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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诺贝尔奖评委会史无前例地将和平奖授予17岁的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以表彰她的勇敢。想来，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对此必定心有戚戚，否则她不会大加赞赏，称马拉拉“为了能够学习阅读和书写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毋庸置疑，这也是纳菲西的自白。20世纪50年代，纳菲西出生于极端保守的伊朗，对自由安宁的乐土心向往之。1981年，因为拒绝佩戴面纱、私下讲授西方文学，纳菲西被迫离开故乡，成了不折不扣的被流放者。
纳菲西为其新作取名《想象共和国》。什么是“想象共和国”？顾名思义，它并非真实存在，皆依赖于想象的一砖一瓦构建而成。换言之，梦想有多大，共和国就有多大。世人都知纳菲西有一颗少女心，但少女心并不代表多愁善感、风花雪月，只会不痛不痒地谈论爱情。纳菲西还记得儿时父亲给她讲《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情景。她谈起小姑娘爱丽丝，就像在谈论成年后的自己。“燃烧着的好奇心”驱使爱丽丝，“让她获得胆量，不去考虑行动的危险。她的勇气就像一位科学家或一位诗人所具备的——追求知识，但不管能否掌控或预测这种追求的后果。”
是的，勇气。谈到《想象共和国》，不得不佩服纳菲西的勇敢。1997年，她随家人移居美国，在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文学。此时的她集公民、教师、作家身份三位一体，但仍然保有伊朗时期不依不饶的激烈势头，并不曾因为初到贵地有了丝毫衰减。显然，在她看来，当代美国的一切，精英也好，普选也好，说穿了都不过是荒腔走板的戏仿。好比蹩脚的戏子，演着、演着就穿了帮、走了调，现出可鄙的原形。
比如实用主义。纳菲西认为，今天的美国正无可救药地滑向功利的深渊。这片“人心匮乏、成就至上、热衷炫耀”的土地盛行“为功利而功利”的思潮，正在扼杀独立先驱们大力倡导的美国精神。为数不多的富人是提升国人整体幸福感的标杆，位居底层的穷人是窃取国家财富的寄生虫。尽管主流社会一再夸大民主的“多样性”，但就算冠以“美国人民”的名义，至多也不过是富人手中的玩物。
纳菲西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谈论政治的能人。作为新移民，她也有实实在在的美国梦。只是从她踏上美国的那一刻起，美国梦就沿着相反的路子越走越远。以教育为例，在实用主义大占上风的今天，公立学校出于就业的考虑，大幅压缩文学、艺术等课程的课时。今天的美国学生被拿来和亚洲学生相互类比，被训练成“考试机器”，只知死啃数理公式、科技新知，而不知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究竟为何而讲、又讲了什么。
那么，文学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学？ 纳菲西在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早在伊朗时期，学生反对纳菲西把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当做美国精神的范本，“它太悲了”，怎么能代言美国，这与她们想象中的乐土有着多么大的差别？18年后，纳菲西正式踏足美利坚，眼前活生生的事实让她陷入迷惘。如果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藐视权威，那么在华盛顿呢？同样是不合时宜吧——被急功近利熏得骨头发软的美国学生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大学教授总爱在故纸堆里翻捡？阅读19世纪文学究竟有没有现实意义？如果有，又在哪里？
答案是肯定的。如纳菲西所说，我们不仅需要文学，还应当反复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具有超乎想象的前瞻性，足以抵消地理的隔阂、时间的侵袭，让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的人们得到相同的共鸣。何况，文学不仅仅是避难所，更是一个想象的乐土。既然功利至上的美国给不了答案，那么好吧，就让书本来解答一切疑问。于是，像当初以西方文学挽救伊朗一样，纳菲西很快又将视线转回文学经典，力图从政客的保护中去挽救她的美国。
仿佛是在追求某种信仰，《想象共和国》通篇都在谈论文学，但字字句句都折射出现实的乱象。纳菲西在书中提到三部小说（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尽管有着迥异的创作背景，内容也不尽相同，却从不同侧面映照出当下的美国：马克·吐温敢于打破白人对黑人的敌视；刘易斯写活了金钱味十足的美国梦；麦卡勒斯那儿有孤独，也有暴力。
比如《哈克贝利·费恩》。后世常常将其归为叛逆与荷尔蒙并重的成长小说，一如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但事实呢？且让我们跟随纳菲西放下叛逆，从少年的漫游中抬起头来：真正的马克·吐温怎会如此浅薄？《哈克贝利·费恩》简直就是“文学的《独立宣言》”，马克·吐温承袭华盛顿、富兰克林的独立理念，用文学的形式加以表达，抒发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敬仰，进而确立起一个全新的民族神话。
纳菲西认为，如果说，马克·吐温先验性地预见到这个国家个人主义的本质，那么刘易斯则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商业主义为立身之本的美国梦。早在1919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三年前），刘易斯的《巴比特》就开始了对美国梦的反思。他质问，“我们没有文化、没有高雅吗——只有这些让我们浑浑噩噩活着、为非作歹的本事吗？——就要这样获取一丁点儿的世俗财富、名望或自由，再用这点东西制造一点假象，仿佛我们都肤浅空虚，没有柔情也没有生活的重心吗？”刘易斯细致入微地描摹城镇的繁华、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也再现了隐藏其中的美国病。繁华与物质的堆砌、商业的包装紧密相连，一旦离开资本运作，眼前的盛景充其量只是“皇帝的新衣”——他以为自己身着华服，实际上全身赤裸，什么都没穿。
读到这里，我们应该庆幸还有文学。否则我们只能像刘易斯的巴比特一样，活在“整齐划一”的世界里，用单调乏味的一生去验证“整齐划一”的“平等”，与周围人等保持着“思想上、服装上、绘画上、道德上和词汇上的完全相同”，不再拥有自由梦想的权利。
纳菲西的这种论调是不是有些眼熟？没错，这正是奥威尔在《1984》、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扎米亚金在《我们》里反复书写的东西。回过头来看纳菲西的《想象共和国》，简直是净土一片。
那么，还犹豫什么？欢迎光临纳菲西的自由之邦。这里没有政治，没有宗教，没有迫害，没有虚伪，“唯一的入境条件便是一个自由的头脑和一颗愿意梦想的心”。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纳菲西为其新作取名《想象共和国》。什么是“想象共和国”？顾名思义，它并非真实存在，皆依赖于想象的一砖一瓦构建而成。换言之，梦想有多大，共和国就有多大。世人都知纳菲西有一颗少女心，但少女心并不代表多愁善感、风花雪月，只会不痛不痒地谈论爱情。纳菲西还记得儿时父亲给她讲《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情景。她谈起小姑娘爱丽丝，就像在谈论成年后的自己。“燃烧着的好奇心”驱使爱丽丝，“让她获得胆量，不去考虑行动的危险。她的勇气就像一位科学家或一位诗人所具备的——追求知识，但不管能否掌控或预测这种追求的后果。”
是的，勇气。谈到《想象共和国》，不得不佩服纳菲西的勇敢。1997年，她随家人移居美国，在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文学。此时的她集公民、教师、作家身份三位一体，但仍然保有伊朗时期不依不饶的激烈势头，并不曾因为初到贵地有了丝毫衰减。显然，在她看来，当代美国的一切，精英也好，普选也好，说穿了都不过是荒腔走板的戏仿。好比蹩脚的戏子，演着、演着就穿了帮、走了调，现出可鄙的原形。
比如实用主义。纳菲西认为，今天的美国正无可救药地滑向功利的深渊。这片“人心匮乏、成就至上、热衷炫耀”的土地盛行“为功利而功利”的思潮，正在扼杀独立先驱们大力倡导的美国精神。为数不多的富人是提升国人整体幸福感的标杆，位居底层的穷人是窃取国家财富的寄生虫。尽管主流社会一再夸大民主的“多样性”，但就算冠以“美国人民”的名义，至多也不过是富人手中的玩物。
纳菲西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谈论政治的能人。作为新移民，她也有实实在在的美国梦。只是从她踏上美国的那一刻起，美国梦就沿着相反的路子越走越远。以教育为例，在实用主义大占上风的今天，公立学校出于就业的考虑，大幅压缩文学、艺术等课程的课时。今天的美国学生被拿来和亚洲学生相互类比，被训练成“考试机器”，只知死啃数理公式、科技新知，而不知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究竟为何而讲、又讲了什么。
那么，文学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学？ 纳菲西在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早在伊朗时期，学生反对纳菲西把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当做美国精神的范本，“它太悲了”，怎么能代言美国，这与她们想象中的乐土有着多么大的差别？18年后，纳菲西正式踏足美利坚，眼前活生生的事实让她陷入迷惘。如果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藐视权威，那么在华盛顿呢？同样是不合时宜吧——被急功近利熏得骨头发软的美国学生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大学教授总爱在故纸堆里翻捡？阅读19世纪文学究竟有没有现实意义？如果有，又在哪里？
答案是肯定的。如纳菲西所说，我们不仅需要文学，还应当反复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具有超乎想象的前瞻性，足以抵消地理的隔阂、时间的侵袭，让不同时空、不同文化的人们得到相同的共鸣。何况，文学不仅仅是避难所，更是一个想象的乐土。既然功利至上的美国给不了答案，那么好吧，就让书本来解答一切疑问。于是，像当初以西方文学挽救伊朗一样，纳菲西很快又将视线转回文学经典，力图从政客的保护中去挽救她的美国。
仿佛是在追求某种信仰，《想象共和国》通篇都在谈论文学，但字字句句都折射出现实的乱象。纳菲西在书中提到三部小说（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尽管有着迥异的创作背景，内容也不尽相同，却从不同侧面映照出当下的美国：马克·吐温敢于打破白人对黑人的敌视；刘易斯写活了金钱味十足的美国梦；麦卡勒斯那儿有孤独，也有暴力。
比如《哈克贝利·费恩》。后世常常将其归为叛逆与荷尔蒙并重的成长小说，一如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但事实呢？且让我们跟随纳菲西放下叛逆，从少年的漫游中抬起头来：真正的马克·吐温怎会如此浅薄？《哈克贝利·费恩》简直就是“文学的《独立宣言》”，马克·吐温承袭华盛顿、富兰克林的独立理念，用文学的形式加以表达，抒发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敬仰，进而确立起一个全新的民族神话。
纳菲西认为，如果说，马克·吐温先验性地预见到这个国家个人主义的本质，那么刘易斯则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商业主义为立身之本的美国梦。早在1919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三年前），刘易斯的《巴比特》就开始了对美国梦的反思。他质问，“我们没有文化、没有高雅吗——只有这些让我们浑浑噩噩活着、为非作歹的本事吗？——就要这样获取一丁点儿的世俗财富、名望或自由，再用这点东西制造一点假象，仿佛我们都肤浅空虚，没有柔情也没有生活的重心吗？”刘易斯细致入微地描摹城镇的繁华、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也再现了隐藏其中的美国病。繁华与物质的堆砌、商业的包装紧密相连，一旦离开资本运作，眼前的盛景充其量只是“皇帝的新衣”——他以为自己身着华服，实际上全身赤裸，什么都没穿。
读到这里，我们应该庆幸还有文学。否则我们只能像刘易斯的巴比特一样，活在“整齐划一”的世界里，用单调乏味的一生去验证“整齐划一”的“平等”，与周围人等保持着“思想上、服装上、绘画上、道德上和词汇上的完全相同”，不再拥有自由梦想的权利。
纳菲西的这种论调是不是有些眼熟？没错，这正是奥威尔在《1984》、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扎米亚金在《我们》里反复书写的东西。回过头来看纳菲西的《想象共和国》，简直是净土一片。
那么，还犹豫什么？欢迎光临纳菲西的自由之邦。这里没有政治，没有宗教，没有迫害，没有虚伪，“唯一的入境条件便是一个自由的头脑和一颗愿意梦想的心”。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