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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繁衍生息的这颗星球，准确地说是“水球”，而不应称为“地球”,因为它70.8%的面积被海洋所覆盖。水是生命之源，地球的血液，在地球生命演化的过程中，水无可争议地扮演着主角，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又是人类创造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水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形象和色彩，它在给予中华民族无穷财富和深深忧患的同时，赋予了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孕育了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模式，培育了民族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水与我们这个民族的联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以至于中华文明的许多元素都闪耀着水的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即是水之文化。在古代中国，大自然提供华夏先民赖以生存的水利条件，既有慷慨恩赐一面，又有严酷制约一面。中国是大陆型国家，东南临海的国土受时空所限，“望洋兴叹”恰到好处地描述了先民对海水的神秘与无奈；在内陆腹地，江河纵横，湖泊星落棋布，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江河就有1580条，湖泊数万余个，可是这些江河湖泊多数集中在西部、中部和南部；辽阔的西北、东北和北部地区江河稀少，湖泊散落，高原大漠水资源相当匮乏；即便是在江河两岸的丰水区域，洪水时常泛滥，也直接威胁着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我们祖先只可能有两项选择：要么听天由命或祭神祈雨，要么战天斗地或改造山河。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水的渴求、与洪水泛滥的斗争、掠夺水资源的征战，始终占据文明生长的主流，这种渴望与斗争始终不曾停息过，长江以北比长江以南更紧迫，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更激烈。当然，听命大自然的摆布，屈从大自然的神威，也在文明生长中占有一席之地。大致来说，古代中国的地域处于丰水区、满足区和枯水区，它们基本构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水资源分布不均，各区域水量的或多、适中、或少，是导致中华文明呈现多元性特征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华夏先民在长期治水与祈雨的实践中，不断改变水的自然形态，使得中国水文化一直朝着征服与敬畏两极方向流入大海，也就是说，虽然文明的源头始终涌向丰水区域，也就是黄河长江流域，但它包裹着许多高原大漠的文明因子，并逐渐形成“人定胜天”和“自然崇拜”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从华夏先民对水的认知、征服、崇拜和享用方面作表层的、零散的阐述，水是怎样孕育和涤荡中国文化的，它又是如何塑造中国人双重性格，以及它怎样历史地引导着我们民族的命运？
1、水文化的两极流向：征服与崇拜
在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众多江河中，黄河与长江是流途最长、流域最大的两条河流，它们由西向东横贯全国，直接哺育和影响着中华民族。黄河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条大河，它全长近5500公里，流域面积75万平方公里，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向东而流横穿黄土高原，携带着大量黄土泥沙，遂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由于泥沙淤积河底，河床抬高后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地上河”，正是这条河，孕育了一个黄色皮肤的华夏民族，神奇的大自然把黄土，黄水，黄种人联系在一起，这确实令人思绪万千、感叹不已。长江全长6300多公里，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水资源的40%以上，它从青海唐古拉山发源，与黄河一道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对塑造华夏文明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所以有人说中华民族是大河民族。
生活在两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面对大自然的慷慨恩赐，他们只需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土地上，依靠肥沃的土地和江水河流的滋养，便能从事农业生产，过上安定而舒适的生活，然而，他们面前横着一道坎，那就是大河流域附近的土地经常遭受洪水侵蚀，农业生产难以维系，而远离河流的大片沃土又缺水无法耕种，农业发展受到限制，我们都知道：黄河是世界上最暴戾、最任性的一条大河，据说2000多年来，仅黄河发生决口洪水泛滥成灾多达1500多次，干旱造成的自然灾害达数百次，如何趋水利而避水害，迈过这道坎，成为衡量华夏先民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跨越生存的高度。历史证明，面对洪水泛滥或无水之害，我们祖先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采取兴利避害的征服姿态，开发和治理大江大河，据中国水利史记载古代有许多治水工程，如：大禹治水、李冰修都江堰、夫差开邗沟、郑国凿秦渠等等，中国人需要永志不忘的是，大禹率领数十万先民，与黄河水患展开殊死搏斗的壮举与悲情，开水道、引水渠，这一堵一疏、一防一建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为华夏先民早期征服自然积累了第一桶金，摆脱了对自然环境的单纯依赖，走上了改造自然的历程，农耕时代进入新纪元；更值得称道的是它凝聚了华夏先民跨区域的大规模协作的文化心态，塑造了中华民族对水的主宰精神，增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培育了中华民族集体主义和“一个中心”政治思想观念，由此，中国人的宗教理想开始衰退，政治权威开始增强，东方专制主义开始萌芽，黄河流域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摇篮。
生活在长江以北的华夏先民面对高原戈壁、茫茫草原、风沙弥漫，缺雨少水的自然环境，水利资源相对匮乏，生存条件较之恶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为了寻求水资源，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华夏各氏族不断向两河流域集聚，“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形象地描述了华夏先民向往和涌入河流两域的景象，以此同时，争夺水资源的征战，在华夏氏族之间不断地展开，这种征战时间之长，改朝换代之多，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的主要成份是汉族，而汉族的始祖是炎帝和黄帝，炎黄两帝又都是西北的游牧民族，炎帝是羌族，炎帝从西北进入中原，与北上中原的九黎族相遇，炎帝联合黄帝打败了九黎族，当他们骑着战马进入中原时，看到了世界上最辽阔的长江黄河平原，遂定居下来。我们祖先依靠水利之便，进行稻田耕作，发展农业经济，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物质需求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炎黄两帝进入两河流域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控制了江河权，提高了治水能力，中国人的治水，历算，土地测量、农业耕作，饲养家畜以及制陶冶炼等技术，比西方至少早一千年，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生存伟力，自强、坚韧、勤劳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始终联系至今，开创了中华帝国的文明史，由此，首开先河地带来了华夏各氏族之间为水利和土地，无休止地杀戮与战争，这业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根源。对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史是从大禹开始的，是从炎黄始祖入驻中原腾升的，中华民族的早期发展史，是一部开发水利的农业发展史，也是一部争夺“河流”控制权的社会发展史。
正像昼夜有交替、月有盈缺一样，华夏先民除了有对水征服的一面，也有对水屈从的一面。远古时期，人类面对洪水的泛滥，西方的传说，靠神恩赐的诺亚方舟才使少数人摆脱了洪水的劫难，我们有汉族神话“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有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伏羲兄妹”躲在葫芦里对付洪水的故事，我们祖先丰富的想象力并不比西方的逊色。令人遗憾的是，在早期的长江流域，特别是魏晋以后，当土地开发初步呈现人文状态以后，我们祖先对无水之害，更多地采取敬畏和屈从态度，虽然有“夸父逐日”的传说，有“后羿射日”的传说，然而，我们祖先的创造力是乎减弱了、消融了。遇洪水，不是去治理，而是采取凿大佛、铸铁犀，企图镇住洪水，四川乐山大佛、湖南常德铁犀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现象；逢干旱，不是修库蓄水、开渠引水，而是采取祭河神龙王，祈雨求水，遍布全国的大小龙王庙便是最好的佐证。当农耕时代来临时，华夏先民在有水与沃土的地方逐渐过上了农耕定居的生活，除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泥土以外，水成为古人生存最重要的因素和最强大的自然力，于是，水成为华夏先民最早产生并延续最长久的自然崇拜之一。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记载殷人祭河神的卜辞，商周以降，水被列为古代的“八政”之一，从上至下，各民族、各地区都有自己崇奉的江河之神，如黄河有水神河伯、湘水有水神湘君夫人等，各种各样的水崇拜现象，五花八门的水祭祀仪式，在古人的眼中，水是神的恩赐，不可不恭，老天不降雨，那是人冒犯了神所遭致的惩罚，因此，先民对水的崇拜之强烈，对水神更是顶礼膜拜。如祈雨就是先民水崇拜的一种重要形式。上至帝王、下至黎民，无不对祈雨活动充满狂热的宗教热情。商代开国之君汤，因国家连续七年遭受大旱，庄稼缺水枯萎，民众四处逃荒，他便亲自到桑林中祈雨，以积薪自焚的诚意来感动水神降雨。中国水文化就是这样朝着征服与崇拜相向而流，直至流入中国人的心理，这也许就是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与屈从、坚韧与懦弱双重心理特征的初始根源，也是造成中国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性格差异的原因之一。
随着大河流域华夏氏族的不断集聚，随着农业经济与水的关系日益紧密，我们先民对水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用水浇灌、用水运输、用水煮食、用水洗漱、用水制陶……，无论是农业的丰收，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还是乡村、城镇的繁荣，离开了水便寸步难行，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加深了华夏先民对水神的无限尊崇，在诸多水神中，中国人最敬畏、最崇拜、最高贵的偶像便是著名的龙神，龙是水的具象。传说，先民们从撕裂云层的闪电中，看到金蛇狂舞伴随风雨交作的景象。于是，他们创造了龙的形象。龙的形象集多种动物的特征为一身，“龙身九似”，外形充满了力感、动感和美感。龙是一种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神兽，它神通广大，不但能兴云布雨，而且能主宰江河湖海泉等各种水体，龙水一体，无水不龙，群龙治水，欲水求龙，这十分符合中华民族祈求风调雨顺的愿望；龙还是一种变化莫测、来去无踪的神灵，它象征着信仰、理想和权力，中国帝王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真龙天子”，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视平民百姓为“龙子龙孙”，中国人也称自己是“龙的传人”,无可奈何地崇拜权势，这十分吻合华夏先民依赖与崇拜水的心态；龙更是一种生命的符号，寄托着古人对生命的循环，死而复生的愿望，表达了华夏先民追求和平、幸福、吉祥、长存的文化心理。因此，龙得到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普遍接受和推崇，祭龙求雨便逐渐成为帝王和民间一种盛行的风俗，这种风俗是民族蒙昧时期的文化觉醒。然而，这种崇拜又是蒙昧的、复杂的、变化的，人们需要水，水被龙王主宰，人欲水先得求龙，华夏先民真正是爱它又恨它，赞美它又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象一样复杂，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人们把龙王老爷供奉得使它无可挑剔，把它敬奉上权力的巅峰；另一方面人们又要在丰收时，舞龙耍狮，锣鼓欢歌，这是一种绝妙的中国式智慧和幽默，人们在敬畏和戏弄之间，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龙神在其漫长的传承演变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先民把龙的精神赋予了永不衰竭的精神力量，成为中国的象征。
从古至今，中国人既善于制造“改天换地”的奇迹，又极力推崇“风水龙神”的神话，为了明天更美好，古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传说，今有“围湖造田”、“南水北调”的壮举，以及林林总总的水电站、水利工程，对此，我们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于是遭受惩罚的我们又退耕还湖、退耕还林、疏通河道，以弥补我们的过失，中国水文化就这样在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中反复轮回，不知何时才能从对立的两极中找到“天人合一”入口处。
2、水性格的双重性：温和而倔强
水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土壤，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文艺、哲学、宗教、民俗等领域。有趣的是，水是万物之灵，人是万物之灵长，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常常萌生出对水的遐思，从水里获得灵感，他们都喜欢用水的特征，来阐释对宇宙、人生、社会和自我的抽象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讲，水是中华文化中最普遍、最具创造活力的意象符号。在古圣先贤看来，世界是由“水、火、木、金、土”组成的，水居于物质五要素之首。管子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把水作为世界万物构成的唯一元素。儒家的孔子以水至理，他有一句名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种“比德”的山水观，给山水打上了深深的社会文化意义，难怪我们常把国家称为“江山”、“河山”。孟子对水更是情有独钟，他从水的形态、性质和功能中找出论据，深入论述了他的人性善和仁政学说。佛学也说，“一水四见”，意思是同样是水，用不同的心，水就有不同的表象。真正把水放在哲学层面上来思考的首推道家，以至于有人说，老子的哲学就是水性哲学。在老子眼中的水，充满着人性色彩，“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就是说最完美的“善”，像水一样养育和滋润着万物，而始终甘于处在谦卑的地位，这就是“道”的境界，老子还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他从水的“柔弱”悟出柔弱胜刚强的人生妙谛。兵圣孙子也以水纵论兵法，他说：“夫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又说：“故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集儒、法等家之大成的荀子说：“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又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在这些充满东方智慧的言论中，水已不仅仅是自然之水，而是升华为一种哲学之水、文化之水、人格之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把水神灵化，而且把水人格化。人格化的水具备了与人相同或类似的思想、感情、行为等，并且赋予了水许多品性、涵养和气度，如：水有宽容大度的品格，有雍容华贵的气质，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有无私奉献的情操。水是柔和的、透明的、无色又无味，形态变化无常。溪水潺潺，给人的是一种轻柔欢快的愉悦；飞瀑悬泉，给人的是一种滴水穿石的坚韧；江河拍岸，给人的是一种撼天动地的力量；苍茫大海，给人的是一种神秘莫测的恐惧。水何以能如此？因为它有柔的性格、忍的性格、变的性格。柔赋予了她包容一切的胸怀，忍赋予了她积蓄力量的耐心，变赋予了她捕捉机会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表面上十分推崇水的柔和、隐忍、变化的品性，实质上暗暗称赞水的柔克刚、静制动、弱转强的风格，实现这一转化，需要深藏不露，等待时机，顺势而变，这就是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灵活性的初始原因之一，也是中国人具有温和而倔强的双重性格的文化渊源。
以水寄情、以水至理。老子的“上善若水”集中体现了水的人格化特征。老子赞美水的隐忍和无坚不摧的力量，欣赏水的“贵柔、谦下、不争”的谦和美德，水的确像人,它愈浅流得越急，愈深波则越平；它愈浊看得越神秘，愈清识得越真切。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水至清则无鱼”，“水涨船高”，“山不转水转,人不转心转”，这些都告诉人们要学会水的至深至浅和至柔至坚之道。我们今天还在用水的“深浅”和“清浊”，来形容世道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上善若水”其实是中国文化以水比喻人的理想性格。什么是理想的性格？理想的性格就是无性格，即水性格。它的实质不可名状，正像盐水虽咸无涩，虽淡有味，它的基本性格特征是中正平和，表面看上去似乎总是那么平淡。而具有这一性格特征的人，接触起来和蔼可亲，但正是在这和蔼可亲中，他却包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类人身陷逆境时，忍性十足；机会出现，当机立断。该仁慈之时，她总是慈眉善目；该勇猛时，他又势如猛虎下山。紧要关头，他心细如发，任何微小的变化皆能发现；开拓之时，他又豪气勃发，再大的局面他也能把握。 综观中国古代史，这一性格特征最为突出的代表有汉朝的刘邦、清朝的曾国藩。如：刘邦的性格就是典型的无性格，因为其无，故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也称太极性格，甚至有时还表现得有些流氓气息。鸿门宴上，他低三下四，显尽出自己的懦弱；项羽挟父相逼，他厚颜无耻讨一酌，表现出自己的忍从；凯旋而归，他豪情万丈，尽展出自己的博大；属下相助之时，他从善如流，尽显出自己明达。正因为他具备双重性格特征，所以张良愿为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萧何愿为其镇后方、抚百姓、供粮销；韩信愿为其统兵百万，夺得天下。
华夏先民对水的认知表现出既亲和又敬畏的心态，对水的态度表现为既征服又崇拜，对水的体验表现出既神灵化又人格化，这根源于华夏先民对水的深切依赖，对黄河暴戾的无比恐惧，对理想社会的无限向往，对人性完美的执着追求这就是中国水文化的“根性”。以水的自然属性融于儒道文化中，彰显出一明一暗的特质，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中国文化，影响着中国人的心性、品格、气质和精神，中国人笃信“吉地不可无水”、“风水轮流转”，崇尚人与青山绿水的和谐共处，中国人敬畏自然神力和权贵势力，却又隐藏着对恶势力反戈一击的力量，以及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等性格特点。
3、水形态的双面胶：浓烈而清淡
我们祖先治水的初衷是为了生存需要，当这种需求被简单的、粗糙的满足以后，一股强烈的、活跃的需求便汹涌而出，为了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祖先又从水文化的母体中，摧生了诸如酒文化、茶文化、澡堂文化等等，这些水的衍生物便进入了先民精神文化生活中，一直传承到今天。中国水文化在汇入浩瀚的传统文化海洋过程中，她特别钟爱的酒文化、茶文化这对孪生兄妹，对中国文化的特质与走向，对民族心理结构和文化品质形成，无疑产生重要而深刻地影响。
据说：酒大约在父系社会就出现了，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酒以水的物质形态承载着文化，文化又体现着酒的内在魂魄，缓缓地流入华夏文明的长河中，流进人们的文化精神深处，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祖先以酒祭祀、与酒成俗、与酒成礼、以酒助文，特别是以酒为媒，将酒与政治协商、经济商贸、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等关联起来，才形成这样独具魅力的中国酒文化，中国酒文化成为中国人道德、思想、文化独一无二的综合载体，在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一种像酒那样强大的文化功能产品了。
中国酒文化开篇之题是以“德”为内核，以“礼”为形式，以“酒”为载体，传播儒家的伦理观。早在远古时代，酒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一般是在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等才使用，礼仪相当庄严而隆重，遇节令交替，要把酒奉献给上天、神明享用，逢丧葬或喜庆，要把酒奉献给祖宗、长辈享用，这种“酒”德行在个人需求和社会强力的双重推动下，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其形式生动活泼、千姿百态，中国酒风酒德之民俗实在太深厚，传承今天并被发扬光大到极至。比如人们常说的“酒德”，至今中国大部分地区还保留“三巡”的习惯，无论待客还是朋友小聚，首先是要通喝三杯，然后再来佳肴、美言、歌舞等别的花样。还有敬酒，晚辈或下级在碰杯的时候，酒杯要低于对方，敬酒者先干为尽，以示长幼有序、君臣有别等等。又比如酒俗：中国人结婚要喝“喜酒”，生了孩子要喝“满月酒”，祝捷要喝“庆功酒”，情人要喝“交杯酒”，交朋友要喝“拜把子”酒等，此外，送行、开业、升迁包括托人办事等等都要请客喝酒，离开了酒，民俗活动便无所依托。更为精彩的是无酒不成席，酒已成为中国人际交往的桥梁和纽带，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酒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饮料，而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和个人性格的“壮胆剂”，起到调节人际关系、张扬个性的作用。这些不成文，但成风成俗的强大礼仪要素，在不断的重复过程中，又强化人们礼仪思维和行为方式。其实，中国酒精神的真正源头是道家哲学。庄子宁愿做自由的低空飞舞的蝴蝶，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在于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在一个缺少宗教信仰的国度，是不是唯有酒才能让人超越时空，摆脱世俗的束缚，喷发胸中的烈火，进入精神自由的殿堂，但酒这个变化多端的精灵，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酒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在人世的时空中尽情翱翔；酒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酒展现了自己的性格，它或浓烈、或刚强、或豪放、或清淡、或柔软、或委婉……，可见，酒既有火的风格，又有水的品性，有时它表层是火，深层是水，有时它表层是水，深层是火，有时它又是水火交融。酒这门学问，犹如爱情这个主题，亘古不变，说完难，说清楚更难。
从酒的火风格来看，俗话说“酒壮英雄胆，谱写正气歌。”酒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杰出的英雄豪杰。酒蕴藏着军人壮士坚毅刚烈的性格，在军旅生涯中燃烧起熊熊火焰，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传奇。一折曹孟德煮酒论英雄，勾绘出了东汉末年群雄崛起，三国鼎立战争风云的壮阔画卷。一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又咏出了拥兵百万统帅心灵的慷慨悲凉。桃源三结义的捧酒祭天中那碗酒里荡漾的情感义气，是何等的豪情壮志，层浪叠起，它在三国争雄中叙说了多少酒的故事：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张翼德酒壮英雄胆，长板坡上一声吼，吓退曹家百万兵。酒滋养了一批又一批中国超尘豁达的文人骚客，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文学艺术家因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获得特立独行的人格形态。古代中国，酒仙的轶闻趣事犹如朵朵浪花，无论是大醉60日的阮籍，号称醉令先生的白居易、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仙”、“酒仙”李白，许多文人骚客，诗必饮酒，酒必赋诗，他们或群集饮赋，或诗酒相娱，或诗助酒兴，或酒增诗趣。“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英雄把盏谈天下，自古诗酒竞风流。”“莫道醉魂飞不起，一杯梦酒上红楼。”“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劝君一醉千日醒，世事花开又花落。”类似这样的诗句词赋在中国文学史中俯拾皆是，妙趣横生。在酒的刺激下，许多人酒后说了平时不敢说的话，干了那原本不曾敢干的事，酒后的诗词歌赋、酒后的放浪形骸、酒后的闲情逸致、酒后的风花雪月、酒后的亲情至爱、酒后的阴谋诡计……等等不一而足，充分展示了酒所具有火的风格、洒脱的风格、忘我的风格。
从酒的水品性来看，以酒为媒，纵横天下，权谋得失。经过几千年的酒文化熏陶与磨练，中国人在政治和社会交往方面，展示出极高地权衡得失，善谋权术，深知隐忍，进退维谷的睿智与品性。比如政治需要礼仪来彰显尊贵，礼仪需要酒来装饰权术。历史上有大量这方面的典故，“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项庄舞剑鸿门宴”等，血淋淋的政治斗争，因酒而兴衰沉浮，如“箪醪劳师”：东周春秋时代，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战败后，为了实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大略，下令鼓励人民生育，并用酒作为奖品，按生育男女与多寡给予奖励；在率兵讨伐吴国出师前，勾践将酒倒在河的上流，与将士一起迎流共饮，以此激发全军将士的战斗豪情。又如“汉高祖醉斩白蛇”：秦始皇末期，刘邦做亭长时，往郦山押送劳工，夜晚刘邦喝醉了酒，令人前行，探路者回报说，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去路，刘邦在酒意朦胧中说“壮师的跟我来”，刘邦挥剑将挡路的大白蛇斩为两段。有一老妇人在蛇被杀死的地方哭，有人问她为何而哭，老妇人说，那是我儿子啊，他是蛇的白帝子，因不知挡了赤帝子的路被杀，刘邦以此鼓动劳工造反，最后夺得天下。难怪欧阳修酒后低吟“醉翁之意不在酒”，道出了酒的另一种真谛。同样是酒，百姓乘兴而饮，官吏借机而酌，区别在于你是借助酒的火风格还是酒的水品性，百姓视酒为朋友，官吏以酒为工具，朋友饮好喝足，有利于超凡脱俗，加深友谊，助文思趣，酒工具用好用巧，有利于保全平安，通达圆润。因此，官吏在皇帝赐宴上不敢放肆，甚至在家宴里不敢放量；文人若感政治没落，或者不满现实，要么嗜酒成风，生活上腐化和放纵，要么狂饮大醉来忘却世态。诗曰：“不愿为官不愿有，但愿长江化美酒。死后埋在沙滩上，浪去浪来喝几口”；“酒可千日不饮，不可饮而不醉”等等，又展现了酒的水品性。然而，更多人还是把酒当作聊以自慰的东西，只是在世俗功利中，酒才酝酿出许多有意思、能传颂、会蔓延的文化风气。
如果说酒兄长更多的表现刚烈、洒脱和忘我的人生境界，那么茶小妹则主要表现出温文、飘逸和重我的人生境界。酒与茶把中国人所具备的“双面胶”人格诠释得淋漓尽致。中国茶文化具有较完整的水品性。中国是茶的故乡，种茶、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据史载，西汉时期，饮茶就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习俗。茶不仅有解喝、治病、强身等功能，更有娱乐、助兴、载道的作用，我们单从品茶来说，中国的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名山之茶，名师所制，名泉所泡，名技所兑，其中茶工艺之复杂不说，仅用水就分为十二等级。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中国是礼仪之邦，若有客来访，首先泡上一壶清茶敬上，社会交往活动或坐茶馆、或开茶话会，选择一个安静、清新、舒适、干净的环境，或自斟自酌，或群聚品评，一方面品茶之风味，品闲情意趣；一方面品山川美景，品诗书情画。其实中国人饮茶更重茶之味外，品茶是中国人群体性娱乐和社交活动一种重要形式，这大概是因为人们想从纷乱的世态中，挪出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所以，品茶重在与谁共饮，重在礼仪，重在意境，这样可以广结良缘、交流信息、悠然自得，也可以让人涤烦益思、修身养性、神思遐想，有助于享受世俗情趣，有助于提升道德情操，有助于通达天人合一。于是，茶又有了自己的性格，它除了有色有味之外，与水的性格别无二致，只是多了些清火之味、悠闲之味、文化韵味，多了些天高云淡、青山碧水、夕阳落照的色彩，中国人的自然心性和精神品质似乎更接近茶的性格。
从上述可以看出：在中国，若没有酒与茶便也没有了氛围，而文化是需要氛围，需要场合的，正是酒与茶营造了氛围，呼应了场合的需要，成全了其文化品质，酒与茶因了文化，便也有了灵性；文化因了酒与茶，也更加有滋有味起来。数千年来，中国人为酒、茶所浸泡，滋生出酒的浓烈与茶的清淡的生活心性，以及火的风格与水的品性双重品质，同时，在酒、茶的浸泡中，使得中国人心性中原有的刚度、强度和力度逐渐退化和消融。这是否说明中华文明缘于水、兴于水、囿于水，中国文化才显得如此的美好与厚重，中国人才生成阴与阳、柔与刚皆备的双重性格，只不过阴柔性格的成份多了一些罢了。
（人与自然主持 杨泽文）
1、水文化的两极流向：征服与崇拜
在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众多江河中，黄河与长江是流途最长、流域最大的两条河流，它们由西向东横贯全国，直接哺育和影响着中华民族。黄河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条大河，它全长近5500公里，流域面积75万平方公里，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向东而流横穿黄土高原，携带着大量黄土泥沙，遂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由于泥沙淤积河底，河床抬高后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地上河”，正是这条河，孕育了一个黄色皮肤的华夏民族，神奇的大自然把黄土，黄水，黄种人联系在一起，这确实令人思绪万千、感叹不已。长江全长6300多公里，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水资源的40%以上，它从青海唐古拉山发源，与黄河一道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对塑造华夏文明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所以有人说中华民族是大河民族。
生活在两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面对大自然的慷慨恩赐，他们只需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土地上，依靠肥沃的土地和江水河流的滋养，便能从事农业生产，过上安定而舒适的生活，然而，他们面前横着一道坎，那就是大河流域附近的土地经常遭受洪水侵蚀，农业生产难以维系，而远离河流的大片沃土又缺水无法耕种，农业发展受到限制，我们都知道：黄河是世界上最暴戾、最任性的一条大河，据说2000多年来，仅黄河发生决口洪水泛滥成灾多达1500多次，干旱造成的自然灾害达数百次，如何趋水利而避水害，迈过这道坎，成为衡量华夏先民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跨越生存的高度。历史证明，面对洪水泛滥或无水之害，我们祖先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采取兴利避害的征服姿态，开发和治理大江大河，据中国水利史记载古代有许多治水工程，如：大禹治水、李冰修都江堰、夫差开邗沟、郑国凿秦渠等等，中国人需要永志不忘的是，大禹率领数十万先民，与黄河水患展开殊死搏斗的壮举与悲情，开水道、引水渠，这一堵一疏、一防一建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为华夏先民早期征服自然积累了第一桶金，摆脱了对自然环境的单纯依赖，走上了改造自然的历程，农耕时代进入新纪元；更值得称道的是它凝聚了华夏先民跨区域的大规模协作的文化心态，塑造了中华民族对水的主宰精神，增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培育了中华民族集体主义和“一个中心”政治思想观念，由此，中国人的宗教理想开始衰退，政治权威开始增强，东方专制主义开始萌芽，黄河流域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摇篮。
生活在长江以北的华夏先民面对高原戈壁、茫茫草原、风沙弥漫，缺雨少水的自然环境，水利资源相对匮乏，生存条件较之恶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为了寻求水资源，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华夏各氏族不断向两河流域集聚，“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形象地描述了华夏先民向往和涌入河流两域的景象，以此同时，争夺水资源的征战，在华夏氏族之间不断地展开，这种征战时间之长，改朝换代之多，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的主要成份是汉族，而汉族的始祖是炎帝和黄帝，炎黄两帝又都是西北的游牧民族，炎帝是羌族，炎帝从西北进入中原，与北上中原的九黎族相遇，炎帝联合黄帝打败了九黎族，当他们骑着战马进入中原时，看到了世界上最辽阔的长江黄河平原，遂定居下来。我们祖先依靠水利之便，进行稻田耕作，发展农业经济，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物质需求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炎黄两帝进入两河流域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控制了江河权，提高了治水能力，中国人的治水，历算，土地测量、农业耕作，饲养家畜以及制陶冶炼等技术，比西方至少早一千年，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生存伟力，自强、坚韧、勤劳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始终联系至今，开创了中华帝国的文明史，由此，首开先河地带来了华夏各氏族之间为水利和土地，无休止地杀戮与战争，这业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根源。对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史是从大禹开始的，是从炎黄始祖入驻中原腾升的，中华民族的早期发展史，是一部开发水利的农业发展史，也是一部争夺“河流”控制权的社会发展史。
正像昼夜有交替、月有盈缺一样，华夏先民除了有对水征服的一面，也有对水屈从的一面。远古时期，人类面对洪水的泛滥，西方的传说，靠神恩赐的诺亚方舟才使少数人摆脱了洪水的劫难，我们有汉族神话“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有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伏羲兄妹”躲在葫芦里对付洪水的故事，我们祖先丰富的想象力并不比西方的逊色。令人遗憾的是，在早期的长江流域，特别是魏晋以后，当土地开发初步呈现人文状态以后，我们祖先对无水之害，更多地采取敬畏和屈从态度，虽然有“夸父逐日”的传说，有“后羿射日”的传说，然而，我们祖先的创造力是乎减弱了、消融了。遇洪水，不是去治理，而是采取凿大佛、铸铁犀，企图镇住洪水，四川乐山大佛、湖南常德铁犀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现象；逢干旱，不是修库蓄水、开渠引水，而是采取祭河神龙王，祈雨求水，遍布全国的大小龙王庙便是最好的佐证。当农耕时代来临时，华夏先民在有水与沃土的地方逐渐过上了农耕定居的生活，除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泥土以外，水成为古人生存最重要的因素和最强大的自然力，于是，水成为华夏先民最早产生并延续最长久的自然崇拜之一。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记载殷人祭河神的卜辞，商周以降，水被列为古代的“八政”之一，从上至下，各民族、各地区都有自己崇奉的江河之神，如黄河有水神河伯、湘水有水神湘君夫人等，各种各样的水崇拜现象，五花八门的水祭祀仪式，在古人的眼中，水是神的恩赐，不可不恭，老天不降雨，那是人冒犯了神所遭致的惩罚，因此，先民对水的崇拜之强烈，对水神更是顶礼膜拜。如祈雨就是先民水崇拜的一种重要形式。上至帝王、下至黎民，无不对祈雨活动充满狂热的宗教热情。商代开国之君汤，因国家连续七年遭受大旱，庄稼缺水枯萎，民众四处逃荒，他便亲自到桑林中祈雨，以积薪自焚的诚意来感动水神降雨。中国水文化就是这样朝着征服与崇拜相向而流，直至流入中国人的心理，这也许就是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与屈从、坚韧与懦弱双重心理特征的初始根源，也是造成中国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性格差异的原因之一。
随着大河流域华夏氏族的不断集聚，随着农业经济与水的关系日益紧密，我们先民对水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用水浇灌、用水运输、用水煮食、用水洗漱、用水制陶……，无论是农业的丰收，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还是乡村、城镇的繁荣，离开了水便寸步难行，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加深了华夏先民对水神的无限尊崇，在诸多水神中，中国人最敬畏、最崇拜、最高贵的偶像便是著名的龙神，龙是水的具象。传说，先民们从撕裂云层的闪电中，看到金蛇狂舞伴随风雨交作的景象。于是，他们创造了龙的形象。龙的形象集多种动物的特征为一身，“龙身九似”，外形充满了力感、动感和美感。龙是一种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的神兽，它神通广大，不但能兴云布雨，而且能主宰江河湖海泉等各种水体，龙水一体，无水不龙，群龙治水，欲水求龙，这十分符合中华民族祈求风调雨顺的愿望；龙还是一种变化莫测、来去无踪的神灵，它象征着信仰、理想和权力，中国帝王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真龙天子”，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视平民百姓为“龙子龙孙”，中国人也称自己是“龙的传人”,无可奈何地崇拜权势，这十分吻合华夏先民依赖与崇拜水的心态；龙更是一种生命的符号，寄托着古人对生命的循环，死而复生的愿望，表达了华夏先民追求和平、幸福、吉祥、长存的文化心理。因此，龙得到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普遍接受和推崇，祭龙求雨便逐渐成为帝王和民间一种盛行的风俗，这种风俗是民族蒙昧时期的文化觉醒。然而，这种崇拜又是蒙昧的、复杂的、变化的，人们需要水，水被龙王主宰，人欲水先得求龙，华夏先民真正是爱它又恨它，赞美它又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象一样复杂，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人们把龙王老爷供奉得使它无可挑剔，把它敬奉上权力的巅峰；另一方面人们又要在丰收时，舞龙耍狮，锣鼓欢歌，这是一种绝妙的中国式智慧和幽默，人们在敬畏和戏弄之间，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龙神在其漫长的传承演变过程中，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先民把龙的精神赋予了永不衰竭的精神力量，成为中国的象征。
从古至今，中国人既善于制造“改天换地”的奇迹，又极力推崇“风水龙神”的神话，为了明天更美好，古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传说，今有“围湖造田”、“南水北调”的壮举，以及林林总总的水电站、水利工程，对此，我们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于是遭受惩罚的我们又退耕还湖、退耕还林、疏通河道，以弥补我们的过失，中国水文化就这样在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中反复轮回，不知何时才能从对立的两极中找到“天人合一”入口处。
2、水性格的双重性：温和而倔强
水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土壤，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文艺、哲学、宗教、民俗等领域。有趣的是，水是万物之灵，人是万物之灵长，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常常萌生出对水的遐思，从水里获得灵感，他们都喜欢用水的特征，来阐释对宇宙、人生、社会和自我的抽象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讲，水是中华文化中最普遍、最具创造活力的意象符号。在古圣先贤看来，世界是由“水、火、木、金、土”组成的，水居于物质五要素之首。管子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把水作为世界万物构成的唯一元素。儒家的孔子以水至理，他有一句名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种“比德”的山水观，给山水打上了深深的社会文化意义，难怪我们常把国家称为“江山”、“河山”。孟子对水更是情有独钟，他从水的形态、性质和功能中找出论据，深入论述了他的人性善和仁政学说。佛学也说，“一水四见”，意思是同样是水，用不同的心，水就有不同的表象。真正把水放在哲学层面上来思考的首推道家，以至于有人说，老子的哲学就是水性哲学。在老子眼中的水，充满着人性色彩，“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就是说最完美的“善”，像水一样养育和滋润着万物，而始终甘于处在谦卑的地位，这就是“道”的境界，老子还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他从水的“柔弱”悟出柔弱胜刚强的人生妙谛。兵圣孙子也以水纵论兵法，他说：“夫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又说：“故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集儒、法等家之大成的荀子说：“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又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在这些充满东方智慧的言论中，水已不仅仅是自然之水，而是升华为一种哲学之水、文化之水、人格之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把水神灵化，而且把水人格化。人格化的水具备了与人相同或类似的思想、感情、行为等，并且赋予了水许多品性、涵养和气度，如：水有宽容大度的品格，有雍容华贵的气质，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有无私奉献的情操。水是柔和的、透明的、无色又无味，形态变化无常。溪水潺潺，给人的是一种轻柔欢快的愉悦；飞瀑悬泉，给人的是一种滴水穿石的坚韧；江河拍岸，给人的是一种撼天动地的力量；苍茫大海，给人的是一种神秘莫测的恐惧。水何以能如此？因为它有柔的性格、忍的性格、变的性格。柔赋予了她包容一切的胸怀，忍赋予了她积蓄力量的耐心，变赋予了她捕捉机会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表面上十分推崇水的柔和、隐忍、变化的品性，实质上暗暗称赞水的柔克刚、静制动、弱转强的风格，实现这一转化，需要深藏不露，等待时机，顺势而变，这就是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灵活性的初始原因之一，也是中国人具有温和而倔强的双重性格的文化渊源。
以水寄情、以水至理。老子的“上善若水”集中体现了水的人格化特征。老子赞美水的隐忍和无坚不摧的力量，欣赏水的“贵柔、谦下、不争”的谦和美德，水的确像人,它愈浅流得越急，愈深波则越平；它愈浊看得越神秘，愈清识得越真切。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水至清则无鱼”，“水涨船高”，“山不转水转,人不转心转”，这些都告诉人们要学会水的至深至浅和至柔至坚之道。我们今天还在用水的“深浅”和“清浊”，来形容世道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上善若水”其实是中国文化以水比喻人的理想性格。什么是理想的性格？理想的性格就是无性格，即水性格。它的实质不可名状，正像盐水虽咸无涩，虽淡有味，它的基本性格特征是中正平和，表面看上去似乎总是那么平淡。而具有这一性格特征的人，接触起来和蔼可亲，但正是在这和蔼可亲中，他却包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类人身陷逆境时，忍性十足；机会出现，当机立断。该仁慈之时，她总是慈眉善目；该勇猛时，他又势如猛虎下山。紧要关头，他心细如发，任何微小的变化皆能发现；开拓之时，他又豪气勃发，再大的局面他也能把握。 综观中国古代史，这一性格特征最为突出的代表有汉朝的刘邦、清朝的曾国藩。如：刘邦的性格就是典型的无性格，因为其无，故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也称太极性格，甚至有时还表现得有些流氓气息。鸿门宴上，他低三下四，显尽出自己的懦弱；项羽挟父相逼，他厚颜无耻讨一酌，表现出自己的忍从；凯旋而归，他豪情万丈，尽展出自己的博大；属下相助之时，他从善如流，尽显出自己明达。正因为他具备双重性格特征，所以张良愿为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萧何愿为其镇后方、抚百姓、供粮销；韩信愿为其统兵百万，夺得天下。
华夏先民对水的认知表现出既亲和又敬畏的心态，对水的态度表现为既征服又崇拜，对水的体验表现出既神灵化又人格化，这根源于华夏先民对水的深切依赖，对黄河暴戾的无比恐惧，对理想社会的无限向往，对人性完美的执着追求这就是中国水文化的“根性”。以水的自然属性融于儒道文化中，彰显出一明一暗的特质，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中国文化，影响着中国人的心性、品格、气质和精神，中国人笃信“吉地不可无水”、“风水轮流转”，崇尚人与青山绿水的和谐共处，中国人敬畏自然神力和权贵势力，却又隐藏着对恶势力反戈一击的力量，以及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等性格特点。
3、水形态的双面胶：浓烈而清淡
我们祖先治水的初衷是为了生存需要，当这种需求被简单的、粗糙的满足以后，一股强烈的、活跃的需求便汹涌而出，为了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祖先又从水文化的母体中，摧生了诸如酒文化、茶文化、澡堂文化等等，这些水的衍生物便进入了先民精神文化生活中，一直传承到今天。中国水文化在汇入浩瀚的传统文化海洋过程中，她特别钟爱的酒文化、茶文化这对孪生兄妹，对中国文化的特质与走向，对民族心理结构和文化品质形成，无疑产生重要而深刻地影响。
据说：酒大约在父系社会就出现了，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酒以水的物质形态承载着文化，文化又体现着酒的内在魂魄，缓缓地流入华夏文明的长河中，流进人们的文化精神深处，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祖先以酒祭祀、与酒成俗、与酒成礼、以酒助文，特别是以酒为媒，将酒与政治协商、经济商贸、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等关联起来，才形成这样独具魅力的中国酒文化，中国酒文化成为中国人道德、思想、文化独一无二的综合载体，在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一种像酒那样强大的文化功能产品了。
中国酒文化开篇之题是以“德”为内核，以“礼”为形式，以“酒”为载体，传播儒家的伦理观。早在远古时代，酒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一般是在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等才使用，礼仪相当庄严而隆重，遇节令交替，要把酒奉献给上天、神明享用，逢丧葬或喜庆，要把酒奉献给祖宗、长辈享用，这种“酒”德行在个人需求和社会强力的双重推动下，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其形式生动活泼、千姿百态，中国酒风酒德之民俗实在太深厚，传承今天并被发扬光大到极至。比如人们常说的“酒德”，至今中国大部分地区还保留“三巡”的习惯，无论待客还是朋友小聚，首先是要通喝三杯，然后再来佳肴、美言、歌舞等别的花样。还有敬酒，晚辈或下级在碰杯的时候，酒杯要低于对方，敬酒者先干为尽，以示长幼有序、君臣有别等等。又比如酒俗：中国人结婚要喝“喜酒”，生了孩子要喝“满月酒”，祝捷要喝“庆功酒”，情人要喝“交杯酒”，交朋友要喝“拜把子”酒等，此外，送行、开业、升迁包括托人办事等等都要请客喝酒，离开了酒，民俗活动便无所依托。更为精彩的是无酒不成席，酒已成为中国人际交往的桥梁和纽带，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酒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饮料，而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和个人性格的“壮胆剂”，起到调节人际关系、张扬个性的作用。这些不成文，但成风成俗的强大礼仪要素，在不断的重复过程中，又强化人们礼仪思维和行为方式。其实，中国酒精神的真正源头是道家哲学。庄子宁愿做自由的低空飞舞的蝴蝶，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在于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在一个缺少宗教信仰的国度，是不是唯有酒才能让人超越时空，摆脱世俗的束缚，喷发胸中的烈火，进入精神自由的殿堂，但酒这个变化多端的精灵，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酒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在人世的时空中尽情翱翔；酒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酒展现了自己的性格，它或浓烈、或刚强、或豪放、或清淡、或柔软、或委婉……，可见，酒既有火的风格，又有水的品性，有时它表层是火，深层是水，有时它表层是水，深层是火，有时它又是水火交融。酒这门学问，犹如爱情这个主题，亘古不变，说完难，说清楚更难。
从酒的火风格来看，俗话说“酒壮英雄胆，谱写正气歌。”酒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杰出的英雄豪杰。酒蕴藏着军人壮士坚毅刚烈的性格，在军旅生涯中燃烧起熊熊火焰，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千古传奇。一折曹孟德煮酒论英雄，勾绘出了东汉末年群雄崛起，三国鼎立战争风云的壮阔画卷。一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又咏出了拥兵百万统帅心灵的慷慨悲凉。桃源三结义的捧酒祭天中那碗酒里荡漾的情感义气，是何等的豪情壮志，层浪叠起，它在三国争雄中叙说了多少酒的故事：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张翼德酒壮英雄胆，长板坡上一声吼，吓退曹家百万兵。酒滋养了一批又一批中国超尘豁达的文人骚客，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文学艺术家因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获得特立独行的人格形态。古代中国，酒仙的轶闻趣事犹如朵朵浪花，无论是大醉60日的阮籍，号称醉令先生的白居易、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仙”、“酒仙”李白，许多文人骚客，诗必饮酒，酒必赋诗，他们或群集饮赋，或诗酒相娱，或诗助酒兴，或酒增诗趣。“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英雄把盏谈天下，自古诗酒竞风流。”“莫道醉魂飞不起，一杯梦酒上红楼。”“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劝君一醉千日醒，世事花开又花落。”类似这样的诗句词赋在中国文学史中俯拾皆是，妙趣横生。在酒的刺激下，许多人酒后说了平时不敢说的话，干了那原本不曾敢干的事，酒后的诗词歌赋、酒后的放浪形骸、酒后的闲情逸致、酒后的风花雪月、酒后的亲情至爱、酒后的阴谋诡计……等等不一而足，充分展示了酒所具有火的风格、洒脱的风格、忘我的风格。
从酒的水品性来看，以酒为媒，纵横天下，权谋得失。经过几千年的酒文化熏陶与磨练，中国人在政治和社会交往方面，展示出极高地权衡得失，善谋权术，深知隐忍，进退维谷的睿智与品性。比如政治需要礼仪来彰显尊贵，礼仪需要酒来装饰权术。历史上有大量这方面的典故，“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项庄舞剑鸿门宴”等，血淋淋的政治斗争，因酒而兴衰沉浮，如“箪醪劳师”：东周春秋时代，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战败后，为了实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大略，下令鼓励人民生育，并用酒作为奖品，按生育男女与多寡给予奖励；在率兵讨伐吴国出师前，勾践将酒倒在河的上流，与将士一起迎流共饮，以此激发全军将士的战斗豪情。又如“汉高祖醉斩白蛇”：秦始皇末期，刘邦做亭长时，往郦山押送劳工，夜晚刘邦喝醉了酒，令人前行，探路者回报说，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去路，刘邦在酒意朦胧中说“壮师的跟我来”，刘邦挥剑将挡路的大白蛇斩为两段。有一老妇人在蛇被杀死的地方哭，有人问她为何而哭，老妇人说，那是我儿子啊，他是蛇的白帝子，因不知挡了赤帝子的路被杀，刘邦以此鼓动劳工造反，最后夺得天下。难怪欧阳修酒后低吟“醉翁之意不在酒”，道出了酒的另一种真谛。同样是酒，百姓乘兴而饮，官吏借机而酌，区别在于你是借助酒的火风格还是酒的水品性，百姓视酒为朋友，官吏以酒为工具，朋友饮好喝足，有利于超凡脱俗，加深友谊，助文思趣，酒工具用好用巧，有利于保全平安，通达圆润。因此，官吏在皇帝赐宴上不敢放肆，甚至在家宴里不敢放量；文人若感政治没落，或者不满现实，要么嗜酒成风，生活上腐化和放纵，要么狂饮大醉来忘却世态。诗曰：“不愿为官不愿有，但愿长江化美酒。死后埋在沙滩上，浪去浪来喝几口”；“酒可千日不饮，不可饮而不醉”等等，又展现了酒的水品性。然而，更多人还是把酒当作聊以自慰的东西，只是在世俗功利中，酒才酝酿出许多有意思、能传颂、会蔓延的文化风气。
如果说酒兄长更多的表现刚烈、洒脱和忘我的人生境界，那么茶小妹则主要表现出温文、飘逸和重我的人生境界。酒与茶把中国人所具备的“双面胶”人格诠释得淋漓尽致。中国茶文化具有较完整的水品性。中国是茶的故乡，种茶、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据史载，西汉时期，饮茶就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习俗。茶不仅有解喝、治病、强身等功能，更有娱乐、助兴、载道的作用，我们单从品茶来说，中国的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名山之茶，名师所制，名泉所泡，名技所兑，其中茶工艺之复杂不说，仅用水就分为十二等级。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中国是礼仪之邦，若有客来访，首先泡上一壶清茶敬上，社会交往活动或坐茶馆、或开茶话会，选择一个安静、清新、舒适、干净的环境，或自斟自酌，或群聚品评，一方面品茶之风味，品闲情意趣；一方面品山川美景，品诗书情画。其实中国人饮茶更重茶之味外，品茶是中国人群体性娱乐和社交活动一种重要形式，这大概是因为人们想从纷乱的世态中，挪出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所以，品茶重在与谁共饮，重在礼仪，重在意境，这样可以广结良缘、交流信息、悠然自得，也可以让人涤烦益思、修身养性、神思遐想，有助于享受世俗情趣，有助于提升道德情操，有助于通达天人合一。于是，茶又有了自己的性格，它除了有色有味之外，与水的性格别无二致，只是多了些清火之味、悠闲之味、文化韵味，多了些天高云淡、青山碧水、夕阳落照的色彩，中国人的自然心性和精神品质似乎更接近茶的性格。
从上述可以看出：在中国，若没有酒与茶便也没有了氛围，而文化是需要氛围，需要场合的，正是酒与茶营造了氛围，呼应了场合的需要，成全了其文化品质，酒与茶因了文化，便也有了灵性；文化因了酒与茶，也更加有滋有味起来。数千年来，中国人为酒、茶所浸泡，滋生出酒的浓烈与茶的清淡的生活心性，以及火的风格与水的品性双重品质，同时，在酒、茶的浸泡中，使得中国人心性中原有的刚度、强度和力度逐渐退化和消融。这是否说明中华文明缘于水、兴于水、囿于水，中国文化才显得如此的美好与厚重，中国人才生成阴与阳、柔与刚皆备的双重性格，只不过阴柔性格的成份多了一些罢了。
（人与自然主持 杨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