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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狠抓落实，着力解决“四风”问题，严厉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明显进展，极大提振了干部群众反腐的信心。同时也要看到，不正之风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有的转变作风打折扣搞变通，有的认为小事一桩，仍旧我行我素，有的还在观望，存在着不少疑惑。再者，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多发，大案要案、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影响恶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以深化改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学习领会中央的精神，对于我们把握深化改革与廉政建设的关系，推动反腐倡廉取得新进展，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改革中的廉政风险点
实践经验表明，在新旧体制的转轨过程中，两种体制交替并存，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市场行为往往混淆不清，新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又未能及时形成，这就使得一些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有机可乘，成为腐败的高发期。从目前情况看，比较突出的问题有：利用行政审批的权力搞权钱交易，设租寻租，谋取各种利益；利用项目招投标的权力，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直接间接插手招投标活动，上下其手，获取非法利益，“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改革来清除体制弊端，突破利益阻扰，减少滥用权力的机会，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以改革推进反腐倡廉，一是要继续简政放权，大力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减少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如公开审批项目的目录清单，推行“负面清单”管理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要加强工程项目招投标的制度建设，实现规范化管理，堵塞管理上的漏洞。三是加快建立统一透明的预算管控机制，把政府全部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加强人大监督和审计监督。这些改革举措，不仅是激发市场和企业活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消除滋生腐败土壤的根本措施。
应当把深化改革与廉政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各个领域，进入攻坚期，触及到既得利益调整，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协调性和关联性。在以往的一些改革中，如价格双轨制改革、国企改制、金融证劵市场改革等，由于对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考虑不周，防范不力，在相关领域曾出现过腐败高发的现象。前车之鉴，值得总结。我们在推进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廉政风险点，事先设计好周密方案，防范可能会出现的腐败问题。对于改革中出现的腐败苗头，要及时进行治理，防止蔓延扩散。
在权力运行的关键部位和环节，建立有针对性的制约机制
在我国转型时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部门和官员的权力过大，而权力行使又没得到有效监督制约。具体来说，一是权力过于集中，并主要集中在领导干部手中。有的部门和岗位权力过大，掌握的稀缺资源过多，有的一个处几个人有几个亿乃至几十亿资金的管理权，且随意性较大，如有的领导大笔一挥，就可以决定某个项目上马、减免土地出让金、使用大额资金等。二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有的领导干部位高权重，已有的规则和程序，常常约束不了其权力行使，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三是权力运作不够公开透明，搞“暗箱操作”，流行“潜规则”。如一些重大工程项目、资金使用、国有资产处置等，由少数官员关起门来内部操作，得不到广泛监督，使得腐败活动有机可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减少滥用权力的机会和条件，确保权力在制度框架内运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实现这一要求，关键是在权力运行的关键部位和环节，建立有针对性的制约机制。第一，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特别是应当完善民主、科学、依法决策的程序，重大事项、工程项目、大额资金使用、重要人事任免等重大决策，实行集体讨论决定，防止个人说了算。
第二，推行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要制定和公开各级机关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防止权力行使随意性，约束自由裁量权。要扩大公开事项，重要政务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提高透明度，特别是与群众直接相关的政务信息，应及时向社会公开，做到事项、办理和结果“三公开”，防止“暗箱操作”。
第三，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制约。有权必有责，权力越大，就越要受到监督制约。应明确不同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保证权力依照法定程序行使，以法治制约人治。在信息化时代，还应发挥媒体和网络的监督作用，许多高官和实权人物滥用权力，不怕上告投诉，不怕监督查处，却怕公开曝光，这充分显示了舆论媒体监督的巨大威力。
使滥用权力者“伸手必被捉”
现阶段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在有些领域还比较严重，如家庭性腐败、地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屡见不鲜，一个案件常常牵扯出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案子，涉案金额动不动就上千万上亿，触目惊心。腐败心理研究表明，潜在的腐败分子通常会在收益与风险间进行权衡，如果腐败问题得不到及时的揭露，严厉的处罚，从事腐败活动风险小获利大，就会铤而走险。因此，惩治腐败这一手不能放松，必须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有贪必惩，及时查处腐败行为。这不仅可使腐败行为受到应有惩处，使之得不偿失，而且可起到威慑作用，处罚一个警示一片，使滥用权力者“伸手必被捉”，使其因畏惧严厉惩处而不敢腐，从而遏制腐败的蔓延。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查处了大量的违法违纪案件，但从中也反映出体制机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一些腐败活动存在多年，却没有及时发现，有的举报在权力部门之间转来转去，甚至七转八转被转到被告的手中；有的腐败问题被举报、曝光、揭露，却迟迟得不到坚决查处，受到惩罚；有些地方和部门执法偏软，出于担心政绩、影响发展、不敢碰硬等原因，压案不办、瞒案不报、内部消化；现有反腐败机构已不少，但职能分散，没有形成合力，一些疑难案件不能坚决查办；有些地方领导忽视廉政建设，对主管范围内的腐败问题查处不力，导致不断蔓延，但失职渎职责任却难以问责。为什么会这样？追根溯源，都与体制机制不完善有直接间接关系。
加强反腐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是提高办案能力、及时有效惩治腐败的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要健全领导体制，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其次是改革纪检体制，强化监督职能。主要举措包括：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以保证纪委监督权的行使，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实行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再者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要包括各级党委在反腐倡廉方面要承担主体责任，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并作出表率；领导和支持执法执纪机关查处案件；建立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并严格执行等内容。这是一项基础性制度建设，也是确保责任到位的保障，有利于形成全党全社会治理腐败的合力。
（作者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全国行政学教学研究会执行副会长）
责编/马静 美编/李祥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以深化改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学习领会中央的精神，对于我们把握深化改革与廉政建设的关系，推动反腐倡廉取得新进展，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改革中的廉政风险点
实践经验表明，在新旧体制的转轨过程中，两种体制交替并存，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市场行为往往混淆不清，新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又未能及时形成，这就使得一些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有机可乘，成为腐败的高发期。从目前情况看，比较突出的问题有：利用行政审批的权力搞权钱交易，设租寻租，谋取各种利益；利用项目招投标的权力，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直接间接插手招投标活动，上下其手，获取非法利益，“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改革来清除体制弊端，突破利益阻扰，减少滥用权力的机会，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以改革推进反腐倡廉，一是要继续简政放权，大力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减少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如公开审批项目的目录清单，推行“负面清单”管理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要加强工程项目招投标的制度建设，实现规范化管理，堵塞管理上的漏洞。三是加快建立统一透明的预算管控机制，把政府全部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加强人大监督和审计监督。这些改革举措，不仅是激发市场和企业活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消除滋生腐败土壤的根本措施。
应当把深化改革与廉政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各个领域，进入攻坚期，触及到既得利益调整，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协调性和关联性。在以往的一些改革中，如价格双轨制改革、国企改制、金融证劵市场改革等，由于对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考虑不周，防范不力，在相关领域曾出现过腐败高发的现象。前车之鉴，值得总结。我们在推进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廉政风险点，事先设计好周密方案，防范可能会出现的腐败问题。对于改革中出现的腐败苗头，要及时进行治理，防止蔓延扩散。
在权力运行的关键部位和环节，建立有针对性的制约机制
在我国转型时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部门和官员的权力过大，而权力行使又没得到有效监督制约。具体来说，一是权力过于集中，并主要集中在领导干部手中。有的部门和岗位权力过大，掌握的稀缺资源过多，有的一个处几个人有几个亿乃至几十亿资金的管理权，且随意性较大，如有的领导大笔一挥，就可以决定某个项目上马、减免土地出让金、使用大额资金等。二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有的领导干部位高权重，已有的规则和程序，常常约束不了其权力行使，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三是权力运作不够公开透明，搞“暗箱操作”，流行“潜规则”。如一些重大工程项目、资金使用、国有资产处置等，由少数官员关起门来内部操作，得不到广泛监督，使得腐败活动有机可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减少滥用权力的机会和条件，确保权力在制度框架内运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实现这一要求，关键是在权力运行的关键部位和环节，建立有针对性的制约机制。第一，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特别是应当完善民主、科学、依法决策的程序，重大事项、工程项目、大额资金使用、重要人事任免等重大决策，实行集体讨论决定，防止个人说了算。
第二，推行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要制定和公开各级机关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防止权力行使随意性，约束自由裁量权。要扩大公开事项，重要政务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提高透明度，特别是与群众直接相关的政务信息，应及时向社会公开，做到事项、办理和结果“三公开”，防止“暗箱操作”。
第三，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制约。有权必有责，权力越大，就越要受到监督制约。应明确不同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保证权力依照法定程序行使，以法治制约人治。在信息化时代，还应发挥媒体和网络的监督作用，许多高官和实权人物滥用权力，不怕上告投诉，不怕监督查处，却怕公开曝光，这充分显示了舆论媒体监督的巨大威力。
使滥用权力者“伸手必被捉”
现阶段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在有些领域还比较严重，如家庭性腐败、地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屡见不鲜，一个案件常常牵扯出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案子，涉案金额动不动就上千万上亿，触目惊心。腐败心理研究表明，潜在的腐败分子通常会在收益与风险间进行权衡，如果腐败问题得不到及时的揭露，严厉的处罚，从事腐败活动风险小获利大，就会铤而走险。因此，惩治腐败这一手不能放松，必须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有贪必惩，及时查处腐败行为。这不仅可使腐败行为受到应有惩处，使之得不偿失，而且可起到威慑作用，处罚一个警示一片，使滥用权力者“伸手必被捉”，使其因畏惧严厉惩处而不敢腐，从而遏制腐败的蔓延。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查处了大量的违法违纪案件，但从中也反映出体制机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一些腐败活动存在多年，却没有及时发现，有的举报在权力部门之间转来转去，甚至七转八转被转到被告的手中；有的腐败问题被举报、曝光、揭露，却迟迟得不到坚决查处，受到惩罚；有些地方和部门执法偏软，出于担心政绩、影响发展、不敢碰硬等原因，压案不办、瞒案不报、内部消化；现有反腐败机构已不少，但职能分散，没有形成合力，一些疑难案件不能坚决查办；有些地方领导忽视廉政建设，对主管范围内的腐败问题查处不力，导致不断蔓延，但失职渎职责任却难以问责。为什么会这样？追根溯源，都与体制机制不完善有直接间接关系。
加强反腐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是提高办案能力、及时有效惩治腐败的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要健全领导体制，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其次是改革纪检体制，强化监督职能。主要举措包括：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以保证纪委监督权的行使，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实行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再者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要包括各级党委在反腐倡廉方面要承担主体责任，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并作出表率；领导和支持执法执纪机关查处案件；建立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并严格执行等内容。这是一项基础性制度建设，也是确保责任到位的保障，有利于形成全党全社会治理腐败的合力。
（作者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全国行政学教学研究会执行副会长）
责编/马静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