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红色年代的集体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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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历时经年的运动中,千百万人大迁移,或回乡、或插队、或支边,曾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轨迹,涉及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形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回望知青岁月,这个时代的人们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那段历史、看待那个年代上千万年轻人的选择?
  很多年以后,山东知青许树基常常会想起那个日子,一趟破旧的绿皮火车,载着他和数百名“战友”,从济南出发,驶往遥远而又神秘的青藏高原。正是十七八岁年纪的他们,还完全不知道这样的远行意味着什么。干事创业的理想和实现自我的激昂里,笑声很快掩过了离别的抽泣。一代人的青春,就这样被绑上了时代的列车。
  坠入时代的洪流
  年逾花甲,人难免怀旧。作为济南波罗峪景区的负责人,许树基当初看中这个地方,就与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
  位于波罗峪的“知青村”,是济南市范围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知青点”,几栋满身岁月划痕的石头房子坐落在半山腰。锄头、石磨、具有浓郁革命色彩的黑板报,时代的痕迹清晰地记录着一代人曾经在此的生活。“立志山区扎根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柴门上的对联依稀可见,记录着1968年十几名济南青年的青春抉择。当年,这十几名青年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来此下乡插队。栽树、种地、护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苦中作乐乐此不疲。
  每次来到这里,许树基都会想起曾经同为知青的自己。
  就在十几名济南青年来到波罗峪的3年前,1965年的秋天,年仅18岁的许树基第一次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奔向一个遥远而又未知的地方——青海生产建设兵团。
  “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认同青年人只有‘上山下乡’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弹指间,40多年过去,虽然早已释然于那段特殊的岁月,但许树基并不讳言自己当初的困惑。
  生于1947年的许树基,从小家境贫寒。及至他初中毕业的1964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席卷开来,但在毕业前的主题班会上,许树基仍然倔强地表示:“如果考不上学,我更想到工厂做一名学徒工,因为我们家生活太困难了。”
  这样的表达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人一旦被裹挟进时代的洪流,注定难以抉择完全遵从自己内心的道路。在稍后进行的中考中,原本学习成绩名列班级前茅的许树基意外落榜。从居委会借来了一辆地排车,这个年方十七的小伙子,拉沙子、运石头,开始了打零工的生活。
  1965年,又是一个秋天,青海生产建设兵团来山东招工的消息传来,许树基再次被建议报名。考虑到建设兵团的“半部队化”编制管理,这个在过去的一年间尝尽生活酸楚的小伙子,决定去碰一碰运气。
  青海格尔木,就这样一步一步烙进许树基的生命年轮。
  一代人的梦想
  事实上,早在许树基作出这一抉择之前,在山东,就有一个知青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这时候,这位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知青明星,已经从一名普通的回乡知青,正式步入共青团山东省委的领导岗位,这位知青名叫徐建春。
  每一个时代,似乎从来都不匮乏与今天并无二致的“明星效应”。现在,徐建春早已从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上卸任,而她的形象,伴随一张叫做《给毛主席点烟的人》的经典照片,始终被人们记忆。
  生于山东莱州的徐建春,1951年高小毕业。是继续上学还是回乡务农?作为当时的知识青年,徐建春在第一次人生抉择面前就面临着巨大的困惑。一家三代只有爷爷一人劳动的拮据现实,让徐建春不得不放弃到外面就业的打算。
  在故乡莱州的土地上,那年16岁的徐建春,带领乡亲们建起了第一个生产互助小组。“我当上了互助组长,也考上了济南市公安学校……接学员的汽车开到了村里,但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来。”60年后再回首,对于那段岁月的故事,徐建春依旧历历在目。“互助组获得了丰产,群众把我们的互助组当成了榜样,把我当成了学习的模范。”
  徐建春在贫瘠的农村土地里,不断寻求着一个高小毕业生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结合,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我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做梦也想不到高小毕业不久的一个农村孩子能见到毛主席,惭愧的是自己过去不安心农业生产。我这才真正体验到:没有比劳动更光荣的了!”
  在一份口述实录里,徐建春回忆那一段岁月,多次表示“最难忘的就是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这样最难忘的时刻,在她的青春岁月里曾经连续出现了12次。
  “每个时代的‘成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色彩,比如衡量标准和实现途径等,很多时候都截然不同。”研究山东知青史多年的作家卞奎也认同,“在注重政治生活的当时,以徐建春为代表的知青明星,实现了最高理想,成为一代人的榜样,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抉择。”
  梦想照进现实
  回忆当年的知青岁月,现在早已成长为一名成功商人的许树基坦言,自己之所以能够“混得还不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的适应能力很强。
  他说:“其实,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如果一味抱怨环境不好、氛围不公、人浮于事,那么,注定一事无成。”
  虽然当初很不情愿地登上了西行的列车,但在火车上的三天三夜里,许树基已经展露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在那个业余生活贫乏的岁月里,会吹拉弹唱的人,一向被人们捧为明星。家住大观园附近的许树基,从小就在那里听快书,尤善模仿。当一个爱好曲艺的小学同学在火车上发现了他,当即邀他出任捧哏,表演相声。
  笑声很快压过了车厢角落里隐隐的抽泣,列车抵达西宁,许树基和同学二人已经成为知青中的名人。随即,作为山东知青的代表,在西宁举行的欢迎知青晚会上,二人受邀登台献艺。
  许树基回忆,从山东平原到青藏高原,建设兵团的艰苦环境不难想象。但当时,是人才,大都格外受重视,就跟今天各单位选拔人才一样。卞奎1966年从青岛前往青海生产建设兵团,因为拉得一手具有专业水准的小提琴,几乎没有下过农业生产连队,就被选拔进了宣传队。
  许树基也曾担任宣传员,但在机务连,他很快在拖拉机驾驶和维修方面展现出才华,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生产能手。“有一段时间,连队一个中专毕业的排长,老想自己开拖拉机,让我去干别的。”许树基说,如果换成别人,可能就会闹情绪,但他没有。“冬天往地里挑肥料,我一天挑六七十趟,全连队都没有比过我的。后来,这个排长又找我谈话,主动承认是他对我有偏见,对我的安排是不妥的,重新让我开拖拉机。”   从履带拖拉机到轮式拖拉机,许树基开过的拖拉机几乎可以排列成为拖拉机的“进化史”。在被裹挟的人生选择中,许树基相信,自己的选择是主动的。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当然,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上山下乡”的知青自然也是如此。原山东省知青办主任孙丹华说,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各方面的状况都要比去兵团的知青更困难。
  1975年,孙丹华带领知青在泗水插队锻炼,一年后返回济南,担任山东省知青办主任。正是在担任知青办主任期间,孙丹华开始接触到知青对不公的种种声讨,并积极思考如何保护知青的问题。
  这时候,“上山下乡”实际已经进入末期,很多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或参加招工。但一些问题经过了10年的积郁也开始发酵,比如村支书借招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等迫害知青的事件开始曝光。
  “当时,经常有一些知青到知青办反映情况。”孙丹华说,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及时向山东省委作了汇报,最终促成了几起恶性案件的从严、从快、从重解决。
  当时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让一些知青常常无端陷入被批斗的旋涡。许树基也曾挨过批斗,他记得,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人干活儿,都去参加运动了”。
  转眼间,这些当初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成了很多知青一辈子的回忆,许树基与爱人正是在兵团结的婚。“也不存在谁追谁,开始都是一帮知青说‘我看你和谁不错,快去谈谈吧’。起初不当真,但大家都那么说,我就真去找她拉了拉,‘同意吧?’一听同意,就这么定了。”许树基说,那时候的感情都比较单纯,而婚姻生活的到来,也让生活不再那么单调。两个人的结合有时候比想象的更简单。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出,历经长久的期盼与煎熬的知青,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即将过去的时候,等来了安置回城的春风。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并不是每一段姻缘的结合都是甜蜜与幸福的。
  当爱恨已成往事
  当政治氛围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日渐淡去,当年那些年少轻狂的知青,已渐渐步入暮年。
  已经65岁了,许树基越发追忆那些遗落在青藏高原的“青春”。“从那里离开的时候,我们好多人都发誓,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但一些年过去了,回去看看的愿望却越发强烈。”1998年、2000年,许树基两次回到格尔木,而现在,“又想回去了”。
  下乡,返城。如果不是隔着时代的河流,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当他们选择返城时,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知青杨春明1970年参加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在下乡期间表现突出,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1976年11月,杨春明担任利津县委副书记。但就在这时候,战友们陆续返城了。感到前所未有孤独的杨春明,“再也无法压抑重返故乡与家人长期厮守的强烈愿望”,毅然向组织提出不当县委副书记,按照知青返城政策回济南。次年3月,他终于重获“济南籍”。
  然而,“原以为回到济南照样可以干革命,可是,从那以后,无论我再怎么能干,再怎么来补救,也没能重现当年的那些辉煌”。
  时代的转变注定使人无法始终停留在一种维度上,孙丹华笃信,“上山下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并不适合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去肆意打量。事实上,它和那个时代一起,属于一代人的记忆。它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其实和今天的种种一样,都有着时代的必然。
  许树基渴望留下这一个时代的背影。守着一处保留完好的“知青村”,在济南南郊那个叫做波罗峪的地方,他小心翼翼地收藏起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
  1981年,许树基携妻带子返回家乡。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回来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岁月的蹉跎中他一下子就想起了《红旗谱》中朱老忠30年后回家乡的情形,各种物是人非。
  一个少不更事的年纪,倏然就过去了。所幸的是,“我们失去过许多,但没有全部失去……”同样是回忆那一段岁月,曾在日照插队的知青尹凤鸣说:“我们与共和国一起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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