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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超过10亿是件喜事,可当家人却忧心忡忡地跟我说了这么一种现象:
当年创业时,几个人不论争得如何面红耳赤,最后总能达成共识,拍下板来常常都对。现在日子富了,都有身份了,大家都相敬如宾,再也吵不起来了。那些一起创业的人,不再能碰撞出火花来了。没有人跟我争,拍板速度快了,我不得不自以为是了。开始感觉很好,可是渐渐地发现,原来是我的权势让他们臣服。有时候一些决策,常常因为没有充分吸纳意见而Hold不住。现在开会,常常是提前把什么都想好了,一准没有意见,一准提前结束。
另一位企业规模已达百亿了,可那位高管给我说的情况却是,在他们那里,会议无尽止,整天吵吵闹闹,就是达不成一致意见,谁都不肯轻易让步,事情没有面子重要。结果一个决策久拖不下,耽误了许多市场机会。
中国企业同时出现这两种全然相反的现象,值得深入反思。
第一类现象表明团队成员已没了激情,没了参与热情。他们向老板臣服,却不愿意向本真臣服,那个向本真臣服的日子已过去了。或许曾为此付出过代价,或许曾遭遇过白眼,他们不敢轻易显示与老板的距离。在事物的本真与老板的面子(或他们自己的利益)之间,他们毫不迟疑地选择了面子或利益。
第二类现象也司空见惯,并被冠以一个很具说服力的名称:厚重的部门墙。有些公司为了减低此类内耗,不停地搞轮岗制度。但是没办法,考核的大棒,驱赶着人们进入狭窄的视野,你只能思考你那一亩三分地的事。任何有违背部门短暂利益的事,都必须坚决反对。如此也耗尽了公司的资源。
我曾问过一个日本企业家,请不要告诉我一般性的结论,说说松下、索尼为什么出现巨额亏损?未料,这位日本企业家的回答如此简单:大公司决策速度太慢,总有协调不完的利益,总有需要平衡的方面。决策一慢,就赶不上市场的变化,不亏损才怪。稻盛和夫能拯救日航,全赖他的独裁。他的这个说法,得到了稻盛和夫的确认,他新近在新浪微博上说,企业最缺有爱心的独裁者。
两种看上去全然相反的势态,却呈现了一个根上的问题:员工没有心劲了,不用心在企业运作上了,不用心在工作上了。
这是一种企业怪相,正在中国大中小企业蔓延。有一种倾向把此类问题归结为社会环境和风气。这种推诿或认同毫无价值,这是一种逃避,这是企业自身的问题。抱怨延缓了这个问题的解决。
已知的东西过于强大,会窒息人自由的思维,难以看见实相。唯有设身处地以企业人的身份觉知企业中的问题,如其所是地透视企业人所遇到的诱惑、机遇和挑战,才有可能得出有价值的判断和认知。
企业家从零开始奋斗的时候,有目标、有主张、有信念,而且他们大多数是业务或技术专家。可是当企业上了规模后,专业就成了他们的奢望,他们的时间开始被“更重要的事情”占据了。他们意识到要有所转变,意识到不能再延续以前的行为方式了,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以致于不得不屈从于惯性的支配。
成功带来了财富和权力,同时也把他们推向了陌生的、烦人的、无意义的“形式虚耗”,比如宴会、论坛、采访、评比等等。企业成功后,有些人整日被闪光灯簇拥着,渐渐向明星化的方向发展。殊不知,在闪光灯的闪烁中,他已沦为没有根的浮萍,脱离了自己的专业,跌进了“成功的陷阱”。企业家身份状态的变化,影响的不只是个人,还有公司员工的生命状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公司氛围或场域。
即便企业家还是先前的生命状态,还是勤勤恳恳在一线上奔忙,但随着公司变大,他是否有意识地调整了公司的股权和激励?是否把企业的发展与每个人的发展结合在了一起?是不是把企业梦想与员工个人梦想有机结合在了一起?企业创世阶段,个人梦想和欲望是开创事业的根本动力。当企业有了大的发展,有了很大积累时,企业家有没有捕捉到员工的眼神?有没有将心比心地去思考一下企业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是否该有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上的变化?在华为规模很小的时候,任正非就想到了内部股份制,让大多数人持有股份。胖东来超市,在经历几个起伏后,就让员工薪水比同行业高两至三倍。这是他们为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交出的答卷。
在体制、机制和文化上有了突变,还需要根据人性以及性格类型,建立行之有效的教练式启发性文化,把员工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该关注的事情上去。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员工照样可以因为外界不测事件影响而对工作产生懈怠情绪。
办企业,就必须对所有这些心理问题拿出办法,而办法就在于建构企业活力场。活力场不仅是一种积极、良性、合作式互动的职场氛围,更是一种内在方向与人格的塑造。每个人都呈现出内在的活力源,就构成了一个活泼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场。
当年创业时,几个人不论争得如何面红耳赤,最后总能达成共识,拍下板来常常都对。现在日子富了,都有身份了,大家都相敬如宾,再也吵不起来了。那些一起创业的人,不再能碰撞出火花来了。没有人跟我争,拍板速度快了,我不得不自以为是了。开始感觉很好,可是渐渐地发现,原来是我的权势让他们臣服。有时候一些决策,常常因为没有充分吸纳意见而Hold不住。现在开会,常常是提前把什么都想好了,一准没有意见,一准提前结束。
另一位企业规模已达百亿了,可那位高管给我说的情况却是,在他们那里,会议无尽止,整天吵吵闹闹,就是达不成一致意见,谁都不肯轻易让步,事情没有面子重要。结果一个决策久拖不下,耽误了许多市场机会。
中国企业同时出现这两种全然相反的现象,值得深入反思。
第一类现象表明团队成员已没了激情,没了参与热情。他们向老板臣服,却不愿意向本真臣服,那个向本真臣服的日子已过去了。或许曾为此付出过代价,或许曾遭遇过白眼,他们不敢轻易显示与老板的距离。在事物的本真与老板的面子(或他们自己的利益)之间,他们毫不迟疑地选择了面子或利益。
第二类现象也司空见惯,并被冠以一个很具说服力的名称:厚重的部门墙。有些公司为了减低此类内耗,不停地搞轮岗制度。但是没办法,考核的大棒,驱赶着人们进入狭窄的视野,你只能思考你那一亩三分地的事。任何有违背部门短暂利益的事,都必须坚决反对。如此也耗尽了公司的资源。
我曾问过一个日本企业家,请不要告诉我一般性的结论,说说松下、索尼为什么出现巨额亏损?未料,这位日本企业家的回答如此简单:大公司决策速度太慢,总有协调不完的利益,总有需要平衡的方面。决策一慢,就赶不上市场的变化,不亏损才怪。稻盛和夫能拯救日航,全赖他的独裁。他的这个说法,得到了稻盛和夫的确认,他新近在新浪微博上说,企业最缺有爱心的独裁者。
两种看上去全然相反的势态,却呈现了一个根上的问题:员工没有心劲了,不用心在企业运作上了,不用心在工作上了。
这是一种企业怪相,正在中国大中小企业蔓延。有一种倾向把此类问题归结为社会环境和风气。这种推诿或认同毫无价值,这是一种逃避,这是企业自身的问题。抱怨延缓了这个问题的解决。
已知的东西过于强大,会窒息人自由的思维,难以看见实相。唯有设身处地以企业人的身份觉知企业中的问题,如其所是地透视企业人所遇到的诱惑、机遇和挑战,才有可能得出有价值的判断和认知。
企业家从零开始奋斗的时候,有目标、有主张、有信念,而且他们大多数是业务或技术专家。可是当企业上了规模后,专业就成了他们的奢望,他们的时间开始被“更重要的事情”占据了。他们意识到要有所转变,意识到不能再延续以前的行为方式了,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以致于不得不屈从于惯性的支配。
成功带来了财富和权力,同时也把他们推向了陌生的、烦人的、无意义的“形式虚耗”,比如宴会、论坛、采访、评比等等。企业成功后,有些人整日被闪光灯簇拥着,渐渐向明星化的方向发展。殊不知,在闪光灯的闪烁中,他已沦为没有根的浮萍,脱离了自己的专业,跌进了“成功的陷阱”。企业家身份状态的变化,影响的不只是个人,还有公司员工的生命状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公司氛围或场域。
即便企业家还是先前的生命状态,还是勤勤恳恳在一线上奔忙,但随着公司变大,他是否有意识地调整了公司的股权和激励?是否把企业的发展与每个人的发展结合在了一起?是不是把企业梦想与员工个人梦想有机结合在了一起?企业创世阶段,个人梦想和欲望是开创事业的根本动力。当企业有了大的发展,有了很大积累时,企业家有没有捕捉到员工的眼神?有没有将心比心地去思考一下企业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是否该有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上的变化?在华为规模很小的时候,任正非就想到了内部股份制,让大多数人持有股份。胖东来超市,在经历几个起伏后,就让员工薪水比同行业高两至三倍。这是他们为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交出的答卷。
在体制、机制和文化上有了突变,还需要根据人性以及性格类型,建立行之有效的教练式启发性文化,把员工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该关注的事情上去。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员工照样可以因为外界不测事件影响而对工作产生懈怠情绪。
办企业,就必须对所有这些心理问题拿出办法,而办法就在于建构企业活力场。活力场不仅是一种积极、良性、合作式互动的职场氛围,更是一种内在方向与人格的塑造。每个人都呈现出内在的活力源,就构成了一个活泼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