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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一共演出了三场，”何勇，当年红透中国的摇滚力量“魔岩三杰”之一，苦笑着对好友DJ张有待说，“怎么活啊?”
他说自己现在最想过的生活就是在大理或者北京郊区买一个小院儿，养条狗，没事看看书、弹弹琴。“你到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都想这么过。”张有待则毫不留情地回答，“你这也太小资了吧。”
以上对话都被导演盛志民摄入自己的纪录片镜头。
“何勇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像一个猎人抓到自己想要的猎物，但又感到特别难受。”盛志民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该纪录片于2009年4月3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之后两个月陆续在上海、深圳等城市做小规模展映，但盛志民从未把片子拿给何勇看过。“我就实话跟他说，里面有你年轻时候非常好的状态，你现在看了可能会难受的。你还是身体第一，别看了吧。”
他说的“非常好的状态”，是指1994年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上，年轻的何勇一袭海魂衫，狂傲不羁地吼着其代表作《垃圾场》。影片中插入了这段影像资料，与今日处于失语状态的何勇两相对比，让人颇为感慨。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它是怎样过去的?这变化里面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带着这些疑问，盛志民以纪录片形式回顾了中国摇滚自鼎盛到失落的过程，最初想命名为《自由的代价》，后来觉得太直白，便选用了现在的片名，《再见乌托邦》。
“我们在那光亮里”
“乌托邦更多是一种气氛的描述。”盛志民说，“那个时候我们活得太帅了，太光鲜了，充满肆无忌惮的自由。现在的小孩子觉得多么自由多么有个性，但现在是人人都有个性，而我们那时候是别人都不自由，只有我们这样。”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盛志民就在北京参加过地下摇滚演出。出生于1969年的他那时刚二十几岁，经常与年龄相仿的朋友在日坛公园、马克西姆西餐厅、外交人员大酒家、华侨饭店的酒吧等地举办Party，没事就到中戏去晃荡，与那里的朋友谈音乐、做戏剧、搞乐队。
“那时候觉得真正的生活方式掌握在我们手里，非常开心。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是像雨后乌云刚刚散开，有一束光射下来，整体都是灰色，但我们在那光亮里。”盛志民回忆说。
那时正是中国摇滚的井喷时期。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一曲《一无所有》，开启了摇滚在中国的历史。1989年，崔健在北展剧场举办个人演唱会，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正式登台亮相。同一时期，北京冒出大量地下摇滚乐队，ADO、黑豹、呼吸、唐朝、眼镜蛇、轮回、超载……
摇滚发出了那个时代迷惘的人们难以言说的心声。“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第一次听到崔健的《一块红布》时，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整个人傻在那里，抱着柱子痛哭。
“你这辈子以为，这个民族可能就会掉在原来那个软绵绵的、没有生命力的、年轻人没有自主性的文化里面。你突然发现在北京，在当时一无所有的环境里，年轻人在做这个事。”张培仁在影片中说。
带着扶植大陆音乐的想法，90年代，张培仁代表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介入，创办魔岩文化公司。何勇、张楚、窦唯以“魔岩三杰”的形象被推向市场，在当时取得巨大的成功。一份1994年6月的华达录音带销售排行榜上，引进版的前三名分别是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之后才是李宗盛和刘德华。
1994年的香港红磡演唱会令内地摇滚达到巅峰。那时香港还未回归，演出等于走出境外，算是很高的姿态。纪录片中张有待回忆起那时的一件事，演出的前一天突然接到电话，一行人都被扣押了，原来办的都是假证。别人问他：“你办这个活动向文化部申请了吗?北京市文化局批准了吗?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不办假证呢?”
然而这样一场看似“名不正言不顺”的演唱会，却在香港引起无人能预料的热潮。张培仁在手记中这样描述：“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砌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他们用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也是在那一年的一天，滚石在王府井饭店发“黑豹”。乐队的白金唱片，张培仁在台上讲话。盛志民说自己突然觉得眼前的一切跟他最初接触摇滚的感觉不一样了，“这帮人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和我们以前的生活都没有关系。现在是真的亮了、光鲜了、天开了，我还是找一黑地儿去。”
“我们跟着商业机制走，幻想就此可以一生过自由的生活，可以坐上大篷车，每天去演出，多少女孩和我们在一起。”盛志民笑着说，“但是很快一切戛然而止，这种幻想从头到尾就没有实现过。”
“不需要理想主义了”
1997年左右，中国摇滚逐渐偃旗息鼓。原因听起来很简单：在商业机制不健全的时代，摇滚迅速被盗版、过度炒作、不够雄厚的观众基础，以及即将到来的MP3时代打败了。
“最终是资本在操纵一切，赚不到钱，市场自然会迅速离开。”盛志民那时常做摇滚演出的“穴头”，无论联系哪个地方，投资方都会觉得成本太高。因为歌手们不想拿着伴奏带就唱，一定要乐队，要最好的音箱设备、乐器、调音师，结果观众又往往不够多，导致投资方赔钱。时间长了，谁也不想搞了。一次他组织何勇、轮回乐队等到呼和浩特演出，赔了钱，被人暴打一顿，连夜坐火车回北京躲起来。
商业环境的深处，透露出人们内心的市场需要。“摇滚迅速被流行音乐打败，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心太软》。那会儿所有电台、所有街上能出声的东西都在播这首歌。”盛志民说，“它为什么流行也是很清楚的：人们不需要理想主义了。”
“80年代人们在寻找什么是我们的信仰，以前的信仰不存在了，或者不是唯一的了，打开世界一看有那么多东西，这时候人首先需要一个精神安慰，很容易被启蒙。现在没人需要启蒙，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方向。”DJ张有待在纪录片中这么说。
盛志民认为，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社会存在着一种反抗的生命力，当时真正能清楚表达的就是摇滚乐。“当时的美术已经找到了政治波普和方力钧的泼皮，变成了笑脸的形式，只有摇滚是唯一能站出来的声音，像《垃圾场》里一直质问的：有没有希望?”
从创作者的角度考量也是一样。“像第一批摇滚人，基本都是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批人，在20岁左右的时候有很明确的改变世界的使命感，之前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也清楚地看到国 家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最重要的是，那时候思想忽然被打开了，各种外面的东西进来，你觉得你掌握了很有力的武器，这个影响到创作上是很大的力量。”盛志民说。
在他眼里，生于70年代中后期的人，缺失了这个过程，发言可能变得很空洞，仅仅有反叛的力量，但没有反叛的诉求。“80后”的音乐则多是个人的小情小调，也许会打动一部分人，但不是大部分人。“当然，这个社会也不再需要集体主义的东西了。”
“别哭了”
影片中，张楚回西安沉迷了几年，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回来他在朝阳区女^街市场上淘唱片，老板问“流行音乐听吗”；何勇到唐山一个音乐酒吧演出，场地连音箱都没有，需要找车从北京运自己的来；窦唯则拒绝发言，认为现在的环境说不清楚，不如用音乐来表达，他在南方一场场巡演，200元一场也愿意，只要自己在坚持创作、走动。
他们都努力回归市场，张楚说也许贴近自然是最好的，何勇在考虑网络音乐的形式，他们也还在创作，只是不再受到关注和追捧。有些镜头让人看得鼻子发酸，但往往要掉泪的时候，片子就把情绪收住了。
“我就是不想煽情，要煽情太容易了。”盛志民在2007年开始拍这个题材，4个月时间得到130小时的素材，拍到何舅与爱人、孩子在一起，拍到张楚谈《姐姐》从当初创作到唱红到决定不唱到再唱的整个心路历程，但他最终只剪出90分钟的标准长度。
“我想说的是，他们已经在很好的阶段了，已经开始客观地看待这个环境。但是这个环境能否客观地看他们?”盛志民说。
片中张楚在结尾的时候说：“过去的思维都不对了，放在现在都不行。”盛志民认为这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我的片子的意思是，别哭了。别把太多期望和压力压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理由责怪他们。”
“要回来很难，但我希望他们像‘纵贯线’一样抢钱去，一个明星撑不住台，得四五个明星才可以——总有一款适合你。多赚点钱养老，挺好的。”盛志民笑笑。
目前纪录片还没有为他带来任何收益，如果将来发行音像文件、上映，或者通过网络媒体播放，盛志民表示“把分到的钱做一个养老金也好，把这个钱放在那儿，谁有需要的时候就用。”
也不全然是失落和感伤。
影片中受访的摇滚人里，崔健还坚持在台前。1998年的《无能的力量》和2005年的《给你一点颜色》两张专辑，表明他始终试图贴近时代的努力；2008年1月他的“时代的晚上”演唱会以“20年作品回顾”的主题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现场人声鼎沸，盛志民亦记录了现场。
崔健在2006年曾这样说过，“我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紧紧追随艺术的真谛。我始终认为，无论是摇滚还是其他当代艺术门类，远离了艺术本身是一种耻辱，不和时代产生共鸣就是一种堕落。”
“崔健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行动。我觉得他总能找到支撑自己的力量，别人就找不到。”盛志民说，“这力量来自于他对生活的思考认识，而且他经历的东西是别人感受不到的。”
除了追访崔健、“魔岩三杰”这几位中国摇滚史上曾经的“大人物”20年的变化，《再见乌托邦》还有另外两条叙事线索：一是寻找曾经在“做梦”乐队的吉他手小珂，1996年前后，他突然消失。有人说他走了，有人说他死了。片中他的父母给出了答案，小柯服用过量的镇静剂自杀了。盛志民说，希望以一个生命无声无息的消逝，作为这20多年里他们付出的代价的标志。
另一条线索是跟踪在录音棚打工的男孩小畅，以表现年轻一代对音乐的想法。小畅的老家是并不富裕的山东农村，与同伴随口唱起的歌是Beyond的《真的爱你》；他能流利地讲出版权、彩铃、付费、独家、合约等商业用语，他期待有朝一日能做出“更加主旋律”的音乐，如同他已经卖出的一首歌：“多想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开着奔驰宝马带你私奔……”
他说自己现在最想过的生活就是在大理或者北京郊区买一个小院儿，养条狗，没事看看书、弹弹琴。“你到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都想这么过。”张有待则毫不留情地回答，“你这也太小资了吧。”
以上对话都被导演盛志民摄入自己的纪录片镜头。
“何勇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像一个猎人抓到自己想要的猎物，但又感到特别难受。”盛志民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该纪录片于2009年4月3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之后两个月陆续在上海、深圳等城市做小规模展映，但盛志民从未把片子拿给何勇看过。“我就实话跟他说，里面有你年轻时候非常好的状态，你现在看了可能会难受的。你还是身体第一，别看了吧。”
他说的“非常好的状态”，是指1994年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上，年轻的何勇一袭海魂衫，狂傲不羁地吼着其代表作《垃圾场》。影片中插入了这段影像资料，与今日处于失语状态的何勇两相对比，让人颇为感慨。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它是怎样过去的?这变化里面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带着这些疑问，盛志民以纪录片形式回顾了中国摇滚自鼎盛到失落的过程，最初想命名为《自由的代价》，后来觉得太直白，便选用了现在的片名，《再见乌托邦》。
“我们在那光亮里”
“乌托邦更多是一种气氛的描述。”盛志民说，“那个时候我们活得太帅了，太光鲜了，充满肆无忌惮的自由。现在的小孩子觉得多么自由多么有个性，但现在是人人都有个性，而我们那时候是别人都不自由，只有我们这样。”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盛志民就在北京参加过地下摇滚演出。出生于1969年的他那时刚二十几岁，经常与年龄相仿的朋友在日坛公园、马克西姆西餐厅、外交人员大酒家、华侨饭店的酒吧等地举办Party，没事就到中戏去晃荡，与那里的朋友谈音乐、做戏剧、搞乐队。
“那时候觉得真正的生活方式掌握在我们手里，非常开心。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是像雨后乌云刚刚散开，有一束光射下来，整体都是灰色，但我们在那光亮里。”盛志民回忆说。
那时正是中国摇滚的井喷时期。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一曲《一无所有》，开启了摇滚在中国的历史。1989年，崔健在北展剧场举办个人演唱会，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正式登台亮相。同一时期，北京冒出大量地下摇滚乐队，ADO、黑豹、呼吸、唐朝、眼镜蛇、轮回、超载……
摇滚发出了那个时代迷惘的人们难以言说的心声。“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第一次听到崔健的《一块红布》时，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整个人傻在那里，抱着柱子痛哭。
“你这辈子以为，这个民族可能就会掉在原来那个软绵绵的、没有生命力的、年轻人没有自主性的文化里面。你突然发现在北京，在当时一无所有的环境里，年轻人在做这个事。”张培仁在影片中说。
带着扶植大陆音乐的想法，90年代，张培仁代表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介入，创办魔岩文化公司。何勇、张楚、窦唯以“魔岩三杰”的形象被推向市场，在当时取得巨大的成功。一份1994年6月的华达录音带销售排行榜上，引进版的前三名分别是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之后才是李宗盛和刘德华。
1994年的香港红磡演唱会令内地摇滚达到巅峰。那时香港还未回归，演出等于走出境外，算是很高的姿态。纪录片中张有待回忆起那时的一件事，演出的前一天突然接到电话，一行人都被扣押了，原来办的都是假证。别人问他：“你办这个活动向文化部申请了吗?北京市文化局批准了吗?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不办假证呢?”
然而这样一场看似“名不正言不顺”的演唱会，却在香港引起无人能预料的热潮。张培仁在手记中这样描述：“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砌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他们用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
也是在那一年的一天，滚石在王府井饭店发“黑豹”。乐队的白金唱片，张培仁在台上讲话。盛志民说自己突然觉得眼前的一切跟他最初接触摇滚的感觉不一样了，“这帮人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和我们以前的生活都没有关系。现在是真的亮了、光鲜了、天开了，我还是找一黑地儿去。”
“我们跟着商业机制走，幻想就此可以一生过自由的生活，可以坐上大篷车，每天去演出，多少女孩和我们在一起。”盛志民笑着说，“但是很快一切戛然而止，这种幻想从头到尾就没有实现过。”
“不需要理想主义了”
1997年左右，中国摇滚逐渐偃旗息鼓。原因听起来很简单：在商业机制不健全的时代，摇滚迅速被盗版、过度炒作、不够雄厚的观众基础，以及即将到来的MP3时代打败了。
“最终是资本在操纵一切，赚不到钱，市场自然会迅速离开。”盛志民那时常做摇滚演出的“穴头”，无论联系哪个地方，投资方都会觉得成本太高。因为歌手们不想拿着伴奏带就唱，一定要乐队，要最好的音箱设备、乐器、调音师，结果观众又往往不够多，导致投资方赔钱。时间长了，谁也不想搞了。一次他组织何勇、轮回乐队等到呼和浩特演出，赔了钱，被人暴打一顿，连夜坐火车回北京躲起来。
商业环境的深处，透露出人们内心的市场需要。“摇滚迅速被流行音乐打败，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心太软》。那会儿所有电台、所有街上能出声的东西都在播这首歌。”盛志民说，“它为什么流行也是很清楚的：人们不需要理想主义了。”
“80年代人们在寻找什么是我们的信仰，以前的信仰不存在了，或者不是唯一的了，打开世界一看有那么多东西，这时候人首先需要一个精神安慰，很容易被启蒙。现在没人需要启蒙，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方向。”DJ张有待在纪录片中这么说。
盛志民认为，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社会存在着一种反抗的生命力，当时真正能清楚表达的就是摇滚乐。“当时的美术已经找到了政治波普和方力钧的泼皮，变成了笑脸的形式，只有摇滚是唯一能站出来的声音，像《垃圾场》里一直质问的：有没有希望?”
从创作者的角度考量也是一样。“像第一批摇滚人，基本都是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批人，在20岁左右的时候有很明确的改变世界的使命感，之前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也清楚地看到国 家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最重要的是，那时候思想忽然被打开了，各种外面的东西进来，你觉得你掌握了很有力的武器，这个影响到创作上是很大的力量。”盛志民说。
在他眼里，生于70年代中后期的人，缺失了这个过程，发言可能变得很空洞，仅仅有反叛的力量，但没有反叛的诉求。“80后”的音乐则多是个人的小情小调，也许会打动一部分人，但不是大部分人。“当然，这个社会也不再需要集体主义的东西了。”
“别哭了”
影片中，张楚回西安沉迷了几年，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回来他在朝阳区女^街市场上淘唱片，老板问“流行音乐听吗”；何勇到唐山一个音乐酒吧演出，场地连音箱都没有，需要找车从北京运自己的来；窦唯则拒绝发言，认为现在的环境说不清楚，不如用音乐来表达，他在南方一场场巡演，200元一场也愿意，只要自己在坚持创作、走动。
他们都努力回归市场，张楚说也许贴近自然是最好的，何勇在考虑网络音乐的形式，他们也还在创作，只是不再受到关注和追捧。有些镜头让人看得鼻子发酸，但往往要掉泪的时候，片子就把情绪收住了。
“我就是不想煽情，要煽情太容易了。”盛志民在2007年开始拍这个题材，4个月时间得到130小时的素材，拍到何舅与爱人、孩子在一起，拍到张楚谈《姐姐》从当初创作到唱红到决定不唱到再唱的整个心路历程，但他最终只剪出90分钟的标准长度。
“我想说的是，他们已经在很好的阶段了，已经开始客观地看待这个环境。但是这个环境能否客观地看他们?”盛志民说。
片中张楚在结尾的时候说：“过去的思维都不对了，放在现在都不行。”盛志民认为这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我的片子的意思是，别哭了。别把太多期望和压力压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理由责怪他们。”
“要回来很难，但我希望他们像‘纵贯线’一样抢钱去，一个明星撑不住台，得四五个明星才可以——总有一款适合你。多赚点钱养老，挺好的。”盛志民笑笑。
目前纪录片还没有为他带来任何收益，如果将来发行音像文件、上映，或者通过网络媒体播放，盛志民表示“把分到的钱做一个养老金也好，把这个钱放在那儿，谁有需要的时候就用。”
也不全然是失落和感伤。
影片中受访的摇滚人里，崔健还坚持在台前。1998年的《无能的力量》和2005年的《给你一点颜色》两张专辑，表明他始终试图贴近时代的努力；2008年1月他的“时代的晚上”演唱会以“20年作品回顾”的主题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现场人声鼎沸，盛志民亦记录了现场。
崔健在2006年曾这样说过，“我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紧紧追随艺术的真谛。我始终认为，无论是摇滚还是其他当代艺术门类，远离了艺术本身是一种耻辱，不和时代产生共鸣就是一种堕落。”
“崔健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行动。我觉得他总能找到支撑自己的力量，别人就找不到。”盛志民说，“这力量来自于他对生活的思考认识，而且他经历的东西是别人感受不到的。”
除了追访崔健、“魔岩三杰”这几位中国摇滚史上曾经的“大人物”20年的变化，《再见乌托邦》还有另外两条叙事线索：一是寻找曾经在“做梦”乐队的吉他手小珂，1996年前后，他突然消失。有人说他走了，有人说他死了。片中他的父母给出了答案，小柯服用过量的镇静剂自杀了。盛志民说，希望以一个生命无声无息的消逝，作为这20多年里他们付出的代价的标志。
另一条线索是跟踪在录音棚打工的男孩小畅，以表现年轻一代对音乐的想法。小畅的老家是并不富裕的山东农村，与同伴随口唱起的歌是Beyond的《真的爱你》；他能流利地讲出版权、彩铃、付费、独家、合约等商业用语，他期待有朝一日能做出“更加主旋律”的音乐，如同他已经卖出的一首歌：“多想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开着奔驰宝马带你私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