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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业外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木桶理论”。
按照交银施罗得基金运营总监苏珊燕的理解，“金融机构寻找到自己的经营劣势，也就是最短木块，通过外包加长它，而金融机构只做自己最擅长的长板。”
记者在日前召开的“上海国际金融服务外包研讨会”上获悉，预计到2010年，在超过3000亿美元的离岸外移投资中10％有希望投向中国，其中与金融相关的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业务流程外包）约50亿美元以上；在岸外包方面，我国BPO市场预期将超过500亿美元。
起步
金融BPO即金融业务流程外包。金融机构将高成本非核心业务甚至部分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公司，以有效降低成本和提高核心竞争力。
我国的金融外包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起始于IT外包领域，目前已经逐渐进入支付系统、银行卡、后勤保障、呼叫中心、保险后援中心等多个领域。
记者了解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软件开发、技术研究、支持推广等业务，均外包给了隶属于总行的软件开发中心，其他中小商业银行则多采用将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给专业公司的做法。
“我国的金融外包业务正向IT以外的其他领域快速推进。”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蕊对本报记者表示，“其中，又以信用卡和保险后援中心两个领域最为引人瞩目。”他介绍说。
“2003年之后，中国信用卡发卡数量节节攀升，国内银行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信用卡业务外包之路。”
由于银行业务范畴较大，因而银行自身实际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专业水平兼顾所有范畴，如资产评估、报表审计、软件开发等业务；或受政策因素的影响，银行不能从事某些业务。这就是“新木桶理论中银行的‘短板’”。
而银行自身的“短板”恰恰给了外包“把短板加长”的发挥空间。
发展
印度是世界上的外包大国。未来十年，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另一个外包中心。因为相比印度，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中国具有语言、文化、市场、成本等优势”，坐在记者对面的李蕊此时显得格外兴奋，“特别是在市场方面，中国的香港和上海正在成为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以市场带动的服务外包趋势势不可挡。”
“我们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人才市场也更大、更有后劲，低成本的可持续性更强。”相对于印度软件业而言，印度软件业以做外包为主，很少为国内信息化服务。而中国软件业以满足内需为主，信息化与软件业互相带动，这是中国的优势。
虽然无法知晓目前我国金融外包业务的具体规模，李蕊坚定地相信，随着我国金融外包业务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发包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展，相信其规模会越来越大。
这缘于我国的金融外包服务可以向更深层次发展。
在利用科技手段保障和促进金融服务方面，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高端通信产品和大型计算机系统软、硬件严重依赖外国。
事实上，我国银行的大部分信息化投资都花费在了硬件设施的购买上，对软件和服务方面的投入相对过少。统计显示，我国银行业的IT投入有58%用在了硬件设备上，软件投入所占比重为24%，服务上的投入更少，只有18%。而国外发达国家银行业的IT投入：硬件、软件和服务的比例分别是30%、30%和40%。
“因此，我国金融业的软件和服务可以适当走向外包，将其外包给相关领域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从而集中力量开发主营业务。”谈及金融外包的发展，李蕊说。
商机
伴随着外包企业的潜在市场逐步扩大，外包服务商也正在寻觅商机。
“那么什么样的企业能够获取金融外包服务的青睐呢？”
“当然是在专业领域内有独到之处的企业容易受到发包方的青睐。”李蕊毫不犹豫地回答给外包服务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外包商要提高自己的服务价值。
如何在这“500亿的市场”中崭露头角，分得银行业务的一杯羹？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副总裁朱建阳给出了“药方”：金融外包企业要有明确的定位，分析客户的外包动力。
朱建阳指出，金融行业的客户，其外包的动力主要来自业务的快速发展遇到了整个系统和人员能力的瓶颈。“银行对新业务有着迫切需要，大的银行拥有足够多的人员和资金，他们建设一些新业务的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中小银行如果自己建一个系统，业务就有可能不够饱满，它就需要几家银行一起共享IT的处理平台，这就是外包企业的机会。”
按照交银施罗得基金运营总监苏珊燕的理解，“金融机构寻找到自己的经营劣势，也就是最短木块，通过外包加长它，而金融机构只做自己最擅长的长板。”
记者在日前召开的“上海国际金融服务外包研讨会”上获悉，预计到2010年，在超过3000亿美元的离岸外移投资中10％有希望投向中国，其中与金融相关的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业务流程外包）约50亿美元以上；在岸外包方面，我国BPO市场预期将超过500亿美元。
起步
金融BPO即金融业务流程外包。金融机构将高成本非核心业务甚至部分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公司，以有效降低成本和提高核心竞争力。
我国的金融外包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起始于IT外包领域，目前已经逐渐进入支付系统、银行卡、后勤保障、呼叫中心、保险后援中心等多个领域。
记者了解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软件开发、技术研究、支持推广等业务，均外包给了隶属于总行的软件开发中心，其他中小商业银行则多采用将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给专业公司的做法。
“我国的金融外包业务正向IT以外的其他领域快速推进。”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蕊对本报记者表示，“其中，又以信用卡和保险后援中心两个领域最为引人瞩目。”他介绍说。
“2003年之后，中国信用卡发卡数量节节攀升，国内银行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信用卡业务外包之路。”
由于银行业务范畴较大，因而银行自身实际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专业水平兼顾所有范畴，如资产评估、报表审计、软件开发等业务；或受政策因素的影响，银行不能从事某些业务。这就是“新木桶理论中银行的‘短板’”。
而银行自身的“短板”恰恰给了外包“把短板加长”的发挥空间。
发展
印度是世界上的外包大国。未来十年，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另一个外包中心。因为相比印度，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中国具有语言、文化、市场、成本等优势”，坐在记者对面的李蕊此时显得格外兴奋，“特别是在市场方面，中国的香港和上海正在成为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以市场带动的服务外包趋势势不可挡。”
“我们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人才市场也更大、更有后劲，低成本的可持续性更强。”相对于印度软件业而言，印度软件业以做外包为主，很少为国内信息化服务。而中国软件业以满足内需为主，信息化与软件业互相带动，这是中国的优势。
虽然无法知晓目前我国金融外包业务的具体规模，李蕊坚定地相信，随着我国金融外包业务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发包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展，相信其规模会越来越大。
这缘于我国的金融外包服务可以向更深层次发展。
在利用科技手段保障和促进金融服务方面，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高端通信产品和大型计算机系统软、硬件严重依赖外国。
事实上，我国银行的大部分信息化投资都花费在了硬件设施的购买上，对软件和服务方面的投入相对过少。统计显示，我国银行业的IT投入有58%用在了硬件设备上，软件投入所占比重为24%，服务上的投入更少，只有18%。而国外发达国家银行业的IT投入：硬件、软件和服务的比例分别是30%、30%和40%。
“因此，我国金融业的软件和服务可以适当走向外包，将其外包给相关领域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从而集中力量开发主营业务。”谈及金融外包的发展，李蕊说。
商机
伴随着外包企业的潜在市场逐步扩大，外包服务商也正在寻觅商机。
“那么什么样的企业能够获取金融外包服务的青睐呢？”
“当然是在专业领域内有独到之处的企业容易受到发包方的青睐。”李蕊毫不犹豫地回答给外包服务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外包商要提高自己的服务价值。
如何在这“500亿的市场”中崭露头角，分得银行业务的一杯羹？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副总裁朱建阳给出了“药方”：金融外包企业要有明确的定位，分析客户的外包动力。
朱建阳指出，金融行业的客户，其外包的动力主要来自业务的快速发展遇到了整个系统和人员能力的瓶颈。“银行对新业务有着迫切需要，大的银行拥有足够多的人员和资金，他们建设一些新业务的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中小银行如果自己建一个系统，业务就有可能不够饱满，它就需要几家银行一起共享IT的处理平台，这就是外包企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