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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在侵华日军气焰正嚣张之时，有一小部分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一度陷入低迷。“投降？屈服？”中国人绝不！5月19日晚，夜空几乎连月光都看不到，两架由中国人驾驶的轰炸机悄然起飞，突破各种防线，飞向目的地日本。20日凌晨，飞机抵达长崎上空，首次”空袭“日本本土，不过这次空袭投下竟不是炸弹，而是比炸弹威力还大的“纸片”。
此次行动首次打破了当时日本从未有外国飞机进入其本土空间的“神话”，使得日本全国上下惊恐万状，更超乎日军大本营的意料。不流血的“人道远征”也在国际间引起巨大反响。而率队远征日本的中国飞行员徐焕升也因此成为“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被美国《生活周刊》评为二战期间最为出色的12名飞行员之一。
另一种绝地反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推行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11月，上海失守。12月，南京陷落，抗战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日空军力量对比相当悬殊，日本拥有作战飞机2200架，而中国仅有作战飞机296架，有的还不能真正作战。日本有完备的航空工业体系，不仅能研制和生产比较先进的作战飞机，而且能及时补充战损飞机。可是，中国航空工业仅为初创，没有飞机设计制造能力，仅有的航空工厂只能修理飞机，所有的飞机都是靠向外国购买，主要作战飞机购自美国、德国、苏联、意大利等国，机种型号老旧，性能较差，缺少备件，实际上有许多飞机已不能飞。更为严重的是，在空战中损耗的飞机，难以得到补充，从而使空军的作战能力难以恢复。
随着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失利，中国空军战机其实已损失了大半。尽管中国空军与强势的日军殊死空战，也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无力扭转战局。此后，当残损和不能参加战斗的飞机被迫调离第一线转移到了大后方，中方逐渐丧失了制空权。
军事上失利，一方面激发了全国军民的誓死抗战决心，一方面也使部分人产生了悲观情绪。此时，国民党内部开始有人认为抗战已无胜利的希望，甚至主张放弃抵抗向日本投降。为了挽回颓势，蒋介石认为需要有一次影响力大的军事行动，来鼓舞民众与军队的抗日士气，同时也向国际社会表明态度：中国仍然在顽强抵抗。
实际上，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在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朱利奥·杜黑制空权理论和国民政府聘请的外籍军事顾问的影响下，产生过空袭日本本土的想法。1937年初，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国防作战计划》中，就明确提出了轰炸日本本土，争夺制空权的计划。尽管有这个计划，但能否付诸实施却是另一回事。当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部对空军的装备并不十分了解，从当时的飞机装备情况来看，并不具备远程突袭的能力。
然而，抗战初期接连的军事失利，又使蒋介石想起了这个计划。1938年5月8日，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之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蒙，吾必使之觉醒也。”
尽管此时的中国空军已经是举步维艰，但是国民政府当局还是拟定了一个空袭日本的计划。但在制订计划时，却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本人侵华犯下滔天罪行，应以牙还牙，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另一种意见认为，我方的轰炸机航程及载弹量有限，几吨炸弹尽管能造成敌国的心理恐慌，但破坏力有限，不会对战局带来多大变化。还不如实施宣传示威性的人道主义空袭，去散发传单，既能警告日本当局，又能使日本民众认清日本军阀的嘴脸，从而激发民众起来反对当局对中国的野蛮侵略。
最终，国民政府当局选择了第二种意见，决定用传单和小册子来代替炸弹，沿途飞撒，以唤起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打破日本人认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自大狂妄。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全民抗战的决心。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将这一次远征日本本土称作是“人道远征”。
1938年3月，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中国空军重新制订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准备以宁波、诸暨两机场为出发地，目标是日本九州的长崎、佐世保军港和八幡等城市，空袭时间定为1938年5月中旬。
为什么选择这些目标？主要还是受飞机的航程所限，这几个目标相对较近，而且地位重要。佐世保军港是当时日本海军的重要基地，八幡是日本的重要钢铁基地。对这两个地方进行“空袭”，其震慑和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这次征战是另一种绝地反击，也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特殊“轰炸”。
蒋介石专机驾驶员主动请缨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空袭计划。因为飞机不但要穿越日军严密戒备的防空区，还要进行长途跨海飞行，而且由于没有制空权，随时可能遭到日军飞机的拦截，再加上没有飞行海域和日本的相关气象资料，给执行这一计划又带来很大风险和困难。
在《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得到核准之后，中国空军立即进入了秘密准备阶段。日本军事实力强大，其本土防卫的水平，更是不可小觑。相比之下，中国空军既缺乏远程通讯、导航设施，又缺少长途飞行的经验。赴日的远征，无疑会面临重重艰险。因此国民政府对于执行轰炸任务的人选一时举棋不定。
当时中国能执行远征空袭任务的机型马丁139WC轰炸机仅有几架，但相关资料及飞机都掌控在美国飞行员手里，为此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建议，派美籍驾驶员李尔德担当远征“空袭”的驾机任务。当时蒋介石对中国飞行员的能力心里没底，再加上飞机本就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所以只好请美国人帮忙，准备让李尔德去帮助执行这一远征空袭任务。没想到的是，这个李尔德狮子大开口，提出要10万美元。
这个举动一下子把蒋介石激怒了。尽管国民政府负担10万美元并不是问题，但是感觉被讹诈的蒋介石认为不能容忍。于是，蒋下决心一定要让中国人自己去实施这一计划。那么，人选问题至关重要。
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徐焕升。
徐焕升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被选入中央航空学校，是第一期受训生，后前往德国航空学校、意大利空军专科学校深造6年，学成回国后任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 他表示说手上有一部分马丁飞机的资料，自己对这种飞机也比较了解，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执行远征的任务。徐焕升的意愿通过宋美龄传到了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及国民党内部对这个计划相当慎重。当时中国的财力有限，一架轰炸机造价不菲。这且不说，万一此次行动失败，损失的不仅仅是几架飞机，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则更大。因此，他不得不审慎行事，经权衡再三，最终同意由徐焕升负责执行任务。
经过缜密部署，这个机密又危险的人道远征任务终于落到徐焕升肩上。徐领受这一绝密任务后，立即着手为远征空袭计划做各项准备。尽管这次任务很可能有去无回，但徐焕升说：“身为革命军人，应把自己贡献给国家。不论面临任何危险，我都义不容辞。”
巧“借”飞机
执行计划的人员总算定了下来，可是飞机呢？完成远征空袭计划，必须要有能够从中国大陆飞抵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机。当时中国空军的远程轰炸机属第8大队，管辖着第10、19、30中队，原本拥有意大利萨伏亚轰炸机、美国道格拉斯、德国亨克尔和美国马丁139WC等各种轻重轰炸机共25架，可是经过抗战初期的血战后中国空军损失惨重。
1937年9月，蒋介石急派军事代表团赴莫斯科洽谈军事援华问题，并密谈武器购买，他特别指示代表团一定要争取购买远程重型轰炸机和500公斤以上的大个儿炸弹，并明确要代表团告诉苏方，购买飞机是准备去轰炸日本本土的。甚至早在当年8月20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一日，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便接到蒋介石密电：“沈德燮处长已到莫，请兄介绍其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需要者为驱逐机200架，和双发重轰炸机100架。”
然而，谈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中方迫切希望苏联能够卖给中方急需的远程轰炸机，并且明确告诉苏方购买这种轰炸机的目的就是要去轰炸日本。可是当时苏联出于多种原因的考虑，最终还是没能向中国提供这种远程轰炸机。以至于远征日本的作战计划，曾一度由于没有远程轰炸机而搁置下来。
正当中方为没有远程轰炸机一筹莫展的时候，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参战，并以他们为核心，于1937月10月，在汉口组成了外援队。由于原来中国空军第2大队第14中队飞机损失殆尽，便将这支外援队改为了直属空军司令部的国际第14中队，由宋美龄的美国顾问陈纳德直接指挥。这时新购得的马丁139WC轰炸机、伏尔悌V11轻型轰炸机以及刚从前线淘汰的诺斯罗普2EC轻型轰炸机，都属于该中队管辖。
在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轰炸机中，只有马丁139WC轰炸机能堪当远征日本的重任。这种飞机在美军序列中称为马丁B10B，出口到中国的这种飞机的型号便叫马丁139WC 。说是重型轰炸机，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中型轰炸机，载弹量和续航能力都很有限。为了增加续航时间，不得不减少载弹量。
这仅有的几架马丁139WC轰炸机却掌控在美籍飞行员手中，怎么办？于是，徐焕升制订了一个巧“借”飞机的计划。徐焕升的英语流利，他就易装改变身份，与住在武汉基地的外籍飞行员套近乎、交朋友，获取马丁轰炸机的相关资料。时机成熟后，国民党军方就假称日本飞机要来空袭，要对马丁139WC轰炸机进行紧急疏散，于是徐焕升就随着些美籍飞行员一起上了飞机，当飞机飞到成都，等外籍飞行员都下了飞机后，徐焕升立即叫地面部队把飞机围起来，再也不允许美籍飞行员接手。
为此，徐焕升与美籍飞行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第二天，当美籍飞行员返回机场后，徐焕升出示了有关证明，他已被任命为第14中队队长，并奉命接管马丁139WC轰炸机。美籍飞行员当下并不能理解。因一时无法沟通，徐焕升再以正式信函致全体外籍飞行员，解释自己接收飞机的依据和决心。此一信件由当时的一名外籍飞行员收藏，至今还保存在美国圣地亚哥航空博物馆内。
当时，徐焕升面对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外援队人员构成复杂，某些人更有着金钱利益的驱动。本以为能凭借远征日本的计划，挣得一笔钱，不想计划落空。其中一个名叫吉鹏的雇佣兵，拔出了手枪，对着徐焕升就开枪，好在徐焕升反应机敏，躲过了子弹。吉鹏的过激行为立刻被大家制止，徐焕升才躲过一劫。
这场冲突过后，这些外籍队员被送返至武汉。航委会立即以作战不利，军纪涣散为由，解散了这支更像是雇佣兵的外援队。至此，第14队重新恢复为纯粹中国人的编制序列。
远征前夕
接手飞机后，为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航委会又从空军第8大队第19中队调来以佟彦博副队长为首的数名优秀飞行员，与先前到达成都的飞行员会合，成立特别轰炸中队。另外还召集了蒋绍愚、苏光华等航校4期生。
这样一来，飞机和驾驶人员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是马丁139WC轰炸机原本就只有9架，在战争初期已经损失了5架，在检查中发现仅存的4架飞机也是问题不断。由于缺乏备件，只好把两架问题较多的飞机上的部件拆卸下来，东拼西凑，最后攒出两架相对完好的飞机，准备就用这仅有的两架飞机去完成远程“空袭”的使命。
接着，徐焕升开始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一方面，徐焕升对马丁战机进行了改装，将飞机炸弹舱改装为油箱，增加可携带的燃料量；加装了无线电定向仪，以确保航向准确。另一方面，他组织了秘密训练，模拟实战的长途夜航训练，摸索和适应马丁战机的性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训练，他们的技术日趋成熟，信心也大大增强。
特别轰炸中队根据训练情况，确定了执行轰炸使命的机组人员各自的任务。编号1403号机为“长机”，徐焕升为正驾驶，苏光华为副驾驶，刘荣光为领航员，吴积冲为通讯员；编号1404号机为“僚机”，佟彦博为正驾驶，蒋绍禹为副驾驶，雷天春为领航员，陈光斗为通讯员。
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对日本远征轰炸必须要选择一个晴朗的月夜，这样才有利于飞行员靠目视发现地面目标。所以，特别轰炸中队机组都盼望能有一个好天气。但是，5月的长江流域正是梅雨季节，给机组出击带来很大困难。为了选择合适的出击时间，徐焕升先赴前线基地宁波，在当地随时观测东部海洋的气候变化。 为了鼓舞士气，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机组出发前，亲临武昌南湖机场，接见8名远征队员，并关切训勉：“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为国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成仁，决不辜负你们。”
“空袭”之夜，动魄惊心
1938年5月19日，依照农历，月亮将转入下弦，也就是说即将要进入夜间飞行所需亮度的最低限，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当日14时，航委会突然接到了徐焕升从宁波发回的电报，请示立即执行任务。留在汉口的飞行员接到通知，马上赶到王家墩机场准备起飞。为了隐蔽出击，按照预先的计划，先向南直飞，避开长江沿岸日军的耳目之后，再经由南昌、衢县飞抵宁波。15时，2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从汉口起飞，并于17时左右降落在浙江宁波栎社机场。这时早已做好准备的场务人员以最快的速度为这两架飞机加满油，并把成捆的“纸弹”装进弹舱。
5月19日23时30分，航空委员会下达实施远征命令。23时40分，出征人员为表达必胜决心，由徐焕升向军事委员会拍发电报：“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各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徐焕升皓”。这份电文，后来在全国各报刊载，显示了我东征勇士们的悲壮英勇。
23时48分，两架马丁139W轰炸机从宁波栎社机场秘密起飞，先沿舟山群岛南端飞行，以避开日机防空警报系统，然后再向东直向日本方向飞去。由于云层很厚，无法看清地面，起初全靠宁波地面电台导航。升空后，只能凭借仪表进行飞行。当机队飞临东海上空时，忽然，在海上游弋的5艘日舰探照灯齐明，深沉的夜空里闪烁着根根光柱。紧接着，高射炮、机枪弹流如注，直射天空。不过飞机飞得很高，又没有投弹轰炸，日舰便停止了盲目射击。危情之下，两架马丁139W轰炸机不理会这些干扰，沿既定的航线沉着前行。
20日零点35分，后方基地收到了机组发回的电报：“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这是告诉后方基地，他们仍在安全飞行。由于经过严格又艰苦的训练，“盲航”并没有成为问题。经过3个多小时的编队夜航，两架飞机顺利飞抵长崎上空，下面路灯织成的光带依稀可见，那是长崎东面风头山下的灯火。这时，整个九州岛的日本人正在酣睡，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国空军的飞机已经飞到他们头顶上来了。
领队徐焕升随即命令飞机下降高度，然后果断下令：“准备、投弹！”飞行员们早就把那些捆扎好的“政治炸弹”松了绑，立即往下投放。这些“炸弹”没有爆炸的火光，没有震耳的声音，没有呛人的硝烟，而是五颜六色的彩纸，带着和平的愿望和使命，沿着飞机的飞行路线，天女散花般地往下飘落……双机编队以长崎为起点，向北做大圆弧飞行，于3时45分到达福岗上空，再次撒下传单。4时32分，编队飞越北九州上空，将剩余传单全部投放。
这些反战政治传单上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战争不仅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终将损害日本的利益，号召日本民众应当起来，打倒本国军阀。
《中华民国全国民众告日本人民书》中写道：
“日本国民诸君：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这样对人民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而今已七年。在这七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了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
《中华民国空军将士中日人民亲善同盟告日本国民书》中写道：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领土上做着怎样的罪恶。”
有一份传单对日本军阀发出严正警告：
“尔等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等戒之！”
投撒完传单后，徐焕升带领飞机编队旋即掉头返航，经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熊本等地时，日军均未做出反应，只是个别城市实施了灯火管制。
1938年5月20日拂晓，这两架马丁139WC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突然发现有日机试图拦截，并遇到日舰高射炮的轰击。徐焕升指挥两机利用云雾作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在此期间，两机失散。
8时48分，佟彦博驾驶的1404号机率先在江西玉山降落，9时24分，徐焕升驾驶1403号机也顺利地降落在南昌机场。随后，两机分别在各自机场加油后再次起飞，11时30分在武汉上空再度会合后，安全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终于圆满完成了这次铭记历史的“人道远征”。
纸片的威力并不弱于炮弹
徐焕升等8名勇士胜利凯旋的消息，很快在武汉三镇传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在机场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各界代表云集汉口机场，汉口市民欢欣鼓舞，夹道欢迎远征日本凯旋归来的空中勇士。
当徐焕升跨出座舱兴奋地向人们挥手致意时，现场的人群阵阵高呼：“中国空军万岁！”“中国抗战必胜！”表达了对远征勇士的敬意和坚定抗战的决心。中外记者争相拍下了远征日本归来的中国空军英雄们的镜头。
这次远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战信心。蒋介石从洛阳发来专电，嘉奖徐焕升等8位远征勇士。他在总结抗日战争中还将徐焕升远征日本一役举为范例。武汉三镇各界纷纷向凯旋英雄赠送锦旗、鲜花和慰劳品。锦旗旗上写着：“远征东瀛”“扬威海外”。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负责人陈绍禹、周恩来、吴玉章、罗炳辉等人也前往航空委员会赠旗慰劳。八路军办事处赠送的锦旗上写着：“气吞三岛，威震九州。”中共中央代表团赠送的锦旗上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周恩来在致词中说：“我国的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成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中国空军远征日本，首次打破了日本有史以来从未有外国飞机进入其本土空间的“神话”，使得日本全国骚动，惊恐万状，更超乎日军大本营的意料，从而使日本政府颜面扫地。这次对日本的“纸片轰炸”，向国际社会充分显示了中国人誓死抗战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中国飞机到日本投下的不是毁灭性的炸弹，而是赋予和平使命的传单，彰显了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这就给世界形成一种全新的印象，与日本在中国烧杀抢掠的作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次远征，尽管军事效果有限，但政治影响巨大，对日本法西斯的骄横与狂妄予以正面回击，并给日本人的心里带来强烈震动。后来，日本人阿部弘之在其《山本五十六》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记载，日本庆祝“皇历纪元2600年”，高官将领们都到皇居广场参加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唯独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死活不去凑这份热闹，反而调兵遣将，沿着东海、黄海、日本沿海、全力防范。这一天，山本五十六带着他全部的舰队在中日之间的海上进行巡逻，他说：“我要是蒋介石就在这个时候派出中国所有的能飞到这儿的飞机对二重桥进行一次轰炸，那就会把我日本的整个中枢机关都干掉。”可见，这件事对日本军方的影响之大。
而对民间的影响也非同寻常。富泽在当时是日军士官，他在《陆军下士官兵漫语》一书中曾描述过：“捡到宣传传单的人们，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因为对这一事件好奇，富泽在战败回到日本后，采访了亲历中国空军“纸片轰炸”的中谷正子，她说：“这时候我家院子里落了传单，很明白是敌人飞机投下来的。这一下又让我更加害怕了，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敌人的飞机是一定要攻击我们的。敌机远去了，周围的大人乱成一团，但是，我们一些小朋友在一起谈这件事的时候，却觉得（中国人）专门派了飞机来仅仅是撒一些传单，其实他们是很和平的人啊！”
中国空军远征日本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世界各国及国内报纸大篇幅赞扬中国空军对日本的“人道远征”。
1938年5月21日《新华日报》以《为唤醒日寇铁蹄下民众，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为题报道了此次远征行动，并发表了《空军英雄远征的意义》的评论。香港报纸评论说：“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本人不得安宁矣。”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大赞中国空军。美国报纸刊还登出漫画，把日本在中国进行的野蛮轰炸和中国对日本仅作“纸弹轰炸”进行对比，说这实在使日本无地自容。二战结束前，美国《生活周刊》刊登了12名全球闻名的飞行员照片，其中就有率队远征日本进行“纸片轰炸”的中国飞行员徐焕升，并介绍说：徐焕升是比美军飞行员杜立特更早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路透社以《中国飞机轰炸日本》为题，详尽介绍中国空军远征的经过。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重大，亦饶有趣味。”还有英国报纸说：在日本，凡是不利于政府的新闻一概禁止刊登。假如像这件事一样的新闻从空中掷下，那么日本政府的伎俩就穷尽了。
苏联《莫斯科新闻》也不吝赞美之词：“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在未来无疑将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还有一些世界主流媒体，盛赞中国空军创造了光荣战绩。
这是世界航空作战史空前绝后的一次“纸片轰炸”，是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空军最有特色的一次作战行动。这次远征彰显了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如果时间回溯到1938年，在侵华日军气焰正嚣张之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国内部分抗日力量正陷入一种低迷之中。此时，几个中国将士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挺身而出，用勇气和智慧胜利完成了一次远征，给侵略者以震慑，给全国人民以巨大信心。这种豪情、决心和精神，值得我们铭记，更是支持我们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民族心理的一种完美诠释。
此次行动首次打破了当时日本从未有外国飞机进入其本土空间的“神话”，使得日本全国上下惊恐万状，更超乎日军大本营的意料。不流血的“人道远征”也在国际间引起巨大反响。而率队远征日本的中国飞行员徐焕升也因此成为“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被美国《生活周刊》评为二战期间最为出色的12名飞行员之一。
另一种绝地反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推行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11月，上海失守。12月，南京陷落，抗战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日空军力量对比相当悬殊，日本拥有作战飞机2200架，而中国仅有作战飞机296架，有的还不能真正作战。日本有完备的航空工业体系，不仅能研制和生产比较先进的作战飞机，而且能及时补充战损飞机。可是，中国航空工业仅为初创，没有飞机设计制造能力，仅有的航空工厂只能修理飞机，所有的飞机都是靠向外国购买，主要作战飞机购自美国、德国、苏联、意大利等国，机种型号老旧，性能较差，缺少备件，实际上有许多飞机已不能飞。更为严重的是，在空战中损耗的飞机，难以得到补充，从而使空军的作战能力难以恢复。
随着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失利，中国空军战机其实已损失了大半。尽管中国空军与强势的日军殊死空战，也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无力扭转战局。此后，当残损和不能参加战斗的飞机被迫调离第一线转移到了大后方，中方逐渐丧失了制空权。
军事上失利，一方面激发了全国军民的誓死抗战决心，一方面也使部分人产生了悲观情绪。此时，国民党内部开始有人认为抗战已无胜利的希望，甚至主张放弃抵抗向日本投降。为了挽回颓势，蒋介石认为需要有一次影响力大的军事行动，来鼓舞民众与军队的抗日士气，同时也向国际社会表明态度：中国仍然在顽强抵抗。
实际上，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在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朱利奥·杜黑制空权理论和国民政府聘请的外籍军事顾问的影响下，产生过空袭日本本土的想法。1937年初，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国防作战计划》中，就明确提出了轰炸日本本土，争夺制空权的计划。尽管有这个计划，但能否付诸实施却是另一回事。当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部对空军的装备并不十分了解，从当时的飞机装备情况来看，并不具备远程突袭的能力。
然而，抗战初期接连的军事失利，又使蒋介石想起了这个计划。1938年5月8日，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之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蒙，吾必使之觉醒也。”
尽管此时的中国空军已经是举步维艰，但是国民政府当局还是拟定了一个空袭日本的计划。但在制订计划时，却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本人侵华犯下滔天罪行，应以牙还牙，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另一种意见认为，我方的轰炸机航程及载弹量有限，几吨炸弹尽管能造成敌国的心理恐慌，但破坏力有限，不会对战局带来多大变化。还不如实施宣传示威性的人道主义空袭，去散发传单，既能警告日本当局，又能使日本民众认清日本军阀的嘴脸，从而激发民众起来反对当局对中国的野蛮侵略。
最终，国民政府当局选择了第二种意见，决定用传单和小册子来代替炸弹，沿途飞撒，以唤起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打破日本人认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自大狂妄。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全民抗战的决心。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将这一次远征日本本土称作是“人道远征”。
1938年3月，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中国空军重新制订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准备以宁波、诸暨两机场为出发地，目标是日本九州的长崎、佐世保军港和八幡等城市，空袭时间定为1938年5月中旬。
为什么选择这些目标？主要还是受飞机的航程所限，这几个目标相对较近，而且地位重要。佐世保军港是当时日本海军的重要基地，八幡是日本的重要钢铁基地。对这两个地方进行“空袭”，其震慑和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这次征战是另一种绝地反击，也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特殊“轰炸”。
蒋介石专机驾驶员主动请缨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空袭计划。因为飞机不但要穿越日军严密戒备的防空区，还要进行长途跨海飞行，而且由于没有制空权，随时可能遭到日军飞机的拦截，再加上没有飞行海域和日本的相关气象资料，给执行这一计划又带来很大风险和困难。
在《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得到核准之后，中国空军立即进入了秘密准备阶段。日本军事实力强大，其本土防卫的水平，更是不可小觑。相比之下，中国空军既缺乏远程通讯、导航设施，又缺少长途飞行的经验。赴日的远征，无疑会面临重重艰险。因此国民政府对于执行轰炸任务的人选一时举棋不定。
当时中国能执行远征空袭任务的机型马丁139WC轰炸机仅有几架，但相关资料及飞机都掌控在美国飞行员手里，为此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建议，派美籍驾驶员李尔德担当远征“空袭”的驾机任务。当时蒋介石对中国飞行员的能力心里没底，再加上飞机本就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所以只好请美国人帮忙，准备让李尔德去帮助执行这一远征空袭任务。没想到的是，这个李尔德狮子大开口，提出要10万美元。
这个举动一下子把蒋介石激怒了。尽管国民政府负担10万美元并不是问题，但是感觉被讹诈的蒋介石认为不能容忍。于是，蒋下决心一定要让中国人自己去实施这一计划。那么，人选问题至关重要。
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徐焕升。
徐焕升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被选入中央航空学校，是第一期受训生，后前往德国航空学校、意大利空军专科学校深造6年，学成回国后任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 他表示说手上有一部分马丁飞机的资料，自己对这种飞机也比较了解，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执行远征的任务。徐焕升的意愿通过宋美龄传到了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及国民党内部对这个计划相当慎重。当时中国的财力有限，一架轰炸机造价不菲。这且不说，万一此次行动失败，损失的不仅仅是几架飞机，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则更大。因此，他不得不审慎行事，经权衡再三，最终同意由徐焕升负责执行任务。
经过缜密部署，这个机密又危险的人道远征任务终于落到徐焕升肩上。徐领受这一绝密任务后，立即着手为远征空袭计划做各项准备。尽管这次任务很可能有去无回，但徐焕升说：“身为革命军人，应把自己贡献给国家。不论面临任何危险，我都义不容辞。”
巧“借”飞机
执行计划的人员总算定了下来，可是飞机呢？完成远征空袭计划，必须要有能够从中国大陆飞抵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机。当时中国空军的远程轰炸机属第8大队，管辖着第10、19、30中队，原本拥有意大利萨伏亚轰炸机、美国道格拉斯、德国亨克尔和美国马丁139WC等各种轻重轰炸机共25架，可是经过抗战初期的血战后中国空军损失惨重。
1937年9月，蒋介石急派军事代表团赴莫斯科洽谈军事援华问题，并密谈武器购买，他特别指示代表团一定要争取购买远程重型轰炸机和500公斤以上的大个儿炸弹，并明确要代表团告诉苏方，购买飞机是准备去轰炸日本本土的。甚至早在当年8月20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一日，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便接到蒋介石密电：“沈德燮处长已到莫，请兄介绍其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需要者为驱逐机200架，和双发重轰炸机100架。”
然而，谈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中方迫切希望苏联能够卖给中方急需的远程轰炸机，并且明确告诉苏方购买这种轰炸机的目的就是要去轰炸日本。可是当时苏联出于多种原因的考虑，最终还是没能向中国提供这种远程轰炸机。以至于远征日本的作战计划，曾一度由于没有远程轰炸机而搁置下来。
正当中方为没有远程轰炸机一筹莫展的时候，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参战，并以他们为核心，于1937月10月，在汉口组成了外援队。由于原来中国空军第2大队第14中队飞机损失殆尽，便将这支外援队改为了直属空军司令部的国际第14中队，由宋美龄的美国顾问陈纳德直接指挥。这时新购得的马丁139WC轰炸机、伏尔悌V11轻型轰炸机以及刚从前线淘汰的诺斯罗普2EC轻型轰炸机，都属于该中队管辖。
在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轰炸机中，只有马丁139WC轰炸机能堪当远征日本的重任。这种飞机在美军序列中称为马丁B10B，出口到中国的这种飞机的型号便叫马丁139WC 。说是重型轰炸机，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中型轰炸机，载弹量和续航能力都很有限。为了增加续航时间，不得不减少载弹量。
这仅有的几架马丁139WC轰炸机却掌控在美籍飞行员手中，怎么办？于是，徐焕升制订了一个巧“借”飞机的计划。徐焕升的英语流利，他就易装改变身份，与住在武汉基地的外籍飞行员套近乎、交朋友，获取马丁轰炸机的相关资料。时机成熟后，国民党军方就假称日本飞机要来空袭，要对马丁139WC轰炸机进行紧急疏散，于是徐焕升就随着些美籍飞行员一起上了飞机，当飞机飞到成都，等外籍飞行员都下了飞机后，徐焕升立即叫地面部队把飞机围起来，再也不允许美籍飞行员接手。
为此，徐焕升与美籍飞行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第二天，当美籍飞行员返回机场后，徐焕升出示了有关证明，他已被任命为第14中队队长，并奉命接管马丁139WC轰炸机。美籍飞行员当下并不能理解。因一时无法沟通，徐焕升再以正式信函致全体外籍飞行员，解释自己接收飞机的依据和决心。此一信件由当时的一名外籍飞行员收藏，至今还保存在美国圣地亚哥航空博物馆内。
当时，徐焕升面对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外援队人员构成复杂，某些人更有着金钱利益的驱动。本以为能凭借远征日本的计划，挣得一笔钱，不想计划落空。其中一个名叫吉鹏的雇佣兵，拔出了手枪，对着徐焕升就开枪，好在徐焕升反应机敏，躲过了子弹。吉鹏的过激行为立刻被大家制止，徐焕升才躲过一劫。
这场冲突过后，这些外籍队员被送返至武汉。航委会立即以作战不利，军纪涣散为由，解散了这支更像是雇佣兵的外援队。至此，第14队重新恢复为纯粹中国人的编制序列。
远征前夕
接手飞机后，为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航委会又从空军第8大队第19中队调来以佟彦博副队长为首的数名优秀飞行员，与先前到达成都的飞行员会合，成立特别轰炸中队。另外还召集了蒋绍愚、苏光华等航校4期生。
这样一来，飞机和驾驶人员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是马丁139WC轰炸机原本就只有9架，在战争初期已经损失了5架，在检查中发现仅存的4架飞机也是问题不断。由于缺乏备件，只好把两架问题较多的飞机上的部件拆卸下来，东拼西凑，最后攒出两架相对完好的飞机，准备就用这仅有的两架飞机去完成远程“空袭”的使命。
接着，徐焕升开始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一方面，徐焕升对马丁战机进行了改装，将飞机炸弹舱改装为油箱，增加可携带的燃料量；加装了无线电定向仪，以确保航向准确。另一方面，他组织了秘密训练，模拟实战的长途夜航训练，摸索和适应马丁战机的性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训练，他们的技术日趋成熟，信心也大大增强。
特别轰炸中队根据训练情况，确定了执行轰炸使命的机组人员各自的任务。编号1403号机为“长机”，徐焕升为正驾驶，苏光华为副驾驶，刘荣光为领航员，吴积冲为通讯员；编号1404号机为“僚机”，佟彦博为正驾驶，蒋绍禹为副驾驶，雷天春为领航员，陈光斗为通讯员。
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对日本远征轰炸必须要选择一个晴朗的月夜，这样才有利于飞行员靠目视发现地面目标。所以，特别轰炸中队机组都盼望能有一个好天气。但是，5月的长江流域正是梅雨季节，给机组出击带来很大困难。为了选择合适的出击时间，徐焕升先赴前线基地宁波，在当地随时观测东部海洋的气候变化。 为了鼓舞士气，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机组出发前，亲临武昌南湖机场，接见8名远征队员，并关切训勉：“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别，为国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成仁，决不辜负你们。”
“空袭”之夜，动魄惊心
1938年5月19日，依照农历，月亮将转入下弦，也就是说即将要进入夜间飞行所需亮度的最低限，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当日14时，航委会突然接到了徐焕升从宁波发回的电报，请示立即执行任务。留在汉口的飞行员接到通知，马上赶到王家墩机场准备起飞。为了隐蔽出击，按照预先的计划，先向南直飞，避开长江沿岸日军的耳目之后，再经由南昌、衢县飞抵宁波。15时，2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从汉口起飞，并于17时左右降落在浙江宁波栎社机场。这时早已做好准备的场务人员以最快的速度为这两架飞机加满油，并把成捆的“纸弹”装进弹舱。
5月19日23时30分，航空委员会下达实施远征命令。23时40分，出征人员为表达必胜决心，由徐焕升向军事委员会拍发电报：“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各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徐焕升皓”。这份电文，后来在全国各报刊载，显示了我东征勇士们的悲壮英勇。
23时48分，两架马丁139W轰炸机从宁波栎社机场秘密起飞，先沿舟山群岛南端飞行，以避开日机防空警报系统，然后再向东直向日本方向飞去。由于云层很厚，无法看清地面，起初全靠宁波地面电台导航。升空后，只能凭借仪表进行飞行。当机队飞临东海上空时，忽然，在海上游弋的5艘日舰探照灯齐明，深沉的夜空里闪烁着根根光柱。紧接着，高射炮、机枪弹流如注，直射天空。不过飞机飞得很高，又没有投弹轰炸，日舰便停止了盲目射击。危情之下，两架马丁139W轰炸机不理会这些干扰，沿既定的航线沉着前行。
20日零点35分，后方基地收到了机组发回的电报：“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这是告诉后方基地，他们仍在安全飞行。由于经过严格又艰苦的训练，“盲航”并没有成为问题。经过3个多小时的编队夜航，两架飞机顺利飞抵长崎上空，下面路灯织成的光带依稀可见，那是长崎东面风头山下的灯火。这时，整个九州岛的日本人正在酣睡，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国空军的飞机已经飞到他们头顶上来了。
领队徐焕升随即命令飞机下降高度，然后果断下令：“准备、投弹！”飞行员们早就把那些捆扎好的“政治炸弹”松了绑，立即往下投放。这些“炸弹”没有爆炸的火光，没有震耳的声音，没有呛人的硝烟，而是五颜六色的彩纸，带着和平的愿望和使命，沿着飞机的飞行路线，天女散花般地往下飘落……双机编队以长崎为起点，向北做大圆弧飞行，于3时45分到达福岗上空，再次撒下传单。4时32分，编队飞越北九州上空，将剩余传单全部投放。
这些反战政治传单上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战争不仅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终将损害日本的利益，号召日本民众应当起来，打倒本国军阀。
《中华民国全国民众告日本人民书》中写道：
“日本国民诸君：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这样对人民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而今已七年。在这七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了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
《中华民国空军将士中日人民亲善同盟告日本国民书》中写道：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领土上做着怎样的罪恶。”
有一份传单对日本军阀发出严正警告：
“尔等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驯，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等戒之！”
投撒完传单后，徐焕升带领飞机编队旋即掉头返航，经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熊本等地时，日军均未做出反应，只是个别城市实施了灯火管制。
1938年5月20日拂晓，这两架马丁139WC飞抵我国东海岸。这时，突然发现有日机试图拦截，并遇到日舰高射炮的轰击。徐焕升指挥两机利用云雾作掩护，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沉着应对。在此期间，两机失散。
8时48分，佟彦博驾驶的1404号机率先在江西玉山降落，9时24分，徐焕升驾驶1403号机也顺利地降落在南昌机场。随后，两机分别在各自机场加油后再次起飞，11时30分在武汉上空再度会合后，安全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终于圆满完成了这次铭记历史的“人道远征”。
纸片的威力并不弱于炮弹
徐焕升等8名勇士胜利凯旋的消息，很快在武汉三镇传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在机场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各界代表云集汉口机场，汉口市民欢欣鼓舞，夹道欢迎远征日本凯旋归来的空中勇士。
当徐焕升跨出座舱兴奋地向人们挥手致意时，现场的人群阵阵高呼：“中国空军万岁！”“中国抗战必胜！”表达了对远征勇士的敬意和坚定抗战的决心。中外记者争相拍下了远征日本归来的中国空军英雄们的镜头。
这次远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战信心。蒋介石从洛阳发来专电，嘉奖徐焕升等8位远征勇士。他在总结抗日战争中还将徐焕升远征日本一役举为范例。武汉三镇各界纷纷向凯旋英雄赠送锦旗、鲜花和慰劳品。锦旗旗上写着：“远征东瀛”“扬威海外”。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负责人陈绍禹、周恩来、吴玉章、罗炳辉等人也前往航空委员会赠旗慰劳。八路军办事处赠送的锦旗上写着：“气吞三岛，威震九州。”中共中央代表团赠送的锦旗上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周恩来在致词中说：“我国的空军，确是个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成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中国空军远征日本，首次打破了日本有史以来从未有外国飞机进入其本土空间的“神话”，使得日本全国骚动，惊恐万状，更超乎日军大本营的意料，从而使日本政府颜面扫地。这次对日本的“纸片轰炸”，向国际社会充分显示了中国人誓死抗战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中国飞机到日本投下的不是毁灭性的炸弹，而是赋予和平使命的传单，彰显了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这就给世界形成一种全新的印象，与日本在中国烧杀抢掠的作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次远征，尽管军事效果有限，但政治影响巨大，对日本法西斯的骄横与狂妄予以正面回击，并给日本人的心里带来强烈震动。后来，日本人阿部弘之在其《山本五十六》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记载，日本庆祝“皇历纪元2600年”，高官将领们都到皇居广场参加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唯独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死活不去凑这份热闹，反而调兵遣将，沿着东海、黄海、日本沿海、全力防范。这一天，山本五十六带着他全部的舰队在中日之间的海上进行巡逻，他说：“我要是蒋介石就在这个时候派出中国所有的能飞到这儿的飞机对二重桥进行一次轰炸，那就会把我日本的整个中枢机关都干掉。”可见，这件事对日本军方的影响之大。
而对民间的影响也非同寻常。富泽在当时是日军士官，他在《陆军下士官兵漫语》一书中曾描述过：“捡到宣传传单的人们，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因为对这一事件好奇，富泽在战败回到日本后，采访了亲历中国空军“纸片轰炸”的中谷正子，她说：“这时候我家院子里落了传单，很明白是敌人飞机投下来的。这一下又让我更加害怕了，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敌人的飞机是一定要攻击我们的。敌机远去了，周围的大人乱成一团，但是，我们一些小朋友在一起谈这件事的时候，却觉得（中国人）专门派了飞机来仅仅是撒一些传单，其实他们是很和平的人啊！”
中国空军远征日本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世界各国及国内报纸大篇幅赞扬中国空军对日本的“人道远征”。
1938年5月21日《新华日报》以《为唤醒日寇铁蹄下民众，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为题报道了此次远征行动，并发表了《空军英雄远征的意义》的评论。香港报纸评论说：“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本人不得安宁矣。”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大赞中国空军。美国报纸刊还登出漫画，把日本在中国进行的野蛮轰炸和中国对日本仅作“纸弹轰炸”进行对比，说这实在使日本无地自容。二战结束前，美国《生活周刊》刊登了12名全球闻名的飞行员照片，其中就有率队远征日本进行“纸片轰炸”的中国飞行员徐焕升，并介绍说：徐焕升是比美军飞行员杜立特更早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路透社以《中国飞机轰炸日本》为题，详尽介绍中国空军远征的经过。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重大，亦饶有趣味。”还有英国报纸说：在日本，凡是不利于政府的新闻一概禁止刊登。假如像这件事一样的新闻从空中掷下，那么日本政府的伎俩就穷尽了。
苏联《莫斯科新闻》也不吝赞美之词：“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在未来无疑将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还有一些世界主流媒体，盛赞中国空军创造了光荣战绩。
这是世界航空作战史空前绝后的一次“纸片轰炸”，是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空军最有特色的一次作战行动。这次远征彰显了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如果时间回溯到1938年，在侵华日军气焰正嚣张之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国内部分抗日力量正陷入一种低迷之中。此时，几个中国将士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挺身而出，用勇气和智慧胜利完成了一次远征，给侵略者以震慑，给全国人民以巨大信心。这种豪情、决心和精神，值得我们铭记，更是支持我们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民族心理的一种完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