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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数字鸿沟的不仅是冰冷的技术，还有不近人情的公共服务
近日，有网友视频爆料，湖北省广水市的一位94岁的老奶奶行动不便，为了在银行激活社保卡，被人抬到设备前进行人脸识别。视频中，老奶奶被抱起，佝偻着身体，膝盖弯曲，十分吃力的样子，看着让人心酸。此事在网上引发了舆论热议，暴露了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设备，在生活中遭遇到的困境。
无独有偶，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一位老人冒雨前往社区缴纳医保，窗口却拒收现金，现场工作人员称：“要么告诉亲戚，要么手机支付。”老人显得非常无助，再三恳求无人理会。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办理了医保。但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计算机和网络普及的历史。
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它是一个庞然大物，美国国防部用它来进行弹道计算。此后二十多年，计算机主要用于军事、气象和大型企业，寻常人根本不知计算机为何物。直到1972年，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发明后，计算机才开始进入普通家庭。
1980年代计算机最早被引入中国，从学习机到286、386SX、386DX、486、586，虽然当时电脑的配置现在看来非常简单，但对一般家庭来说价格却不菲。以386DX机型为例，1994年价格在3000元左右，而当时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也只有300多元。1995年，微软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中文版Windows95 操作系统，电脑操作的难度下降了，但动辄上万元的价格，普通老百姓基本上买不起。
那时，家用电脑都用来做什么？
据当时报道，私人消费电脑，一类是为孩子教育，一类是玩电脑游戏，还有一类是因工作需要。第一类消费者数量最多，而学习电脑主要是学习编程。
计算机真正走向大众，是在互联网技术兴起以后。1990年，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开启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全新时代。二十多年的PC互联网时代，门户、搜索、购物、支付、社交占据了人们网上冲浪的时间。2007年，苹果CEO乔布斯发布了第一代iPhone，标志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启。2014年，马化腾在全国两会提交“互联网+”建议，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了此项政策内容。移动端适配各种软件App，大数据催熟AI技术，智能手机变得须臾不可离。
但是，技术扩散和普及从来都不是均质的，虽然自1994年接入互联网以来，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逐年提高，但总有一部分人难以被技术的阳光普照。
9月2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手机网民规模达9.32亿。但与此同时，非网民规模仍达4.63亿，其中城镇地区非网民占比43.8%，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56.2%。网民不接触互联网的原因，主要以“不懂电脑、网络”（48.9%）、“不懂拼音”（18.2%）、“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14.8%）为主。
当我们欢呼数字化高歌猛进，享受“互联网+”的技术红利时，这4.63亿人是沉默的。这些人里面，有年迈的老人，贫困山区的孩子，还有罹患疾病或残障者。谁来理解他们的无奈，为他们的权利伸张正义。
国际上，“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概念，最早在 1995年由马克尔基金会前总裁利奥伊德·莫里赛特（Lloyd Morrisett）提出，他指出“信息富人”（Theinformation haves）和“信息穷人”（The information have-nots）之间存在着一种鸿沟认识。2001年，OECD从技术、经济、社会三方面指出，数字鸿沟是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之间在接触信息通信技术（ICT）和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活动的机会差距。
总之，數字鸿沟表面上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但本质上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延伸，它涉及技术、经济、社会和知识等多个层面。美国、欧盟等技术发达国家，注意到数字化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并在公共政策中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
美国是数字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很早就开始重视消弭数字鸿沟问题。
1994年，联邦政府发起技术机遇计划（Technology Opportunity Program，TOP），旨在推动数字网络技术在公共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中广泛应用，帮助美国人民终身学习，协助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推动城镇和农村落后地区的通信、资源共享经济发展。这项计划投入经费2.335亿美元，1994年至2004年共资助610个项目，项目类型覆盖社区公益、医疗卫生、艺术与文化、城镇项目、土著美国人、偏远地区居民接入无线网络服务等。
美国应对数字鸿沟的战略着眼于技术的普惠性和弱势群体数字技能，充分吸收社会各部门和组织参与，以协同合作的方式来弥合数字鸿沟。
欧盟也非常重视数字鸿沟的治理，2015年欧盟委员会出台《创建数字社会》提出，建立一个从数字单一市场中获益的包容性社会的目标，提出制定《欧洲技能议程》，培训欧洲公民的数字技能。其特点是，不仅关注互联网的接入，也关注数字化技能的培训，不仅有宏大的长期目标，也有分步进行的日程表。
“数字鸿沟”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的政府文件，是在2013年8月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主要侧重是在教育方面，提出为农村地区中小学和残疾人特殊教育机构建设宽带网络设施，加大信息助教、助残和扶贫力度，缩小数字鸿沟。
此后，政府在出台网络建设政策时，越来越重视缩小数字鸿沟的问题。从政策表述来看，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重点是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但是，老年人这个特殊年龄群体的数字权利，还没有进入政府和社会关注的视野。
这也反映了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凸显政府和社会养老、适老政策滞后。新冠疫情采取封锁隔离政策，网络使用骤增，放大了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亿，占比达18.1%。十年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才只有1.7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13.26%。10月23日，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也就是说每5个人当中就有超过1个老年人。
就在湖北广水和秭归曝出老人遭遇困难之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7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提出了20条具体举措。与此同时，山东、海南、福建等地，也于近期推出了一系列惠老政策，从出行、医疗保障等方面，帮助老年人适应智能时代。
行政命令在短期内，效果也許是直接而显著的，但长远来看则未必。为什么呢？
第一，数字鸿沟的问题不只发生在老人（或小孩）当中。其实，城市中那些富有的，或受过良好教育的老人，使用智能服务并不比年轻人差。按照年龄，或性别、种族、民族等标准划分技术使用群体，是基于人口统计特征，并不能反映而信息鸿沟背后社会不平等。
第二，目前的政策特别注意技术上的细节，忽视了更根本的结构性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在生活中应用日渐广泛，智能服务场景推陈出新，规定再多也难以穷尽技术革新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单纯解决技术使用的问题，不能根本上解决数字不平等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数字鸿沟是在数字技术和社会结构相互建构的过程中产生，只要技术不断在发展，社会关系和结构就处于流动之中。信息（技术）弱势群体和数字化不平等问题，都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现实中就给定的。
因此，治理数字鸿沟是一项长期任务，政府不能指望靠出台一个或几个政策，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科学的治理之策，必须以发展的、辩证的、系统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注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想办法。比如，发展数字经济要更加具有包容性，惠及所有社会成员;平台企业要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真正把“科技向善”落到实处;公共政策要有人文关怀，还要有反歧视的救济机制;基础教育中融入网络素养和数字技能的内容，等等。
上世纪70年代，后工业社会在美国来临之际，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关于新技术最为紧要的事实是，它并不局限于某个孤立的领域（如“高科技标牌”所暗示的），而是遍布社会一切领域、重组所有旧关系的一系列变革。”今天，拜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所赐，数字化生存真正成为现实，给人们生活前所未有的便捷体验，但也带来尖锐挑战和巨大风险。
“数字鸿沟”不过是挑战和风险之一，它不独是老年人面临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近日，有网友视频爆料，湖北省广水市的一位94岁的老奶奶行动不便，为了在银行激活社保卡，被人抬到设备前进行人脸识别。视频中，老奶奶被抱起，佝偻着身体，膝盖弯曲，十分吃力的样子，看着让人心酸。此事在网上引发了舆论热议，暴露了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设备，在生活中遭遇到的困境。
无独有偶，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一位老人冒雨前往社区缴纳医保，窗口却拒收现金，现场工作人员称：“要么告诉亲戚，要么手机支付。”老人显得非常无助，再三恳求无人理会。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办理了医保。但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计算机和网络普及的历史。
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它是一个庞然大物，美国国防部用它来进行弹道计算。此后二十多年，计算机主要用于军事、气象和大型企业，寻常人根本不知计算机为何物。直到1972年，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发明后，计算机才开始进入普通家庭。
1980年代计算机最早被引入中国，从学习机到286、386SX、386DX、486、586，虽然当时电脑的配置现在看来非常简单，但对一般家庭来说价格却不菲。以386DX机型为例，1994年价格在3000元左右，而当时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也只有300多元。1995年，微软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中文版Windows95 操作系统，电脑操作的难度下降了，但动辄上万元的价格，普通老百姓基本上买不起。
那时，家用电脑都用来做什么？
据当时报道，私人消费电脑，一类是为孩子教育，一类是玩电脑游戏，还有一类是因工作需要。第一类消费者数量最多，而学习电脑主要是学习编程。
计算机真正走向大众，是在互联网技术兴起以后。1990年，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开启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全新时代。二十多年的PC互联网时代，门户、搜索、购物、支付、社交占据了人们网上冲浪的时间。2007年，苹果CEO乔布斯发布了第一代iPhone，标志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启。2014年，马化腾在全国两会提交“互联网+”建议，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了此项政策内容。移动端适配各种软件App，大数据催熟AI技术，智能手机变得须臾不可离。
但是，技术扩散和普及从来都不是均质的，虽然自1994年接入互联网以来，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逐年提高，但总有一部分人难以被技术的阳光普照。
9月2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手机网民规模达9.32亿。但与此同时，非网民规模仍达4.63亿，其中城镇地区非网民占比43.8%，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56.2%。网民不接触互联网的原因，主要以“不懂电脑、网络”（48.9%）、“不懂拼音”（18.2%）、“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14.8%）为主。
当我们欢呼数字化高歌猛进，享受“互联网+”的技术红利时，这4.63亿人是沉默的。这些人里面，有年迈的老人，贫困山区的孩子，还有罹患疾病或残障者。谁来理解他们的无奈，为他们的权利伸张正义。
国际上，“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概念，最早在 1995年由马克尔基金会前总裁利奥伊德·莫里赛特（Lloyd Morrisett）提出，他指出“信息富人”（Theinformation haves）和“信息穷人”（The information have-nots）之间存在着一种鸿沟认识。2001年，OECD从技术、经济、社会三方面指出，数字鸿沟是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之间在接触信息通信技术（ICT）和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活动的机会差距。
总之，數字鸿沟表面上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但本质上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延伸，它涉及技术、经济、社会和知识等多个层面。美国、欧盟等技术发达国家，注意到数字化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并在公共政策中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
美国是数字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很早就开始重视消弭数字鸿沟问题。
1994年，联邦政府发起技术机遇计划（Technology Opportunity Program，TOP），旨在推动数字网络技术在公共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中广泛应用，帮助美国人民终身学习，协助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推动城镇和农村落后地区的通信、资源共享经济发展。这项计划投入经费2.335亿美元，1994年至2004年共资助610个项目，项目类型覆盖社区公益、医疗卫生、艺术与文化、城镇项目、土著美国人、偏远地区居民接入无线网络服务等。
美国应对数字鸿沟的战略着眼于技术的普惠性和弱势群体数字技能，充分吸收社会各部门和组织参与，以协同合作的方式来弥合数字鸿沟。
欧盟也非常重视数字鸿沟的治理，2015年欧盟委员会出台《创建数字社会》提出，建立一个从数字单一市场中获益的包容性社会的目标，提出制定《欧洲技能议程》，培训欧洲公民的数字技能。其特点是，不仅关注互联网的接入，也关注数字化技能的培训，不仅有宏大的长期目标，也有分步进行的日程表。
“数字鸿沟”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的政府文件，是在2013年8月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主要侧重是在教育方面，提出为农村地区中小学和残疾人特殊教育机构建设宽带网络设施，加大信息助教、助残和扶贫力度，缩小数字鸿沟。
此后，政府在出台网络建设政策时，越来越重视缩小数字鸿沟的问题。从政策表述来看，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重点是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但是，老年人这个特殊年龄群体的数字权利，还没有进入政府和社会关注的视野。
这也反映了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凸显政府和社会养老、适老政策滞后。新冠疫情采取封锁隔离政策，网络使用骤增，放大了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亿，占比达18.1%。十年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才只有1.7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13.26%。10月23日，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也就是说每5个人当中就有超过1个老年人。
就在湖北广水和秭归曝出老人遭遇困难之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7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提出了20条具体举措。与此同时，山东、海南、福建等地，也于近期推出了一系列惠老政策，从出行、医疗保障等方面，帮助老年人适应智能时代。
行政命令在短期内，效果也許是直接而显著的，但长远来看则未必。为什么呢？
第一，数字鸿沟的问题不只发生在老人（或小孩）当中。其实，城市中那些富有的，或受过良好教育的老人，使用智能服务并不比年轻人差。按照年龄，或性别、种族、民族等标准划分技术使用群体，是基于人口统计特征，并不能反映而信息鸿沟背后社会不平等。
第二，目前的政策特别注意技术上的细节，忽视了更根本的结构性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在生活中应用日渐广泛，智能服务场景推陈出新，规定再多也难以穷尽技术革新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单纯解决技术使用的问题，不能根本上解决数字不平等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数字鸿沟是在数字技术和社会结构相互建构的过程中产生，只要技术不断在发展，社会关系和结构就处于流动之中。信息（技术）弱势群体和数字化不平等问题，都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现实中就给定的。
因此，治理数字鸿沟是一项长期任务，政府不能指望靠出台一个或几个政策，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科学的治理之策，必须以发展的、辩证的、系统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注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想办法。比如，发展数字经济要更加具有包容性，惠及所有社会成员;平台企业要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真正把“科技向善”落到实处;公共政策要有人文关怀，还要有反歧视的救济机制;基础教育中融入网络素养和数字技能的内容，等等。
上世纪70年代，后工业社会在美国来临之际，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关于新技术最为紧要的事实是，它并不局限于某个孤立的领域（如“高科技标牌”所暗示的），而是遍布社会一切领域、重组所有旧关系的一系列变革。”今天，拜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所赐，数字化生存真正成为现实，给人们生活前所未有的便捷体验，但也带来尖锐挑战和巨大风险。
“数字鸿沟”不过是挑战和风险之一，它不独是老年人面临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