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直接的经济负担，没有谋生的问题。诸位在中学中，同学大都是同县或同省，可是，来大学后，有从全国各方面来的同学，可以知道全国的情形，时间长了，各人都认识。这样，各人家庭的状况，故乡的风物，都能互相知道，这亦是一种教育。大学比之中学，在经费和设备方面，都来得充实，教师的经验和学识，也远胜于中学，这供给诸位切磋学问的极好机会。同时，国家花在诸位身上的钱，每年有一千五百元，而且，全中国大学生仅四万人，诸位都是这一万分之一的青年，这种机会，万万不能错过。
　　诸位到这里来，应该明了这里的校风。一校有一校的精神，英文称为College Spirit。至于浙大的精神，可以用“诚”“勤”两字来表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有的学校校舍很好，可是毕业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质的享受，待遇低一点便不愿做，房屋陋不愿住。浙大的毕业生便无此习惯，校外的人，碰见了，总是称赞浙大的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我想诸位中间，一定没有人说为文凭而到浙大来的，或者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一种技术，以做谋生的工具。但是，谋生之道很多，不一定到大学来，就是讲技术，亦不一定在大学。美国大文豪罗威尔氏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的面包味道更好。”教育不仅使学生谋得求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中国古时有一个人求神仙心切，遍走名山大川。吕纯阳发慈悲，知道他诚心，想送给他一点金钱宝贝，向他说道：“我的指头能指石为金，或任何物件，你要什么我便给你什么。”可是那个人并不要金钱宝贝，而要他那只指头。这故事西洋也有的，英文所谓Wishing Ring，便是这个意思，要想什么就可得什么。世界上万事万物统有它存在的理由，朱子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即事而穷其理。要能即事而穷其理，最要紧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
　　清醒的头脑，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两三年以后诸位出去，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无论工、农、商、学，都须有清醒的头脑。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凡是办一桩事或是研究一个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使复杂变成简单；
　　第二，以公正的态度来计划；
　　第三，以果断的决心来执行。
　　这三点，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决心，统应该在小学时代养成和学习的。中国历年来工商业的不振，科学的不进步，都是由于主持者没有清醒的头脑。瘟疫流行，水旱灾荒，连年累见，仍旧还要靠拜签求神扶乩种种迷信方法。兴办事业，毫无计划，都是吃了头脑不清楚的亏。风水扶乩算命求神等之为迷信，不但为近世科学家所诟痛，即我国古代明理之君子亦早深悉而痛绝之。但到如今，大学毕业生和东西洋留学生中，受了环境的同化，而同流合污的不少。大的企业如久大公司、永利公司和商务印书馆的成功，要算例外了。近年来政府对社会所办的棉纱厂、面粉厂、硫酸厂、酒精厂和糖厂等，大多数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或是由于调查的时候不用科学的方法，譬如办糖厂，应在事先调查在该厂附近地域产多少甘蔗，出产的糖销至何处，成本的多少，赢利的厚薄，与国外倾销竞争的状况。若事先不调查清楚，后来必至蚀本倒闭。这类事在中国司空见惯，如汉口的造纸厂，梧州的硫酸厂，真不胜枚举。还有失败的原因是用人行政重情而不重理，这就是没有公正的态度。用人不完全以人才为标准，而喜欢滥用亲戚。每个机关公司应该多聘专家，计划决定以后，外界无论如何攻击，都得照着计划去做，这样才能成功。
　　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我们不能因为口号叫得响一点，或是主义新一点，就一唱百和地盲从起来。我们大家要静心平气地来观察口号的目的、主义的背景，凭我们的裁判，扪良心来决定我们的主张。若是对的，我们应竭力奉行。若是不对的，我们应竭力排除。依违两可、明哲保身的态度，和盲从一样是要避免的。我们要做有主张有作为的人，这样就非有清醒的头脑不可。
　　现在，要问第二个问题，便是，离开大学以后，将来做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生观应如何？有人认为中国的人生观很受孔孟的影响，实际影响最大的还是老子。孔孟主张见义勇为，老子主张明哲保身；孔孟主张正是非，老子主张明祸福。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才不是享福哲学。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又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现在中国一般人的最后目的还是享福。我们羡慕人家说某人福气好，娶媳妇进门，即祝之曰“多福多寿多男子”。就是生子的最大目的，也就是想年老的时候可以享福。中国普通人意想中的天堂，是可以不劳而获的一个世界，茶来开口，饭来伸手，这样的享福哲学的影响于民生问题很大。一般人以享福为人生最大目的，中国民族必遭灭亡，历史上的罗马之亡可为殷鉴。现在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如果一个民族还是一味以享受为目的，不肯以服务为目的，必归失败。我们应该以享福为可耻，只有老弱残废才能享福，而以自食其力为光荣。英国国王在幼年时，必在军舰充当小兵，惟其如此方能知兵士的疾苦。全世界最富的人是煤油大王洛克菲勒，他的儿子，做事从小伙计做起，所以他们的事业能子孙相传不替。二十多年前，中日同时派学生留学欧美，中国的学生，一看见各类机械，便问从何处购买，何处最便宜；而日本的学生，只是问如何制造。中国人只知道买，以享受为目的；而日本人则重做，以服务为目的。中国从前学工学农的人，统是只叫工人农夫去推动机器，耕耘田亩，而自己却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样讲究农工业是不会进步的。中国古代轻视劳力，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样应该自己动手，这种人生观的改造，是极重要的。
　　以上所说的两点：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选自《竺可桢文录》，竺可桢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
　　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著名地理学家、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著有《物候学》（和宛敏渭合著）、《中国气候概论》《中国的亚热带》等。本文是1936年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对学生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