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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历时经年的运动中，千百万人大迁移，或回乡、或插队、或支边，曾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轨迹，涉及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形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回望知青岁月，这个时代的人们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那段历史、看待那个年代上千万年轻人的选择？
很多年以后，山东知青许树基常常会想起那个日子，一趟破旧的绿皮火车，载着他和数百名“战友”，从济南出发，驶往遥远而又神秘的青藏高原。正是十七八岁年纪的他们，还完全不知道这样的远行意味着什么。干事创业的理想和实现自我的激昂里，笑声很快掩过了离别的抽泣。一代人的青春，就这样被绑上了时代的列车。
坠入时代的洪流
年逾花甲，人难免怀旧。作为济南波罗峪景区的负责人，许树基当初看中这个地方，就与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
位于波罗峪的“知青村”，是济南市范围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知青点”，几栋满身岁月划痕的石头房子坐落在半山腰。锄头、石磨、具有浓郁革命色彩的黑板报，时代的痕迹清晰地记录着一代人曾经在此的生活。“立志山区扎根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柴门上的对联依稀可见，记录着1968年十几名济南青年的青春抉择。当年，这十几名青年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来此下乡插队。栽树、种地、护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苦中作乐乐此不疲。
每次来到这里，许树基都会想起曾经同为知青的自己。
就在十几名济南青年来到波罗峪的3年前，1965年的秋天，年仅18岁的许树基第一次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奔向一个遥远而又未知的地方——青海生产建设兵团。
“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认同青年人只有‘上山下乡’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弹指间，40多年过去，虽然早已释然于那段特殊的岁月，但许树基并不讳言自己当初的困惑。
生于1947年的许树基，从小家境贫寒。及至他初中毕业的1964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席卷开来，但在毕业前的主题班会上，许树基仍然倔强地表示：“如果考不上学，我更想到工厂做一名学徒工，因为我们家生活太困难了。”
这样的表达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人一旦被裹挟进时代的洪流，注定难以抉择完全遵从自己内心的道路。在稍后进行的中考中，原本学习成绩名列班级前茅的许树基意外落榜。从居委会借来了一辆地排车，这个年方十七的小伙子，拉沙子、运石头，开始了打零工的生活。
1965年，又是一个秋天，青海生产建设兵团来山东招工的消息传来，许树基再次被建议报名。考虑到建设兵团的“半部队化”编制管理，这个在过去的一年间尝尽生活酸楚的小伙子，决定去碰一碰运气。
青海格尔木，就这样一步一步烙进许树基的生命年轮。
一代人的梦想
事实上，早在许树基作出这一抉择之前，在山东，就有一个知青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这时候，这位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知青明星，已经从一名普通的回乡知青，正式步入共青团山东省委的领导岗位，这位知青名叫徐建春。
每一个时代，似乎从来都不匮乏与今天并无二致的“明星效应”。现在，徐建春早已从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上卸任，而她的形象，伴随一张叫做《给毛主席点烟的人》的经典照片，始终被人们记忆。
生于山东莱州的徐建春，1951年高小毕业。是继续上学还是回乡务农？作为当时的知识青年，徐建春在第一次人生抉择面前就面临着巨大的困惑。一家三代只有爷爷一人劳动的拮据现实，让徐建春不得不放弃到外面就业的打算。
在故乡莱州的土地上，那年16岁的徐建春，带领乡亲们建起了第一个生产互助小组。“我当上了互助组长，也考上了济南市公安学校……接学员的汽车开到了村里，但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来。”60年后再回首，对于那段岁月的故事，徐建春依旧历历在目。“互助组获得了丰产，群众把我们的互助组当成了榜样，把我当成了学习的模范。”
徐建春在贫瘠的农村土地里，不断寻求着一个高小毕业生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结合，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我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做梦也想不到高小毕业不久的一个农村孩子能见到毛主席，惭愧的是自己过去不安心农业生产。我这才真正体验到：没有比劳动更光荣的了！”
在一份口述实录里，徐建春回忆那一段岁月，多次表示“最难忘的就是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这样最难忘的时刻，在她的青春岁月里曾经连续出现了12次。
“每个时代的‘成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色彩，比如衡量标准和实现途径等，很多时候都截然不同。”研究山东知青史多年的作家卞奎也认同，“在注重政治生活的当时，以徐建春为代表的知青明星，实现了最高理想，成为一代人的榜样，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抉择。”
梦想照进现实
回忆当年的知青岁月，现在早已成长为一名成功商人的许树基坦言，自己之所以能够“混得还不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的适应能力很强。
他说：“其实，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如果一味抱怨环境不好、氛围不公、人浮于事，那么，注定一事无成。”
虽然当初很不情愿地登上了西行的列车，但在火车上的三天三夜里，许树基已经展露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在那个业余生活贫乏的岁月里，会吹拉弹唱的人，一向被人们捧为明星。家住大观园附近的许树基，从小就在那里听快书，尤善模仿。当一个爱好曲艺的小学同学在火车上发现了他，当即邀他出任捧哏，表演相声。
笑声很快压过了车厢角落里隐隐的抽泣，列车抵达西宁，许树基和同学二人已经成为知青中的名人。随即，作为山东知青的代表，在西宁举行的欢迎知青晚会上，二人受邀登台献艺。
许树基回忆，从山东平原到青藏高原，建设兵团的艰苦环境不难想象。但当时，是人才，大都格外受重视，就跟今天各单位选拔人才一样。卞奎1966年从青岛前往青海生产建设兵团，因为拉得一手具有专业水准的小提琴，几乎没有下过农业生产连队，就被选拔进了宣传队。
许树基也曾担任宣传员，但在机务连，他很快在拖拉机驾驶和维修方面展现出才华，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生产能手。“有一段时间，连队一个中专毕业的排长，老想自己开拖拉机，让我去干别的。”许树基说，如果换成别人，可能就会闹情绪，但他没有。“冬天往地里挑肥料，我一天挑六七十趟，全连队都没有比过我的。后来，这个排长又找我谈话，主动承认是他对我有偏见，对我的安排是不妥的，重新让我开拖拉机。” 从履带拖拉机到轮式拖拉机，许树基开过的拖拉机几乎可以排列成为拖拉机的“进化史”。在被裹挟的人生选择中，许树基相信，自己的选择是主动的。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当然，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上山下乡”的知青自然也是如此。原山东省知青办主任孙丹华说，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各方面的状况都要比去兵团的知青更困难。
1975年，孙丹华带领知青在泗水插队锻炼，一年后返回济南，担任山东省知青办主任。正是在担任知青办主任期间，孙丹华开始接触到知青对不公的种种声讨，并积极思考如何保护知青的问题。
这时候，“上山下乡”实际已经进入末期，很多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或参加招工。但一些问题经过了10年的积郁也开始发酵，比如村支书借招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等迫害知青的事件开始曝光。
“当时，经常有一些知青到知青办反映情况。”孙丹华说，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及时向山东省委作了汇报，最终促成了几起恶性案件的从严、从快、从重解决。
当时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让一些知青常常无端陷入被批斗的旋涡。许树基也曾挨过批斗，他记得，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人干活儿，都去参加运动了”。
转眼间，这些当初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成了很多知青一辈子的回忆，许树基与爱人正是在兵团结的婚。“也不存在谁追谁，开始都是一帮知青说‘我看你和谁不错，快去谈谈吧’。起初不当真，但大家都那么说，我就真去找她拉了拉，‘同意吧？’一听同意，就这么定了。”许树基说，那时候的感情都比较单纯，而婚姻生活的到来，也让生活不再那么单调。两个人的结合有时候比想象的更简单。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出，历经长久的期盼与煎熬的知青，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即将过去的时候，等来了安置回城的春风。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并不是每一段姻缘的结合都是甜蜜与幸福的。
当爱恨已成往事
当政治氛围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日渐淡去，当年那些年少轻狂的知青，已渐渐步入暮年。
已经65岁了，许树基越发追忆那些遗落在青藏高原的“青春”。“从那里离开的时候，我们好多人都发誓，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但一些年过去了，回去看看的愿望却越发强烈。”1998年、2000年，许树基两次回到格尔木，而现在，“又想回去了”。
下乡，返城。如果不是隔着时代的河流，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当他们选择返城时，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知青杨春明1970年参加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在下乡期间表现突出，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1976年11月，杨春明担任利津县委副书记。但就在这时候，战友们陆续返城了。感到前所未有孤独的杨春明，“再也无法压抑重返故乡与家人长期厮守的强烈愿望”，毅然向组织提出不当县委副书记，按照知青返城政策回济南。次年3月，他终于重获“济南籍”。
然而，“原以为回到济南照样可以干革命，可是，从那以后，无论我再怎么能干，再怎么来补救，也没能重现当年的那些辉煌”。
时代的转变注定使人无法始终停留在一种维度上，孙丹华笃信，“上山下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并不适合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去肆意打量。事实上，它和那个时代一起，属于一代人的记忆。它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其实和今天的种种一样，都有着时代的必然。
许树基渴望留下这一个时代的背影。守着一处保留完好的“知青村”，在济南南郊那个叫做波罗峪的地方，他小心翼翼地收藏起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
1981年，许树基携妻带子返回家乡。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回来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岁月的蹉跎中他一下子就想起了《红旗谱》中朱老忠30年后回家乡的情形，各种物是人非。
一个少不更事的年纪，倏然就过去了。所幸的是，“我们失去过许多，但没有全部失去……”同样是回忆那一段岁月，曾在日照插队的知青尹凤鸣说：“我们与共和国一起走向成熟。”
很多年以后，山东知青许树基常常会想起那个日子，一趟破旧的绿皮火车，载着他和数百名“战友”，从济南出发，驶往遥远而又神秘的青藏高原。正是十七八岁年纪的他们，还完全不知道这样的远行意味着什么。干事创业的理想和实现自我的激昂里，笑声很快掩过了离别的抽泣。一代人的青春，就这样被绑上了时代的列车。
坠入时代的洪流
年逾花甲，人难免怀旧。作为济南波罗峪景区的负责人，许树基当初看中这个地方，就与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
位于波罗峪的“知青村”，是济南市范围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知青点”，几栋满身岁月划痕的石头房子坐落在半山腰。锄头、石磨、具有浓郁革命色彩的黑板报，时代的痕迹清晰地记录着一代人曾经在此的生活。“立志山区扎根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柴门上的对联依稀可见，记录着1968年十几名济南青年的青春抉择。当年，这十几名青年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来此下乡插队。栽树、种地、护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苦中作乐乐此不疲。
每次来到这里，许树基都会想起曾经同为知青的自己。
就在十几名济南青年来到波罗峪的3年前，1965年的秋天，年仅18岁的许树基第一次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奔向一个遥远而又未知的地方——青海生产建设兵团。
“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认同青年人只有‘上山下乡’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弹指间，40多年过去，虽然早已释然于那段特殊的岁月，但许树基并不讳言自己当初的困惑。
生于1947年的许树基，从小家境贫寒。及至他初中毕业的1964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席卷开来，但在毕业前的主题班会上，许树基仍然倔强地表示：“如果考不上学，我更想到工厂做一名学徒工，因为我们家生活太困难了。”
这样的表达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人一旦被裹挟进时代的洪流，注定难以抉择完全遵从自己内心的道路。在稍后进行的中考中，原本学习成绩名列班级前茅的许树基意外落榜。从居委会借来了一辆地排车，这个年方十七的小伙子，拉沙子、运石头，开始了打零工的生活。
1965年，又是一个秋天，青海生产建设兵团来山东招工的消息传来，许树基再次被建议报名。考虑到建设兵团的“半部队化”编制管理，这个在过去的一年间尝尽生活酸楚的小伙子，决定去碰一碰运气。
青海格尔木，就这样一步一步烙进许树基的生命年轮。
一代人的梦想
事实上，早在许树基作出这一抉择之前，在山东，就有一个知青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这时候，这位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知青明星，已经从一名普通的回乡知青，正式步入共青团山东省委的领导岗位，这位知青名叫徐建春。
每一个时代，似乎从来都不匮乏与今天并无二致的“明星效应”。现在，徐建春早已从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位上卸任，而她的形象，伴随一张叫做《给毛主席点烟的人》的经典照片，始终被人们记忆。
生于山东莱州的徐建春，1951年高小毕业。是继续上学还是回乡务农？作为当时的知识青年，徐建春在第一次人生抉择面前就面临着巨大的困惑。一家三代只有爷爷一人劳动的拮据现实，让徐建春不得不放弃到外面就业的打算。
在故乡莱州的土地上，那年16岁的徐建春，带领乡亲们建起了第一个生产互助小组。“我当上了互助组长，也考上了济南市公安学校……接学员的汽车开到了村里，但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来。”60年后再回首，对于那段岁月的故事，徐建春依旧历历在目。“互助组获得了丰产，群众把我们的互助组当成了榜样，把我当成了学习的模范。”
徐建春在贫瘠的农村土地里，不断寻求着一个高小毕业生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结合，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我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做梦也想不到高小毕业不久的一个农村孩子能见到毛主席，惭愧的是自己过去不安心农业生产。我这才真正体验到：没有比劳动更光荣的了！”
在一份口述实录里，徐建春回忆那一段岁月，多次表示“最难忘的就是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这样最难忘的时刻，在她的青春岁月里曾经连续出现了12次。
“每个时代的‘成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色彩，比如衡量标准和实现途径等，很多时候都截然不同。”研究山东知青史多年的作家卞奎也认同，“在注重政治生活的当时，以徐建春为代表的知青明星，实现了最高理想，成为一代人的榜样，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抉择。”
梦想照进现实
回忆当年的知青岁月，现在早已成长为一名成功商人的许树基坦言，自己之所以能够“混得还不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的适应能力很强。
他说：“其实，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如果一味抱怨环境不好、氛围不公、人浮于事，那么，注定一事无成。”
虽然当初很不情愿地登上了西行的列车，但在火车上的三天三夜里，许树基已经展露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在那个业余生活贫乏的岁月里，会吹拉弹唱的人，一向被人们捧为明星。家住大观园附近的许树基，从小就在那里听快书，尤善模仿。当一个爱好曲艺的小学同学在火车上发现了他，当即邀他出任捧哏，表演相声。
笑声很快压过了车厢角落里隐隐的抽泣，列车抵达西宁，许树基和同学二人已经成为知青中的名人。随即，作为山东知青的代表，在西宁举行的欢迎知青晚会上，二人受邀登台献艺。
许树基回忆，从山东平原到青藏高原，建设兵团的艰苦环境不难想象。但当时，是人才，大都格外受重视，就跟今天各单位选拔人才一样。卞奎1966年从青岛前往青海生产建设兵团，因为拉得一手具有专业水准的小提琴，几乎没有下过农业生产连队，就被选拔进了宣传队。
许树基也曾担任宣传员，但在机务连，他很快在拖拉机驾驶和维修方面展现出才华，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生产能手。“有一段时间，连队一个中专毕业的排长，老想自己开拖拉机，让我去干别的。”许树基说，如果换成别人，可能就会闹情绪，但他没有。“冬天往地里挑肥料，我一天挑六七十趟，全连队都没有比过我的。后来，这个排长又找我谈话，主动承认是他对我有偏见，对我的安排是不妥的，重新让我开拖拉机。” 从履带拖拉机到轮式拖拉机，许树基开过的拖拉机几乎可以排列成为拖拉机的“进化史”。在被裹挟的人生选择中，许树基相信，自己的选择是主动的。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当然，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上山下乡”的知青自然也是如此。原山东省知青办主任孙丹华说，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各方面的状况都要比去兵团的知青更困难。
1975年，孙丹华带领知青在泗水插队锻炼，一年后返回济南，担任山东省知青办主任。正是在担任知青办主任期间，孙丹华开始接触到知青对不公的种种声讨，并积极思考如何保护知青的问题。
这时候，“上山下乡”实际已经进入末期，很多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或参加招工。但一些问题经过了10年的积郁也开始发酵，比如村支书借招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等迫害知青的事件开始曝光。
“当时，经常有一些知青到知青办反映情况。”孙丹华说，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他及时向山东省委作了汇报，最终促成了几起恶性案件的从严、从快、从重解决。
当时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让一些知青常常无端陷入被批斗的旋涡。许树基也曾挨过批斗，他记得，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人干活儿，都去参加运动了”。
转眼间，这些当初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成了很多知青一辈子的回忆，许树基与爱人正是在兵团结的婚。“也不存在谁追谁，开始都是一帮知青说‘我看你和谁不错，快去谈谈吧’。起初不当真，但大家都那么说，我就真去找她拉了拉，‘同意吧？’一听同意，就这么定了。”许树基说，那时候的感情都比较单纯，而婚姻生活的到来，也让生活不再那么单调。两个人的结合有时候比想象的更简单。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出，历经长久的期盼与煎熬的知青，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即将过去的时候，等来了安置回城的春风。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并不是每一段姻缘的结合都是甜蜜与幸福的。
当爱恨已成往事
当政治氛围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日渐淡去，当年那些年少轻狂的知青，已渐渐步入暮年。
已经65岁了，许树基越发追忆那些遗落在青藏高原的“青春”。“从那里离开的时候，我们好多人都发誓，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但一些年过去了，回去看看的愿望却越发强烈。”1998年、2000年，许树基两次回到格尔木，而现在，“又想回去了”。
下乡，返城。如果不是隔着时代的河流，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当他们选择返城时，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知青杨春明1970年参加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在下乡期间表现突出，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1976年11月，杨春明担任利津县委副书记。但就在这时候，战友们陆续返城了。感到前所未有孤独的杨春明，“再也无法压抑重返故乡与家人长期厮守的强烈愿望”，毅然向组织提出不当县委副书记，按照知青返城政策回济南。次年3月，他终于重获“济南籍”。
然而，“原以为回到济南照样可以干革命，可是，从那以后，无论我再怎么能干，再怎么来补救，也没能重现当年的那些辉煌”。
时代的转变注定使人无法始终停留在一种维度上，孙丹华笃信，“上山下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并不适合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去肆意打量。事实上，它和那个时代一起，属于一代人的记忆。它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其实和今天的种种一样，都有着时代的必然。
许树基渴望留下这一个时代的背影。守着一处保留完好的“知青村”，在济南南郊那个叫做波罗峪的地方，他小心翼翼地收藏起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记。
1981年，许树基携妻带子返回家乡。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回来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岁月的蹉跎中他一下子就想起了《红旗谱》中朱老忠30年后回家乡的情形，各种物是人非。
一个少不更事的年纪，倏然就过去了。所幸的是，“我们失去过许多，但没有全部失去……”同样是回忆那一段岁月，曾在日照插队的知青尹凤鸣说：“我们与共和国一起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