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谈 到丹阳吕城新闻文化事业的发展、过去 和现在，历史上都绕不开韦竹青，离不开韦竹青，忘不了韦竹青。
韦竹青，他是一头拓荒牛，吃草挤奶，一步一痕，把脚印深深地镌刻在故乡的大地。他是一杆路标，无论是在雾霾重重的晨钟暮鼓声中寻觅，还是在烟雨苍莽的山野前行，都不失南北；他更是一位善解人意的良师益友，不羡慕不嫉妒，不攀比不丢失自己， 坦坦荡荡依心而行，执着地坚守着自己手中那支笔。
我与韦竹青是1981年下半年在丹阳县广播电台通讯员表彰大会上相识的。他着布鞋，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色卡其布外套，身材矮小，黑黑瘦瘦的，手不离烟卷。萦绕飘散的烟雾中，他抿着嘴巴，眼睛瞪得又圆又大，明亮的双眸注视着倾听着，不多说话。大家都叫他韦记者或韦老师。那时我在丹阳县委宣传部工作。临别时，他邀请我到吕城看看。
韦竹青出身农家，家境贫寒。年轻时怀揣报国之志，结伴远行，奔赴甘肃，闯荡新疆。回到家乡后，六十年代在乡农具厂做工，不久被聘到《红镇江报》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调到乡政府做通讯报道员，一干就是几十年。
韦竹青的朋友很多，瓦木匠、理发员、裁缝、铜匠、铁匠、邮政员、图书员，还有养鸡养鱼的农民、农技员、教师、干部，各行各业都有他的知心朋友。朋友有什么喜怒哀乐都喜欢与他聊聊。吕城的人和事，吕城的文化、历史、掌故，他如数家珍了如指掌，如同自家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那样熟悉。我们一见面仿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古今中外谈天说地，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我觉得他像家乡老村旁那株古老的枫杨，平凡，普通，根深叶茂。
韦竹青才到乡里工作的时候，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谁家多养了一只鸡，都要被称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资本主义苗子抬头”，闹得村村鸡飞狗跳，老百姓怨声载道。对那些树立起来的所谓“典型”“样板”，他十分反感，无心问津，因此得罪了乡里的某位权贵，说他“脾气大、太清高”。下班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屋里一片漆黑。头发花白的母亲佝偻着腰，从麦地里摸黑挑担才进门，冷水盖住锅，晚饭还没有开做。韦竹青心头一阵辛酸，走到门前大口大口地抽完两支烟，站到桌边展纸泼墨，当即写下汪洙诗句：“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聊表悲愤之情。隔日又择“我有笔如刀”一幅，请人装裱好，悬挂在自己卧室，以此明志。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韦竹青作为从事新闻工作的基层“记者”，以他独特的敏锐和视角，最先感觉到春天的信息、大地的温暖。吕城乡党委政府在“三级干部”大会上，请“专业户”“重点户”讲致富经验，韦竹青连夜写稿及时报道。十年动乱中，吕城远近闻名的“罱泥王”被批，罱泥船被毁，现在又重操旧业组成罱泥组，流动为乡亲们罱泥，韦竹青立即采写了《罱泥王重显身手》的稿子，被新闻单位采用。为了报道吕城知名盆景栽培专业户焦国英的事迹，韦竹青三次到村里采访，从早到晚陪同老焦在地头整整一天，以此为典型写出《让“两户”之花开遍千家万户》的好稿。
为了尽快地、更多地把吕城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报道出去宣传出去，韦竹青尽心尽力地施展着自己的抱负与才华，忘我忘情地工作。那时候没有打字机，没有电脑，文字全靠手写手誊。他白天采访晚上写作，经常通宵达旦。一天一篇，一天两篇，有时一天三篇、四篇，被省、市、县报纸和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采用。有一次他因阑尾炎住院，手术后的第二天，就捂着伤口给省报和市报写稿。住院期间，他写的稿子被刊用了四篇。这些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来自最底层的报道和声音接地气，连着百姓，关乎民生，一叶知秋，在社会上反响震动很大。
吕城为丹阳“四大集镇”之首，历史上是商贾云集之地。改革开放初期，集镇市场又日益繁荣，正成为周边县市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船只穿镇而过，将安徽、山东、浙江的农副产品在这里卸货转运。吕城的苗猪市场、耕牛市场、水产家禽市场、粮食饲料市场、蔬菜水果市场、芦帘杂竹市场、木材市场等，一个个专业市场迅速兴起，交易量节节攀升。韦竹青敏锐地发现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吕城经济大发展的猛烈势头已经到来。他从市场入手，采写了《访吕城牛市场》的通讯稿，紧接着又写了《百家经营、生意兴隆》的新闻稿，都先后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乡镇工业大发展，是吕城经济的又一特色。但一度时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具备100万到600万年生产能力的镇办大厂，受到厂房场地、人力的限制，得不到进一步发展。全乡17个大队办厂有场地有劳力，但缺资金设备技术和供销渠道，大多数生产不正常。根据这种情况，乡里组织社队办厂互相挂钩，以大厂带小厂形成配套生产能力。特别是同行业的归口配套，形成乡办带村办、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大好局面。韦竹青立即采写了《吕城乡社、队工业出现新气象》的新闻稿，给予报道与肯定。稿子被《新华日报》《中国乡镇企业报》等多家省以上新闻单位刊载，为全省、全县乡村工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典型。
韦竹青不辞辛劳地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反映吕城群众的心声，针砭社会时弊。到1984年，为新闻单位写稿3800多篇，还在省市以上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连续14年被评为县优秀通讯员，群众都热情地称他“韦记者”，韦竹青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1988年8月，中共丹阳市委派我到吕城镇任党委书记，与韦竹青在一幢楼里办公，想不到从此又与他成了同事。由于分工和工作性质不同，也不是天天见面。
我上任后需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是东村村一位到镇里上访的退伍军人贫困户问题。这事闹得很大，影响也不好。民政科长很为难地告诉我，这些贫困对象年年都安排，民政经费不够，只是救急不救穷哇。当时吕城镇的经济状况在全市算是好的，但贫困户仍然不少。对于贫困户的救助方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像现在这样综合治理的政策。我与分管乡镇工业的王镇长商量，进一步加大那些有劳力、有子女可以就业贫困户的帮扶力度，至少保证他们一户有一人能够进镇办厂做工，无工不富嘛。第二天一早，我约来韦竹青，让他陪我去东村看望那位上访的贫困户。一路上，韦竹青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情况。退伍军人老庄身体不好，妻子是个残疾人。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在读小学。老庄家一间小屋四壁空空，墙上石灰剥落，灶壁灶台被烟熏得漆黑一片。在那间小屋里，拉着老庄的手，我心里酸酸的，脑子里考虑着怎么办。离开的路上，韦竹青带我去他的朋友处小坐，又看了东村的村办厂。回到镇里与有关部门商定，老庄尚可劳动，由村集体安排农田看水员之类稍轻一些的工作，妻子由民政部門定期补助一点，女儿的读书费用除学校照顾外，又请韦竹青私下出面，由他的朋友，也是一位村办厂的厂长民间帮助，保证不失学。在这件事上，韦竹青做得很好，既帮助了贫困户又保护了老庄的自尊心。 韦竹青写稿经常熬夜。他的办公室就在我楼上。夜晚，我们在一起谈新闻文化、谈文艺创作、谈党的农村政策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谈多数农民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忧什么。谈得最多的是吕城的老百姓希望党委政府为他们做些什么。从路桥的修缮到教育医疗计划生育，从乡镇工业到农田水利，从干部作风到社会风气，无话不谈。他知识广博情况熟悉，思路清晰是非分明。他看问题全面深刻，一些建议和意见合情合理。我在把韦竹青当作挚友的同时，也把他作为了解吕城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在吕城工作期间，他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之间的情谊也更加深厚。
后来，我因工作需要离开了吕城到镇江工作。由于大家都很忙，逢年过节电话问候互致祝福外，联系也不是很多。
大约是2001年，他因阑尾炎手术引发的肠粘连后遗症到镇江治疗。我和夫人隔三岔五地看他，给他补充一些住院的必需品，将他换下来在医院不便洗濯的衣服带回洗干净，还征得医生的同意，为他做过几次汤和菜送过去。
他恢复得很快，脸色红润，精神饱满，坐在床上看书。一见我去，就从床上起来到走廊散步，到楼梯口点上一支烟（那时医院对抽烟管得不紧）。他告诉我，最近又有几篇稿子被什么报纸和什么杂志录用了。他想把以前发表的散文、杂文整理一下，出版一个集子。我为他高兴，劝他先养好病，工作上的事按计划慢慢做。
不久，他出院了。那年秋天，韦竹青约了吕城的朋友来镇江看我。他背着两条大棉花胎来送给我，说是他老家责任田里种的棉花，也是他的一片心意，我很感动。
韦竹青自从到镇政府机关工作起，与吕城前后15任党委书记和镇长一起工作过交往过。与他一起在《红镇江报》同屋同铺的同事朋友，有多位后来都担任了地级市的主要领导。在商品经济汹涌的年代，镇办厂和周边乡镇企业曾慕名前来高薪聘请他“下海”经商。他有过发财的机会，但他总是笑笑，以“不懂经济”或“镇里工作走不开”为理由婉谢了。不羡慕不攀比，他依然那样执着，坚守着自己。他从不为自己的事找领导，经济再拮据，生活再困难，身体再多差，都是默默地自己扛。直到退休，还是农民的身份，拿着镇办厂的工资。每每想到这些，我感觉到对他关心是很不够的，乃至是亏欠的。
韦竹青的脾气是有些耿直清高，有时不听人劝。他不肯学自行车，不管路多远，一直到老，走路都是靠双腿。有人说他是“老古董”。但他对人真诚，有话直说，不搞弯弯绕，也从来不打“小报告”，不在背后评头论足说人不是，有时直率得像小孩。一次，我回吕城，听说他与交往多年的老朋友闹了误会不来往。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我与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问他：“‘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意思？”他低头抽烟一声不吭。他懂，心里是清楚的。懂就行，跟我走吧！与朋友一见面，大家又和好如初了。到退休年龄以后，韦竹青仍然在镇里领衔主编《吕城镇志》，笔耕不辍。他说，等镇志编好，印刷出版以后，一定先送我一套。
前几年的一天下午，突然接到韦竹青的电话，说他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我隨即丢下手头事务去看他。他坐在床边，脸色憔悴，面部黑得发暗，心情很沉重的样子。他的儿子韦波和女儿都在病房陪着他。韦波告诉我，他的妈妈（韦竹青的前妻）家在镇江，刚才还在这里。由于来得匆忙，专门为韦竹青做的菜忘带了，又赶回去拿。韦波开玩笑说，她与老爸多时不见， 有点激动，说得大家笑起来。韦竹青说他是胃上的毛病，以后又不吭声了。我问了病情，劝他既来之则安之，一定认真检查治疗，一切听医生的，需要我做的一定办到。至于——我想如果他经济上困难，我也有所考虑，会尽力帮他。我们又聊了一会，说好隔天再去看他。第二天下午，他给我电话，说他已出院回到吕城，在吕城医院治疗方便一些。那会儿，我也许能理解他的苦衷，但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从吕城的朋友处一次次得到的都是他病情不见好转的消息。那段日子里，我一直惴惴不安，处在一种莫名的焦躁中，只能再次去吕城看他，尽我所能帮助他。但也终于没有等到他亲手送给我他主编的《吕城镇志》的那一天。70岁那年，他离我们而去了。
在他门前临时搭的料理丧事的帐篷里，见到许多来自镇江、丹阳新闻界文学界的同事朋友，还有镇里、村里和四乡八邻赶来悼念他的同事、朋友、亲人，从早到晚一波又一波。一排排寄托着人们哀思的花圈花篮整齐地摆放着，一条条白色的黑色的挽联在风中飘动，我的眼睛模糊了，悲痛的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
韦竹青走了，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好兄长。我们从相识相处到相熟相知，留给我的是几十年在一起时，那些艰难岁月里刻骨铭心的记忆。韦竹青在共和国最基层一级镇人民政府的一个部门，坚守着一个岗位，一个人一支笔，任劳任怨地为吕城新闻文化事业工作奋斗了一辈子。他创造的业绩，到达的高度，都是我们这一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党的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襟怀坦荡、善良正直、为人真诚、刚直不阿的崇高品格，一直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正能量，他是我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韦竹青，他是一头拓荒牛，吃草挤奶，一步一痕，把脚印深深地镌刻在故乡的大地。他是一杆路标，无论是在雾霾重重的晨钟暮鼓声中寻觅，还是在烟雨苍莽的山野前行，都不失南北；他更是一位善解人意的良师益友，不羡慕不嫉妒，不攀比不丢失自己， 坦坦荡荡依心而行，执着地坚守着自己手中那支笔。
我与韦竹青是1981年下半年在丹阳县广播电台通讯员表彰大会上相识的。他着布鞋，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色卡其布外套，身材矮小，黑黑瘦瘦的，手不离烟卷。萦绕飘散的烟雾中，他抿着嘴巴，眼睛瞪得又圆又大，明亮的双眸注视着倾听着，不多说话。大家都叫他韦记者或韦老师。那时我在丹阳县委宣传部工作。临别时，他邀请我到吕城看看。
韦竹青出身农家，家境贫寒。年轻时怀揣报国之志，结伴远行，奔赴甘肃，闯荡新疆。回到家乡后，六十年代在乡农具厂做工，不久被聘到《红镇江报》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再调到乡政府做通讯报道员，一干就是几十年。
韦竹青的朋友很多，瓦木匠、理发员、裁缝、铜匠、铁匠、邮政员、图书员，还有养鸡养鱼的农民、农技员、教师、干部，各行各业都有他的知心朋友。朋友有什么喜怒哀乐都喜欢与他聊聊。吕城的人和事，吕城的文化、历史、掌故，他如数家珍了如指掌，如同自家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那样熟悉。我们一见面仿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古今中外谈天说地，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我觉得他像家乡老村旁那株古老的枫杨，平凡，普通，根深叶茂。
韦竹青才到乡里工作的时候，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谁家多养了一只鸡，都要被称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资本主义苗子抬头”，闹得村村鸡飞狗跳，老百姓怨声载道。对那些树立起来的所谓“典型”“样板”，他十分反感，无心问津，因此得罪了乡里的某位权贵，说他“脾气大、太清高”。下班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屋里一片漆黑。头发花白的母亲佝偻着腰，从麦地里摸黑挑担才进门，冷水盖住锅，晚饭还没有开做。韦竹青心头一阵辛酸，走到门前大口大口地抽完两支烟，站到桌边展纸泼墨，当即写下汪洙诗句：“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聊表悲愤之情。隔日又择“我有笔如刀”一幅，请人装裱好，悬挂在自己卧室，以此明志。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韦竹青作为从事新闻工作的基层“记者”，以他独特的敏锐和视角，最先感觉到春天的信息、大地的温暖。吕城乡党委政府在“三级干部”大会上，请“专业户”“重点户”讲致富经验，韦竹青连夜写稿及时报道。十年动乱中，吕城远近闻名的“罱泥王”被批，罱泥船被毁，现在又重操旧业组成罱泥组，流动为乡亲们罱泥，韦竹青立即采写了《罱泥王重显身手》的稿子，被新闻单位采用。为了报道吕城知名盆景栽培专业户焦国英的事迹，韦竹青三次到村里采访，从早到晚陪同老焦在地头整整一天，以此为典型写出《让“两户”之花开遍千家万户》的好稿。
为了尽快地、更多地把吕城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报道出去宣传出去，韦竹青尽心尽力地施展着自己的抱负与才华，忘我忘情地工作。那时候没有打字机，没有电脑，文字全靠手写手誊。他白天采访晚上写作，经常通宵达旦。一天一篇，一天两篇，有时一天三篇、四篇，被省、市、县报纸和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采用。有一次他因阑尾炎住院，手术后的第二天，就捂着伤口给省报和市报写稿。住院期间，他写的稿子被刊用了四篇。这些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来自最底层的报道和声音接地气，连着百姓，关乎民生，一叶知秋，在社会上反响震动很大。
吕城为丹阳“四大集镇”之首，历史上是商贾云集之地。改革开放初期，集镇市场又日益繁荣，正成为周边县市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船只穿镇而过，将安徽、山东、浙江的农副产品在这里卸货转运。吕城的苗猪市场、耕牛市场、水产家禽市场、粮食饲料市场、蔬菜水果市场、芦帘杂竹市场、木材市场等，一个个专业市场迅速兴起，交易量节节攀升。韦竹青敏锐地发现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吕城经济大发展的猛烈势头已经到来。他从市场入手，采写了《访吕城牛市场》的通讯稿，紧接着又写了《百家经营、生意兴隆》的新闻稿，都先后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乡镇工业大发展，是吕城经济的又一特色。但一度时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具备100万到600万年生产能力的镇办大厂，受到厂房场地、人力的限制，得不到进一步发展。全乡17个大队办厂有场地有劳力，但缺资金设备技术和供销渠道，大多数生产不正常。根据这种情况，乡里组织社队办厂互相挂钩，以大厂带小厂形成配套生产能力。特别是同行业的归口配套，形成乡办带村办、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大好局面。韦竹青立即采写了《吕城乡社、队工业出现新气象》的新闻稿，给予报道与肯定。稿子被《新华日报》《中国乡镇企业报》等多家省以上新闻单位刊载，为全省、全县乡村工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典型。
韦竹青不辞辛劳地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反映吕城群众的心声，针砭社会时弊。到1984年，为新闻单位写稿3800多篇，还在省市以上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连续14年被评为县优秀通讯员，群众都热情地称他“韦记者”，韦竹青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1988年8月，中共丹阳市委派我到吕城镇任党委书记，与韦竹青在一幢楼里办公，想不到从此又与他成了同事。由于分工和工作性质不同，也不是天天见面。
我上任后需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是东村村一位到镇里上访的退伍军人贫困户问题。这事闹得很大，影响也不好。民政科长很为难地告诉我，这些贫困对象年年都安排，民政经费不够，只是救急不救穷哇。当时吕城镇的经济状况在全市算是好的，但贫困户仍然不少。对于贫困户的救助方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像现在这样综合治理的政策。我与分管乡镇工业的王镇长商量，进一步加大那些有劳力、有子女可以就业贫困户的帮扶力度，至少保证他们一户有一人能够进镇办厂做工，无工不富嘛。第二天一早，我约来韦竹青，让他陪我去东村看望那位上访的贫困户。一路上，韦竹青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情况。退伍军人老庄身体不好，妻子是个残疾人。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在读小学。老庄家一间小屋四壁空空，墙上石灰剥落，灶壁灶台被烟熏得漆黑一片。在那间小屋里，拉着老庄的手，我心里酸酸的，脑子里考虑着怎么办。离开的路上，韦竹青带我去他的朋友处小坐，又看了东村的村办厂。回到镇里与有关部门商定，老庄尚可劳动，由村集体安排农田看水员之类稍轻一些的工作，妻子由民政部門定期补助一点，女儿的读书费用除学校照顾外，又请韦竹青私下出面，由他的朋友，也是一位村办厂的厂长民间帮助，保证不失学。在这件事上，韦竹青做得很好，既帮助了贫困户又保护了老庄的自尊心。 韦竹青写稿经常熬夜。他的办公室就在我楼上。夜晚，我们在一起谈新闻文化、谈文艺创作、谈党的农村政策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谈多数农民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忧什么。谈得最多的是吕城的老百姓希望党委政府为他们做些什么。从路桥的修缮到教育医疗计划生育，从乡镇工业到农田水利，从干部作风到社会风气，无话不谈。他知识广博情况熟悉，思路清晰是非分明。他看问题全面深刻，一些建议和意见合情合理。我在把韦竹青当作挚友的同时，也把他作为了解吕城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在吕城工作期间，他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之间的情谊也更加深厚。
后来，我因工作需要离开了吕城到镇江工作。由于大家都很忙，逢年过节电话问候互致祝福外，联系也不是很多。
大约是2001年，他因阑尾炎手术引发的肠粘连后遗症到镇江治疗。我和夫人隔三岔五地看他，给他补充一些住院的必需品，将他换下来在医院不便洗濯的衣服带回洗干净，还征得医生的同意，为他做过几次汤和菜送过去。
他恢复得很快，脸色红润，精神饱满，坐在床上看书。一见我去，就从床上起来到走廊散步，到楼梯口点上一支烟（那时医院对抽烟管得不紧）。他告诉我，最近又有几篇稿子被什么报纸和什么杂志录用了。他想把以前发表的散文、杂文整理一下，出版一个集子。我为他高兴，劝他先养好病，工作上的事按计划慢慢做。
不久，他出院了。那年秋天，韦竹青约了吕城的朋友来镇江看我。他背着两条大棉花胎来送给我，说是他老家责任田里种的棉花，也是他的一片心意，我很感动。
韦竹青自从到镇政府机关工作起，与吕城前后15任党委书记和镇长一起工作过交往过。与他一起在《红镇江报》同屋同铺的同事朋友，有多位后来都担任了地级市的主要领导。在商品经济汹涌的年代，镇办厂和周边乡镇企业曾慕名前来高薪聘请他“下海”经商。他有过发财的机会，但他总是笑笑，以“不懂经济”或“镇里工作走不开”为理由婉谢了。不羡慕不攀比，他依然那样执着，坚守着自己。他从不为自己的事找领导，经济再拮据，生活再困难，身体再多差，都是默默地自己扛。直到退休，还是农民的身份，拿着镇办厂的工资。每每想到这些，我感觉到对他关心是很不够的，乃至是亏欠的。
韦竹青的脾气是有些耿直清高，有时不听人劝。他不肯学自行车，不管路多远，一直到老，走路都是靠双腿。有人说他是“老古董”。但他对人真诚，有话直说，不搞弯弯绕，也从来不打“小报告”，不在背后评头论足说人不是，有时直率得像小孩。一次，我回吕城，听说他与交往多年的老朋友闹了误会不来往。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我与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问他：“‘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意思？”他低头抽烟一声不吭。他懂，心里是清楚的。懂就行，跟我走吧！与朋友一见面，大家又和好如初了。到退休年龄以后，韦竹青仍然在镇里领衔主编《吕城镇志》，笔耕不辍。他说，等镇志编好，印刷出版以后，一定先送我一套。
前几年的一天下午，突然接到韦竹青的电话，说他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我隨即丢下手头事务去看他。他坐在床边，脸色憔悴，面部黑得发暗，心情很沉重的样子。他的儿子韦波和女儿都在病房陪着他。韦波告诉我，他的妈妈（韦竹青的前妻）家在镇江，刚才还在这里。由于来得匆忙，专门为韦竹青做的菜忘带了，又赶回去拿。韦波开玩笑说，她与老爸多时不见， 有点激动，说得大家笑起来。韦竹青说他是胃上的毛病，以后又不吭声了。我问了病情，劝他既来之则安之，一定认真检查治疗，一切听医生的，需要我做的一定办到。至于——我想如果他经济上困难，我也有所考虑，会尽力帮他。我们又聊了一会，说好隔天再去看他。第二天下午，他给我电话，说他已出院回到吕城，在吕城医院治疗方便一些。那会儿，我也许能理解他的苦衷，但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从吕城的朋友处一次次得到的都是他病情不见好转的消息。那段日子里，我一直惴惴不安，处在一种莫名的焦躁中，只能再次去吕城看他，尽我所能帮助他。但也终于没有等到他亲手送给我他主编的《吕城镇志》的那一天。70岁那年，他离我们而去了。
在他门前临时搭的料理丧事的帐篷里，见到许多来自镇江、丹阳新闻界文学界的同事朋友，还有镇里、村里和四乡八邻赶来悼念他的同事、朋友、亲人，从早到晚一波又一波。一排排寄托着人们哀思的花圈花篮整齐地摆放着，一条条白色的黑色的挽联在风中飘动，我的眼睛模糊了，悲痛的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
韦竹青走了，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好兄长。我们从相识相处到相熟相知，留给我的是几十年在一起时，那些艰难岁月里刻骨铭心的记忆。韦竹青在共和国最基层一级镇人民政府的一个部门，坚守着一个岗位，一个人一支笔，任劳任怨地为吕城新闻文化事业工作奋斗了一辈子。他创造的业绩，到达的高度，都是我们这一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党的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襟怀坦荡、善良正直、为人真诚、刚直不阿的崇高品格，一直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正能量，他是我学习的楷模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