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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界民族（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是指因历史、政治原因导致传统居住地被分隔而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1]。跨界民族的音乐形式丰富多样，体现的是本民族的文化特点。本文基于后现代视角对跨界民族音乐展开研究，探索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理论和文化内海。
【关键词】后现代；跨界民族；音乐研究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民族音乐研究理论与实践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兴起开启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不存在主流，只有多种观点的对话，呈现出“杂糅共生”的特点。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促使我们去尝试更加深刻地理解音乐文化的趋同性和差异性，其中就包括对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全世界共有3000多个民族，其中一些民族的居住地跨越两个或多个毗邻国家。跨界民族的形成和历史、政治有关，有的民族建立了独立国家，而有些民族离开了以往的传统居住地；毗邻的国家分割而成为跨界民族，此外有些民族因为民族内部或自然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民族迁徙的，有些留在原居住地，有些则迁徙至新的地区，形成跨界民族。当前，我国大约有32 个跨界民族，与其同源但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亚、中亚和东南亚地区。跨界民族因受到不同文化影响而呈现出差异，这为我们研究中国民族音乐提供了重要参照。当前，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居住空间研究，民族迁徙，全球化与流散地等等。在跨界民族的音乐体系中有着一致的文化追求及音乐形态。如今，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国家界限，从整体上研究跨界民族音乐文化，以此建立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理论体系。
一、我国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现状
跨界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民生，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因此受到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跨界民族问题中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具体来说，我国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现状如下：目前学术界较多关注民族学、历史学视角下的跨界民族问题，较少关注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不太重视对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经过历代学者的田野调查及民间音乐的相关资料积累，学术界已经比较清楚的了解了国内跨界民族的音乐文化，但针对国外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成果很少。而跨界民族音乐是跨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重视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二、后现代主义对我国音乐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脱胎于工业时代形成的现代主义（Modernism），却又脱离于现代主义，其核心思想是去中心或边缘化，不屈服权威，主张标新立异，其主要特征是反理性主义。八十年代末期，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我国的音乐领域。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思想给文化带来更多的兼容性，而文化的兼容性给音乐带来了更多的活力。例如现在有很多音乐人会将传统的民族音乐，如京剧和民歌进行改编，在其中加入流行元素或在流行音乐中添加传统民族音乐元素，这样既能满足现代大众的审美，又能保留传统民族音乐中的精华。此外，后现代主义强调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反对艺术与生活的分离，这颠覆了传统艺术理论中关于音乐创作上的理性主义，构建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桥梁，使音乐艺术更加生活化、更好地实现了生活艺术化。
三、在宏观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量和比较跨界民族音乐
跨界民族音乐研究深受全球化现象的影响，在研究跨界民族音乐时，我们应将在宏观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整体考量和对比分析，充分考虑跨界民族音乐之间的共性与多样性。将其看作一个独立的音乐体系，重新构建跨界音乐的多样化体系，深入探究其价值及其意义，为后现代音乐比较注入新的学术动力。下面我们以云南地区的跨界民族音乐为研究对象，对跨界民族音乐进行考量和比较。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的各种原因，在与云南省接壤的东南亚国家中，老挝这个国家的跨界民族音乐文化最为神秘。如果可以深入研究老挝的跨界民族音乐，对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来说价值巨大，将填补关于老挝跨界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的空白，从而为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提供重要的参考。中国与老挝的跨界民族中有很多形式丰富，艺术价值很好的民族音乐，但当前学术界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境内的跨界民族音乐，而针对老挝境内的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甚少，研究资料十分匮乏。少数国外学者针对中国与老挝的跨界民族音乐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考察。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来自美国的Amy Catlin 教授，曾去到过印度及周围的东南亚国家包括老挝研究当地民族音乐。而居住在老挝的苗族常常成为国际研究的对象。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有大量来自老挝的苗族人移居至美国，南美、欧洲等地区，他们极具特色的音乐文化也随之迁徙，苗族人的音乐达形式主要包括高音诗歌（Poetry “Sung” In Heightened Speech），主要使用的乐器是六管芦笙。很多苗族的男子都具备高超的芦笙吹奏技巧，他们可以在吹奏的同时，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如翻滚、倒立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加音乐吹奏的观赏性，展示苗族男子的强悍体力。老挝境内的苗族人的音乐很多都与生活有关，但最为重要的诗歌和芦笙演奏场合还是农历新年。Amy Catlin 在《赫蒙族音乐：歌唱的声音与倾诉的芦笙》一文中收录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老挝苗族音乐的宝贵资料，并提出了苗族音乐包含民族信仰和价值观的观点。文中记录了苗族独有的乐器n j a，这是一种扁平的铜制簧片，中部有细长的簧舌。在演奏时，要双手捏着乐器两头，向簧舌吹气，引发簧片震动，通过改变口型，控制气流，使簧片震动被放大从而发出声音。在夜晚，苗族青年常常会站在爱慕的人屋子外用n j a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而房子内的人也同样会用n j a或其他乐器作出回应，这种音乐交流的方式有时能持续数小时。而中国境内的苗族人音乐歌颂的内容更加丰富，如歌唱天地初开、万物生长、神话传说和民族历史的“古歌”，描述封建制度压迫“苦歌”，有叙述反抗封建压迫的“反歌”等等。各个族群的曲调虽有不同，但其音乐结构具有共同特征：采用非均分律动的语调化散板作为主要的节奏；乐曲的段落具有固定的起腔或尾腔，并轮回反复。中国境内苗族的芦笙有高音六管、中音三管、低音三管，单音地筒等类型，其中高音芦笙往往用于吹奏主旋律，而中音、低音芦笙吹奏简化旋律，而乐曲的的强拍和长音则有单音地筒演奏，各声部巧妙组合，呈现极具特色的音乐效果。每逢佳节，苗族人都会举行篝火晚会，苗家人会随着芦笙吹奏的乐曲起舞，这种活动也是苗家青年男女互相认识的重要途径。在相对更严肃的祭祀活动中，芦笙的意义是其他乐器无法代替的，芦笙被苗族人视为可以通灵的法器，是具有生命的神器。根据上文Amy Catlin 在《赫蒙族音乐：歌唱的声音与倾诉的芦笙》一文中对nja描述以及中国关于苗族乐器的记录，我们会发现老挝苗族的乐器n j a和中国苗族的口琴非常相似。这种乐器的历史悠久，《清·通典》卷六十六记载：“口琴以铁为之，一柄两股，中设一簧衔股鼓簧以成音。”时至今日，在多数中国苗族村落中的口琴已失传，只能在比较偏远的苗族部落才能见到，口琴的音色悠扬婉转，尤其是在夜晚十分听来让人心旷神怡，非常适合用于爱人之间表达感情。在老挝境内的克木族中，銅鼓是一种神圣的乐器。在节日或遭遇灾难的时候，他们都会敲击铜鼓，以祈福避祸，因为在老挝的克木族严重，铜鼓象征着祖先的灵魂，敲打铜鼓的目的是唤醒祖先的灵魂，祈求祖先保佑。对于如何保护珍贵的铜鼓，老挝的克木族人又一套自己的方法，他们在使用完铜鼓后，铜鼓的主人往往会一个人来到深山，将铜鼓埋藏在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老挝的克木族人口较多，流传下来的铜鼓也较多，但现在正在逐渐减少。据估计，目前整个老挝现存的铜鼓大概600个，而之前但老挝的琅南塔省就有至少有600个铜鼓。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克木族人口数量较少，且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其铜鼓的现存数量已所剩无几。目前所知，勐腊县勐满乡曼暖远寨虎氏族长者有一个铜鼓，每年丰收节，勐腊县的克木族人都会在祭祖活动上敲击铜鼓，跳铜鼓舞。在演奏时，族人以铜鼓为中心围成一圈，妇女席地而坐，随着节拍一起歌唱。歌曲的大意是庆祝丰收，祈祷平安。使用完铜鼓之后，有保管者放置于自家楼的顶层，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尊敬，二是保持铜鼓的清洁，三是确保铜鼓的安全。目前中国云南境内的克木族人与傣族人长期相邻而居，民族文化受到傣族文化的影响，导致克木族民族文化的加速丧失。老挝境内的克木族人尽管同样受到傣族文化的影响，但因其人口数量较多，民族凝聚力较强，因此可以较好的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铜鼓是中国与老挝跨界民族——克木族的共同记忆和文化象征，加之老挝境内克木族文化保留的相对较好。因此，只有深入研究了老挝的克木族铜鼓才能更好的理解理解克木人的音乐文化。像克木族这样分布中国与老挝的跨界民族还有很多，像克木族这样因为受到更强大民族文化影响而丧失民族文化的例子并不少见。此外，跨界民族由于分散在多个国家，相应族群的音乐文化难免会因为国家政策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与老挝的跨界民族经过几百年的迁徙，发展，依然保留了很多共同的文化，其中就包括音乐文化。分隔两地的族人相见时依然可以通过音乐来进行沟通，音乐响起，便知是一家人。由此可见，地理的阻隔无法切断跨界民族的文化联系，民族音乐是唤醒民族记忆，增进民族感情的重要工具。笔者认为，中国与老挝应该携手合作，促进跨界民族之间的交流，尤其是音乐交流。透过音乐等文化符号，我们可以探究这生活在这两个国家的跨界民族的音乐文化形态，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快捷民族音乐，这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后现代跨界音乐研究作用巨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观念，本质是反理性主义，给我们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带来了有益启示。例如，注重不同音乐风格的融合，强调音乐的多样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并确定跨界民族各族群的音乐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研究中应该合理借鉴，并加以改进，使之与中国的音乐传统和时代相适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研究跨界民族音乐，构建更加完善的理论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1]郝苗苗.后现代主义理论作用下的西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从近十年来的《民族音乐学》分析其动态[J].音乐研究，2011（06）：29-35.
[2]杨红.后现代视域下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04）：133-140.
[3]赵塔里木.关注跨界民族音乐文化[J].音乐研究， 2011（06）：5-8.
作者简介：罗玲芝（1982—），女，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人，彝族，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关键词】后现代；跨界民族；音乐研究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民族音乐研究理论与实践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兴起开启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不存在主流，只有多种观点的对话，呈现出“杂糅共生”的特点。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促使我们去尝试更加深刻地理解音乐文化的趋同性和差异性，其中就包括对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全世界共有3000多个民族，其中一些民族的居住地跨越两个或多个毗邻国家。跨界民族的形成和历史、政治有关，有的民族建立了独立国家，而有些民族离开了以往的传统居住地；毗邻的国家分割而成为跨界民族，此外有些民族因为民族内部或自然环境的变化而进行民族迁徙的，有些留在原居住地，有些则迁徙至新的地区，形成跨界民族。当前，我国大约有32 个跨界民族，与其同源但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亚、中亚和东南亚地区。跨界民族因受到不同文化影响而呈现出差异，这为我们研究中国民族音乐提供了重要参照。当前，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居住空间研究，民族迁徙，全球化与流散地等等。在跨界民族的音乐体系中有着一致的文化追求及音乐形态。如今，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国家界限，从整体上研究跨界民族音乐文化，以此建立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的理论体系。
一、我国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现状
跨界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民生，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因此受到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跨界民族问题中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具体来说，我国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现状如下：目前学术界较多关注民族学、历史学视角下的跨界民族问题，较少关注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不太重视对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经过历代学者的田野调查及民间音乐的相关资料积累，学术界已经比较清楚的了解了国内跨界民族的音乐文化，但针对国外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成果很少。而跨界民族音乐是跨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重视跨界民族音乐研究，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二、后现代主义对我国音乐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脱胎于工业时代形成的现代主义（Modernism），却又脱离于现代主义，其核心思想是去中心或边缘化，不屈服权威，主张标新立异，其主要特征是反理性主义。八十年代末期，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我国的音乐领域。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思想给文化带来更多的兼容性，而文化的兼容性给音乐带来了更多的活力。例如现在有很多音乐人会将传统的民族音乐，如京剧和民歌进行改编，在其中加入流行元素或在流行音乐中添加传统民族音乐元素，这样既能满足现代大众的审美，又能保留传统民族音乐中的精华。此外，后现代主义强调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反对艺术与生活的分离，这颠覆了传统艺术理论中关于音乐创作上的理性主义，构建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桥梁，使音乐艺术更加生活化、更好地实现了生活艺术化。
三、在宏观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量和比较跨界民族音乐
跨界民族音乐研究深受全球化现象的影响，在研究跨界民族音乐时，我们应将在宏观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整体考量和对比分析，充分考虑跨界民族音乐之间的共性与多样性。将其看作一个独立的音乐体系，重新构建跨界音乐的多样化体系，深入探究其价值及其意义，为后现代音乐比较注入新的学术动力。下面我们以云南地区的跨界民族音乐为研究对象，对跨界民族音乐进行考量和比较。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的各种原因，在与云南省接壤的东南亚国家中，老挝这个国家的跨界民族音乐文化最为神秘。如果可以深入研究老挝的跨界民族音乐，对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来说价值巨大，将填补关于老挝跨界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的空白，从而为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提供重要的参考。中国与老挝的跨界民族中有很多形式丰富，艺术价值很好的民族音乐，但当前学术界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境内的跨界民族音乐，而针对老挝境内的跨界民族音乐的研究甚少，研究资料十分匮乏。少数国外学者针对中国与老挝的跨界民族音乐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考察。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来自美国的Amy Catlin 教授，曾去到过印度及周围的东南亚国家包括老挝研究当地民族音乐。而居住在老挝的苗族常常成为国际研究的对象。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有大量来自老挝的苗族人移居至美国，南美、欧洲等地区，他们极具特色的音乐文化也随之迁徙，苗族人的音乐达形式主要包括高音诗歌（Poetry “Sung” In Heightened Speech），主要使用的乐器是六管芦笙。很多苗族的男子都具备高超的芦笙吹奏技巧，他们可以在吹奏的同时，做出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如翻滚、倒立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加音乐吹奏的观赏性，展示苗族男子的强悍体力。老挝境内的苗族人的音乐很多都与生活有关，但最为重要的诗歌和芦笙演奏场合还是农历新年。Amy Catlin 在《赫蒙族音乐：歌唱的声音与倾诉的芦笙》一文中收录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老挝苗族音乐的宝贵资料，并提出了苗族音乐包含民族信仰和价值观的观点。文中记录了苗族独有的乐器n j a，这是一种扁平的铜制簧片，中部有细长的簧舌。在演奏时，要双手捏着乐器两头，向簧舌吹气，引发簧片震动，通过改变口型，控制气流，使簧片震动被放大从而发出声音。在夜晚，苗族青年常常会站在爱慕的人屋子外用n j a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而房子内的人也同样会用n j a或其他乐器作出回应，这种音乐交流的方式有时能持续数小时。而中国境内的苗族人音乐歌颂的内容更加丰富，如歌唱天地初开、万物生长、神话传说和民族历史的“古歌”，描述封建制度压迫“苦歌”，有叙述反抗封建压迫的“反歌”等等。各个族群的曲调虽有不同，但其音乐结构具有共同特征：采用非均分律动的语调化散板作为主要的节奏；乐曲的段落具有固定的起腔或尾腔，并轮回反复。中国境内苗族的芦笙有高音六管、中音三管、低音三管，单音地筒等类型，其中高音芦笙往往用于吹奏主旋律，而中音、低音芦笙吹奏简化旋律，而乐曲的的强拍和长音则有单音地筒演奏，各声部巧妙组合，呈现极具特色的音乐效果。每逢佳节，苗族人都会举行篝火晚会，苗家人会随着芦笙吹奏的乐曲起舞，这种活动也是苗家青年男女互相认识的重要途径。在相对更严肃的祭祀活动中，芦笙的意义是其他乐器无法代替的，芦笙被苗族人视为可以通灵的法器，是具有生命的神器。根据上文Amy Catlin 在《赫蒙族音乐：歌唱的声音与倾诉的芦笙》一文中对nja描述以及中国关于苗族乐器的记录，我们会发现老挝苗族的乐器n j a和中国苗族的口琴非常相似。这种乐器的历史悠久，《清·通典》卷六十六记载：“口琴以铁为之，一柄两股，中设一簧衔股鼓簧以成音。”时至今日，在多数中国苗族村落中的口琴已失传，只能在比较偏远的苗族部落才能见到，口琴的音色悠扬婉转，尤其是在夜晚十分听来让人心旷神怡，非常适合用于爱人之间表达感情。在老挝境内的克木族中，銅鼓是一种神圣的乐器。在节日或遭遇灾难的时候，他们都会敲击铜鼓，以祈福避祸，因为在老挝的克木族严重，铜鼓象征着祖先的灵魂，敲打铜鼓的目的是唤醒祖先的灵魂，祈求祖先保佑。对于如何保护珍贵的铜鼓，老挝的克木族人又一套自己的方法，他们在使用完铜鼓后，铜鼓的主人往往会一个人来到深山，将铜鼓埋藏在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老挝的克木族人口较多，流传下来的铜鼓也较多，但现在正在逐渐减少。据估计，目前整个老挝现存的铜鼓大概600个，而之前但老挝的琅南塔省就有至少有600个铜鼓。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克木族人口数量较少，且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其铜鼓的现存数量已所剩无几。目前所知，勐腊县勐满乡曼暖远寨虎氏族长者有一个铜鼓，每年丰收节，勐腊县的克木族人都会在祭祖活动上敲击铜鼓，跳铜鼓舞。在演奏时，族人以铜鼓为中心围成一圈，妇女席地而坐，随着节拍一起歌唱。歌曲的大意是庆祝丰收，祈祷平安。使用完铜鼓之后，有保管者放置于自家楼的顶层，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尊敬，二是保持铜鼓的清洁，三是确保铜鼓的安全。目前中国云南境内的克木族人与傣族人长期相邻而居，民族文化受到傣族文化的影响，导致克木族民族文化的加速丧失。老挝境内的克木族人尽管同样受到傣族文化的影响，但因其人口数量较多，民族凝聚力较强，因此可以较好的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铜鼓是中国与老挝跨界民族——克木族的共同记忆和文化象征，加之老挝境内克木族文化保留的相对较好。因此，只有深入研究了老挝的克木族铜鼓才能更好的理解理解克木人的音乐文化。像克木族这样分布中国与老挝的跨界民族还有很多，像克木族这样因为受到更强大民族文化影响而丧失民族文化的例子并不少见。此外，跨界民族由于分散在多个国家，相应族群的音乐文化难免会因为国家政策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与老挝的跨界民族经过几百年的迁徙，发展，依然保留了很多共同的文化，其中就包括音乐文化。分隔两地的族人相见时依然可以通过音乐来进行沟通，音乐响起，便知是一家人。由此可见，地理的阻隔无法切断跨界民族的文化联系，民族音乐是唤醒民族记忆，增进民族感情的重要工具。笔者认为，中国与老挝应该携手合作，促进跨界民族之间的交流，尤其是音乐交流。透过音乐等文化符号，我们可以探究这生活在这两个国家的跨界民族的音乐文化形态，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快捷民族音乐，这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后现代跨界音乐研究作用巨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观念，本质是反理性主义，给我们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带来了有益启示。例如，注重不同音乐风格的融合，强调音乐的多样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并确定跨界民族各族群的音乐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研究中应该合理借鉴，并加以改进，使之与中国的音乐传统和时代相适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研究跨界民族音乐，构建更加完善的理论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1]郝苗苗.后现代主义理论作用下的西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从近十年来的《民族音乐学》分析其动态[J].音乐研究，2011（06）：29-35.
[2]杨红.后现代视域下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04）：133-140.
[3]赵塔里木.关注跨界民族音乐文化[J].音乐研究， 2011（06）：5-8.
作者简介：罗玲芝（1982—），女，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人，彝族，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