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析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在其作品中竭力要解构与颠覆的对象，主要包括殖民神话、殖民意识形态、种族隔离制度、传统历史观和传统文学观等。
　　【关键词】库切;解构;殖民
　　【中图分类号】I4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4-0024-02
　　2003年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以精巧的构思、意味深长的对话和卓越超群的分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外，与众不同的库切凭借其杰出的作品，还获得了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等多项国际奖，享誉世界文坛。
　　生于南非，长于南非，南非背景、南非记忆成为库切小说不可化约的要素。他在作品中猛烈抨击殖民主义与种族隔离，控诉着殖民霸权的残暴与血腥，也叙说着被殖民被歧视民族的伤痛与苦难，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色彩。库切作品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既不同于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主流文学现实主义小说，也不完全同于后现代小说。
　　库切以库切式言说构建了自己的文学世界，而这种构建基于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传统文学观等方面的解构与颠覆之上。
　　一、颠覆殖民神话、殖民意识形态和种族隔离制度
　　库切以创伤书写、残疾书写、身体叙事等表达着一位有良知的南非作家对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的切齿痛恨和对被殖民者被歧视者的深切同情，同时，在对南非苦难历史的叙写中也渗透着深刻的反思：殖民不仅给黑人造成了无以复加的伤害，也给有良知的白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那些被渲染的殖民英雄殖民神话在库切的作品中被颠覆，那些被殖民统治者企图美化、内化、普遍化的殖民意识形态面纱也被撕扯了下来，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公与残酷被映照显现。
　　（一）创伤书写
　　创伤，有身体的创伤，也有心灵的创伤。南非漫长的被殖民史与种族隔离史，使得南非黑人族群的身心创伤刻入骨髓，甚至积压沉淀为集体无意识。而不公的制度也给不少白人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在南非这样的“主奴社会”，奴隶不自由，主人也不自由;黑人被伤害，白人也饱受愧疚感与羞耻感的折磨。殖民与种族隔离给南非带来的创伤是多维的、立体的，既有个体创伤，也有集体创伤，既有身体创伤，也有精神创伤。
　　库切借用了殖民意识形态小说常用的“自我/他者”二元模式，但又以细致入微的心理描述与人物塑造颠覆了这一模式，从而颠覆殖民神话。在日益内化的“自我/他者”思维模式中，白人殖民者为“自我”，黑人被殖民者为“他者”，自我为主，他者为奴，自我优等，他者劣等，自我理性，他者野蛮……库切却告诉人们：自我与他者并非绝然隔离对立，二者常常彼此渗透、相辅相成;自我也绝非一成不变，自我与他者在不同处境下甚至会互为转换，自我成了他者，他者成了自我;对他者的恶会反作用于自身，损害自身。“主体性”思维被“主体间性思维”取代，库切的这一言说呈现出后现代性。
　　库切小说《等待野蛮人》中的帝国边境行政官就是这样一位转换为“他者”的“自我”。帝国权力中心派遣部队奔赴边境，镇压所谓叛乱的野蛮人。边境无辜的异族人惨遭屠杀残害折磨。有一老一少祖孙二人因所谓的“形迹可疑”被拘禁，之后，爷爷被折磨致死，孙女也遍体鳞伤差点儿丧命。白人行政官没有参加对祖孙二人的刑讯过程，刑讯者的官方报告说老人的死是因为“在讯问过程中情绪突然失控，自杀身亡”，尸体被草草处理。面对伤痕累累的老人尸体，白人行政官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坦然舒适地生活。异族祖孙是被残害的他者，而白人行政官也成了伤害事件的间接被伤害者，他的心灵受到重创，从此梦魇不断。猛然觉醒的他意识到自己与帝国暴力政治的共谋关系，自己成了帮凶。在认清了帝国殖民统治的本质后，他毅然站到了帝国暴权的對立面。之后行政官因莫须有的“通敌罪”被指控和囚禁，甚至被当众鞭打、尊严尽丧。此时，曾经拥有权力的主体“自我”沦为了被残暴对待的“他者”。这一“自我”“他者”的角色转换颠覆了殖民神话，也使库切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视觉和深度。
　　《幽暗之地》中那位一心构思“越南战争”升级计划的美国白人唐恩，由于痴迷于暴力与错乱的幻想最终精神分裂、人格分裂，身体也严重异常化。库切揭示了一个被人们忽视的现象：战争在给被侵略民族带来创伤的同时，也会反作用于战争的制造者、侵略者;战争在给直接参与者造成巨大身心伤害的同时，对非直接参与者也会造成极大影响。唐恩精神分裂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与“他者”的转换。
　　（二）残疾书写
　　漫长的被殖民和种族歧视，使残疾书写成了南非作家绕不开的主题。此前相关的殖民文学作品暗藏着“常态/反常”“残疾/伤残=反常”的思维模式，并且把白人与黑人/他者分别作为“常态”与“反常”的隐喻，种族偏见赫然彰显：白人主人公健康，他者残疾;白人主人公头脑理性智慧，他者愚笨或偷奸耍滑;前者是文明的代表，后者则象征野蛮。库切作品高举反殖民旗帜，并用一种独特的后殖民言说颠覆了传统“常态（白人）/反常=残疾（黑人/他者）”的二元模式和歧视思维。库切作品中，身体残疾不再是黑人/他者的专利，白人主体也可能成为残疾的载体。身体符号的隐喻功能没变，但却颠覆了殖民文学的叙事传统。
　　库切小说《慢人》中，白人男性主人公保罗因车祸导致截肢成为残疾。身体的残疾不仅使保罗身体遭受创伤，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心理和意识的巨大创伤。保罗自惭形秽、自我厌恶，沮丧灰心，即使爱上了女护工玛丽亚娜也不敢表白。作为小说主人公和叙事主角的保罗，由健康变为残疾，由自信变为自卑，已然颠覆了此前殖民文学的白人主人公预设。
　　残疾作为殖民罪恶的隐喻在库切作品中也体现出来。《福》中没有舌头丧失语言能力缺失生殖器的星期五、《等待野蛮人》中伤痕累累的异族女孩等都是对殖民罪恶的控诉。 　　二、解构传统历史观
　　传统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由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构成的，对历史的记录或反映的文字是可靠真实的，语言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可以做到客观真实。传统历史观中，历史事件是客观的、历史记载是真实的、语言是透明的。然而，后结构主义历史观颠覆了这样的思维与理论。后结构主义历史观提出了历史的文本性与历史文本内在的文学性。在后结构主义的审视中，历史记载不是对真实事件的准确客观的记录，而是一种叙事。这种叙事不可避免地要有作者对材料的选择取舍、加工编撰、结构安排等环节，于是注定了历史记载必然暗含作者记录者的主观色彩，所谓的绝对“客观真实”不过是人们的一厢情愿或自以为是而已。历史记载也属于历史文本，历史具有文本性。而未能亲历历史者均由历史文本理解历史。语言不可能完全透明，历史叙述也不可能完全中性。
　　库切深受后结构主义历史观影响，其小说《幽暗之地》就揭示了历史文本的建构性。小说中的S·J·库切是20世纪中期荷裔南非人，在其所作的序言中，把明显是后人杜撰的故事称为“更客观公正”“以史实为依据”的“一本历史书”。雅各·库切的证词被标榜为史料，但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而是经过了各种转述、代笔的人为建构之话语。《幽暗之地》可谓库切的一次历史反写，以此颠覆传统意义上历史再现的客观性与中立性。
　　而库切女性视角三部曲也成功实现了历史反写，颠覆了传统历史观。按出版时间先后，《内陆深处》《福》和《铁器时代》三部小说都以女性为主人公，以女性视角去看去想去言说。《内陆深处》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以玛格达为核心叙述者。玛格达自幼丧母，与父亲常年居住在南非干旱台地，家里还有几个混血仆人——老安娜一家和亨德里克夫妇。库切让玛格达成为一个极端化不可靠叙述者，在她的叙述中，真假难辨、现实与臆想交错混杂、叙述与解叙述交替呈现，整个文本犹如一个大迷宫。玛格达的话语在建构——解构——再建构中不断地自我指涉或自我否定，而文本也成为不断由一个能指链滑向另一個能指链的延异符号。库切借由阿非利肯女性玛格达的疯癫叙述，揭示了历史中官方记录中女性形象的建构性以及其后隐藏的权力属性话语的普遍性与压制性：殖民文学中的阿非利肯女性形象应该是欧洲文学“屋子里的天使”——美貌善良、温柔贤淑，在日常生活与殖民斗争中坚定支持本民族男性。而玛格达却容颜枯槁、身材瘦削，既不美貌也不贤淑，一心幻想着推翻父权、超越种族和阶级差异与混血仆人友好相处。
　　《福》中的女主人公苏珊，以自己强烈的主权意识要为女性叙事争取“在场”权，让女性发声。库切《福》与笛福名著《鲁滨孙漂流记》呈互文关系，但却让苏珊以见证者和亲历者的身份质疑笛福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同时也解构了英国小说殖民开拓英雄的崇高形象——苏珊反问道：“现在我想问的是：在大海中有谁能让火药保持干燥？更何况一个连性命都不能自保的人，那他为何会去救一把毛瑟枪？”“我没看到过食人族，如果他们是在夜里出现，天一亮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我得说他们没有留下脚印。”
　　《铁器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知识分子科伦太太无法容忍官方的虚假报道，无法接受殖民统治者的残暴霸权，她坚持女性言说的在场，坚持言说真相的勇气，并以自己的爱温暖了受伤黑人男孩和流浪汉的心。科伦太太的女性言说解构了历史与官方的真相话语。
　　库切作品还以后现代手法写作的自传三部曲《男孩》《青春》《夏日》解构了传统文学观、真实观和自传观，颠覆了传统关于自传主体稳定理性统一的形象塑造原则。
　　参考文献：
　　[1]石云龙.库切小说“他者”多维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邵凌.库切作品与后现代文化景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3]蔡圣勤，谢艳明.库切研究与后殖民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袁春红，女，贵州天柱人，云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副教授，从事文艺学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