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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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南文学院作家研修班的教室里,我刚刚站起来说了一句“我是当学生来了”,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一看是妈妈打来的,就对主持会议的朋友说,你们先说着,我接个电话。
  走出教室,小声对妈妈说我在外地,又当学生来了。妈妈很感叹,儿啊,一辈子就是亏欠着当学生呀。


  妈妈的话,一下子又把我拉回到了50年前。
  50年前一个闷热的夏夜,在村办小学的教室里,19个上了三年六年级的学生,先后围着用课桌摆成的长方形的会议桌坐下来。坐在主席位子上的三个人我们都认识,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大队书记,另一个是贫农代表。
  天气闷热,大家都很严肃,教室里一时气氛压抑。一开始没人说话,大队书记微笑着,老师捻动着煤油灯的火苗。那个贫农代表,一个劲儿地用报纸片儿拧着大炮筒子,然后点燃,然后吸溜吸溜地抽烟。煤油灯的烟雾和劣质烟草的气味缠绕在一起,在教室里弥漫着,呛得人直咳嗽。
  等老师又用一片报纸擦了擦灯罩后,才简单介绍了一下大队书记和贫农代表。然后说今晚会议的主题,是贫下中农推荐大家上初中。大队书记还是笑着讲了几句,那大概意思就是十九个学生公社给了十六个升学指标,还得有三个不能上初中。要大家“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然后,同学们逐个站起来发言,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几乎毫无例外地说着同一句话;如果自己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初中就不辜负贫下中农的殷切希望,一定好好学习;如果不能被推荐上初中,就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安心种地。我也一样,站起来重复了一边。
  等同学们都表明了态度以后,老师站起来宣布了16个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初中的名单。没有我。另外又宣布了两个留级的,也没有我。我听到这个结果后,没有意外,没有震惊,没有痛苦,也没有生不如人的耻辱感,更没有不满和怨恨。内心反而很平静,平静得如死水湖面又冻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对我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因为十九个学生里只有我一个人家庭出身是富农!
  推荐之后还有一段时间要在小学复习然后再进入初中,加上推荐当晚并没有宣布我的去向,第二天我瞒着父母又照常去上学了。其实是我不敢,不敢把推荐结果对妈妈说,我真害怕父母为此伤心。
  同學们在教室里复习三年来因为闹革命被耽误的功课,我躲在教室外面,想进去又不能进。有同学把乒乓球和球拍从窗口递出来,我就自己一个人在教室外面玩乒乓球。听着教室里老师讲课的声音,我哪里玩得下去?抬头看到教室外面墙上画着的中国地图,恍惚间幻化成一棵大树。一阵冷风吹过,我成了大树上被撕裂下来的一片叶子,在冷风里身不由己地旋转着,飘荡着。晃晃悠悠,悠悠晃晃。恍惚间,又一下子被孤零零地抛弃在了冰冷冰冷的北冰洋里。
  就这样,整整煎熬了三天。大队书记看到了,就让老师把我送回了家。老师对我妈妈说,初中缺老师,班级又少,没办法,别让孩子再去了。


  离开学校后,由于身单力薄,去生队干活儿只能算半劳力。生产队长说,种庄稼小玩把戏大,叫你干啥活儿呀?于是,看庄稼。于是,放牛羊。于是,到猪场养猪。
  在这些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自觉是一个来到人间就是替祖辈赎回省吃俭用换来富农罪名的原罪之人,就什么都不再想了,死心塌地地辛苦劳动吧。
  一天,去村前一个按辈分该喊她太奶奶的贵荣老太家里,帮她背红薯磨粉。发现她的针线笸箩里有一本夹着鞋样子的书,就随手翻了翻。贵荣老太说,那是解放军南下时,一个连长送给她儿子的,要她儿子好好读书长大了有用处。后来他儿子去武汉工作,就把书留在家里了。她把书里夹着的鞋样子拿出来,然后对我说,你还小,正是读书的时候,拿去吧,多读点书以后会有用。
  那是一本初中物理学讲义,是我失学后读到的第一本书,我这一辈子的物理学知识也就是从那本书开始学习的。不知是那位解放军连长希望后人好好学习建设国家的愿望感动了我,还是贵荣老太的话走进了心里,我紧紧地抓住了那本书。现在想来都不是,我当时没那么高的境界。只是那些话,又勾起了我难以埋葬的读书欲望吧。人,越是不叫你做的事情,你越是强烈地希望去做。打那以后,我又发疯似地开始找书读。
  妈妈说,那些日子我常常梦里哭着要书包,每一次都叫妈妈暗自落泪。有很长时间干活总是走神,恍恍惚惚地不知道该做什么。一天早晨,生产队长喊我带着草筐去背麦糠,本该上场院去的我却把草筐当作书包背起来就往小学校的方向走。
  不能见到有一点儿带字的纸片儿,一看到就会捡起来反复地读。村上能借到的书,几乎读遍。
  忽然听说同村一个初中生手里有一本1953年版的中学课本,就找到他家去了。见到那个中学生后,他说他自己还没读完,不借。第二次去找他的时候,又说他正在读初中还要用。几天后的月亮底下,见到他拉着装满土坯的架子车正在爬坡,我急忙跑过去,一直帮他推到家。他这才把那本书从屋里拿出来,递给我说,三天。
  好在借到那本书的时候,月亮正圆。要不,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根本没有条件在三天里读完的。
  古人囊萤映雪,我没有做过,月下读书,可真是我以为的很优雅很惬意的事了。不是我读书读上了瘾,因为,只有在书里,才没有歧视与屈辱。也只有在书里,我才会感到自由与平等。


  十年后一个秋天的中午,去大队窑厂上工。
  走到村头一片树荫里的时候,碰到了我们生产的会计、队长,还有大队的支部书记。他们三个坐在树荫下,好像讨论着什么。等我走到跟前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三个人都抬起头对我笑着。我发现他们那笑容里,有一种和往常不一样的东西。没了政治态度上的冷酷,没了生产劳动中的严厉,也没了邻里交往中的若即若离。隐隐感觉到那笑容里面,包含着一种我有生以来求之不得的欣赏和肯定。   晚上回家,妈妈告诉我大队书记他们想让我回生产队当副队长,这才明白他们笑容里的含义。我对妈妈说,告诉他们吧,我已经准备参加高考了。
  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秋天,已经不再按家庭出身推荐上学。我想,既然读书的机会给我了,我说啥也不能放弃,必须靠自己的能力到考场一试。
  当生产队副队长一事,也就没再提起。我很感谢大队书记他们支持我参加高考,我更忘不了,在高考前一边干活儿一边读书的那段日子里,乡亲们给予我的帮助和爱护。
  在窑厂干活儿是轮班休息的,我读书的时间除了夜晚就是休班的时候。
  有一次休班我正在藏坯房里读书,天忽然下雨,我把书往裤兜里一插就去晒坯场苫盖坯子。口袋里插着的书,掉在了雨地里也没发觉。等干完活儿想起来的时候,那本书早已经被谁捡起放在了藏坯房里。我问是谁帮我捡起来的,是叔叔是侄儿,是哥哥是弟弟?都只是笑笑没人应承。又有一次,下班后发现刚换下的脏衣服被谁洗净已经晾干,穿开了缝的裤腿儿已经缝好。问是谁帮我洗的,是姑姑是侄女,是姐姐是妹妹?问谁谁说不知道。
  我不再问,我只记着继续读书,不能辜负乡亲们的期望。
  第二年的八月底,我终于收到了大学入学通知书。接到通知书那天,我打开地图册,面对着首页上的中国地图这棵大树,流下了眼泪。恍惚间,眼泪化作一片绿叶,依依恋恋地又回归到这棵大树上。
  离开家乡那天,在村头碰到大队书记。他问我毕业还回来吗?我说回来,回来当老师,让所有的孩子都有学上。


  让所有的孩子都有学上,这就有了20年后的故事。
  1998年的3月15日下午,我正在卫生间洗澡,妻子回家后忽然发现床上有一条女人的内裤。仔细看,也不是她自己的。她非常惊讶,自己的床上怎么会有别的女人的内裤?洗完澡我告诉她,那是我刚刚脱下的衣服。
  原来一星期前的3月9日,五点半起床,洗漱完毕后正要骑车去舞阳县莲花镇三官庙小学,天忽然下起大雪。因为有一班学生等着上课,不能不去。骑上车子,就冲风抢道直奔学校而去。
  一路上雪越下越大,真个如鹅毛似铜钱,扬扬洒洒重重叠叠杏花树下飘落梨花。雪花密,左拥右抱挤挤扛扛你能听到雪花沙沙沙的争吵声。风声紧,挟裹着雪花在眼前挑逗着迷惑着,阻拦去路叫你难以脱身。
  正艰难前行的时候,忽然掉进被大雪覆盖着的水坑里。等挣扎着爬出来一看,下半截身子已经湿透。阴历二月的早晨,天还未亮,周围除了窸窸窣窣的下雪声连鸡叫的声音都没有,上哪里去找衣服鞋子换一下呢?前行二三十里,后退三二十里,这可怎么办?又一想要是一群学生到教室里没有老师怎么办?不能犹豫,蹬上车子继续前行!
  刚骑上车子走不远,湿透了的裤子就冻成了冰,牛皮一样。鞋子里灌满了水,一蹬一吱哇。裤子又结了冰,一圈一呼啦。又害怕冻坏了腿,于是一只手扶着自行车把,一只手不停地拍打着结冰的裤子,噼噼啪啪地拍打着。就这样,一路上吱哇哗啦噼噼啪啪地响着。
  紧赶慢赶,总算在上课之前赶到学校。躲开陆续进班的孩子,悄悄倒掉鞋子里的冰水。把袜子脱下来,然后套上塑料袋子再穿进去。把裤子卷起来,用毛巾包着腿,拉好裤腿儿就赶紧走进了教室。
  在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怕被学生发现老师裤子是湿的分散了注意力,不走上讲台,只在教室的走道里来回地走动,领着孩子们早读。
  早读课结束,接着又是一节思想品德课。两节课下来,腿已经冻得冰凉麻木,再也忍受不了。这才赶紧央求家在附近的女老师,帮我借一下脚上的鞋子和腿上的裤子。
  谁知拿来一看,是女人的衣服。这时候已经冻得实在没办法了,也只好换上。


  这之前,我毕业回到原籍在郾城第二中学教书。1997年春节开学,参加了国家首次举办的教育扶贫活动。为着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我们去到舞阳县最边远的彰化乡支教。
  刚接管一个班不几天,就遇到班里一个叫王彩霞的女生因拖欠杂费被学校催缴的问题。怕家长一时拿不出钱影响了孩子的学习情绪,就在星期六跟着学生家访去了。
  到王彩霞家一看,两间又低又矮的草房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没有上漆的旧柜子外,剩下的就是满墙的奖状。这里人均耕地三分七,收入微薄。王彩霞的父亲因病去世,她母亲一个人供养着她和哥哥两个初中生。虽说学校免去一点,乡政府照顾一点,可书费和作业本费再加上平时吃穿等费用,也不是个小数目。我对王彩霞的母亲说,马上收麦种秋,买种子化肥农药柴油的都需要钱,很不容易。孩子90元的杂费,学校免去了60元,剩下的30元,我替孩子缴吧。可她执意要自己缴。我看说不下她,只好说那也行,人窮志不能短。我理解王彩霞妈妈的意思,虽说30块钱在她身上是个困难对我不算什么,可一旦接受了我的帮助,说不定会在孩子心里留下一辈子不如人的自卑阴影。当老师的关心爱护学生不能只考虑经济上的帮助,还要注意心理上的保护。我不能强行用30块钱去买来自己施舍的优越感,却买断了孩子的自尊和自强。
  离开的时候我对王彩霞的妈妈说,真正解决不了困难的时候,请一定告诉我,我去找乡政府想办法。你可以拒绝我的帮助,但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政府。不管贫穷富贵,现在国家都会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读完初中的。
  这以后不久,又赶上了国家普九验收。
  当地的李校长在班主任会上说,我接管的一三班原来是72人,现在68人。一个因父母亡故没了依靠跟着姐姐到城里上学去了,其余三个得弄清去向把学生找回来。
  正开会的时候我忽然感觉想拉肚子,慌慌张张地就往厕所跑。刚好遇到负责教务的左老师,他说一年级四个班入学编班都是75人,现在少了41个。半年流失了15%!看来问题严重,也难怪校长着急了。
  又是一个星期天。
  上午去到学校附近一个叫李吉的村子,见到失学女孩张艳芳的父母。通过一阵劝说,他们答应打电话把在一家服装厂打工的孩子叫回来。接着又去一个叫绳刘的村子,总算找到了失学一段时间的刘景丽,答应晚自习入班。   快到中午的时候,赶到一个叫朱左的村子。找到春节失学的学生朱素娟的妈妈,她说闺女正月初六到临颍串亲戚去了。串亲戚?正月初六去的,现在已经二月里了还没回来?来找朱素娟的时候听班里一个女孩子说,朱素娟是去漯河一家食品厂包饼干去了。我心里想,不管是串亲戚还是包饼干,反正你当娘的有责任把孩子叫回来。就又好说歹说地劝说了半天,她才算答应马上把孩子找回来让她继续上学。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再次去朱左,朱素娟的妈妈说已经让邻居去找了。等我第三次去到朱左的时候,还是没见到朱素娟。问去找人的邻居,说是素娟不想回来。无奈,就问清了朱素娟所在的工厂和厂长的名字,看来只有亲自去那个食品厂找她了。
  骑车子跑到漯河,有百十里路。路赖心急,撞上一块石头一下子摔倒了。顺着河堤轱轮轮滚了下去,爬起来一看膝盖上的裤子都摔破了一个洞。不管它,骑上车子继续走。
  好不容易找到那个阿里山食品厂,看大门的保安就是不让进。好吧,我就干脆告诉他,请你转告厂长,就说朱素娟的老师找她来了。要不让她回学校上学,我可起诉你们使用童工。
  三天后的一个中午,我正要去伙房吃午饭,有两个女生告诉我朱素娟从漯河回来了,现在在家。连午饭也顾不上吃了,骑上车子就赶到了朱左。没说几句话,闺女哇一声哭了起来,她说从心里不想离开学校,不想离开同学们,只是学习成绩总是赶不上去,常让老师批评。
  又是一个因为学习差受不了老师的批评而辍学的呀!前天找回来的刘景丽,就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老师不断批评而导致流失的。学生,开悟有早晚,进步有快慢,什么时候也不可能一班几十个学生说考100就都能考100。暂时的落后甚至一辈子都赶不上是正常现象,鼓励督促是应该的,伤害学生自尊的批评不是教育。
  我对朱素娟说,以前的老师还年轻不要怪他们,以后老师一定注意批评学生的方法。学习上老师多帮助你,慢慢往前赶,不要泄气。人家一天学十个单词,我们一天哪怕学会一个,也比什么都不学强吧?终于,这个跟爹娘吵着闹着也不进学校的孩子,跟着老师上学来了。
  毛病,毛病,一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见不得该上学的孩子游荡在学校之外。一看到,泪水就会在眼眶里打转。那泪水似乎又从泪腺倒流咽喉,树脂一样,粘稠粘稠地聚结在一起。喉咙里憋了个大疙瘩,琥珀一般。然后脖子一伸,咽了下去。扑通一声跌进胸膛,在胃里鼓了又鼓。最后,滑入胆囊。渐渐地,沉淀成蜜蜡一样的胆结石。
  虽然我们是受国家指派,支援远乡的教育来了,但也不敢说我的行为来源于家国道义或者悯世情怀。我清楚地知道,一看到游荡在校园之外的失学孩子,眼前就浮现出当年我游荡在教室之外的情景。就不由自主地要和我的祖国一起,尽最大的努力,使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


  由于水土不服,几个月来搜肠刮肚地检查腹部卫生,刻不容缓地向厕所汇报,终于闹出事了。
  麦忙假的一个晚上,肚子忽然疼得厉害。腹内翻江倒海地疼,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滚,撕心裂肺叫人忍受不了。到凌晨两点还是疼痛不已,就被妻子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是阑尾炎,只好听从医生建议住院切除。
  手术后躺在病床上,笑着对妻子说,我咋这么倒霉,有病赶在假期里,谁也不知道。要是病倒在讲台上,这不也成先进事迹了吗!
  妻子说,你当就你自己是个好老师,就你自己是个没被人发现的模范人物呀!是呀,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的老师,城里乡下不是很多吗?那么多的城里老师起早贪黑地工作,那么多的乡下教师风雨无阻地忙碌,不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吗?还有执意不接受我30块钱帮助的学生家长,她的丈夫病故前也是一个教师,是一个民办教师呀!身后除了两个孩子满墙的奖状,却家徒四壁。全民的教育,不正是靠我们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支撑着吗?全国的孩子,不正是靠我们辛辛苦苦风雨无阻地守护着吗?我对妻子说,不说了,不说了,只要该上学的孩子都能去上学,啥都不说了。
  两年后,我们结束支教工作去到当地教育局开总结会的时候,看到了当年全县教育工作的显著成绩。初中学段的流失率减少到了3%左右,畢业率已经达到97%以上。我想,只要我们一起努力,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转眼间又是20来年过去,我已退休多年。
  几年来偶尔去给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讲讲诗歌,更多的时候是在网上闲聊。组建了一个诗歌群和朋友们讨论诗歌,成立了一个教育群和幼儿家长一起研究幼儿教育。今年四月下旬,忽然在网上看到国家教育部征召退休教师到贫困地区支教的银龄讲学计划,又坐不住了,关了房门立即赶到区教育局人事股。
  王股长问我有啥事?对他说我曾经参加过国家首批支教活动,刚才看到教育部关于银龄讲学计划的通知,又一次响应国家召唤来了。王股长说,他也看到了,但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一旦有我们的任务,会马上通知大家。
  刚从教育局回来,就接到奔流文学院的电话通知,告诉我已被录取为作家研修班学员。这就回到了文章的开头,我正在作家研修班的教室里发言,忽然接到妈妈的电话。

结尾


  走出教室,小声给妈妈说了几句,又急忙回到作家研修班里,同学们让我接着讲。我说,又当学生来了,真的很高兴。我这辈子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大家一起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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