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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短篇小说《张鱼》开始关注他的创作。那一篇小说,作者从头至尾就是顺着回水洼村的捕鱼能手鱼精老汉的思绪,记录下老人如何在对往昔鱼丰人欢、显花手艺的困惑与梦呓当中,死于无鱼可捕的黎明的河湾里。谴责生态环境恶劣的话一句都没说,但是却已然浸透在字里行间,让读者在回忆与惋惜当中,有所品味,有所思考。正是这种力透纸背意蕴深刻的主题内涵的传达能力,让笔者确定他是一个富有艺术激情与表达天分的成熟作家,并期待他能抓住特别好的艺术感觉趁热打铁,继续以垣曲县境黄河沿岸风土民情为题材,创作出一系列展现其充满审美张力的小说佳作。
综观他的作品,无论是《张鱼》、《鳖眼》、《旱季》、《手仗》、《麦前》,还是《阳光下》、《我要唱歌》,直到当下的《鱼河》和《崖柏》,都是以主人公的心理思维与情绪为叙述走向,一路奔突,推演人物的命运交响。说是“意识流”的路数,又不尽然,因为他还是个音乐家,笛子吹得情趣盎然,所以他的小说便也凸显出一种超越许多国外意识流佳作那种错综复杂到让你气喘吁吁,甚至影响到审美的繁琐,就那么率性自然地由一个人物的语境切入,看似简单线性地展开故事,但是由于思维的丰富多维和不确定性,作品的叙述如同一堆火苗,防不住哪会儿那股火苗猛然蹿出老高,犹如杨丽萍一般精灵地舞动在眼前。一段始料不及的精彩,而后又被另一段不期而遇的精彩所替代,如此回环往复,直至一个曲尽人散、意犹未尽的收尾,留给读者的,是一个个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再加上接地气的对当下乡村和城镇底层民众喜怒哀乐的题材选取,每一篇作品,总能打通艺术与生活的关联通道,让读者感受到作者那份忧虑苍生、悲悯生命、探寻人生意趣的赤子情怀。
艺术形式是为叙述内容服务的,而王玉峰的每篇作品,就因为选择了别致而又恰当的叙述形式,才让人物故事产生出异乎寻常的震撼力道。比如《鱼河》和《崖柏》,让笔者顺着泥鳅和于得水一老一少两个乡村人物的潜意识,走进了他们迥然不同但都同样孤独的内心世界,风流水旋地激荡出如此这般两场心境迥异的生命大冒险。
《鱼河》讲述的是一个生活在单亲家庭里而且还失了学的少年泥鳅的故事。正是母亲的出走、父亲坚持不懈地外出打工寻找,以及村小学因撤并消失掉,让泥鳅这个留守少年除了对奶奶手里那把笤帚疙瘩有一丝象征性的害怕与避让外,完全获得了一方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与思维信马由缰的天地——八里滩的河上。于是乎,随着一个少年人天真率性的思维世界,读者既感知到了现代化的电脑物件对他的诱惑魔力,也感知到他面对苗小苗老师一家三口的幸福情形,忍不住悄悄唤一声“妈妈”而后默默流泪所流溢出来的对母爱的渴望。可是就是这样一点眼馋小麦苗享受母爱的奢侈,也随着村小学被裁撤而剥夺掉了,再加上泥鳅家属于“没有办法”的穷困人家,所以他就辍学了,只能在八里滩漫无目的地游荡当中,梦想期待着苗老师“到城里安置好以后就来接他到城里去上学”的承诺的兑现。
正是在这样的游荡幻想当中,作家通过泥鳅对河上出鱼时节乡民们粗犷的舀鱼场景的期待,以及自己情不自禁地被一条大鱼诱进大河的激流当中冒险角逐、甚至险些葬身鱼河的追想,让读者体味出这个少年人体内一种不可估量的能量的躁动。如此,一种担忧也就油然而生:泥鳅的未来将会怎样?尽管结尾作者一如禅悟般让我看到泥鳅走向懂事的光明尾巴,但是这毕竟只是作家一厢情愿的期许。
再说《崖柏》。于得水老汉的冒险,犹如一则古老寓言的重述,那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故事,是在一个已经搬迁一空的沿河山村环境里展开的。相对于泥鳅面对的村小学的撤并,于得水更成了实际上已经死亡的村落的守墓者,因为“村子里的人有朝一日都走了,撇下住了几辈辈人的房屋石窑走了,撇下养活了一茬又一茬人的滩地走了,撇下祖先们长眠的茔地走了,搬迁到离县城不远的大路边上去了,变成了城里人,去过城里人的现代化生活去了”。这就是进行时当中的城镇化,用许多本该“冒着蓝蓝的炊烟”的泥土乡村的消失换来另一些水泥丛林的蓬勃崛起。或许,工商文明取代农耕文明是人类社会前行的必然趋势,只是由农耕文明滋养传承的许多优良、美好、淳朴的民风习俗,该不该成为哺育城市文明的文化营养?还是任由陌生冷漠的欲望关系弥漫着本来就够冰冷的城市森林?欲望岂止是只在城市间弥漫,瞧瞧看,正当离群索居的于得水老汉自得其乐地沉浸在自己的一变三三变九九变八十一只的“羊财”美梦当中,却不知道城市人那利欲熏心贪婪无度的病菌已经浸染到他。当他接受艺术家老板那五千元订金又转换成那只承载着无限希望的母羊只的时候,连死神也已经尾随着他了。
待笔者一旦明白于得水老汉自言自语絮絮叨叨的目的是要为完成女儿布置的任务挖掘崖柏的时候,就预感到了主人公会死,结果呢,果然被不幸言中了。当然,笔者并不是借此要说小说还没有构思铺排出出乎意料的结尾,而是觉得预判出了作者不俗的立意用心。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被利益欲念驱动着已经浮躁到无以名状的地步,再不棒喝,就不只是贪欲者寻死找死的问题,而是要祸害到本该山清水秀的天地自然的根本存亡了。
李云峰,运城市文联副主席,《河东文学》主编。作品散见于《文艺报》《社会科学报》 《博览群书》等报刊。出版有《石刻的历史》《访芮记胜》。曾获第七届、第八届山西省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等奖项。
综观他的作品,无论是《张鱼》、《鳖眼》、《旱季》、《手仗》、《麦前》,还是《阳光下》、《我要唱歌》,直到当下的《鱼河》和《崖柏》,都是以主人公的心理思维与情绪为叙述走向,一路奔突,推演人物的命运交响。说是“意识流”的路数,又不尽然,因为他还是个音乐家,笛子吹得情趣盎然,所以他的小说便也凸显出一种超越许多国外意识流佳作那种错综复杂到让你气喘吁吁,甚至影响到审美的繁琐,就那么率性自然地由一个人物的语境切入,看似简单线性地展开故事,但是由于思维的丰富多维和不确定性,作品的叙述如同一堆火苗,防不住哪会儿那股火苗猛然蹿出老高,犹如杨丽萍一般精灵地舞动在眼前。一段始料不及的精彩,而后又被另一段不期而遇的精彩所替代,如此回环往复,直至一个曲尽人散、意犹未尽的收尾,留给读者的,是一个个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再加上接地气的对当下乡村和城镇底层民众喜怒哀乐的题材选取,每一篇作品,总能打通艺术与生活的关联通道,让读者感受到作者那份忧虑苍生、悲悯生命、探寻人生意趣的赤子情怀。
艺术形式是为叙述内容服务的,而王玉峰的每篇作品,就因为选择了别致而又恰当的叙述形式,才让人物故事产生出异乎寻常的震撼力道。比如《鱼河》和《崖柏》,让笔者顺着泥鳅和于得水一老一少两个乡村人物的潜意识,走进了他们迥然不同但都同样孤独的内心世界,风流水旋地激荡出如此这般两场心境迥异的生命大冒险。
《鱼河》讲述的是一个生活在单亲家庭里而且还失了学的少年泥鳅的故事。正是母亲的出走、父亲坚持不懈地外出打工寻找,以及村小学因撤并消失掉,让泥鳅这个留守少年除了对奶奶手里那把笤帚疙瘩有一丝象征性的害怕与避让外,完全获得了一方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与思维信马由缰的天地——八里滩的河上。于是乎,随着一个少年人天真率性的思维世界,读者既感知到了现代化的电脑物件对他的诱惑魔力,也感知到他面对苗小苗老师一家三口的幸福情形,忍不住悄悄唤一声“妈妈”而后默默流泪所流溢出来的对母爱的渴望。可是就是这样一点眼馋小麦苗享受母爱的奢侈,也随着村小学被裁撤而剥夺掉了,再加上泥鳅家属于“没有办法”的穷困人家,所以他就辍学了,只能在八里滩漫无目的地游荡当中,梦想期待着苗老师“到城里安置好以后就来接他到城里去上学”的承诺的兑现。
正是在这样的游荡幻想当中,作家通过泥鳅对河上出鱼时节乡民们粗犷的舀鱼场景的期待,以及自己情不自禁地被一条大鱼诱进大河的激流当中冒险角逐、甚至险些葬身鱼河的追想,让读者体味出这个少年人体内一种不可估量的能量的躁动。如此,一种担忧也就油然而生:泥鳅的未来将会怎样?尽管结尾作者一如禅悟般让我看到泥鳅走向懂事的光明尾巴,但是这毕竟只是作家一厢情愿的期许。
再说《崖柏》。于得水老汉的冒险,犹如一则古老寓言的重述,那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故事,是在一个已经搬迁一空的沿河山村环境里展开的。相对于泥鳅面对的村小学的撤并,于得水更成了实际上已经死亡的村落的守墓者,因为“村子里的人有朝一日都走了,撇下住了几辈辈人的房屋石窑走了,撇下养活了一茬又一茬人的滩地走了,撇下祖先们长眠的茔地走了,搬迁到离县城不远的大路边上去了,变成了城里人,去过城里人的现代化生活去了”。这就是进行时当中的城镇化,用许多本该“冒着蓝蓝的炊烟”的泥土乡村的消失换来另一些水泥丛林的蓬勃崛起。或许,工商文明取代农耕文明是人类社会前行的必然趋势,只是由农耕文明滋养传承的许多优良、美好、淳朴的民风习俗,该不该成为哺育城市文明的文化营养?还是任由陌生冷漠的欲望关系弥漫着本来就够冰冷的城市森林?欲望岂止是只在城市间弥漫,瞧瞧看,正当离群索居的于得水老汉自得其乐地沉浸在自己的一变三三变九九变八十一只的“羊财”美梦当中,却不知道城市人那利欲熏心贪婪无度的病菌已经浸染到他。当他接受艺术家老板那五千元订金又转换成那只承载着无限希望的母羊只的时候,连死神也已经尾随着他了。
待笔者一旦明白于得水老汉自言自语絮絮叨叨的目的是要为完成女儿布置的任务挖掘崖柏的时候,就预感到了主人公会死,结果呢,果然被不幸言中了。当然,笔者并不是借此要说小说还没有构思铺排出出乎意料的结尾,而是觉得预判出了作者不俗的立意用心。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们,被利益欲念驱动着已经浮躁到无以名状的地步,再不棒喝,就不只是贪欲者寻死找死的问题,而是要祸害到本该山清水秀的天地自然的根本存亡了。
李云峰,运城市文联副主席,《河东文学》主编。作品散见于《文艺报》《社会科学报》 《博览群书》等报刊。出版有《石刻的历史》《访芮记胜》。曾获第七届、第八届山西省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