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拷打
　　
　　哈迪的俘虏看上去非常坚决，但哈迪相信自己可以撬开他的嘴，只要继续威胁他。这位父亲，布拉德，是个真正的坏蛋，他安放了一颗据称可以炸死成千上万平民的超级炸弹。只有他知道这颗炸弹在哪儿，但他就是不说。
　　他的儿子韦斯利，与此事无关。但哈迪知道，尽管布拉德不会在拷打下张口，但如果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在他面前被拷打，他一定会说的。就算不会马上说，也很快会屈服的。
　　哈迪饱受煎熬。他一向反对折磨犯人，以往犯人被拷打的时候他总会离开那个房间。而韦斯利的无辜尽管不是唯一让他疑虑的地方，也足以加剧他的烦恼。但他知道这是唯一可以把成千上万的人从死亡和毁伤中挽救出来的办法。如果他不下令拷打，那他不是把许多人送上死刑台了吗，仅仅由于他的过分拘谨和缺乏道德勇气？
　　一个有道德感、责任感的人自然会陷入哈迪的困境和矛盾。
　　他可以采取如下两个策略中的一个。第一个策略是坚持拷打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即使它可以挽救上千人的生命，有些道德界限仍是不可跨越的。对此可以争辩一番，但这个立场表现出的无视生命的冷漠使它有些站不住脚。
　　另一个策略是论证尽管拷打有时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为了保住道德底线，我们还是要绝对地禁止它。在实践上，如果有时拷打被允许，那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这个疑问，什么时候它是不应该的？很有可能我们在应该选择拷打的时候没有拷打，却在错误的时候选择了拷打。
　　然而，这个论证帮不了哈迪。因为尽管有充足的理由采取不拷打这个原则，哈迪仍然面对这种处境，即选择拷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困境不是拷打是否可允许，而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无辜者的生命，他必须打破原则，做不允许的事。你也许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做，但肯定他的选择是艰难的。
　　
　　救生艇
　　
　　“好啦，”船长罗杰斯说道，“现在这艘船上有12个人，这真是太棒了，因为它能载20个人。而且我们尚有充足的食物可以维持，直到有人找到我们，不过时间不能超过24小时。所以，我想我们大可以给自己多一块巧克力饼干和一些朗姆酒。有人反对吗？”
　　马蒂斯先生说：“毫无疑问我很想享用这多出来的一块饼干。可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把船划到那边，救起那个已经向我们呼喊了半个小时的落水妇女呢？”听到这话，几个人低下了头，望着船身，十分尴尬，而其他人则满腹怀疑地摇了摇头。
　　见此情形，罗杰斯说道，“我想我们都同意她的落水不是我们的过错，而如果我们把她救上来，我们就无法享用额外的食物份额。为什么我们要破坏目前这种舒适的结构呢？”底下有人小声地附和。
　　“因为我们可以救她，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她就会死去。这个理由不够充分吗？”
　　罗杰斯反驳道：“就算她死了，也不是我们杀的。谁能说点不那么倒胃口的吗？”
　　发达世界的态度就像罗杰斯一样冷酷无情。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和药品提供给每一个人，可我们宁愿享用奢侈品而让他人死去，也不放弃那“多出来的一块饼干”去救人。如果这艘救生艇上的人十分不道德，那么我们也是。
　　有人可能会说救生艇这个情景忽略了财产权的重要性。救生艇上的物品属于那些需要它的人，对此谁也不能声称他比别人拥有得更多。因此我们是从这个假设出发的：除了依据需要的平等分配以外的任何要求都是不公平的，除非你能提出额外的证明。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食物和其他一些善物并不是放在那儿，等着被分配的。财富是人们创造和赚取的。所以如果我拒绝把自己的剩余拿给其他人，我并没有不公正地攫取他人应得的，我只是合理地保存我所应得的而已。
　　让我们设想一下，救生艇上所有的食物和供应物属于船上的个体。尽管如此，一旦妇女被救上船，一旦她的需要得到了认可，只要还有足够的剩余可以提供给这个妇女，她会死去这个事实还是要求我们为了她放弃一部分我们私自拥有的物品。
　　联合国为发达国家设定了一个目标，把它们GDP的0.7％用于海外支援。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个标准。对大多数人来说，把其收入的1％用于帮助穷人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救生艇的比喻要想说的并不是如果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是好人，而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它将是十分错误的。
　　摘编自《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 上海三联书店
　　 编辑/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