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前者往往将决定着后者的效果和高度。
　　1945年，美国总统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范内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以《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给总统的关于战后科研计划的报告》（简称《布什报告》）回答了罗斯福总统生前关心的相关问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应如何制定有关科研的投资政策和计划提出了建议。虽然罗斯福没能看到这份报告的最终版本，但它的意义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基础科学及其与技术创新之关系的观点，成为战后几十年美国国家科学政策的基础。
　　《布什报告》明确指出，“一个在基础科学新知识方面依赖于他人的国家，其工业发展速度必然受到影响，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观点体现和总结了过去100多年人们对科学革命在引发和支撑工业革命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链条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之作用的认识。然而，现实中这样的认识并不总能占据着起主导作用的位置，所以需要经常议论，正所谓常议常清，常论常新。
　　事实上，1997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唐纳德·斯托克斯（Donald E.Stokes）撰写的报告《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简称《斯托克斯报告》），一定意义上对《布什报告》及其观点进行了修正。当然，事情并没有完结，在《布什報告》发表75周年之际，2020年12月，美国科学院出版了2020年2月在美国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的会议文集，这本标题为《无边的前沿：科学的下一个75年》的文集有回顾更有讨论和展望。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种非静止的事物之社会认识总会出现周期性的变化，这一点是需要给予理解和正视的。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适时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相应地在“国兴科教”方面也连年做出了非常务实的安排，尤其体现在科研投入上，无论是量还是质都做到了持续提高和加强。时至今日，追求走创新发展之路已然成为一种氛围和社会时尚。随着科技力量的不断注入，体现（最）新技术的产品、服务和商业及经济模式大规模地涌现，促进和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明显提升了国家的整体竞争实力。
　　当然无须讳言，我们还没有彻底摆脱一些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局面。相对于被卡脖子的困扰来说，更可怕的是现在社会“患”上了急于摆脱被卡脖子状态的焦虑症。对此，我们应在“十四五”期间，甚至今后更长的发展阶段中，只有通过扎扎实实地打造出健康的国家创新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成，既要有国家队也要有民间队;既要有中央层面还要有地方层面;既要有科教平台更要有企业平台以及多方资源的整合与协调平台。其中，重点要解决好队伍问题、规划问题、项目选择问题和投入问题。在设计好的前提下，应借助法规和政策之力，做好“放”的功课。是的，卡脖子问题很急迫，一万年太久需要只争朝夕，但从根本上讲，这将是一场持久之战。
　　有必要对上述提及的两个报告的相关话题和内容做多一些了解。
　　唐纳德·斯托克斯先后担任过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和普林斯顿大学伍德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20年以上，还长期出任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的主席顾问，并常年为著名杂志《科学美国人》定期撰写文章。这使得他有能力与眼光在《布什报告》的基础上做出更深刻的思考。概括说来，他跳出了非要比较纯研究重要还是有应用背景的研究才有意义的争论泥潭，从传统的线性思维跨越到二维思维的模式。例如，斯托克斯把一个既追求基本理论认识又重视应用性的项目归类于“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象限”，并将其标称为巴斯德象限;把不在意基本理论认识而只专注应用价值的项目归类于“纯应用研究象限”，并将其标称为爱迪生象限;把只关注基本理论认识而不顾是否直接有用的项目归类于“纯基础研究象限”，并将其标称为玻尔象限。比较而言，象限认知模式更有利于对复杂情形进行分析。

　　至于范内瓦尔·布什，他只所以能提出影响深远的《布什报告》也和其有过显赫的阅历是分不开的。100多年前，布什就取得了MIT和哈佛大学联合颁发的工程博士学位，他具有不错的基本理论的素养这一点可以从他曾一度在大学里讲授数学得到证明，他是可以求解多达18个独立变量的微分方程之模拟计算装置的建造工程师。他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科学顾问，在二战期间执掌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OSRD），指挥协调着3万科技大军为赢得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就包括了曼哈顿工程的实施。他以第一推手的角色促成了战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建立。在《布什报告》中，他理性地分析并应用了“基础研究的实施不考虑实际结果”和“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导”的观点，阐明了对关于“基础研究引起应用研究与开发，再依据所获成果是一种产品还是一种工艺等而促进生产或经营”的模式之认知，并据此推动了美国应加强研发投入同时又减少过多干预研究进程的体系框架的建设。
　　然而，总有一些问题，包括应如何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需要重复认识，这甚至成为国际上都要普遍面对的问题。例如，英国政府的一份白皮书就认为，基础研究是在能看得见的范围内没有特殊目的的研究。这样一来，即便为了创新经济发展的体系建设，如果将应用研究和纯研究摆放在一起，则出现应用研究总是排斥纯研究的现象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过，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不妨重温一个不太久远的故事。事实上，在信息化、数字化与网络化蓬勃发展的今天，提及一下信息论的创立者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是非常恰当的。1937年香农恰好在布什指导下攻读MIT的硕士学位，他在研究布什的微分分析器时发现，若把布尔代数用于电路分析上就可以构造出具有各种逻辑功能的线路，香农的研究唤醒了19世纪诞生的，在当时看来是一项百无实际用途的纯理论研究成果，进而使布尔代数成为电子学和数字计算机技术现代发展的不可少的工具。由此我们认识到，两种事物在短期内可能是分离的，但在更长的周期下却可以融合在一起。
　　美国科学院院长马西娅·麦克纳特（Marcia McNutt）女士在展望下一个75年时表示，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珍视基于科学发现和证据的决策和政策是不会变的。
　　现在，中国正在开启“十四五”规划的建设并迈向追寻2035年远景目标的征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层面和各个方向都充满着机遇和挑战。以创新投入为例，在我国目前总的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只占6%，而发达国家的这个比例则达到了15%，显然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为打造出健康的创新体系，企业的能动性需要更进一步提高，研发投入的均衡性和效率问题需要得到更多重视，与此相关的政策空间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做好“放”的功课，就是要发挥好各类主体包括更多人的能动性，从而把既是“国”事也是“家”事的创新体系之建设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