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正史，作为官方记录，大多是君贤臣良的叙事，而作为民间写作的野史与小说、戏曲，则多的是清官、侠客的颂歌。
　　
　　一个十分有趣的对照——但很少引人注意，也很少有人细加探究。
　　二
　　幼时，上海街头有租书摊，可以花点小钱坐在摊旁小凳子上租书看，也可以多花一点钱，租几本回家看。儿时父母给的压岁钱及些许零花钱，大都花在了租书。所租图书，起初是连环画，后来就是些公案、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之属，里面的清官、侠客，令我十分佩服。那时，少不更事，读不懂正史，看不明当今，以为社会的公正，就是靠这些清官与侠客来除暴安良。
　　三
　　及至长大，能读一些史书，两相比较，才觉得这里有个怪圈：如果从记述的真实性来考察，正史中多的是君贤臣良，那社会自然应当海晏河清。海晏河清，理所当然是官闲民乐。
　　但是，似乎不然。因为民间记述中，多的却是百姓的苦难与清官、侠客的善行。对清官的“热捧”，多是以贪官充斥为前提;而侠客的“热销”，则以盗匪横行为背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却让人企足而望清官与侠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四
　　马齿再长，阅历加增，这才知道，史书都是史官修的。史官是拿皇家俸禄的。修成的史书是要经皇上御览，合于圣心，才能算数的。而皇帝之所以需要史，一是要给臣下树榜样;二是要为统治的合理性找证据;三是要为治道吸取鉴戒。如果忤违了圣意，那么正如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言，难免要“身膏斧钺”“书填坑窖”。
　　吃哪家的饭，帮哪家说话，不能吃着皇家的饭，又砸皇家的锅。这好像是古今通识。史官们当然“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所以官修的史书，总是颂圣多于实情，遮掩替代直书。能够“真话不能全说，假话一句不说”已是所谓“良史”了。
　　涂饰一厚，那些“君贤臣良”的叙事，便难免令人起疑。
　　民间流传的小说、戏剧，作者谙于世情，嘹于民意，虽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也未必知道宫廷、宦海隐秘的内情，却拐弯抹角地说了一些官腐民苦的实情。不过，囿于眼界，也囿于环境，他们的愿望也只是期待出个明君和一些清官、侠客，来为民纾困。
　　那些清官、侠客抑强扶弱，杀富济贫，平冤雪枉的叙事，事或有些影子，但多半也只是一种愿望的表达。过去说，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但要较起真儿来，这些公案、侠义小说，更多的倒只是现实需求或愿望的折射。
　　五
　　清官侠客梦，一做就做了数千年，始终未醒。
　　在因袭的政治体制下，皇权是最高权力。官员们则一级一级向上负责。官员中想为百姓做点事情的，不是没有，但绝不能也绝不敢违拗上头的意愿。为了百姓、不听命于上级、拼命硬干的强项令有没有？当然会有，只是稀有罢了——因为一朝违拗，官就做不成了，甚至还可能枉送了身家性命。
　　因为稀有，所以会有“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感叹。一级一级的官员，只要把上头糊弄好了，就能好官我自为之。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官场的腐败就无法避免，而“清官”也始终只如“影儿里的情郎，画儿里的爱宠”，可望而难得。即便出几个“凤毛麟角”，也改变不了官场的大局。
　　六
　　侠客如何？也如清官。以皇权为核心的政制，是靠庞大的军事力量与政权力量来维系的。些许几个侠客，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有如蚂蚁之于大象。即便武艺高强，有飞檐走壁之能，百步穿杨之技，万夫莫当之勇，杀一二贪官恶霸或可，改变整个国家体制则绝无可能。何况在没有法制规范的社会，凭一己之好恶，名为锄奸，也难免滥杀无辜或沦为奸徒的打手。所以在各种侠义小说中，侠客最终只有成为清官的鹰犬，才获得了维持“正义与王法”的合法性。否则哪怕你杀富济贫，哪怕你占山为王，“侠以武犯禁”，也早被打入盗匪一流，到头来要么归顺官府，要么被官府剿灭。
　　七
　　所以，清官、侠客梦，做来做去，都少不了两个“假定”：一是清官后面必以皇权为支撑;二是侠客所为必有清官做后盾。所有侠义小说似乎都离不开这个老谱。
　　譬如“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据闻是对包拯的赞词，但那只说明他的刚正，不受贿赂。后来小说戏曲中，救皇后，斩驸马，倒国丈，锄奸佞，抑豪强，种种故事，虽然看得人血脉贲张，拍案称奇，但最后几乎都是得到了皇权的支撑。而所谓南侠、北侠、双侠及陷空岛“五鼠”的种种作为，也都离不开清官包拯的卵翼。
　　清官侠客梦，最终的寄寓，并非改变出现贪腐豪强的社会体制，而是希望在这个体制中实现上起皇帝下至清官、侠义的一个“好人政权”。
　　可惜，制度强于人。两千多年过去，王朝换了无数，这个梦一直未能实现。
　　八
　　自晚清以降，中国国门已不复封闭。欧风东渐和大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眼界大开。知道西方诸国，除了坚甲利兵，还有一套与中国迥异的政治制度。国家并非一种一姓的国家，政权也并非一种一姓可以传诸万世的私产。权力若无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而权力的滥用必然无法遏制地导致腐败。谋私利，废公法，结果就是《窦娥冤》里那两句唱词：“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因此，与其企盼好皇帝和清官、侠客的出现，不如改变造就腐败的政治制度。即便是清政府派出考察诸国政治的大臣，也都在盛赞民主政治的优长。
　　所以，到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孙中山斟酌中西，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纲领。孙先生说，他的“三民主义”来源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他依据这一原则，设计了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督这五项权力相互监督制衡的体制架构——“五权宪法”。可惜孙先生去世太早，并未看到他政治理想的实现。
　　九
　　接下来的国民党政府，以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分阶段实施为由，将军政、训政阶段无限延长，此后二十多年间，把一个“民国”，变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独裁，领袖专政的专制政权，同过去无限制的绝对王权并无二致，只不过是一个标榜民主的新王朝——“蒋家王朝”。
　　无限制的权力、无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而绝对权力必然产生绝对腐败。这种腐败，在抗战胜利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待到国人普遍绝望的时候，再假惺惺地要实行宪政，要“打老虎”，已于事无补。不过两三年的时间，便土崩瓦解，归于覆灭，成为中国历史上曾经统治全中国的最短命的“王朝”。
　　十
　　清王朝也罢，国民政府也罢，执政者为了自身利益或集团利益，始终不肯迈出民主政治这一步，始终不能实现有监督有制约的权力架构。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这两个王朝也就只能呜呼，尚飨了。
　　但从另一方面看，尽管先进的人们竭力呼唤民主政治，几千年专制政制形成的根深蒂固观念，却使相对更广大的人群，依旧在做着由好皇帝坐龙庭，率一班清官、侠客为民作主的大头梦。从我小时对清官侠客的崇拜，和公案小说、侠义小说的依旧风行，便可探知其中消息。
　　十一
　　集权确有集权的方便。一呼百应，咄嗟立办，不必因扯皮耗费精力。但实行的结果，许多事却因无充分的论证与诘难，铸成大错。而这些大错，又因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无制约，便于遮掩。所以对于无监督、无制约的绝对权力可能造成的恶果，人们往往估计不足。
　　“清官侠客梦”已到梦醒时分。否则，旧梦重温，必然是噩梦再现。这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