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特地向老婆要了一笔钱,请了一个晚上的假,因为我们几年不见,他要找一个像样的餐馆,好好地搓一顿。结果我一下飞机,就要求去路边小店吃肥肠粉。为了表示盛情,弟弟多要了一份肥肠和两个锅盔,花费总共不到10元。
　　后来我尽量不要这样夸张,回到成都之后,一般先和家人或朋友去像样的餐馆吃饭,等待宵夜或者独处时,再去光顾路边店。一碗又酸又辣的肥肠粉,连同老板娘大大咧咧的招呼声——“肥肠粉来了!”而不是“先生,这是您要的肥肠粉,请慢用。”——以及小店里熟悉的气息挟裹而来的旧时记忆,美美地一并吃了下去。
　　不过,几乎每一次,我都要拉肚子。这是怀乡病患者通常所得的回报。正如一些聪明的老华侨,不遗余力地赞美中华文化,但是并没有打算从西方国家回来。假如他们回来,吸上两口浮尘过多的空气,吃上几根潲水油煎的油条,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从唐诗宋词里搜括来的乡愁,就会变成一桩尴尬的事情。
　　“怀旧”的英语是nostalgia,我去了美国才记住这个单词,方法是把它音译成两个中文短语,一个是“那是他舅”,另一个是“那是太旧(久)”。前一个讲情感,从母系血统追根溯源,想起故鄉就像看见舅舅一样;后一个讲理智,离别太久,逝者如斯,往事热乎,现实冰凉。
　　我年轻时最大的理想是周游世界,幸运的是,如今已经实现了一小部分。支持这个理想的信念,是四海为家。对于过多的乡愁,无论是游子如何想念老家,还是本地人如何自吹自擂,我都有些不耐烦。直到很久以后,才逐渐地从异乡辨别出故乡的滋味来。
　　有一次,在纽约的一家书店里闲逛,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四川旅游手册,想看看别人怎样用另外一种语言描述我熟悉的地方。突然,我翻到一张图片,目光再也移不动了。那是成都街边小店里的一笼包子,热气腾腾的,叫人馋涎欲滴。我叫过旁边的妻子,指了指图片,什么也没有说,我们俩就坐在那个楼梯上,呆呆地看着那一笼包子,看了很久很久。
　　于是,我也变成了一个“爱国华侨”。成都的金沙遗址我早早地去参观了。尽管很多字句都听不清楚,现场又没有电子显示屏,我还是要去锦江剧场听川戏。在外地我越来越挑剔饮食卫生,但是每一次回成都都要去苍蝇馆子打牙祭。有些朋友多年没有联系,也经常去他们的博客溜达。
　　最大的乡愁发生在“5·12”地震之后。山崩地裂,屋毁人亡,九万个生命自兹去也。悲痛之余,也蓦然发现,兔死狐悲的,还有自己的一段青春记忆。或长或短地,我生活过若干城市,惟有成都,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它的大街小巷。这种经历,无论如何也不能复制到其它地方。也许因为年少没有见识,青城山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全世界最美的山水。
　　这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朋友邀请我回成都做事,我就真的动心了。在熟悉的城市里穿行,在乡言俚语中摆谈,和旧友新知共事,诱惑还真是不小。然而,正所谓恋爱容易结婚难,要真的搬家了,才千头万绪地理了起来,把成都好好地打量了一番,最终我放弃了这个机会。
　　已故的川中知名学者徐中舒有一个论断,称成都为古代的自由都市。我没有读到他的论证,但是从文君当垆的浪漫爱情中,从温香软玉的《花间词》中,从李白、杜甫的放歌中,直到当代文青、诗人的烂醉如泥中,我以为我看到的是自由,但是成都人说那是“休闲”。我知道成都有一群自由地生活着的朋友,但是他们是以放弃一些工作机会为代价的。也许他们有能力把自己安顿好,但是更多的成都人呢?
　　我想再一次引用阿玛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觉》一书中的说法。他认为人生的意义是理性思考和自由选择,但是很多人在身份认同的幻觉里迷失了方向,变成了情绪动物,从而也失去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