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02岁的罗纳德·哈里·科斯，对于当下中国探寻更好经济制度颇感兴趣。
这位新制度经济学的创立者、英裔美国经济学家，由于发现并阐明了交易费用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长久以来，他始终在关注中国经济的成长，以致于在2012年4月，他还与一个华人青年经济学人王宁合作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新书。
科斯甚至拿出了自己一半的诺贝尔奖金，在2008年7月以及2010年7月的芝加哥，组织举办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中国经济转型的两次大型研讨会。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参加了后一次研讨会。在韦森眼中，这位“真正的谦谦君子”的理论，与中国先贤孟子讲述的“民无恒产，则无恒心”异曲同工。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起到了极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市场与计划之争
贫富分化、矿难频发、劣质产品、周期性经济危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尚处在青春期的市场机制暴露出众多弊端。而此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全盘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思想在前苏联开始全面实施。
之后的几十年，前苏联计划经济可谓狂飙突进，每五年登上一个新台阶，到二战前夕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源于美国、深度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
一方繁荣，一方萧条，两条道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同时摆在整个人类面前。
韦森向《英才》记者介绍，这种艰难的选择反映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学界中，是两场旷日持久、至今余波未平的大论战。一场是米塞斯、哈耶克与凯恩斯有关货币、利率、资本形成与商业周期关系的论争；另一场是哈耶克、米塞斯与兰格、勒纳关于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
科斯正是成长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1931年，21岁的伦敦经济学院本科生科斯，拿着一年的旅行奖学金来到深陷萧条的美国，专心研究美国企业的问题。这次旅行中他草拟出《企业的性质》一文（正是这篇文章和后来的《社会成本问题》，助其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企业的性质》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伴而生的。科斯还注意到，在市场上资源是通过价格机制配置的；在企业中则是通过企业家的计划配置资源。在企业与市场或者说计划与市场之间，存在一条平衡的边界，边界的位置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学教授盛洪对此做了一个很通俗的说明：“如果一个企业的最佳规模是1000人，再增加1个人所增加的管理费用，要比直接通过市场去交易的成本高。所以这时候就不再增加这1个人了。同理，把整个社会视为一个大工厂，企业管理费用超过了最佳的边界，反而会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遗憾的是，倡导通过政府干预拯救市场的凯恩斯的光芒当时压倒了一切。更重要的是，科斯的理论虽然暗含了前苏联的全盘计划经济是错误的，却没能提出市场经济应该怎样修正，才能走出萧条。
由于“大萧条”与二战、冷战的需要，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在二战后的30年里，欧美各国出现不同程度的国有化成分，计划经济色彩短期内大大增长。而前苏联、中国全盘计划经济的弊端也开始暴露，核心问题正是科斯担忧的成本高昂、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1960年，已经移民美国10年的科斯，发表了他的另一篇重要研究成果《社会成本问题》。在文中，科斯指出产权界定非常重要。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带来不同的交易成本，并最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他还特别指出，政府的行政成本有时会大的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并不会必然导致好结果。
同一时期的中国，“一大二公”开始让社会尝到了彻底否定私人产权制度的苦果。回想起那段历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顾海兵动情地说：“计划经济最大的毛病，是每个人都没自由，不容许创业，什么都得审批，这样到了基层干点什么都晚了。总是外在的力量压迫你干活，而不是内在的力量推动你干活。干多了也不能多得，于是就怠工、糊弄。结果亩产越来越低，形成了恶性循环。”
盛洪则更细致地从经济学、数学角度分析了计划经济的难以实现。“哪怕是10000个产品，都很难计划出来，因为你要同时解10001个联立方程，有10000个未知数。”当然，计划经济在技术上实现的困难还是其次的，“关键是价值上不可取，那么多脑子都是有创造性的脑子，凭什么把别人的创造性都扼杀了，就让一个人去创造？其实计划经济最大的浪费是人脑的浪费，而不是人手的浪费。”
重新确立产权
回顾改革开放这30年的成就，盛洪给出了他对“中国奇迹”的解释：“1978年后我们进行的改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重新建立产权制度，一个是重新建立市场秩序。很简单的这两点，中国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韦森则进一步点出了中国制度变迁与科斯思想的内在关系：“科斯认为，只有清晰界定了私人产权，市场才有效率，从而论证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这恰恰是中国改革初期所最需要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位大师诺斯研究发现，能够保护私人产权、市场交易的法律界定好了，然后才有科技革命，才有西方的兴起。”
当然，中国对科斯有一个寻找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依旧在计划与市场两条道路上徘徊，哪个对？哪个错？并没有彻底搞清楚。如何解释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如何理解新近的改革探索？正像五四时期中国对西方各种思潮的引进、比较、实验；困惑的中国人再次将目光转向西方，寻找哪个理论更能解释中国、启发中国。
东欧的各式改革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等等，盛洪对于这一急切而兴奋的过程历历在目，“大家三天两头讨论、切磋，后来就发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它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更好的，这正是中国社会最需要的。同时它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比较简洁，正好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关于科斯对中国的影响，顾海兵却有一定保留：“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老百姓推动的，当然更准确地说，是老百姓与政府等各方面的互动。也不能说哪一派思想就有特别大的主导性，因为中国走的路可能更多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国情。当然，科斯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它是通过影响学界、政界，最终影响政策、规则制定的。”
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贡献有多大，这一点大家见仁见智，但提及当下中国经济的困难局面与突破方向，几位访谈对象不谋而合。
盛洪在分析了当前经济下滑的结构性成因后提出：“解决的办法很简单，重新回到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产权的道路上来。保护产权，第一就是不要侵犯民营企业的产权；另外一方面确实还要保护‘小的产权’——主要指农民、农户。”
“不同的产权安排交易成本相差很多。目前交易成本非常高，有时甚至付出生命的成本，就因为产权界定不清。”对诸如“强拆”等问题，顾海兵深表忧虑，“科斯理论有两部分，什么是产权，然后是产权的界定。我们现在第一环节都没达到，什么叫产权都没说清楚。所以我们需要继续解放思想，普及科斯的知识。”
“强调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观点是肤浅的。按照当代一位人类学的大师格尔兹‘张力理论’，许多社会的制度变迁之所以困难和失败，并不完全是利益问题，而是因为改革的张力太大。在一些时候，恰恰是既得利益者也要求制度变迁，不管其最初的利益是怎么来的，一旦个人利益形成，他们更需要、也往往更强烈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他们的产权。”在韦森看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与30年前类似的，所有人都受益的帕累托改进。
更重要的是，产权变革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变革与不变革的边界如何界定，怎样做到成本最低？显然，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国实践仍任重道远。
这位新制度经济学的创立者、英裔美国经济学家，由于发现并阐明了交易费用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长久以来，他始终在关注中国经济的成长，以致于在2012年4月，他还与一个华人青年经济学人王宁合作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新书。
科斯甚至拿出了自己一半的诺贝尔奖金，在2008年7月以及2010年7月的芝加哥，组织举办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中国经济转型的两次大型研讨会。
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参加了后一次研讨会。在韦森眼中，这位“真正的谦谦君子”的理论，与中国先贤孟子讲述的“民无恒产，则无恒心”异曲同工。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起到了极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市场与计划之争
贫富分化、矿难频发、劣质产品、周期性经济危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尚处在青春期的市场机制暴露出众多弊端。而此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全盘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思想在前苏联开始全面实施。
之后的几十年，前苏联计划经济可谓狂飙突进，每五年登上一个新台阶，到二战前夕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源于美国、深度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
一方繁荣，一方萧条，两条道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同时摆在整个人类面前。
韦森向《英才》记者介绍，这种艰难的选择反映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学界中，是两场旷日持久、至今余波未平的大论战。一场是米塞斯、哈耶克与凯恩斯有关货币、利率、资本形成与商业周期关系的论争；另一场是哈耶克、米塞斯与兰格、勒纳关于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
科斯正是成长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1931年，21岁的伦敦经济学院本科生科斯，拿着一年的旅行奖学金来到深陷萧条的美国，专心研究美国企业的问题。这次旅行中他草拟出《企业的性质》一文（正是这篇文章和后来的《社会成本问题》，助其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企业的性质》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伴而生的。科斯还注意到，在市场上资源是通过价格机制配置的；在企业中则是通过企业家的计划配置资源。在企业与市场或者说计划与市场之间，存在一条平衡的边界，边界的位置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学教授盛洪对此做了一个很通俗的说明：“如果一个企业的最佳规模是1000人，再增加1个人所增加的管理费用，要比直接通过市场去交易的成本高。所以这时候就不再增加这1个人了。同理，把整个社会视为一个大工厂，企业管理费用超过了最佳的边界，反而会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遗憾的是，倡导通过政府干预拯救市场的凯恩斯的光芒当时压倒了一切。更重要的是，科斯的理论虽然暗含了前苏联的全盘计划经济是错误的，却没能提出市场经济应该怎样修正，才能走出萧条。
由于“大萧条”与二战、冷战的需要，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在二战后的30年里，欧美各国出现不同程度的国有化成分，计划经济色彩短期内大大增长。而前苏联、中国全盘计划经济的弊端也开始暴露，核心问题正是科斯担忧的成本高昂、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1960年，已经移民美国10年的科斯，发表了他的另一篇重要研究成果《社会成本问题》。在文中，科斯指出产权界定非常重要。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带来不同的交易成本，并最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他还特别指出，政府的行政成本有时会大的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并不会必然导致好结果。
同一时期的中国，“一大二公”开始让社会尝到了彻底否定私人产权制度的苦果。回想起那段历史，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顾海兵动情地说：“计划经济最大的毛病，是每个人都没自由，不容许创业，什么都得审批，这样到了基层干点什么都晚了。总是外在的力量压迫你干活，而不是内在的力量推动你干活。干多了也不能多得，于是就怠工、糊弄。结果亩产越来越低，形成了恶性循环。”
盛洪则更细致地从经济学、数学角度分析了计划经济的难以实现。“哪怕是10000个产品，都很难计划出来，因为你要同时解10001个联立方程，有10000个未知数。”当然，计划经济在技术上实现的困难还是其次的，“关键是价值上不可取，那么多脑子都是有创造性的脑子，凭什么把别人的创造性都扼杀了，就让一个人去创造？其实计划经济最大的浪费是人脑的浪费，而不是人手的浪费。”
重新确立产权
回顾改革开放这30年的成就，盛洪给出了他对“中国奇迹”的解释：“1978年后我们进行的改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重新建立产权制度，一个是重新建立市场秩序。很简单的这两点，中国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韦森则进一步点出了中国制度变迁与科斯思想的内在关系：“科斯认为，只有清晰界定了私人产权，市场才有效率，从而论证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这恰恰是中国改革初期所最需要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位大师诺斯研究发现，能够保护私人产权、市场交易的法律界定好了，然后才有科技革命，才有西方的兴起。”
当然，中国对科斯有一个寻找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依旧在计划与市场两条道路上徘徊，哪个对？哪个错？并没有彻底搞清楚。如何解释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如何理解新近的改革探索？正像五四时期中国对西方各种思潮的引进、比较、实验；困惑的中国人再次将目光转向西方，寻找哪个理论更能解释中国、启发中国。
东欧的各式改革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等等，盛洪对于这一急切而兴奋的过程历历在目，“大家三天两头讨论、切磋，后来就发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它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更好的，这正是中国社会最需要的。同时它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比较简洁，正好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关于科斯对中国的影响，顾海兵却有一定保留：“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老百姓推动的，当然更准确地说，是老百姓与政府等各方面的互动。也不能说哪一派思想就有特别大的主导性，因为中国走的路可能更多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国情。当然，科斯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它是通过影响学界、政界，最终影响政策、规则制定的。”
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贡献有多大，这一点大家见仁见智，但提及当下中国经济的困难局面与突破方向，几位访谈对象不谋而合。
盛洪在分析了当前经济下滑的结构性成因后提出：“解决的办法很简单，重新回到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产权的道路上来。保护产权，第一就是不要侵犯民营企业的产权；另外一方面确实还要保护‘小的产权’——主要指农民、农户。”
“不同的产权安排交易成本相差很多。目前交易成本非常高，有时甚至付出生命的成本，就因为产权界定不清。”对诸如“强拆”等问题，顾海兵深表忧虑，“科斯理论有两部分，什么是产权，然后是产权的界定。我们现在第一环节都没达到，什么叫产权都没说清楚。所以我们需要继续解放思想，普及科斯的知识。”
“强调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的观点是肤浅的。按照当代一位人类学的大师格尔兹‘张力理论’，许多社会的制度变迁之所以困难和失败，并不完全是利益问题，而是因为改革的张力太大。在一些时候，恰恰是既得利益者也要求制度变迁，不管其最初的利益是怎么来的，一旦个人利益形成，他们更需要、也往往更强烈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他们的产权。”在韦森看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与30年前类似的，所有人都受益的帕累托改进。
更重要的是，产权变革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变革与不变革的边界如何界定，怎样做到成本最低？显然，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国实践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