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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与众多混迹这个行业里的“大神”一样,我年幼就酷爱体育、赛车更算是独有钟情——1998年,米卡·哈基宁击败迈克尔·舒马赫赢下西班牙大奖赛是我首次知道什么是F1。印象里,上海有线台当时是所使用的广东体育解说版中,本刊副主编黎明京是时任解说嘉宾。
从此,心中就有个做围场记者的梦想。上海体育学院新闻系毕业后,我进了如今赫赫有名的传统媒体,却发现身为“小记者”施展的空间实在太小——即便在上海,赛车仍是体育版的“边缘项目”。2015年,我下定决心:利用迈入而立之年前的余下时间去闯一下,至少实现过自己的“初心”。
“假设……我啥都做不成,或把此前的积蓄消耗完,就彻底放下这个梦,该干什么就做什么。”这时,我25 岁,幸好自己的经济基础还不错,家里也算支持。
“单干”后,我把所积累的资源都调动起来——早在大学时代,我已为国内赛事、多家汽车杂志和网站写稿拍图。闯荡的开局很顺利:有厂商解决了我的机票,佳能提供了旗舰级的摄影器材,加上平日稿费和商业活动的报酬,首年竟实现了收支平衡。
2016年,我逐步前往以F1为主的各式国际赛事现场,令自己的护照变得更“好用”,2017年,我的F1年证生涯起航。
全战出席
去年此时,F1在上海迎来第1000站,我忙着用镜头记录F1里程碑时刻,也被F1官方团队的镜头所跟踪。作为F1官方短片《赛道边的追速者(Shutter Speed:Trackside with F1 Photographers)》的三位主角之一。能与Getty Image的老牌摄影记者马克·汤普森和F1艺术大师弗拉基米尔·雷斯“同台”,原因不仅是来自F1最重视的未来市场——中国大陆的唯一年证记者,也因我被F1围场所认可。
2018年,我完成了中国记者的—个突破——首位全年一站不缺地在现场报道F1赛季,甚至受邀见证年终在圣彼得堡的FIA颁奖典礼。那一年,我的日程十分紧密,包括平昌冬奥会、勒芒24小时赛、ROC王中王争霸赛等。国内朋友每当在国内赛场看到我,总会揶揄道:“回家出差了啊!”这一年,我在家呆的天数不到100天,行程28万多公里。
这一年,我还在现任国际汽联(运动)副主席万和平的推荐下,得以成为国际汽联(FIA)“媒体工作组”的唯一亚太区记者,预示着自己迈向主流记者的行列。也为2019赛季登上只有十席的“优先资格摄影媒体名单”奠定基础——保证发车台和颁奖仪式可以提前预留最好的拍摄位置,还有专属的摄影位在关键场次使用。
此时,我个人是与美联社、法新社、Getty等媒体并列写入《F1摄影师手册》的相关条文。比我年长近一倍的日本记者对此可谓有些羡慕嫉妒恨,这是仍有厂商参与的他们数十年从未拿到的权限。或许,正是我善于主动沟通并敢做敢言迎来了回报。
最佳照片
一般而言,评选自己F1生涯的最佳照片,我和多数摄影师的标准类似:不是碰撞,就是有意义的图片。
在我所亲身参与的69场F1赛事里,有三张照片符合这个标准。首先,2017年新加坡大奖赛上,发车阶段的法拉利大撞车被我完整的记录下来,经过法国传奇摄影师伯纳德·阿赛特在《巴黎汽车复古展(Retro Automobile)》的推销,卖出过单张超400欧元——这个“数码时代”的高价。
另两张则均记录着当今王者——刘易斯·汉密尔顿。有张还来源于赛场之外——2018年9月,当英国车手抵达上海出席Tommy Hilfiger时尚秀,一张他与品牌老板携手谢场的图片被T台边的我拍下,这张图的使用率相当之高,还登上了当年美国站的F1官方杂志。
另外,不得不提去年中國大奖赛的领奖台,我在只有三位记者被允许前往的领奖台上方,拍下刘易斯·汉密尔顿的庆祝后瞬间——位置独到、表情自然目意义重大。在去年意大利站期间,我有幸对“车皇”专访,并亲自向他赠送了装裱好的大幅照片,见图无数的他发出接连惊叹,并给我的副本签名并认真留言。这或许是对一个摄影作品的最佳认可。
终极目标
F1曾有个“500 CLUB”,这是伯尼. 埃克莱斯通亲自发起的,以表彰F1报道满500 场的资深记者。如今自由传媒接手后,改名围场名人堂(Paddock Hall of Fame)。每一年欧洲赛季的收官战——意大利大奖赛,F1会增补进入名人堂的现役媒体人,如今有近二十位。希望不断“刷场次”的我,能在20多年后再度改写中国赛车圈历史。希望到那时,我能现场报道本国车手或车队的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