会选择以结婚为保护伞来掩盖他们真实的性取向，其中生活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同性恋者中80%的已婚。⑥由此可见，中国同妻数量至少在1600万名以上。
根据杜瓦尔提出的家庭发展理论，认为家庭就像人的生命一样有其生命周期和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各种任务。而家庭作为一个单位要继续存在下去，需要满足不同阶段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文化规范以及人的愿望和价值观。家庭的发展任务是要成功地满足人们成长的需要，否则将导致家庭生活中的不愉快，并给家庭自身发展带来困难。⑦同妻，这一特殊的女性群体，其合理需求往往在家庭发展理论的第一层中都无法得到满足，更何谈文化规范以及人的愿望和价值观的实现。性，作为人类维持自身生存最基本需求中的生理需求，同妻这一群体长期很难从其同性恋丈夫那里得到满足，身心处于长期的自我压抑中。加上她们的丈夫不少选择在婚内发生同性性行为，有时甚至不只有一个性伴侣，同妻的健康也存在隐患。而从研究数据看，男男性行为又是艾滋病性行为传播途径中的高危行为，由于90%以上的男同已经选择或将要选择步入异性婚姻，并且其中不少男同选择在婚内与其他男同（人数大于等于一个）发生同性性行为，那么便大大提高了同妻被传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同妻也就成了易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她们的健康安全极易受到威胁。与之相伴的，即使身处婚姻，由于男同对异性（女性）无兴趣，同妻也无法从自己的同性恋丈夫处获得爱情，无法满足其爱与归属的需要。同妻的基本生理需求和爱与归属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自我压抑又无人倾诉，遭遇精神冷暴力，严重有害身心健康。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和起点，夫妻关系是家庭生活中最核心的关系。面对“空壳子”婚姻，在忠诚不再、表达不畅、倾诉无门的情况下，罗老师以终结生命为代价的退出便成为行之有效的行为策略，令人唏嘘扼腕。
2 从杜赫的家庭系统理论看同妻的困境
杜赫的家庭系统理论将家庭看成是一个由若干子系统所组成的系统，是更大的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子系统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牵制，从而促成家庭系统有序运转，家庭的功能得以充分体现。杜赫认为，家庭关系是影响人们心理健康与个人是否病态的主要因素，家庭的健康是建立在家庭的向心力及个别家庭成员是否被尊重的平衡点上（即两者都要被重视）⑧健康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正常状态，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兴旺的保证。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在《组织法》中提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和社会幸福的完满状态”的三维健康观。根据健康状态的划分标准，由于同妻感染艾滋病的高危性以及长期处于自我压抑的状态，大多数同妻处于或躯体患病或既没有患病又不是健康的亚健康状态，尤其是心理健康严重失调。而心理健康，作为人类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生理健康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同妻由于身心需求长期无法在婚姻家庭内得到满足，心情抑郁、精神负担重，极易产生身体不适，使得她们的整个身心和社会适应性都未处于完好状态。同妻之痛，不仅在于无性的婚姻和疾病传播的风险，更在于夫妻互动的匮乏。对于婚姻只有“花架子”的同妻来说，婚姻质量和幸福指数都成了镜花水月。在这种特殊的婚姻关系中，丈夫的“出轨”行为和婚前的隐瞒很难用法律形式来追究责任，这不仅反映出法制建設的滞后，更反映出妇女权益保障的缺失。碍于“脸面”忍气吞声不愿意表达也好，苦于“门路”堵塞不通无效表达也罢，同妻们很难为“沉没的声音”寻找到出口。 3 从婚姻与家庭的社会学理论看同妻困境⑨
家庭有着复杂的结构类型，但由男同性恋者及其同性性伴侣（可能没有）以及同妻组成的“三人行家庭”，其类型在形式上既不属于同性恋家庭也不属于一般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成员间似乎更像是一种“合租合住”的关系。由于家庭结构类型的不确定，其家庭功能往往不能正常发挥。家庭能满足人类和社会的多种需求，并提供生理和情感上的满足、生育、心理、经济、政治、教育、娱乐和文化的功能。但在“三人行家庭”中，生物功能、心理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往往无法正常发挥，经济功能也容易受到影响。性，作为人类基本的生物需求，作为婚姻关系中的生物学基础，大多数同妻长期在婚姻内受到限制。而家庭作为人们需找温暖和安全的地方，由于男同对异性的无兴趣，在情感的慰藉、安全的需要、精神的寄托等方面，同妻也长期无法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满足。又由于不少婚姻内的男同选择在外从男性性伴侣处获得身心的满足，夜不归宿、包养性伴侣、不顾妻子和孩子使得家庭的经济、教育和娱乐功能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
尽管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呼声愈发高涨，但基于现阶段中国的复杂国情，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提前到来的老龄化，同性恋者的未来将何去何从还有待在大量事实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再做定夺。逝者已矣，纵使我们挥舞着道德的大棒对罗老师昔日的丈夫横加指责也只是一场徒劳，愿罗老师在另一个世界忘却哀愁，不再痛苦。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欣慰的看到不少同妻已经行动起来，通过创办网站，开通热线电话等方式帮助陷入相同困境的姐妹。她们的口号：“同妻到我为止”不仅充满了对自身遭遇的悲怆更饱含了对后来者的悲悯。尽管如此，我们依旧真诚的希望，对于同性恋者，对于男同性恋者，社会舆论和大众传媒能够多一点宽容，消除社会歧视，对同性恋群体予以更多的社会关注，从而帮助他们早日实现自我身份⑩和性向的认同;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同妻”权益的保护，让她们求助有门，让制度慰藉她们受伤的心灵。至少这样，少一位步入异性婚姻的男同就能少一位陷入深渊的同妻。这一切，正是罗老师以生命之名叩问“同妻”之痛带给我们的社会启示。
注释：
①同性恋：一个人在性爱、心理、情感上的兴趣主要对象均为同性别的人，无论这样的兴趣是否从外显行为中表露出来。
②男同性恋者：男性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的身体与生理构造与一般男性无异，他们在心理和生理上较受同性（男性）所吸引。
③同妻：男同性恋者的妻子。
④同性恋者：那些与同性产生爱情、性欲或恋慕的人。
⑤海洋之窗·健康信息：《全国6.8万人死于艾滋病 河南等6省成重灾区》，http：//www.jiaodong.net/haiyang/system/2010/12/01/011021857.shtml。
⑥张北川：《同妻的声音》，张北川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996b40100ebq5.html。
⑦引自张文霞、朱冬亮：《家庭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98页。
⑧引自邓伟志、徐新：《家庭社会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第24页。
⑨祝平燕、夏玉珍：《性别社会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三章：性别与婚姻家庭，P62-63 婚姻与家庭的社会学理论。
⑩马文文：《夹缝中的生存困惑》，《安徽文学》2011（1）。
参考文献：
[1]付尧.关于同性恋者婚姻权利的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1（3）.
[2]苏国晶.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全力保障问题浅析[J].经济与法，2011（4）.
[3]张北川.同妻的声音.张北川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996b40100ebq5.html.
[4]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
[5]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
[6]刘靖，王伊欢.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7]李银河，王小波.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8]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9]李银河.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10]刘达临，鲁龙光.中国同性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11]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M].高雄：万有出版社，2006.
[12]张北川.同性爱[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13]周华山.同志论[M].同志研究社，1995.
[14]張静.身份认同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