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钱伯斯开口说话，人们会认真倾听。”
　　这时候，作为听讲者的你其实十分辛苦。他在那里高屋建瓴挥洒自如，俨然一位互联网“圣人”，甚至无所谓语法之完整和逻辑的讲究；但你想听的并不是布道，而是思科作为一个企业怎样成长。在钱伯斯来华之前10天，你就为专访作了漫长的物质与精神的准备——从了解浩若烟海的文字、声像资料到酝酿听讲时的心态，但最终仍有可能为了一种情绪上的严谨而只收获了当时的场景和气氛。
　　《财经》记者既是听讲者，马上又要以杂志的身份作一个转述者；不但要告诉读者钱伯斯讲了些什么，还要发掘出其他尽可能丰富的内容并加上不太平庸的解释。这简直是痛苦无比了。在研究了十几万字的英文材料（中文的近一尺高）、整理了6个小时的录音磁带之后，记者终于有所领会：思科故事不仅是一个眼光和战略的故事，还是一个执行的故事。那些试图拷贝思科模式的企业要小心，“魔鬼在细节当中”。
　　钱伯斯只是本期出场的第一个访谈人物，接踵而来的还有杨贤足、刘长乐和尉文渊。他们的声名自然不如钱伯斯那般显赫，但皆不愧为当今一方一土的权威或大家。无论是思科的收购秘技、联通的上市之路、凤凰的滚动发展或上海证券市场初创时期的艰辛往事，我们从那些或坦率或理性的讲解中不难发现带有共性之处，即这些市场上的风云人物都算得上某种远大战略的策划者，但他们又绝不仅仅停留于战略阐释的层面上，而是更多地现身于现实的甚至琐碎的实践前列。就此意义而言，他们既是自己的的传奇的讲述者，又是他人的历验的倾听者，谁能否认他们已经并且还在经历着别样的辛苦呢？
　　倾听的苦恼是记者的职业选择，无人同情。《财经》愿意把这“苦恼”继续下去。也许为了找到更加真实的现场感觉，你不妨在阅读的时候也轻轻念出声来——但是愉快地，让自己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