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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交通设施和信息通讯技术的改善，共同推动了个人流动性的增加。以度假、休闲、养老等为目的的旅游移民迅速发展。越来越多来自大城市的人受到旅游业的吸引，出于逃离日常生活、回归自然等动机，永久性或季节性地迁移到旅游目的地。
大理古城是国内移民聚集的典型。1984年大理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后，大批外国背包客涌入大理古城。20世纪90年代，大理吸引了不少影视明星和艺术家纷纷到大理买房、创办工作室，大理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意之城”。2000年后，中国的嬉皮士、雅皮士大量出现，也出现了大量逃离北上广的白领。这些特殊的移民群体，为了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放弃了大城市光鲜亮丽的职业与身份，选择在大理定居。这些移民的聚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圈，塑造了大理古城“诗意地栖居”的旅游形象。
这类移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居住地的改变不仅能带来更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能获得一种更好的或者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鉴于此，Benson和O’reilly利用“生活方式移民（Lifestyle Migration）”术语定义这一移民趋势，即“相对富裕的个体因个体动机，永久或暂时地迁移到象征某种生活质量的地方”，并指出迁移通常意味着“逃离困境”“重新开始”，他们的迁移动机不是出于经济困难、就业或者其他形式的经济目的。
在大理古城，有不少被旅游者传诵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地移民，他们因为旅游而喜欢上这里，移居到這里生活、开店，创业只是为了维持在目的地的新生活。他们经历了从消费者到生产者、从需求者到供给者、从旅游者到当地居民的角色和身份转换。这类人群在流动谱系中占据着关键的位置。研究这类人群，有助于认识现阶段中国社会出现的复杂、多元的流动特点。
我们从2010年便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并前后两次前往大理古城调研，每年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通过我们的访谈和调研发现，大理古城生活方式移民的基本特征为：以男性为主体，30～40岁的移民数量最多，主要来源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大多缺乏创业工作经验，4年以下移民数量最多。
移民主要可以分为3类：一是来自大城市的白领或金领，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大城市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本，对于生活、工作有了不同的看法，移民是为了体验新的生活方式。这类型移民又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家庭和孩子的移民，一类是为了追求独立、个性化程度的年轻移民，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与从事的经营活动相结合，例如攀岩、骑游等，但是对于未来发展的计划性较弱。二是东北三省的移民，以闲暇时间宽裕的退休移民为主，大理四季如春的气候是其主要迁移的动因。三是来自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的移民，由于与云南地理位置邻近，这类移民对大理比较熟悉，出于某种契机，决定转变一种生活方式。
为了维持在目的地的新生活，这些生活方式移民必须创造收入。先前的工作占用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因此，他们不愿意再从事打工的生活，更倾向于自己当老板。他们的创业动机是为了自主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时间。
他们往往将个人兴趣爱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例如徒步、户外活动、音乐、广告设计等生产经营中，自己设计产品、装修店铺、自己经营，他们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也是其一直向往的生活方式。
外地移民的聚集也逐渐催生了新的服务需求。随着传统的客栈、咖啡馆、酒吧、手工艺品店的市场逐渐饱和以及外来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移民的需求不断扩展，经营内容也日益多样化，西点、红酒店、有机农场、宠物店、物物交换店、书店、新式教育机构等逐渐出现。尽管这些在城市里都不断新鲜，但在大理古城，这些理念比较先进的经营业态的出现给古城带来了新鲜的活力。
这些生活方式移民在大理古城逐渐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社会交往群体，很多移民认为，这种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已经形成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为什么选择长期待在大理？“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苍山洱海，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朋友。”
他们用“圈子”来形容他们的社会交往群体，这个小群体是自发形成的，没有明显的范围和界限，也没有具体的活动规章制度，“圈子”内部活动的频率较高。
“圈子”具有同质性。但是，不同于传统移民基于亲缘、地缘、语言、宗教等同质性，生活方式移民强调的同质性更多体现在对生活的态度和对工作的观念等方面。
“玩到一起去”是圈子形成的主要标准。“玩”突出了交往的非功利性。“圈子”的交往并不能给移民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经济利益，只是为了度过闲暇时光、获得情感上的交流和支持、获得生活中的乐趣等。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邻近的居住空间共同决定了“圈子”的形成。
大理古城的社区尺寸小，生活方式简单，生活联系较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非常紧密，抬头不见低头见，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的交往。当然，这里的熟人社会可能更多强调的是移民内部群体。
这种“圈子”又有别于费孝通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人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社会交往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散开，逐渐形成一种基于亲缘、地缘相关的社会关系，他们的交往往往受到较强的道德约束。在大理的“熟人社会”中，生活方式移民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维系彼此的感情，这与大城市的功利性交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交往“圈子”群体中，彼此间可能素不相识，见个面，聊个天，聊得来就成了朋友。把刚见过一面的陌生人视为朋友在大理古城是非常常见的，这种信任是一种自身情感的需要，并不受到“乡土社会”的道德约束或者现代社会的法律约束。
大理古城的这些移民是被主流的价值观筛选过的，这里文化的包容性使得他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的外国背包客，到特立独行的嬉皮士，从追求创作灵感的艺术家文人，到逃离北上广的金领们，大理古城聚集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氛围。正是这些移民群体的存在，吸引了众多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聚集，正如他们中的一位提到的“之所以选择大理，不只是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美丽，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有一群跟我一样的人，所谓同类。”
这一群“驻客”，为理解现代的流动社会带来了重要启示。首先，现代社会给予了人们追求生活方式的可能，以往的研究认为只有财富多的人才能追求生活方式，但是这群人揭示了追求生活方式是现代人的特点，他们通过平衡生活和生产来实现这个目标。第二，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集中于拥有共同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的移民“圈子”，“圈子”是他们的情感支撑，“圈子”内很少有实质性的生意合作，这也与传统的族裔经济不同；而创业则是其维持在地长期生活的必要手段。第三，移民社区一直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中，移民容易进入，也很容易离开，移民群体自身一直保持着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在来源地和目的地之间往返，以后仍会不停地流动，这与根植于当地的传统社区不同。第四，介于“主人”和“客人”之间的这群“驻客”也挑战了传统旅游目的地的主客二元关系。第五，移民用当地的环境和设施建立起与当地社区共享却又当对隔离的移民社区，创立的生活方式型小企业（机构）与当地人创办的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竞争关系，对目的地的社会融合产生着深刻影响。
大理古城是国内移民聚集的典型。1984年大理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后，大批外国背包客涌入大理古城。20世纪90年代，大理吸引了不少影视明星和艺术家纷纷到大理买房、创办工作室，大理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意之城”。2000年后，中国的嬉皮士、雅皮士大量出现，也出现了大量逃离北上广的白领。这些特殊的移民群体，为了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放弃了大城市光鲜亮丽的职业与身份，选择在大理定居。这些移民的聚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圈，塑造了大理古城“诗意地栖居”的旅游形象。
这类移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居住地的改变不仅能带来更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能获得一种更好的或者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鉴于此，Benson和O’reilly利用“生活方式移民（Lifestyle Migration）”术语定义这一移民趋势，即“相对富裕的个体因个体动机，永久或暂时地迁移到象征某种生活质量的地方”，并指出迁移通常意味着“逃离困境”“重新开始”，他们的迁移动机不是出于经济困难、就业或者其他形式的经济目的。
在大理古城，有不少被旅游者传诵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地移民，他们因为旅游而喜欢上这里，移居到這里生活、开店，创业只是为了维持在目的地的新生活。他们经历了从消费者到生产者、从需求者到供给者、从旅游者到当地居民的角色和身份转换。这类人群在流动谱系中占据着关键的位置。研究这类人群，有助于认识现阶段中国社会出现的复杂、多元的流动特点。
我们从2010年便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并前后两次前往大理古城调研，每年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通过我们的访谈和调研发现，大理古城生活方式移民的基本特征为：以男性为主体，30～40岁的移民数量最多，主要来源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大多缺乏创业工作经验，4年以下移民数量最多。
移民主要可以分为3类：一是来自大城市的白领或金领，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大城市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本，对于生活、工作有了不同的看法，移民是为了体验新的生活方式。这类型移民又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家庭和孩子的移民，一类是为了追求独立、个性化程度的年轻移民，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与从事的经营活动相结合，例如攀岩、骑游等，但是对于未来发展的计划性较弱。二是东北三省的移民，以闲暇时间宽裕的退休移民为主，大理四季如春的气候是其主要迁移的动因。三是来自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地区的移民，由于与云南地理位置邻近，这类移民对大理比较熟悉，出于某种契机，决定转变一种生活方式。
为了维持在目的地的新生活，这些生活方式移民必须创造收入。先前的工作占用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因此，他们不愿意再从事打工的生活，更倾向于自己当老板。他们的创业动机是为了自主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时间。
他们往往将个人兴趣爱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例如徒步、户外活动、音乐、广告设计等生产经营中，自己设计产品、装修店铺、自己经营，他们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也是其一直向往的生活方式。
外地移民的聚集也逐渐催生了新的服务需求。随着传统的客栈、咖啡馆、酒吧、手工艺品店的市场逐渐饱和以及外来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移民的需求不断扩展，经营内容也日益多样化，西点、红酒店、有机农场、宠物店、物物交换店、书店、新式教育机构等逐渐出现。尽管这些在城市里都不断新鲜，但在大理古城，这些理念比较先进的经营业态的出现给古城带来了新鲜的活力。
这些生活方式移民在大理古城逐渐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社会交往群体，很多移民认为，这种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已经形成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为什么选择长期待在大理？“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苍山洱海，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朋友。”
他们用“圈子”来形容他们的社会交往群体，这个小群体是自发形成的，没有明显的范围和界限，也没有具体的活动规章制度，“圈子”内部活动的频率较高。
“圈子”具有同质性。但是，不同于传统移民基于亲缘、地缘、语言、宗教等同质性，生活方式移民强调的同质性更多体现在对生活的态度和对工作的观念等方面。
“玩到一起去”是圈子形成的主要标准。“玩”突出了交往的非功利性。“圈子”的交往并不能给移民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经济利益，只是为了度过闲暇时光、获得情感上的交流和支持、获得生活中的乐趣等。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邻近的居住空间共同决定了“圈子”的形成。
大理古城的社区尺寸小，生活方式简单，生活联系较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非常紧密，抬头不见低头见，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的交往。当然，这里的熟人社会可能更多强调的是移民内部群体。
这种“圈子”又有别于费孝通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人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社会交往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散开，逐渐形成一种基于亲缘、地缘相关的社会关系，他们的交往往往受到较强的道德约束。在大理的“熟人社会”中，生活方式移民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维系彼此的感情，这与大城市的功利性交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交往“圈子”群体中，彼此间可能素不相识，见个面，聊个天，聊得来就成了朋友。把刚见过一面的陌生人视为朋友在大理古城是非常常见的，这种信任是一种自身情感的需要，并不受到“乡土社会”的道德约束或者现代社会的法律约束。
大理古城的这些移民是被主流的价值观筛选过的，这里文化的包容性使得他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的外国背包客，到特立独行的嬉皮士，从追求创作灵感的艺术家文人，到逃离北上广的金领们，大理古城聚集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氛围。正是这些移民群体的存在，吸引了众多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聚集，正如他们中的一位提到的“之所以选择大理，不只是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美丽，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有一群跟我一样的人，所谓同类。”
这一群“驻客”，为理解现代的流动社会带来了重要启示。首先，现代社会给予了人们追求生活方式的可能，以往的研究认为只有财富多的人才能追求生活方式，但是这群人揭示了追求生活方式是现代人的特点，他们通过平衡生活和生产来实现这个目标。第二，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集中于拥有共同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的移民“圈子”，“圈子”是他们的情感支撑，“圈子”内很少有实质性的生意合作，这也与传统的族裔经济不同；而创业则是其维持在地长期生活的必要手段。第三，移民社区一直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中，移民容易进入，也很容易离开，移民群体自身一直保持着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在来源地和目的地之间往返，以后仍会不停地流动，这与根植于当地的传统社区不同。第四，介于“主人”和“客人”之间的这群“驻客”也挑战了传统旅游目的地的主客二元关系。第五，移民用当地的环境和设施建立起与当地社区共享却又当对隔离的移民社区，创立的生活方式型小企业（机构）与当地人创办的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竞争关系，对目的地的社会融合产生着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