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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美国“头号中国通”费正清曾两次来华。在广泛而深入的观察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落后有了深刻的认识,并最终推断出国民党下台的结论。他的这些看法为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做出决策提供了参考,使美国政府与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了距离。
一、国民党在政治上加强集权和一党专政,实施暴力统治。
1942年6至12月,美国“头号中国通”费正清任美国战略服务处驻华代表。1945年9月,费正清担任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并兼任美国驻华大使克勒伦斯·高斯的特别助理,历时10个月。费正清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结识了许多国民党政要人物,如行政院长孙科、教育部长陈立夫、军政大员何应钦、四川省主席张群等,使他有机会洞察中国的上层社会。
抗战后期,国民党当局不仅拒绝了实行“宪政”的民主要求,而且从多方面加强了一党专政。蒋介石试图通过个人集权来控制国民党,再通过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来控制全国。这在抗战的非常时期,对于军事指挥作战方面集中力量、提高战斗力有一些收效,但其负面作用远大于正面效用,集权和一党专政导致党内外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和蔓延,社会风气败坏,使国民党渐渐失去民心,统治基础越来越脆弱。
费正清对于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有着真实体验。他于1943年指出:“一旦涉及到行政机关时,民主程序就谈不上了。行政官员继承着‘满大人’的传统,除非环境所迫,‘满大人’的权力漫无边际。他可以为所欲为。为了推卸责任,可以昧着良心,伤天害理。能制约他的只有两种力量:一是他的上司,二是百姓造反。介于两者之间,他可以肆无忌惮。除非为恶已甚,泄露天机,或有可能受到追究。”在民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费正清,对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无感慨地指出:国民党“地方上党政合二为一,重庆即是这样。这种由党统治一切的情况远不是美国人所能设想的,简直无法与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为权力而竞争的情况相比拟,这是一党专制所产生的现象。如果不彻底改变这种制度,或是削弱这种制度,那么,对于一些小党或者反对党来说,便无法找到成功的机会,甚至无法生存”。
在与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接触中,国民党官员的不务实精神也给费正清留下深刻印象。通过与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交往,费正清发现“这位教育部长对教育的兴趣和理解都极端地肤浅,似乎他很少抽出时间来思考一下我们谈话中所涉及到的任何一个方面”。
国民党高层官员一味争权夺利、玩弄政治权术,没有一个全盘的社会发展计划,无法解决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唯一的选择便只能是靠暴力来维持现状。秘密警察遍地皆是,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广泛而有力,如果美国的武器和军备被他们掌握,他们会毫无顾忌地来巩固他们的统治。专制的统治者也可能会利用日益增长的恐惧和敌视外国人的民族主义来作为维持其政权的一种手段。”1946年,费正清就指出:“国民党处于盖世太保的控制之下。到处都有集中营,有组织的暴徒横行无忌,恐吓更是毫无约束,屡见不鲜。”对于国民党暴力统治的产生原因,费正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它越来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
二、国民党在经济上加紧对人民的搜刮,未能实施土地改革。
作为执政党,其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组织经济和发展工业的能力。在重庆期间,为保证抗战需要,国民党也采取了一些恢复工业生产的措施。但是,日本侵略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国家财政收入不及战前的一半,军费开支浩大。为了应付庞大的开支,政府滥发钞票、扩增捐税和举借内外债。这些制度的推行对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起了重要作用,但却加剧了通货膨胀。1942年9月在昆明期间,费正清发现国民政府的这种“通货膨胀带来了许多反常现象。一种吉士香烟每包卖10元;一支派克钢笔价格高达6000元,在投机市场上,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是热门货。这种投机买卖也是为了追逐特定利益而使手头积聚起更多财物的必然产物。因此,如果向一位教授赠送一支钢笔,就等于送给他高于一年的薪金。在昆明,进口货高价出售的风气尤其盛行,因此许多美国和中国官员兼做生意,作为副业,从中牟利”。
尽管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委员长出面稳定物价,这只是一场闹剧而已。他似乎认为他个人的命令可以改变经济的规律。我的一位姓向的同学说,他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吃过肉和菜油了。我家里的肉都是黑市上买来的,限制肉价法令更使市场上见不到卖肉的,养猪户都在等肉价上涨才肯把猪抛出去。(考古学家)李济说,老百姓都在挨饿。她的两个孩子在近年死去,(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夫人也去世了。”
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连社会上最稳定的教授职业也受到严重影响。在与教授们的交往中,费正清对于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教授的窘迫生活,有着深刻的感触。1942年9月,他在致华盛顿官员阿尔杰·希斯的信中指出:清华教授“生活在空荡的阁楼上,靠卖书与衣物维生,负债累累,因营养不良而罹病”。在老百姓因通货膨胀而生活窘迫的同时,国民党高级官员们却“携带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由司机驾驶的汽车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庆街道奔驰;他们购买了从国外走私来的香水、香烟、柑桔、黄油及其他奢侈品;他们在奢华、丰盛的宴会上用餐”。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受严重通货膨胀的影响而经济衰退,社会与政治不稳定。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因循守旧,中止了农村改革。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的反抗,而农民之所以反抗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得不到保障,“在中国,个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农民的贫困”。
在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方面,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早就提出以“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为基石的土地改革。1930年,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以此精神为指导的土地法,然而,国民党政府并未履行对农民的承诺。随着国民政府战时退至重庆,四川地主取代上海的银行家成为国民政府最有影响的支持者。党内,陈氏兄弟领导的右翼战胜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党内人士。在求稳思想的影响下,陈立夫和蒋介石并未进行有效的改革。在以上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农村改革进程中止。
对于国民党忽视解决农民问题的原因,费正清也给我们做出解答:“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它无法为抗战而武装农民,因为它没有适合农民的改革计划;有了这种计划,才能保持农民的忠诚,并在武装农民时加以控制。国民党没有什么改革的愿望,因为它代表着掌权的阶级,即农村的地主和富翁。这些人同政府官员一样,他们从革命中是一无所得的。”
对于国民党中止农村改革的行为,费正清感到忧心忡忡:“农业是这个国家经济的支柱,而他们的工业化势必给农业带来进一步的困难。可是迄今为止,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政治领袖就土地的开发利用提出任何方案,一切都任其自流。”在费正清看来,这种不注重解决农民问题的错误做法不能获得农民的支持,“事实上,蒋介石为求得中国农民的支持,已经与共产党竞争了20多年,但最后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三、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和镇压
知识分子是第一生产力的载体,在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方面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政治清明的政府大都采取笼络和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
作为美国学院派知识分子,费正清和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931年费正清初到北平时,便结识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批精英人物,其中包括北大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清华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随后又结识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及其夫人林徽因、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经济学家陈岱孙、社会名流章士钊等人。这批中国知识界精英既继承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又接受过西方的现代教育。1942年夏天,费正清来到战时的陪都重庆,遇到了当年在北平结识的许多老朋友,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如当时国家资源委员会主席翁文灏、委员钱昌照,原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费正清看来,他们无疑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但国民党并未采取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不仅不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还对他们采取压制的政策。
在西南联大,他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物质生活已濒临绝境,教授们因营养不良而贫病交加:“‘联大’的教职员做出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努力,微薄的工资仅够糊口,他们利用各种办法维持着最简单的生活。”他(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仅余的衣物、书籍都当卖殆尽……”梁思成夫妇家中“没有电话,只有一个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但没有咖啡;有很多毛衣,但没有几件是合身的;有床单,但没有足够洗涤的肥皂;有钢笔,但没有足够的纸张;有报纸,但都已经陈旧过时。这里的生活周而复始,枯燥乏味,这种拮据的生活就像每人每天从岩洞里拼命地掏生活,掏出一点算一点,仅此而已,而且要看你的运气如何。”
即便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受过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却接受了这种原始的农村生活,并坚韧不拔地工作。面对知识分子在国民党大后方的悲惨境遇,费正清感叹道:“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然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早会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可是中国学者为了儒家学说赋予他们的特殊道义责任,虽然贫困交加,却安之若泰。相比之下,政府对知识分子环境的麻木不仁更让人愤慨不已。”
比贫困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以陈立夫为首的CC派右翼势力对知识界的言论自由空间大加挤压,中国知识界失去生机和活力:“1937年战争爆发以后,学生热情日益高涨。他们组成歌咏队在全国各地活动,后来这种活动成了一般民众运动。西方人认为,这是中国精神振奋的一段时期。珍珠港事件之前,戴伊(传教士丹尼尔·戴伊)先生回国休假一年,她再度回到中国时,发现那种热情已经明显低落。在这过去的一年中,形势更为恶劣,知识界已不再有任何生气。CC系和其他政府官员害怕群众运动,他们担心如果不加以压制,这种运动很可能会席卷全国,并将他们也一扫而光。正如芮陶庵最近访问17所高等院校后所得出的结论,局势使人灰心丧气。”1943年10月,费正清曾与茅盾做过一次长谈:“现在翻译的作品出版很多,可能是因为在出版审查机构易于通过的原因。即便是翻译文学作品,也往往受到删节(如雨果的作品),但是靠翻译还是比较容易糊口的。如果想以写作谋生,那就不容易了。一旦文章里有什么‘错误’思想,立刻就砸饭碗。他(茅盾)知道每一个作家,都对新闻书报检查制度和秘密警察十分痛恨。”
1946年夏,著名学者、联大教授闻一多和李公朴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终于引发了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愤怒,费正清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对待不同政见的学生、教师的暗杀和拷打。他说道:“政府反复使用暴力来对付知识分子,只能削弱它在他们中间的地位”。政府用暴力镇压学生,“再有效不过地驱使他们和政府敌对起来,正像他们愚蠢的经济政策驱使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成为异己一样。”
费正清敏感地意识到,在贫困和精神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大量中国知识分子必然会背离政府:“左翼反对派中包括采取公开立场的中国共产党,也包括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但在反对秘密警察和新闻出版检查制度上持同样见解。实际上在过去一年中,当局已经执行了‘抛弃知识分子’的做法。一些历史学家指出,‘抛弃知识分子’的做法是历次大革命的先兆。这一点我可以作证,我所熟知的许多自由主义学者,从前强烈地亲美反共,现在竟也同意共产党的观点了。”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民意的一个晴雨表,他们的思想和言论有着不可低估的能量。
四、国民党对教育、言论自由和对外宣传方面的专制
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还渗透到教育领域。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生读选修课的机会:“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部企图控制各大专院校的课程内容。一方面,教育部发布命令,规定哪些课程可以而且是必须开设,另一方面授课的老师则不愿受人摆布,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讲授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对于教育部的独断专制,没有人进行辩驳,而对教师应服从命令的原则,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命令并没有被执行。双方在一个低效率的平衡下,保持沉默。即使教育部有一个好主意,也没有把握能行得通。不久,这种状况就倒退到了个人独裁的地步——部长有什么事要做,非得由他的支持者或朋友们去办,其他人则避而远之。”对于国民党政府教育专制的本质,费正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言论自由方面,国民党政权也不鼓励开展批评:“在中国,批评并不是什么好事。人们的批评总要涉及到个人关系的背景,而个人关系又正是组成社会结构的主要成分,因此批评往往不会被看作是对事物表示不同意见,而是进行个人攻击。这种现象就涉及到了一个复杂的所谓‘面子’问题。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某些人的信任,很快也会失去一大批人的信任。无论他是至高无上的皇上、政府官员或者是一般商人,在中国,许多位置都是靠信任来维持的。如果你要开展批评,那么很快会出现麻烦——你是否还值得信任。一位对中国的某些问题提出批评的外国记者,很可能会立即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在对外宣传方面,国民党为了争取外国的支持,也对外进行了美化宣传:“中国对西方宣传中所作的有害的粉饰太平,不过是中国行政部门在国内粉饰太平的必然结果。新闻局和董显光(新闻局长)并不打算叫我们看见真实情况,以勉一旦戳穿肥皂泡,遭人耻笑。官员们都只在应付眼前的压力,其中最大的压力便是统治者所维护的传统。没有一个官员敢于承认在他的部门会有失败或者说是过失。官员们彼此嫉妒竞争,如果承认有失败、缺点,无疑给人以攻击的把柄。基于同样的考虑,任何一层政府都不会如同美国人那样,承认国内还有罪恶问题。”
在费正清内心深处,国民党的真正罪状还不是不民主,而是不能在中国“维持有效的统治”。费正清将国民党的性质定位于法西斯主义。1943年11月,在致华盛顿官员阿尔杰·希斯的信中指出:“现政府已经使自己沦为可以被称作是‘原始法西斯主义’的境地,政府只由一小撮政治集团顽固地独揽大权,同时又指望工业化来继续扩大他们的权力。然而他们的思想却是如此保守和倒退,根本无力跟上时代的潮流。”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思进取和腐败落后,费正清有着清醒的认识:“占据政府要津的,年年都是同样的面孔;若在此处被撤了职,挪个地方照样戴上乌纱帽。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做为一个群体,在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中取得政权。他们决心统一全国,使其摆脱外国的支配,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可是大功告成之后,他们意得志满,除了维护国民党的权力,再也不想达到更高的目标。”国民党政府的自私自利使广大民众丧失了对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
国民党政府暴露出的腐败无能使费正清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1943年8月,他就写下了以下的笔记:“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在希望,因为从感情上,它已失去广大人民的信任,而且也不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政权已经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并且没有足够的有识之士来挽救残局,因此,它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他于1946年10月又指出:“蒋介石所标榜的民主并非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与毛泽东的民主亦大异其趣……在这两者之间,虽然我们竭力支持前者,但事实上中国人最终可能选择后者。”1948年11月19日,在外交政策协会的《新闻通报》上,费正清还谈到了同一看法:“国民党的中国已经是江河日下。美国的物质援助丝毫不能阻挡住这种颓势。一旦它彻底失去民意——失去‘天命’,无论是外国的武器还是外国的给养,要想继续维持它的存在,均将无济于事。”
在费正清眼中,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原则是要维护美国的利益。费正清的学生余英时在《费正清与中国》一文中就认为:“在美国对华立场上,他彻头彻尾只有一个立场,即美国的利益。……40年代以后国民党失去人心,不能维持中国内部的秩序,这是有损于美国利益的。”1946年,费正清在《1946年:我们在中国的机会》一文中也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反思,并指出:“以租借的伪装继续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或给国民党军队别的援助,都只能唤起反对我们的势力,使我们的事业无从实现。”在意识到现行的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有损美国利益之后,费正清开始建议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在对国民党丧失信心的同时,费正清却对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向上的激情”所鼓舞,建议华盛顿调整对华政策。一份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内部备忘录中,费正清向华盛顿建议:在中国,(美国)既要扩大与国民党人的交往,也要扩大与共产党人的交往,这对美国来说是明智的。费正清断言:“从任何长远的观点来看,选择一方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它只会产生唯一的结果,这就是促使共产党人完完全全地投入俄国的怀抱。”“既然我们不能驱逐饥饿和消灭共产党代表的群众运动,那么,只有通过培养鼓励它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向来发展,才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1948年11月19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新闻通报》上再次撰文指出:“对美国来说,坚持灵活的外交策略至关重要,一味对一个我们承认的中国流亡政府或对在华南或台湾靠美援支撑的蒋介石做出承诺,只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障碍。”
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处于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在20世纪40年代并没有任何好转。费正清十分感慨地写道:“在美国40年代的对华政策的墓碑上,首先应指出美国对于中国形势的严重无知。美国人所特别重视的是同国民党的官方接触和他们自己在中国的战争的后勤问题。他们已经察觉到国民党的衰败,但详情知道得很少。而对于中共,美国人则几乎是一无所知。几个到过延安的观察家,对于中共的高度乐观和决心进行了报导,但是在华北除了很少几个新闻记者以外,没有美国观察家。这些新闻记者的观察极其有限。结果是中共的力量被完全低估了。在1948年,美国的估计是虽然国民党不能打败中共,可中共也奈何不了国民党。这种看法,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实际完全不了解。”在这种混沌的状态下,费正清对国民党的看法为美国高层制定适宜的对华政策奠定了基础。他的远见卓识有利地推动了美国决策层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后期及时调整对华政策,对蒋介石政权冷眼观望,并与这艘沉船拉开距离。 (责编 王兵)
一、国民党在政治上加强集权和一党专政,实施暴力统治。
1942年6至12月,美国“头号中国通”费正清任美国战略服务处驻华代表。1945年9月,费正清担任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并兼任美国驻华大使克勒伦斯·高斯的特别助理,历时10个月。费正清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结识了许多国民党政要人物,如行政院长孙科、教育部长陈立夫、军政大员何应钦、四川省主席张群等,使他有机会洞察中国的上层社会。
抗战后期,国民党当局不仅拒绝了实行“宪政”的民主要求,而且从多方面加强了一党专政。蒋介石试图通过个人集权来控制国民党,再通过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来控制全国。这在抗战的非常时期,对于军事指挥作战方面集中力量、提高战斗力有一些收效,但其负面作用远大于正面效用,集权和一党专政导致党内外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和蔓延,社会风气败坏,使国民党渐渐失去民心,统治基础越来越脆弱。
费正清对于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有着真实体验。他于1943年指出:“一旦涉及到行政机关时,民主程序就谈不上了。行政官员继承着‘满大人’的传统,除非环境所迫,‘满大人’的权力漫无边际。他可以为所欲为。为了推卸责任,可以昧着良心,伤天害理。能制约他的只有两种力量:一是他的上司,二是百姓造反。介于两者之间,他可以肆无忌惮。除非为恶已甚,泄露天机,或有可能受到追究。”在民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费正清,对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无感慨地指出:国民党“地方上党政合二为一,重庆即是这样。这种由党统治一切的情况远不是美国人所能设想的,简直无法与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为权力而竞争的情况相比拟,这是一党专制所产生的现象。如果不彻底改变这种制度,或是削弱这种制度,那么,对于一些小党或者反对党来说,便无法找到成功的机会,甚至无法生存”。
在与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接触中,国民党官员的不务实精神也给费正清留下深刻印象。通过与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交往,费正清发现“这位教育部长对教育的兴趣和理解都极端地肤浅,似乎他很少抽出时间来思考一下我们谈话中所涉及到的任何一个方面”。
国民党高层官员一味争权夺利、玩弄政治权术,没有一个全盘的社会发展计划,无法解决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唯一的选择便只能是靠暴力来维持现状。秘密警察遍地皆是,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广泛而有力,如果美国的武器和军备被他们掌握,他们会毫无顾忌地来巩固他们的统治。专制的统治者也可能会利用日益增长的恐惧和敌视外国人的民族主义来作为维持其政权的一种手段。”1946年,费正清就指出:“国民党处于盖世太保的控制之下。到处都有集中营,有组织的暴徒横行无忌,恐吓更是毫无约束,屡见不鲜。”对于国民党暴力统治的产生原因,费正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它越来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
二、国民党在经济上加紧对人民的搜刮,未能实施土地改革。
作为执政党,其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组织经济和发展工业的能力。在重庆期间,为保证抗战需要,国民党也采取了一些恢复工业生产的措施。但是,日本侵略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国家财政收入不及战前的一半,军费开支浩大。为了应付庞大的开支,政府滥发钞票、扩增捐税和举借内外债。这些制度的推行对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起了重要作用,但却加剧了通货膨胀。1942年9月在昆明期间,费正清发现国民政府的这种“通货膨胀带来了许多反常现象。一种吉士香烟每包卖10元;一支派克钢笔价格高达6000元,在投机市场上,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是热门货。这种投机买卖也是为了追逐特定利益而使手头积聚起更多财物的必然产物。因此,如果向一位教授赠送一支钢笔,就等于送给他高于一年的薪金。在昆明,进口货高价出售的风气尤其盛行,因此许多美国和中国官员兼做生意,作为副业,从中牟利”。
尽管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委员长出面稳定物价,这只是一场闹剧而已。他似乎认为他个人的命令可以改变经济的规律。我的一位姓向的同学说,他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吃过肉和菜油了。我家里的肉都是黑市上买来的,限制肉价法令更使市场上见不到卖肉的,养猪户都在等肉价上涨才肯把猪抛出去。(考古学家)李济说,老百姓都在挨饿。她的两个孩子在近年死去,(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夫人也去世了。”
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连社会上最稳定的教授职业也受到严重影响。在与教授们的交往中,费正清对于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教授的窘迫生活,有着深刻的感触。1942年9月,他在致华盛顿官员阿尔杰·希斯的信中指出:清华教授“生活在空荡的阁楼上,靠卖书与衣物维生,负债累累,因营养不良而罹病”。在老百姓因通货膨胀而生活窘迫的同时,国民党高级官员们却“携带衣着华丽的女士,坐在由司机驾驶的汽车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庆街道奔驰;他们购买了从国外走私来的香水、香烟、柑桔、黄油及其他奢侈品;他们在奢华、丰盛的宴会上用餐”。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受严重通货膨胀的影响而经济衰退,社会与政治不稳定。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因循守旧,中止了农村改革。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的反抗,而农民之所以反抗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得不到保障,“在中国,个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农民的贫困”。
在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方面,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早就提出以“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为基石的土地改革。1930年,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以此精神为指导的土地法,然而,国民党政府并未履行对农民的承诺。随着国民政府战时退至重庆,四川地主取代上海的银行家成为国民政府最有影响的支持者。党内,陈氏兄弟领导的右翼战胜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党内人士。在求稳思想的影响下,陈立夫和蒋介石并未进行有效的改革。在以上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农村改革进程中止。
对于国民党忽视解决农民问题的原因,费正清也给我们做出解答:“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它无法为抗战而武装农民,因为它没有适合农民的改革计划;有了这种计划,才能保持农民的忠诚,并在武装农民时加以控制。国民党没有什么改革的愿望,因为它代表着掌权的阶级,即农村的地主和富翁。这些人同政府官员一样,他们从革命中是一无所得的。”
对于国民党中止农村改革的行为,费正清感到忧心忡忡:“农业是这个国家经济的支柱,而他们的工业化势必给农业带来进一步的困难。可是迄今为止,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政治领袖就土地的开发利用提出任何方案,一切都任其自流。”在费正清看来,这种不注重解决农民问题的错误做法不能获得农民的支持,“事实上,蒋介石为求得中国农民的支持,已经与共产党竞争了20多年,但最后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三、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的漠视和镇压
知识分子是第一生产力的载体,在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方面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政治清明的政府大都采取笼络和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
作为美国学院派知识分子,费正清和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931年费正清初到北平时,便结识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批精英人物,其中包括北大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清华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随后又结识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及其夫人林徽因、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经济学家陈岱孙、社会名流章士钊等人。这批中国知识界精英既继承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又接受过西方的现代教育。1942年夏天,费正清来到战时的陪都重庆,遇到了当年在北平结识的许多老朋友,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如当时国家资源委员会主席翁文灏、委员钱昌照,原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费正清看来,他们无疑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但国民党并未采取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不仅不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还对他们采取压制的政策。
在西南联大,他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物质生活已濒临绝境,教授们因营养不良而贫病交加:“‘联大’的教职员做出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努力,微薄的工资仅够糊口,他们利用各种办法维持着最简单的生活。”他(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仅余的衣物、书籍都当卖殆尽……”梁思成夫妇家中“没有电话,只有一个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但没有咖啡;有很多毛衣,但没有几件是合身的;有床单,但没有足够洗涤的肥皂;有钢笔,但没有足够的纸张;有报纸,但都已经陈旧过时。这里的生活周而复始,枯燥乏味,这种拮据的生活就像每人每天从岩洞里拼命地掏生活,掏出一点算一点,仅此而已,而且要看你的运气如何。”
即便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受过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却接受了这种原始的农村生活,并坚韧不拔地工作。面对知识分子在国民党大后方的悲惨境遇,费正清感叹道:“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然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早会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可是中国学者为了儒家学说赋予他们的特殊道义责任,虽然贫困交加,却安之若泰。相比之下,政府对知识分子环境的麻木不仁更让人愤慨不已。”
比贫困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以陈立夫为首的CC派右翼势力对知识界的言论自由空间大加挤压,中国知识界失去生机和活力:“1937年战争爆发以后,学生热情日益高涨。他们组成歌咏队在全国各地活动,后来这种活动成了一般民众运动。西方人认为,这是中国精神振奋的一段时期。珍珠港事件之前,戴伊(传教士丹尼尔·戴伊)先生回国休假一年,她再度回到中国时,发现那种热情已经明显低落。在这过去的一年中,形势更为恶劣,知识界已不再有任何生气。CC系和其他政府官员害怕群众运动,他们担心如果不加以压制,这种运动很可能会席卷全国,并将他们也一扫而光。正如芮陶庵最近访问17所高等院校后所得出的结论,局势使人灰心丧气。”1943年10月,费正清曾与茅盾做过一次长谈:“现在翻译的作品出版很多,可能是因为在出版审查机构易于通过的原因。即便是翻译文学作品,也往往受到删节(如雨果的作品),但是靠翻译还是比较容易糊口的。如果想以写作谋生,那就不容易了。一旦文章里有什么‘错误’思想,立刻就砸饭碗。他(茅盾)知道每一个作家,都对新闻书报检查制度和秘密警察十分痛恨。”
1946年夏,著名学者、联大教授闻一多和李公朴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终于引发了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愤怒,费正清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对待不同政见的学生、教师的暗杀和拷打。他说道:“政府反复使用暴力来对付知识分子,只能削弱它在他们中间的地位”。政府用暴力镇压学生,“再有效不过地驱使他们和政府敌对起来,正像他们愚蠢的经济政策驱使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成为异己一样。”
费正清敏感地意识到,在贫困和精神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大量中国知识分子必然会背离政府:“左翼反对派中包括采取公开立场的中国共产党,也包括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但在反对秘密警察和新闻出版检查制度上持同样见解。实际上在过去一年中,当局已经执行了‘抛弃知识分子’的做法。一些历史学家指出,‘抛弃知识分子’的做法是历次大革命的先兆。这一点我可以作证,我所熟知的许多自由主义学者,从前强烈地亲美反共,现在竟也同意共产党的观点了。”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民意的一个晴雨表,他们的思想和言论有着不可低估的能量。
四、国民党对教育、言论自由和对外宣传方面的专制
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还渗透到教育领域。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生读选修课的机会:“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部企图控制各大专院校的课程内容。一方面,教育部发布命令,规定哪些课程可以而且是必须开设,另一方面授课的老师则不愿受人摆布,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讲授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对于教育部的独断专制,没有人进行辩驳,而对教师应服从命令的原则,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命令并没有被执行。双方在一个低效率的平衡下,保持沉默。即使教育部有一个好主意,也没有把握能行得通。不久,这种状况就倒退到了个人独裁的地步——部长有什么事要做,非得由他的支持者或朋友们去办,其他人则避而远之。”对于国民党政府教育专制的本质,费正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言论自由方面,国民党政权也不鼓励开展批评:“在中国,批评并不是什么好事。人们的批评总要涉及到个人关系的背景,而个人关系又正是组成社会结构的主要成分,因此批评往往不会被看作是对事物表示不同意见,而是进行个人攻击。这种现象就涉及到了一个复杂的所谓‘面子’问题。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某些人的信任,很快也会失去一大批人的信任。无论他是至高无上的皇上、政府官员或者是一般商人,在中国,许多位置都是靠信任来维持的。如果你要开展批评,那么很快会出现麻烦——你是否还值得信任。一位对中国的某些问题提出批评的外国记者,很可能会立即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在对外宣传方面,国民党为了争取外国的支持,也对外进行了美化宣传:“中国对西方宣传中所作的有害的粉饰太平,不过是中国行政部门在国内粉饰太平的必然结果。新闻局和董显光(新闻局长)并不打算叫我们看见真实情况,以勉一旦戳穿肥皂泡,遭人耻笑。官员们都只在应付眼前的压力,其中最大的压力便是统治者所维护的传统。没有一个官员敢于承认在他的部门会有失败或者说是过失。官员们彼此嫉妒竞争,如果承认有失败、缺点,无疑给人以攻击的把柄。基于同样的考虑,任何一层政府都不会如同美国人那样,承认国内还有罪恶问题。”
在费正清内心深处,国民党的真正罪状还不是不民主,而是不能在中国“维持有效的统治”。费正清将国民党的性质定位于法西斯主义。1943年11月,在致华盛顿官员阿尔杰·希斯的信中指出:“现政府已经使自己沦为可以被称作是‘原始法西斯主义’的境地,政府只由一小撮政治集团顽固地独揽大权,同时又指望工业化来继续扩大他们的权力。然而他们的思想却是如此保守和倒退,根本无力跟上时代的潮流。”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思进取和腐败落后,费正清有着清醒的认识:“占据政府要津的,年年都是同样的面孔;若在此处被撤了职,挪个地方照样戴上乌纱帽。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做为一个群体,在1925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中取得政权。他们决心统一全国,使其摆脱外国的支配,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可是大功告成之后,他们意得志满,除了维护国民党的权力,再也不想达到更高的目标。”国民党政府的自私自利使广大民众丧失了对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
国民党政府暴露出的腐败无能使费正清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1943年8月,他就写下了以下的笔记:“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在希望,因为从感情上,它已失去广大人民的信任,而且也不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政权已经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并且没有足够的有识之士来挽救残局,因此,它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他于1946年10月又指出:“蒋介石所标榜的民主并非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与毛泽东的民主亦大异其趣……在这两者之间,虽然我们竭力支持前者,但事实上中国人最终可能选择后者。”1948年11月19日,在外交政策协会的《新闻通报》上,费正清还谈到了同一看法:“国民党的中国已经是江河日下。美国的物质援助丝毫不能阻挡住这种颓势。一旦它彻底失去民意——失去‘天命’,无论是外国的武器还是外国的给养,要想继续维持它的存在,均将无济于事。”
在费正清眼中,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原则是要维护美国的利益。费正清的学生余英时在《费正清与中国》一文中就认为:“在美国对华立场上,他彻头彻尾只有一个立场,即美国的利益。……40年代以后国民党失去人心,不能维持中国内部的秩序,这是有损于美国利益的。”1946年,费正清在《1946年:我们在中国的机会》一文中也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反思,并指出:“以租借的伪装继续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或给国民党军队别的援助,都只能唤起反对我们的势力,使我们的事业无从实现。”在意识到现行的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有损美国利益之后,费正清开始建议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在对国民党丧失信心的同时,费正清却对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向上的激情”所鼓舞,建议华盛顿调整对华政策。一份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内部备忘录中,费正清向华盛顿建议:在中国,(美国)既要扩大与国民党人的交往,也要扩大与共产党人的交往,这对美国来说是明智的。费正清断言:“从任何长远的观点来看,选择一方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它只会产生唯一的结果,这就是促使共产党人完完全全地投入俄国的怀抱。”“既然我们不能驱逐饥饿和消灭共产党代表的群众运动,那么,只有通过培养鼓励它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向来发展,才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1948年11月19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新闻通报》上再次撰文指出:“对美国来说,坚持灵活的外交策略至关重要,一味对一个我们承认的中国流亡政府或对在华南或台湾靠美援支撑的蒋介石做出承诺,只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障碍。”
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处于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在20世纪40年代并没有任何好转。费正清十分感慨地写道:“在美国40年代的对华政策的墓碑上,首先应指出美国对于中国形势的严重无知。美国人所特别重视的是同国民党的官方接触和他们自己在中国的战争的后勤问题。他们已经察觉到国民党的衰败,但详情知道得很少。而对于中共,美国人则几乎是一无所知。几个到过延安的观察家,对于中共的高度乐观和决心进行了报导,但是在华北除了很少几个新闻记者以外,没有美国观察家。这些新闻记者的观察极其有限。结果是中共的力量被完全低估了。在1948年,美国的估计是虽然国民党不能打败中共,可中共也奈何不了国民党。这种看法,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实际完全不了解。”在这种混沌的状态下,费正清对国民党的看法为美国高层制定适宜的对华政策奠定了基础。他的远见卓识有利地推动了美国决策层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后期及时调整对华政策,对蒋介石政权冷眼观望,并与这艘沉船拉开距离。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