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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托达罗模型，分析在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预期和最低工资地区级差约束下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和再转移行为，并从产业、城市化和人力资本投资等角度提出政策主张。以实现我国劳动力资源有序转移和有效配置。
关键词：托达罗模型；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最低工资地区级差；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1-0043-03
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用全球产业转移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形成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与此同时劳动工资涨幅却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如广东省1995年到2005年GDP增长265．77％，而同期最低工资平均增长89．2％，仅为GDP增长幅度的1／3。尤其在2004年全国物价水平普遍上涨后工资涨幅滞后性更明显，导致东部局部地区出现“民工荒”。此后，地方政府纷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以调节劳动力市场。本文基于托达罗模型分析最低工资政策对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启示。
一、最低工资政策约束下的劳动力转移分析
(一)托达罗模型简介
托达罗认为劳动力转移行为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级差，即： Mt=f(d) (1) 其中Mt为在t时间内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数量，d为城乡预期收入级差，f为劳动力转移对d的响应函数，且其一阶导数 ，即劳动力转移是d的增函数。城乡预期收入级差为： d=PWu-Wr (2) 其中Wu为城市预期实际工资率，Wr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P为城市就业概率。在任一时期，P取决于城市现代部门新创造就业机会和城市失业人数。即： 其中，Eu为城市就业，Du为城市失业。既定时间内劳动力转移量为： Mt=f(PWu-Wr) (4) 若d大于0，则农村劳动力愿向城市转移；若d小于0，则农村劳动力不愿向城市转移，甚至从城市回流务农；若d等于0，则农村劳动力转移停止。
(二)我国最低工资政策基本情况
我国最低工资政策始于1993年的《企业最低工资规定》，2004年实施新的《最低工资规定》。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已制订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是“为了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调整一次，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研究拟订，并将拟订的方案报送劳动保障部。
(三)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和最低工资地区级差
1．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1995年全国共有13个省(市、自治区)颁布最低工资标准，15个大中城市最低工资均值为218元／月；2001年35个大中城市最低工资均值为339元，月，2004年3月为387元／月。2004年新最低工资规定出台，尤其“民工荒”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加大。截止2005年底35个大中城市最低工资均值为488元／月，比2004年3月上调26％。2006年仍呈上涨趋势，如2006年9月实施的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就较上年平均上涨17．8％。“民工荒”的最低工资标准倒逼效应强化了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
2．最低工资地区级差。我国经济发展的东、中、西部差距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确定和调整权限，形成最低工资地区级差。考察2005年底全国35个大中城市最低工资情况(见下表)，该年35个大中城市最低工资均值为488元，月，按实际情况可划分为高、中、低三种最低工资标准区位城市。高区位城市为520元月及以上，中区位城市为大于等于400元／月而小于520元／月，低区位城市为小于400元，月。高区位城市12个，11个在东部，最高为上海、深圳、南京等均为690元／月。中区位城市17个，13个在中西部。低区位城市6个都在中西部，最低兰州仅为340元／月。高区位与低区位城市相差350元／月。最低工资地区级差呈东部高而中西部低的特点。
(四)我国实施最低工资政策对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响
1．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特征。城市中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较好的劳动力市场，设为U1。主要分布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和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就业的制度和人力资本障碍都较高。城市中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稍差的劳动力市场，设为U2。主要分布在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等，就业障碍要低些。高人力资本量劳动力易在城市U1和U2劳动力市场就业，而低人力资本量劳动力易在U2却难在U1劳动力市场就业。
2．最低工资政策约束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行为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5年已达3．22比1。在托达罗模型中，预期城乡收入级差是决定劳动力转移行为的主要变量。
(1)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预期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行为分析。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概率P。当前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 1．62％，大专以上只有0．5％。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量不高导致难于向城市u1劳动力市场转移。而在城市U2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障碍较低，若考虑户籍制度时城市劳动力的理论就业概率会更高，但部分城市劳动力受社会、心理等因素影响缺乏就业兴趣而自愿失业，故城市U2劳动力市场失业Du值很小且趋于零，据公式(3)得P趋于1。尤其在“民工荒”现象前后城市U2劳动力市场已呈供不应求。如浙江省2002年第三季度该省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首次突破1，此后始终在1．20以上，2004年更高达1．55。2005年该省外来劳动力人数仍低于当年实际需求总量。
农村劳动力的预期城市工资水平Wu。在全国各地不断强化劳动执法背景下，最低工资标准已成为Wu的下限值，且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也会转化为Wu的上涨预期。农村劳动力的农村部门工资收入Wr。在乡一城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有两种供给方式：其一，在城市部门提供全部劳动力，是长期转移。放弃的务农收入可理解为Wr。其二，农忙时在农村部门提供劳动力，农闲时在城市部门提供劳动力，是季节性临时转移。农闲时无务农收入即Wr=0。
在最低工资标准能维持当地基本生活(该条件用于权衡劳动力转移后是否能留得住。若最低工资标准≥当地活费用，则劳动力转移后留得住，是有效转移，如“民工潮”；若最低工资标准<当地基本生活费用，则劳动力转移后留不住，是无效转移，如“民工荒”)，且P趋近于1时，在上述第一种劳动力供给方式 下，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与务农收入的差值大于零，劳动力的乡—城长期转移会保持。如“民工荒”前，1995年全国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1125．79元，折合每月93．81元，同期全国最低工资均值为218元，月，差值124．19元，月；2001年全国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1459．63元，折合每月121．63元，同期全国最低工资均值为339元／月，差值217．81元／月，呈扩张趋势。在“民工荒”短暂扰动后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更增大了预期城乡收入级差值，劳动力向城市长期转移的经济冲动更明显。在第二种劳动力供给方式下，农忙季节分析与第一种方式类似，而农闲季节时Wr＝O，而Wu>0，在迁移成本可负担时农村劳动力季节性转移会发生，且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会诱导劳动力转化为长期转移。总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预期强化了劳动力的乡一城长期转移。
(2)最低工资地区级差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行为分析。
在P和Wr一定时，最低工资地区级差决定不同城市城乡预期收入级差d值的地区差异，也成为农村劳动力乡一城转移和城市间再转移决策的决定因素。下文以最低工资立法、“民工荒”现象和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上调等事件为标志，分三个时期考察最低工资地区级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响。
第一，最低工资立法到我国东部地区出现“民工荒”期间。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形成的工资地区级差是劳动力转移的经济信号，而最低工资地区级差是工资地区级差的补充政策信号。该时期劳动力主要向东部转移，在出现“民工荒”前是有效转移。最低工资地区级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机制为：其一，若城市A最低工资标准区位高于城市B，在城市A、B的dA＞0,dB＞0时或在dA＞0而dB≤0时，都有dA>dB，则：1)准备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会选择城市A；2)已在城市B就业劳动力也会再转移到城市A。“民工荒”发生前，劳动力基本循着最低工资地区级差(最低工资立法前为工资地区级差)向高区位城市转移，并形成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其二，不管城市A、B的最低工资标准区位高低，若城市A、B的d≤O，则农村劳动力停止转移。该时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第二，我国东部地区出现“民工荒”到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上调期间。“民工荒”表明工资收入已不能支持当地基本生活需要，劳动力转移是无效转移。最低工资地区级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机制为：其一，随着政府出台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支农政策，Wr值有所上升。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1745．79元，比上年增加204．51元；2005年为1845元，比上年增加99．21元。则：1)部分拟转移劳动力会选择继续务农；2)部分经历无效转移劳动力回流务农。此时最低工资地区级差的转移诱导作用完全失效。其二，我国中西部城市已取得长足发展，虽处于最低工资标准中、低区位，但其基本生活费用也低，可支持劳动力有效转移。则：1)部分拟转移劳动力向d值稍低且大于零、最低工资标准能维持当地基本生活的中西部城市有效转移；2)部分在东部地区经历无效转移的劳动力，会出现“逆区位”转移，即从东部高区位城市向中西部低区位城市转移。此时最低工资地区级差的转移诱导作用部分失效。其三，东部城市间也存在最低工资地区级差，且有更高区位城市能支持劳动力有效转移。则：部分拟转移和已转移劳动力会向d值更大、更高最低工资标准区位的城市转移。如2004年我国东部局部地区出现“民工荒”时，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民工流向呈现不同态势。统计显示2005年春节后流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民工分别增长和降低了10％，其中长三角地区企业给出的最低工资水平普遍高于珠三角地区是决定因素。此时最低工资地区级差的转移诱导作用有效。“民工荒”反映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供给缩减而需求依然旺盛。在劳动力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成了必要的纠正政策手段。
第三，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上调到未来一段较长时期。最低工资地区级差是Wu下限值的地区级差，也是工资成本下限值的地区级差。由于工资成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结构中比重较大。统计显示来料加工企业工资成本约占生产成本60％左右。“民工荒”带动东部城市及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上调，已构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压力。在目前全国基础设施完备程度等硬件条件、政府管制水平等软件条件地区差距不断缩小趋势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面临下列选择：第一，若成功控制成本且利润值大于等于零，则继续留在当地发展，但企业循最低工资地区级差从高工资成本城市向低工资成本城市转移的吸引力会日增；第二，若不能有效控制成本且利润值小于零，则循最低工资地区级差从高工资成本城市向低工资成本城市转移，以扩张利润空间。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转移活动会日趋频繁，会引致劳动力转移和再转移活动日趋活跃，最终带来劳动力资源区域配置结构的重大变化。
二、政策启示
最低工资政策约束强化了劳动力乡一城长期转移经济冲动，增加了产业区域转移压力。要实现产业有序区域转移和劳动力有效配置，需采取多元组合政策。
(一)产业转移和升级政策。我国东部聚集的主要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应对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带来的成本压力。短期内完全转移产业并不现实，而通过实施产业集群战略以产业积聚的规模经济部分抵消转移吸引力，应是理性产业发展选择。中长期应实施产业转移和升级政策。产业转移和升级可在现有产业链内部进行。首先，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循最低工资地区级差从高区位城市向中、低区位城市转移，表现为一个省(市、自治区)内发达——发展——欠发展地区梯度转移，全国东部——中部——西部梯度转移，乃至跨国产业转移等。其次，在原产业基础上进行升级，如从装配制造低端环节向市场营销、运营管理、研发等中、高端环节延伸，提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和升级还可跨产业链进行。我国已呈“重化工化”产业发展趋势，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地区产业投资重点与热点，新产业链初具雏形，围绕地区核心产业存在大量配套产业发展空间，如零配件制造业、生产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现有和新产业链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和管理要求相似，转移障碍低，且可节约运输、关税等交易成本并有效支撑核心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
(二)功能互补的城市群发展政策。当产业转移和升级在现有产业链内进行时，已初步形成产业集群的地区，如我国珠三角地区的电子产业集群，在不断尝试向中、高端分工环节发展基础上，逐步向周边低区位工资标准城市转移低端分工环节，不仅可增强产业集群生命力并获取更多分工收益，还可带动一批中小城市发展并扩张就业容量。当产业转移和升级跨产业链进行时，可在最低工资标准的高区位中心城市发展中、高端核心产业，在周边低区位中小城市发展低端配套产业，并带动劳动力资源区域配置，缓解中心城市人口过度集聚的管理问题，发展周边中小城市并创造新就业岗位，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功能支撑与互补。最终引致劳动力资源在不同最低工资标准区位城市的梯度配置。
(三)人力资本投资政策。要有效实施产业转移和升级政策及功能互补的城市群发展政策，必然要求满足不同岗位技能需求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有效劳动力供给要求进行基础性与差异性人力资本投资。基础性人力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特点，投资主体为政府，应采取政府调节为主的投资政策，如我国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等，形成劳动力的基本健康水平和基础教育程度等基本素质。差异性人力资本具私人产品特点，投资主体为家庭、个人。在劳动力获取就业信息存在困难情况下，应实施政府调节为辅加市场调节为主的差异性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如政府牵头实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和按市场需求进行的“定单式”技能培训等，形成劳动力不同专业知识和技能等专业素质。人力资本量高低最终决定劳动力进入何种附加值产业实现就业，并决定其工资水平高低。最终实现我国劳动力资源有序转移和有效配置的目标。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托达罗模型；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最低工资地区级差；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1-0043-03
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用全球产业转移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形成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与此同时劳动工资涨幅却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如广东省1995年到2005年GDP增长265．77％，而同期最低工资平均增长89．2％，仅为GDP增长幅度的1／3。尤其在2004年全国物价水平普遍上涨后工资涨幅滞后性更明显，导致东部局部地区出现“民工荒”。此后，地方政府纷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以调节劳动力市场。本文基于托达罗模型分析最低工资政策对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启示。
一、最低工资政策约束下的劳动力转移分析
(一)托达罗模型简介
托达罗认为劳动力转移行为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级差，即： Mt=f(d) (1) 其中Mt为在t时间内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数量，d为城乡预期收入级差，f为劳动力转移对d的响应函数，且其一阶导数 ，即劳动力转移是d的增函数。城乡预期收入级差为： d=PWu-Wr (2) 其中Wu为城市预期实际工资率，Wr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P为城市就业概率。在任一时期，P取决于城市现代部门新创造就业机会和城市失业人数。即： 其中，Eu为城市就业，Du为城市失业。既定时间内劳动力转移量为： Mt=f(PWu-Wr) (4) 若d大于0，则农村劳动力愿向城市转移；若d小于0，则农村劳动力不愿向城市转移，甚至从城市回流务农；若d等于0，则农村劳动力转移停止。
(二)我国最低工资政策基本情况
我国最低工资政策始于1993年的《企业最低工资规定》，2004年实施新的《最低工资规定》。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已制订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是“为了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调整一次，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同级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研究拟订，并将拟订的方案报送劳动保障部。
(三)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和最低工资地区级差
1．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1995年全国共有13个省(市、自治区)颁布最低工资标准，15个大中城市最低工资均值为218元／月；2001年35个大中城市最低工资均值为339元，月，2004年3月为387元／月。2004年新最低工资规定出台，尤其“民工荒”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加大。截止2005年底35个大中城市最低工资均值为488元／月，比2004年3月上调26％。2006年仍呈上涨趋势，如2006年9月实施的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就较上年平均上涨17．8％。“民工荒”的最低工资标准倒逼效应强化了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
2．最低工资地区级差。我国经济发展的东、中、西部差距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确定和调整权限，形成最低工资地区级差。考察2005年底全国35个大中城市最低工资情况(见下表)，该年35个大中城市最低工资均值为488元，月，按实际情况可划分为高、中、低三种最低工资标准区位城市。高区位城市为520元月及以上，中区位城市为大于等于400元／月而小于520元／月，低区位城市为小于400元，月。高区位城市12个，11个在东部，最高为上海、深圳、南京等均为690元／月。中区位城市17个，13个在中西部。低区位城市6个都在中西部，最低兰州仅为340元／月。高区位与低区位城市相差350元／月。最低工资地区级差呈东部高而中西部低的特点。
(四)我国实施最低工资政策对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响
1．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特征。城市中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较好的劳动力市场，设为U1。主要分布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和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就业的制度和人力资本障碍都较高。城市中工资水平和工作环境稍差的劳动力市场，设为U2。主要分布在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等，就业障碍要低些。高人力资本量劳动力易在城市U1和U2劳动力市场就业，而低人力资本量劳动力易在U2却难在U1劳动力市场就业。
2．最低工资政策约束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行为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5年已达3．22比1。在托达罗模型中，预期城乡收入级差是决定劳动力转移行为的主要变量。
(1)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预期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行为分析。
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概率P。当前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 1．62％，大专以上只有0．5％。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量不高导致难于向城市u1劳动力市场转移。而在城市U2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障碍较低，若考虑户籍制度时城市劳动力的理论就业概率会更高，但部分城市劳动力受社会、心理等因素影响缺乏就业兴趣而自愿失业，故城市U2劳动力市场失业Du值很小且趋于零，据公式(3)得P趋于1。尤其在“民工荒”现象前后城市U2劳动力市场已呈供不应求。如浙江省2002年第三季度该省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首次突破1，此后始终在1．20以上，2004年更高达1．55。2005年该省外来劳动力人数仍低于当年实际需求总量。
农村劳动力的预期城市工资水平Wu。在全国各地不断强化劳动执法背景下，最低工资标准已成为Wu的下限值，且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也会转化为Wu的上涨预期。农村劳动力的农村部门工资收入Wr。在乡一城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有两种供给方式：其一，在城市部门提供全部劳动力，是长期转移。放弃的务农收入可理解为Wr。其二，农忙时在农村部门提供劳动力，农闲时在城市部门提供劳动力，是季节性临时转移。农闲时无务农收入即Wr=0。
在最低工资标准能维持当地基本生活(该条件用于权衡劳动力转移后是否能留得住。若最低工资标准≥当地活费用，则劳动力转移后留得住，是有效转移，如“民工潮”；若最低工资标准<当地基本生活费用，则劳动力转移后留不住，是无效转移，如“民工荒”)，且P趋近于1时，在上述第一种劳动力供给方式 下，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与务农收入的差值大于零，劳动力的乡—城长期转移会保持。如“民工荒”前，1995年全国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1125．79元，折合每月93．81元，同期全国最低工资均值为218元，月，差值124．19元，月；2001年全国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1459．63元，折合每月121．63元，同期全国最低工资均值为339元／月，差值217．81元／月，呈扩张趋势。在“民工荒”短暂扰动后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更增大了预期城乡收入级差值，劳动力向城市长期转移的经济冲动更明显。在第二种劳动力供给方式下，农忙季节分析与第一种方式类似，而农闲季节时Wr＝O，而Wu>0，在迁移成本可负担时农村劳动力季节性转移会发生，且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会诱导劳动力转化为长期转移。总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预期强化了劳动力的乡一城长期转移。
(2)最低工资地区级差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行为分析。
在P和Wr一定时，最低工资地区级差决定不同城市城乡预期收入级差d值的地区差异，也成为农村劳动力乡一城转移和城市间再转移决策的决定因素。下文以最低工资立法、“民工荒”现象和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上调等事件为标志，分三个时期考察最低工资地区级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响。
第一，最低工资立法到我国东部地区出现“民工荒”期间。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形成的工资地区级差是劳动力转移的经济信号，而最低工资地区级差是工资地区级差的补充政策信号。该时期劳动力主要向东部转移，在出现“民工荒”前是有效转移。最低工资地区级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机制为：其一，若城市A最低工资标准区位高于城市B，在城市A、B的dA＞0,dB＞0时或在dA＞0而dB≤0时，都有dA>dB，则：1)准备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会选择城市A；2)已在城市B就业劳动力也会再转移到城市A。“民工荒”发生前，劳动力基本循着最低工资地区级差(最低工资立法前为工资地区级差)向高区位城市转移，并形成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其二，不管城市A、B的最低工资标准区位高低，若城市A、B的d≤O，则农村劳动力停止转移。该时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第二，我国东部地区出现“民工荒”到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上调期间。“民工荒”表明工资收入已不能支持当地基本生活需要，劳动力转移是无效转移。最低工资地区级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机制为：其一，随着政府出台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支农政策，Wr值有所上升。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1745．79元，比上年增加204．51元；2005年为1845元，比上年增加99．21元。则：1)部分拟转移劳动力会选择继续务农；2)部分经历无效转移劳动力回流务农。此时最低工资地区级差的转移诱导作用完全失效。其二，我国中西部城市已取得长足发展，虽处于最低工资标准中、低区位，但其基本生活费用也低，可支持劳动力有效转移。则：1)部分拟转移劳动力向d值稍低且大于零、最低工资标准能维持当地基本生活的中西部城市有效转移；2)部分在东部地区经历无效转移的劳动力，会出现“逆区位”转移，即从东部高区位城市向中西部低区位城市转移。此时最低工资地区级差的转移诱导作用部分失效。其三，东部城市间也存在最低工资地区级差，且有更高区位城市能支持劳动力有效转移。则：部分拟转移和已转移劳动力会向d值更大、更高最低工资标准区位的城市转移。如2004年我国东部局部地区出现“民工荒”时，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民工流向呈现不同态势。统计显示2005年春节后流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民工分别增长和降低了10％，其中长三角地区企业给出的最低工资水平普遍高于珠三角地区是决定因素。此时最低工资地区级差的转移诱导作用有效。“民工荒”反映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供给缩减而需求依然旺盛。在劳动力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成了必要的纠正政策手段。
第三，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上调到未来一段较长时期。最低工资地区级差是Wu下限值的地区级差，也是工资成本下限值的地区级差。由于工资成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结构中比重较大。统计显示来料加工企业工资成本约占生产成本60％左右。“民工荒”带动东部城市及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上调，已构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压力。在目前全国基础设施完备程度等硬件条件、政府管制水平等软件条件地区差距不断缩小趋势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面临下列选择：第一，若成功控制成本且利润值大于等于零，则继续留在当地发展，但企业循最低工资地区级差从高工资成本城市向低工资成本城市转移的吸引力会日增；第二，若不能有效控制成本且利润值小于零，则循最低工资地区级差从高工资成本城市向低工资成本城市转移，以扩张利润空间。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转移活动会日趋频繁，会引致劳动力转移和再转移活动日趋活跃，最终带来劳动力资源区域配置结构的重大变化。
二、政策启示
最低工资政策约束强化了劳动力乡一城长期转移经济冲动，增加了产业区域转移压力。要实现产业有序区域转移和劳动力有效配置，需采取多元组合政策。
(一)产业转移和升级政策。我国东部聚集的主要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应对最低工资标准周期上涨预期带来的成本压力。短期内完全转移产业并不现实，而通过实施产业集群战略以产业积聚的规模经济部分抵消转移吸引力，应是理性产业发展选择。中长期应实施产业转移和升级政策。产业转移和升级可在现有产业链内部进行。首先，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循最低工资地区级差从高区位城市向中、低区位城市转移，表现为一个省(市、自治区)内发达——发展——欠发展地区梯度转移，全国东部——中部——西部梯度转移，乃至跨国产业转移等。其次，在原产业基础上进行升级，如从装配制造低端环节向市场营销、运营管理、研发等中、高端环节延伸，提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和升级还可跨产业链进行。我国已呈“重化工化”产业发展趋势，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地区产业投资重点与热点，新产业链初具雏形，围绕地区核心产业存在大量配套产业发展空间，如零配件制造业、生产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现有和新产业链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和管理要求相似，转移障碍低，且可节约运输、关税等交易成本并有效支撑核心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
(二)功能互补的城市群发展政策。当产业转移和升级在现有产业链内进行时，已初步形成产业集群的地区，如我国珠三角地区的电子产业集群，在不断尝试向中、高端分工环节发展基础上，逐步向周边低区位工资标准城市转移低端分工环节，不仅可增强产业集群生命力并获取更多分工收益，还可带动一批中小城市发展并扩张就业容量。当产业转移和升级跨产业链进行时，可在最低工资标准的高区位中心城市发展中、高端核心产业，在周边低区位中小城市发展低端配套产业，并带动劳动力资源区域配置，缓解中心城市人口过度集聚的管理问题，发展周边中小城市并创造新就业岗位，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功能支撑与互补。最终引致劳动力资源在不同最低工资标准区位城市的梯度配置。
(三)人力资本投资政策。要有效实施产业转移和升级政策及功能互补的城市群发展政策，必然要求满足不同岗位技能需求的有效劳动力供给。有效劳动力供给要求进行基础性与差异性人力资本投资。基础性人力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特点，投资主体为政府，应采取政府调节为主的投资政策，如我国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等，形成劳动力的基本健康水平和基础教育程度等基本素质。差异性人力资本具私人产品特点，投资主体为家庭、个人。在劳动力获取就业信息存在困难情况下，应实施政府调节为辅加市场调节为主的差异性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如政府牵头实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和按市场需求进行的“定单式”技能培训等，形成劳动力不同专业知识和技能等专业素质。人力资本量高低最终决定劳动力进入何种附加值产业实现就业，并决定其工资水平高低。最终实现我国劳动力资源有序转移和有效配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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