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总结提出了加强我党自身建设的“六个坚持”的基本经验，标志着我党实现了由革命党、传统政党到执政党、现代化政党的转型。“六个坚持”是在总结我党执政60年来的经验教训，借鉴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尤其是借鉴了苏共亡党、日本自民党下台的教训。
[关键词]政党转型，“六个坚持”，苏共，日本自民党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2-0010-03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总结了我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经验，标志着我党已由革命党、传统政党，成为了富有生机活力的执政党、现代化政党，成功地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
一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总结提出的加强我党自身建设的“六个坚持”的基本经验，是对我党执政60年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标志着我党实现了成功转型。党的十六大在判定我党所处历史方位时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权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其中第三次历史性转变的实现，正是我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从传统政党向现代化政党转变的结果。
政党现代化是当代民主政治的普遍要求。近现代许多国家的政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市场经济较为完备，公民社会已经形成，现代民主政治运作已具雏形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而我党则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民主相当匮乏的专制制度下产生的。当时国民党以独裁的方式、武力的手段不允许共产党存在和发展，这就迫使我党发动组织民众，以军事斗争的手段与代表专制制度的国民党对抗并夺取了政权，因此，我党是典型的革命党、夺权党。按理说我党一旦掌握政权、成为执政党，就要回归到公共权力的本位上，学会以执政党的角色和身份处理执政治国中的各种问题，但是我们却没能及时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从传统政党向现代化政党的转型，仍然依靠革命时的经验，照搬革命党夺权时的思维、行为模式和工作方式，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以革命的思维，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1956年党的八大已标志我党开始进行角色的转变，并以执政党思维做出决策。但1957年开门整风时，我党又从革命党的视角和思维看问题，把给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当成“右派”，造成了“反右派”扩大化。这说明党还不太会、不太习惯以执政党的思维和方式处理遇到的新问题。其二，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分歧。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分歧和争议是斯大林的创造。党内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分歧和争议本是很正常的，我党却沿用革命党的思维、办法来解决，1959年搞“反右倾”，把党内不同意见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最后酿成“十年文革”。其三，以运动方式搞经济建设，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在1958年搞的“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等，其后果尽人皆知。
我党这一历史时期所经受的曲折，其原因很多，最为根本的是党的角色和身份没能实现转变。“文革”结束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转变角色和身份，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开始向政党现代化迈进。一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为党的角色转变提供理论依据。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错误区别开来，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我党告别革命党角色，迈向现代化执政党提供思想理论依据，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二是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这是党的角色转变的关键。作为执政党，就应该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政治路线的转变奠定了我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基石。三是结束运动式及人治化的社会管理模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邓小平认为八大后我党所犯的错误，根本上是由于制度建设的问题，因此领导全党开始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制度建设，最终与革命党、夺权党的体制、思维方式告别，在党的建设上开始了制度建党的实践。四是大胆开放，走向世界，开始以执政党角色领导发展。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倡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其实质是我党身份和角色的深刻转变。可以说，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探索党的角色和身份的转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了这个转变，最终经过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伟大实践，以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标志，实现了我党由革命党、传统政党到执政党、现代化政党的转变。
二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六个坚持”，也是在借鉴了世界上一些执政的共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苏共的教训。苏共是在建党93年、执政74年时亡党的，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长期没有实现角色和身份的转变，长期以夺权党、革命党的思维和方式来执政治国，停留在传统政党的平台上。
苏共也是采取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按理说苏共成为执政党后应及时转变角色和身份，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列宁在执政初期就是这么做的。当面临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进攻时，他仍号召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民发展经济，开展经济建设，并于1921年3月15日俄共(布)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这表明列宁是以执政党的思维来治党理政的。但由于列宁过早去世，到斯大林时期，苏共依然以革命党、夺权党的思维和方式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结果使苏共一步步脱离人民群众，亡党就是很自然的了。
其一，苏共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和方式对待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严重践踏了党内民主。列宁在世时曾忧虑党内高层的分裂，担心斯大林无视党内民主的专断倾向。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列宁的担心变为现实，面对党内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的不同意见，斯大林把党内理论观点上的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以革命化手段和运动化方式加以解决。如布哈林曾被列宁称为“最宝贵的理论家”，为防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误入歧途鼓与呼，其政治主张有合理之处，有的本是理论上的不 同见解，但在斯大林的集权模式下，使之在政治上被批判，组织上被清洗，肉体上被消灭。这样的处理方式对党的建设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其二，苏共以革命党的手段，即“红色恐怖”来解决社会矛盾，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斯大林公开说：“高压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进攻的必要要素。”这种观点显然是革命党的思维和方式。在苏共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后，斯大林以此为导火索，在全国上下的党政军部门开展了大清洗，造成了肃反扩大化。据统计，在上世纪的大审判时期，有366份处决名单上有斯大林的签名，涉及44000人。
其三，苏共以运动化的方式领导经济建设，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运动化方式在夺权时可行，但若以之领导经济建设就必然违背经济规律。如在推进农业集体化时就采取运动化方式，强迫命令，追求所有制的大、公、纯。这种方式由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加剧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冲突，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及戈尔巴乔夫都没有解决好苏共的角色转变问题，仍然不以执政党的思维和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结果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
总之，苏共在执政的74年中，没有理性认识并把握好共产党执政规律，其角色和身份几乎没有转换，无法实现政党现代化，只有拱手交出列宁领导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所夺取的政权。这从反面证明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的身份和角色转变是多么重要。
三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六个坚持”的提出，还借鉴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经验教训，其中就包括对日本自民党在执政54年后失去执政地位教训的借鉴。日本自民党遭遇的“雪崩”，其实质是自民党执政54年没有实现由传统政党向现代化政党的转变，结果被选民抛弃。
了解日本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后日本的政治史其实就是自民党的党史，学界所称的“55年体制”，即由自民党在1955年上台执政而得名。日本民主党在2009年8月30日的众议院大选中，从选举前的115个席位，扩展到306席，在48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众议院，得到了绝对多数权，从自民党手中夺下政权，“55体制”由此崩溃和终结。有人说，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朗创立了自民党并掌权，今天竟被其孙子所终结。其实自民党是被自己长期停留在传统政党的角色上所终结，是因党的建设失败所终结。
从历史上看，日本自民党在二战后领导人民创造了奇迹，使千疮百孔的经济得以复苏并快速发展，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规模就达到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提升。这是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政绩基础，是其得到选民支持的主要原因。可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而传统大国经济发展放慢了速度，日本的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压力增大，选民对自民党固守传统、不敢创新早已不满，要求自民党进行改革和创新，走向现代化，调整几十年不变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思路。自民党本应顺应民意，更新执政理念，改变传统执政方式，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由传统政党转变为现代化政党。但小泉上台后，仍固守传统，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拉大了社会差距。继小泉之后的安倍首相、福田首相这些传统的政治老人，更无法融入现代，只能相继退出了政权。麻生首相在没有妥善调整好小泉路线，解决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条件下，思路如旧，并一再发出与首相身份不一致的言论，再加上自民党上台夺权时代表“草根阶层”，执政后开始丢掉这一阶层，向中层以上转变，失去了民心，拒斥现代、逆流违潮，使支持度跌入谷底，最后只得让出权力。
中外政党执政的实践证明，一个政党只有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与时俱进、永不停滞，才能顺应时代发展；顺应民心需求。我党总结经验教训，成功实现了由革命党、传统政党到执政党、现代化政党转型。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标、执政方式、执政体制、执政资源、执政举措等完全告别了以往的革命党的思维和方式。党的执政能力及先进性，已转化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的实惠。可贵的是，我党并没有骄傲自满，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又做出加强自身建设的决定，从根本上说是要求党进一步完善执政党角色，进一步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推进政党现代化，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让广大人民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发展成果。
责任编辑 孟永华
[关键词]政党转型，“六个坚持”，苏共，日本自民党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2-0010-03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总结了我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经验，标志着我党已由革命党、传统政党，成为了富有生机活力的执政党、现代化政党，成功地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
一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总结提出的加强我党自身建设的“六个坚持”的基本经验，是对我党执政60年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标志着我党实现了成功转型。党的十六大在判定我党所处历史方位时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权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其中第三次历史性转变的实现，正是我党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从传统政党向现代化政党转变的结果。
政党现代化是当代民主政治的普遍要求。近现代许多国家的政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市场经济较为完备，公民社会已经形成，现代民主政治运作已具雏形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而我党则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民主相当匮乏的专制制度下产生的。当时国民党以独裁的方式、武力的手段不允许共产党存在和发展，这就迫使我党发动组织民众，以军事斗争的手段与代表专制制度的国民党对抗并夺取了政权，因此，我党是典型的革命党、夺权党。按理说我党一旦掌握政权、成为执政党，就要回归到公共权力的本位上，学会以执政党的角色和身份处理执政治国中的各种问题，但是我们却没能及时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从传统政党向现代化政党的转型，仍然依靠革命时的经验，照搬革命党夺权时的思维、行为模式和工作方式，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以革命的思维，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1956年党的八大已标志我党开始进行角色的转变，并以执政党思维做出决策。但1957年开门整风时，我党又从革命党的视角和思维看问题，把给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当成“右派”，造成了“反右派”扩大化。这说明党还不太会、不太习惯以执政党的思维和方式处理遇到的新问题。其二，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分歧。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分歧和争议是斯大林的创造。党内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分歧和争议本是很正常的，我党却沿用革命党的思维、办法来解决，1959年搞“反右倾”，把党内不同意见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最后酿成“十年文革”。其三，以运动方式搞经济建设，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在1958年搞的“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等，其后果尽人皆知。
我党这一历史时期所经受的曲折，其原因很多，最为根本的是党的角色和身份没能实现转变。“文革”结束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转变角色和身份，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开始向政党现代化迈进。一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为党的角色转变提供理论依据。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错误区别开来，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我党告别革命党角色，迈向现代化执政党提供思想理论依据，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二是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这是党的角色转变的关键。作为执政党，就应该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政治路线的转变奠定了我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基石。三是结束运动式及人治化的社会管理模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邓小平认为八大后我党所犯的错误，根本上是由于制度建设的问题，因此领导全党开始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制度建设，最终与革命党、夺权党的体制、思维方式告别，在党的建设上开始了制度建党的实践。四是大胆开放，走向世界，开始以执政党角色领导发展。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倡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其实质是我党身份和角色的深刻转变。可以说，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探索党的角色和身份的转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了这个转变，最终经过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伟大实践，以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标志，实现了我党由革命党、传统政党到执政党、现代化政党的转变。
二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六个坚持”，也是在借鉴了世界上一些执政的共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苏共的教训。苏共是在建党93年、执政74年时亡党的，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长期没有实现角色和身份的转变，长期以夺权党、革命党的思维和方式来执政治国，停留在传统政党的平台上。
苏共也是采取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按理说苏共成为执政党后应及时转变角色和身份，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列宁在执政初期就是这么做的。当面临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进攻时，他仍号召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民发展经济，开展经济建设，并于1921年3月15日俄共(布)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这表明列宁是以执政党的思维来治党理政的。但由于列宁过早去世，到斯大林时期，苏共依然以革命党、夺权党的思维和方式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结果使苏共一步步脱离人民群众，亡党就是很自然的了。
其一，苏共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和方式对待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严重践踏了党内民主。列宁在世时曾忧虑党内高层的分裂，担心斯大林无视党内民主的专断倾向。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列宁的担心变为现实，面对党内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的不同意见，斯大林把党内理论观点上的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以革命化手段和运动化方式加以解决。如布哈林曾被列宁称为“最宝贵的理论家”，为防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误入歧途鼓与呼，其政治主张有合理之处，有的本是理论上的不 同见解，但在斯大林的集权模式下，使之在政治上被批判，组织上被清洗，肉体上被消灭。这样的处理方式对党的建设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其二，苏共以革命党的手段，即“红色恐怖”来解决社会矛盾，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斯大林公开说：“高压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进攻的必要要素。”这种观点显然是革命党的思维和方式。在苏共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后，斯大林以此为导火索，在全国上下的党政军部门开展了大清洗，造成了肃反扩大化。据统计，在上世纪的大审判时期，有366份处决名单上有斯大林的签名，涉及44000人。
其三，苏共以运动化的方式领导经济建设，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运动化方式在夺权时可行，但若以之领导经济建设就必然违背经济规律。如在推进农业集体化时就采取运动化方式，强迫命令，追求所有制的大、公、纯。这种方式由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加剧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冲突，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及戈尔巴乔夫都没有解决好苏共的角色转变问题，仍然不以执政党的思维和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结果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
总之，苏共在执政的74年中，没有理性认识并把握好共产党执政规律，其角色和身份几乎没有转换，无法实现政党现代化，只有拱手交出列宁领导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所夺取的政权。这从反面证明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的身份和角色转变是多么重要。
三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六个坚持”的提出，还借鉴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经验教训，其中就包括对日本自民党在执政54年后失去执政地位教训的借鉴。日本自民党遭遇的“雪崩”，其实质是自民党执政54年没有实现由传统政党向现代化政党的转变，结果被选民抛弃。
了解日本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后日本的政治史其实就是自民党的党史，学界所称的“55年体制”，即由自民党在1955年上台执政而得名。日本民主党在2009年8月30日的众议院大选中，从选举前的115个席位，扩展到306席，在48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众议院，得到了绝对多数权，从自民党手中夺下政权，“55体制”由此崩溃和终结。有人说，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朗创立了自民党并掌权，今天竟被其孙子所终结。其实自民党是被自己长期停留在传统政党的角色上所终结，是因党的建设失败所终结。
从历史上看，日本自民党在二战后领导人民创造了奇迹，使千疮百孔的经济得以复苏并快速发展，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规模就达到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提升。这是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政绩基础，是其得到选民支持的主要原因。可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而传统大国经济发展放慢了速度，日本的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压力增大，选民对自民党固守传统、不敢创新早已不满，要求自民党进行改革和创新，走向现代化，调整几十年不变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思路。自民党本应顺应民意，更新执政理念，改变传统执政方式，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由传统政党转变为现代化政党。但小泉上台后，仍固守传统，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拉大了社会差距。继小泉之后的安倍首相、福田首相这些传统的政治老人，更无法融入现代，只能相继退出了政权。麻生首相在没有妥善调整好小泉路线，解决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条件下，思路如旧，并一再发出与首相身份不一致的言论，再加上自民党上台夺权时代表“草根阶层”，执政后开始丢掉这一阶层，向中层以上转变，失去了民心，拒斥现代、逆流违潮，使支持度跌入谷底，最后只得让出权力。
中外政党执政的实践证明，一个政党只有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与时俱进、永不停滞，才能顺应时代发展；顺应民心需求。我党总结经验教训，成功实现了由革命党、传统政党到执政党、现代化政党转型。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标、执政方式、执政体制、执政资源、执政举措等完全告别了以往的革命党的思维和方式。党的执政能力及先进性，已转化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的实惠。可贵的是，我党并没有骄傲自满，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又做出加强自身建设的决定，从根本上说是要求党进一步完善执政党角色，进一步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推进政党现代化，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让广大人民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发展成果。
责任编辑 孟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