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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初又开了一个研讨会。”电话那边，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洛阳分公司副总经理毛新喜说。
始于2004年的河南新乡、洛阳两地医保商业化改革，一直受到政、学两界高度关注。新医改棋入中盘之际，这一模式或将再度发酵。
“8·20”背后
相关的研讨会，已经不是第一次召开。上一次，是在2009年8月20日。
当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的“保险业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研讨会”在洛阳召开。洛阳市委书记连维良与会发言；医改四大核心部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卫生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全部到场；参会的保险公司超过130家，包括了国寿、人保、平安、太保等保险业巨头。
连维良是河南医保商业化的始作俑者。他的发言，主要谈到了三个方面：一、医保经办业务的专业性很强，因此需要专业化的管理队伍，而保险公司正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必须转变，这种转变的方向就是政府购买服务；三、社会保障必须走管办分离的道路，政府职能最适宜做监管的角色，而保险公司最适宜承担经办业务。
他还表示：目前医保体制处于初创时期，在政府没有背上体制性包袱之时，正是保险业介入医保经办的最佳时期。
2004年，时任新乡市委书记的连维良，将新乡8个县区338万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补偿服务委托给新乡国寿经办。当时，他算过一笔账：如果不移交，新乡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财政供养人员共有544人，每年需要经费千万元以上；移交给新乡国寿之后，从事这项工作的财政供养人员减少到soA，所需财政经费不过150万元。
2007年，当洛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未覆盖的5县7区推广时，市委书记连维良试图将“新乡模式”引入洛阳。但市领导中超过半数的人并不赞成，因为在当时国家发布的医保纲领性文件中，均未提及商保机构入局基本医疗保险。
洛阳医保商业化的推行，让洛阳国寿业务量比2007年经办新农台大了许多。公司专门辟出涧东路30号一栋5层楼作为健康保险部的办公地点，新农合部、居民部、职工部也相继成立，位于大楼的2层、4层和5层。大楼的一层，则是医保大厅，专司对外接洽。
但在“8·20”之后，专司对外接洽的医保大厅功能，不得不做“减法”。
2009年8月底，洛阳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局长王亚伟和河南省劳动和社保厅副厅长韩志奎被召至北京，人保部的医疗保险司司长、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司司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等7个司级官员、10余位处级官员联合出面与之谈话。
基金司司长陈良指出，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基金的管理权、终审权和支付权必须拿回来。在这位司长看来，把大笔社保资金置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之手，“多了一个环节，就多了一道风险”!
王亚伟他们不得不妥协，主要的原因是“养老保险方面，如果地方财力不足，中央财政会兜底”。
进入9月，洛阳市社保局收回了城镇居民医保的基金管理、费用终审、费用支付权，留给洛阳国寿的，只剩下了信息管理和费用初审权。“居民医保上，我现在只是一个数据库而已，给政府打工。”洛阳国寿副总经理毛新喜说。
尽管被做了“减法”，但新洛之举却符合新医改方针。2009年1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在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会议上表示，要在基本医疗保险领域引入商保机构。
李克强的这一思路，见诸于3个月后正式公布的医改方案。其中写道：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我们当时觉得这或许是保险业的叉一个春天。”洛阳国寿副总经理毛新喜说。
中国保监会随即于2009年5月27日发布《关于保险业深入贯彻医改意见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吹响了进军医疗保险业的号角。
在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赴京的那一次面谈中，人保部社保中心副主任吴光把商保公司入局医保比作“推开多米诺骨牌”。
几乎就在昊光说这番话的同时，多米诺骨牌推到了新乡市。8月底，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负责人来到新乡，向新乡市医保局提出全部或部分经办新农合、城镇居民、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的要约。新乡市医保局一位工作人员称，河南平安的服务包胜过新乡国寿，并且价格更低。
最终，新乡市委、市政府决定，维持河南国寿的经办地位不变。“在河南，国寿的实力最强，网点也最多，在新农合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新乡市医保局工作人员说。
第三方的正反两面
2007年8月，陈勇出任新乡医保局长。之前不懂医的他别无他法，只好每天去医院蹲点。
彼时，新乡的医院仍然按项目付费，医院有足够的动力“上新项目，做更贵的检查，进更好的药，挣更多的钱”。医保局的3个审核科，每天都陷入具体的经办审核业务中，“想抬头都不容易”。
陈勇就凭医保监督科的五六杆枪，监督几十万张保单，无异于天方夜谭。“放手了，大家都自在。”陈勇说。
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也总是趁周末之机，蹲在医院调查，得出的结论，和陈勇一样。
待到国寿入局城镇居民基本医保之后，两位局长发现，审核科的工作量骤减，“甚至一个礼拜抽屉都打开不了几次”。
此消彼长，国寿的业务量因此骤增。
洛阳国寿驻院代表昊苏海和王凤鸽9月3目的工作日志显示：上午10时10分，步入解放军一五〇医院肿瘤一科病房，开始向83床医保病人、洛阳一拖职工何晓彬核实他“腹腔肿瘤术”后的详细治疗、护理情况。
作为驻院代表，到医院病房走访，核实医保病人身份 查阅病历，了解重大检查项目，解释医保政策是吴苏海和王凤鸽每天的例行工作，而医疗费用的审核，则是两人工作的重点。这一天，两人总计检查科室3个，探望基本医疗病人17名，大额补充保险病人8名，商业险病人4名。
与此同时，在距离一五〇医院9公里外的洛阳国寿健康险部s楼审核科内，一位转投国寿的某医院护士长正在带领数名有医学学历的年轻人对电子病历、纸质病例逐一审核，当天“待审核”文件柜里(即初审存在多申领情况)的病历已堆了数十份之多。随后，新农合部、职工部和居民部的主任还将“终审”。
“业务量有多大?我告诉你，洛阳人口有650万，国寿负责430万人医保费用的审核工作。”洛阳国寿副总经理毛新喜说。
驻院代表部成立之初的2006年，洛阳国寿新农合部主任董伟平发现，各家医院内普遍存在领导干部家属“挂床”的现象(即白天治疗,晚上回家睡觉；或者压根不住院，空领医保)。很快，这一现象在驻院代表每一天每个病床走访的压力之下几乎绝迹。
时至今日，面对一些国寿扣减的费用，当一些医生试图以专业知识说服国寿不扣城费用之时，国寿往往先通过驻院代表的专业知识予以反驳；如 果还不行，重金礼聘的医疗专家就将披挂上阵。
“这一点非常有效，很多医生可能都是国寿聘请的大专家的学生辈。”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说。
但一些人也在担心商保机构的运营能力。人保部社保中心副主任吴光就曾表示，目前中国有能力经办医保的商保机构尚嫌太少。而于2010年1月亲赴新洛两地调研的人保部社保所医保室副主任董剃晖表示，人保部和保监会的当务之急是设立准入门槛，制定经办医保机构的资质、标准。
2009年11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听在《保险研究》上发表文章称，目前，中国有100多家保险公司开办了商业健康保险业务，但专业性健康保险公司数量少得可怜，仅有人保健康、平安健康、昆仑健康和瑞福德健康等4家，而且其规模和市场份额都不大。2008年，这4家健康险公司收入分别为137.8亿元、0.3亿元、0.2亿元、24亿元，只有人保健康稍成规模。
“如果健康险都办不好，就很难说你有经办基本医保的资质。”顾听说。
而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招标方式引入商保竞争机制也只能暂时束之高阁。“连(维良)书记怎么会不知道竞争的好处?但只有国寿的网点最多，遍布城乡。”新乡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说。
摸石头过河之困
新乡市卫生局局长贸共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农合医保资金放在卫生系统，方能令农民参合利益最大化；而放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国寿手中，有不少弊端，例如2009年，新乡市卫生局叫停了新乡国寿搭车兜售新农合大额补充医疗商业险的行为。他认为，在数字化卫生局工程完成之后(卫生部推动)，“直补”(医保患者缴纳费用时，医院将直接补贴医保费用，患者只需支付自付比例的费用即可)将在新乡成为现实，“就不再需要第三方了”。
而记者在新乡采访期间，也从包括新乡市医保局局长陈勇等多个渠道得到确切消息，新任社保局长和副局长对新乡国寿颇有微词。
卫生局掌管新农合，社保局掌管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两个政府部门的不满，无疑给当地医保商业化的未来蒙一层阴影。
2004年4月，新乡市政府与新乡国寿签署为期3年的新农合医保委托管理协议之时，管理费用为保险费的1％。而这1％，并不从专款专用的新农合医保资金中摊出，而由新乡财政负担。彼时，338万的参合人共计融资(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个人)约1亿元。新乡人寿依靠这百万元的启动资金，加之总公司的两百万奖励，为138个乡镇卫生院配置了电脑和办公用品，总计花费远超300万元。
有鉴于此，2007年双方签署第二个3年协议之时，管理费用上升为2％。但就在洛阳国寿也在同一年入局新农合之后，新乡市卫生局发现，国寿的管理成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这是因为，新洛两地国寿均已成功开发医保补助报销结算系统，管理成本大为降低。特别是听说洛阳国寿的管理费用不过为1％，后来通过补充协议管理费用还有所下降之后，新乡的卫生和社保系统官员普遍感到有些难以接受。
但在和新乡国寿沟通之后，新乡国寿坚持按照协议执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乡市卫生局一位负责人试图在办公电脑上了解一位医保患者的住院信息时，竟未能如愿，遂向新乡国寿发出要约，要求新乡国寿解决问题。新乡国寿总经理李宏向回复称：新乡国寿已经自主开发了医保信息系统，但医院管理系统(Hosipital intormation system，简称HIS)属于医院内部系统，与己无关，且协议未加注明应由国寿开发，国寿无法接受此要约。
在接受采访时，李宏向几次喊冤：我们是做保险的，对报销结算在行，但对HIs系统并不在行，“每天如何治疗、用药、护理、检查，非我所长!”
甲方与乙方的工作积怨开始向深水区迈进。2009年夏末，新乡市社保局领导班子调整，两位新局长到任，恰逢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扩面”进入攻坚阶段。社保局要求新乡国寿每天派出60A配合工作，新乡国寿虽不情愿，但也口头答应。但结果却是，时而40A，时而30A。新任局长发现“扩面”进展不力，方得知新乡国寿派人“偷工减料”。“不过，这部分内容，在委托协议里也没有。”新乡市医保局局长陈勇说。
种种磨合难题，终归耍有出口。春节前，陈勇告诉李宏向，2009年的费用，节后再给。
凡此种种，皆令改革举步维艰。但是，全国统一医保系统的构建，或将给改革带来转机。根据北京大学顾听教授的统计，截至2008年，国寿、太保、平安等7家保险公司已在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参与了115个县的新农合基金管理、26个县区的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经办管理。这些规模不小的保险公司，都在等待着医保异地转移接续工作启动的一天。
而洛阳国寿甚至已经向总公司提出建议，由总公司开发出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国寿分公司运作的医保信息系统，以和“金保工程”(覆盖全国的统一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电子政务工程)对接，尽快抢占医保第三方管理的广大市场。
始于2004年的河南新乡、洛阳两地医保商业化改革，一直受到政、学两界高度关注。新医改棋入中盘之际，这一模式或将再度发酵。
“8·20”背后
相关的研讨会，已经不是第一次召开。上一次，是在2009年8月20日。
当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的“保险业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研讨会”在洛阳召开。洛阳市委书记连维良与会发言；医改四大核心部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卫生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全部到场；参会的保险公司超过130家，包括了国寿、人保、平安、太保等保险业巨头。
连维良是河南医保商业化的始作俑者。他的发言，主要谈到了三个方面：一、医保经办业务的专业性很强，因此需要专业化的管理队伍，而保险公司正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必须转变，这种转变的方向就是政府购买服务；三、社会保障必须走管办分离的道路，政府职能最适宜做监管的角色，而保险公司最适宜承担经办业务。
他还表示：目前医保体制处于初创时期，在政府没有背上体制性包袱之时，正是保险业介入医保经办的最佳时期。
2004年，时任新乡市委书记的连维良，将新乡8个县区338万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补偿服务委托给新乡国寿经办。当时，他算过一笔账：如果不移交，新乡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财政供养人员共有544人，每年需要经费千万元以上；移交给新乡国寿之后，从事这项工作的财政供养人员减少到soA，所需财政经费不过150万元。
2007年，当洛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未覆盖的5县7区推广时，市委书记连维良试图将“新乡模式”引入洛阳。但市领导中超过半数的人并不赞成，因为在当时国家发布的医保纲领性文件中，均未提及商保机构入局基本医疗保险。
洛阳医保商业化的推行，让洛阳国寿业务量比2007年经办新农台大了许多。公司专门辟出涧东路30号一栋5层楼作为健康保险部的办公地点，新农合部、居民部、职工部也相继成立，位于大楼的2层、4层和5层。大楼的一层，则是医保大厅，专司对外接洽。
但在“8·20”之后，专司对外接洽的医保大厅功能，不得不做“减法”。
2009年8月底，洛阳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局长王亚伟和河南省劳动和社保厅副厅长韩志奎被召至北京，人保部的医疗保险司司长、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司司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等7个司级官员、10余位处级官员联合出面与之谈话。
基金司司长陈良指出，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基金的管理权、终审权和支付权必须拿回来。在这位司长看来，把大笔社保资金置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之手，“多了一个环节，就多了一道风险”!
王亚伟他们不得不妥协，主要的原因是“养老保险方面，如果地方财力不足，中央财政会兜底”。
进入9月，洛阳市社保局收回了城镇居民医保的基金管理、费用终审、费用支付权，留给洛阳国寿的，只剩下了信息管理和费用初审权。“居民医保上，我现在只是一个数据库而已，给政府打工。”洛阳国寿副总经理毛新喜说。
尽管被做了“减法”，但新洛之举却符合新医改方针。2009年1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在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会议上表示，要在基本医疗保险领域引入商保机构。
李克强的这一思路，见诸于3个月后正式公布的医改方案。其中写道：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我们当时觉得这或许是保险业的叉一个春天。”洛阳国寿副总经理毛新喜说。
中国保监会随即于2009年5月27日发布《关于保险业深入贯彻医改意见积极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吹响了进军医疗保险业的号角。
在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赴京的那一次面谈中，人保部社保中心副主任吴光把商保公司入局医保比作“推开多米诺骨牌”。
几乎就在昊光说这番话的同时，多米诺骨牌推到了新乡市。8月底，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负责人来到新乡，向新乡市医保局提出全部或部分经办新农合、城镇居民、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的要约。新乡市医保局一位工作人员称，河南平安的服务包胜过新乡国寿，并且价格更低。
最终，新乡市委、市政府决定，维持河南国寿的经办地位不变。“在河南，国寿的实力最强，网点也最多，在新农合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新乡市医保局工作人员说。
第三方的正反两面
2007年8月，陈勇出任新乡医保局长。之前不懂医的他别无他法，只好每天去医院蹲点。
彼时，新乡的医院仍然按项目付费，医院有足够的动力“上新项目，做更贵的检查，进更好的药，挣更多的钱”。医保局的3个审核科，每天都陷入具体的经办审核业务中，“想抬头都不容易”。
陈勇就凭医保监督科的五六杆枪，监督几十万张保单，无异于天方夜谭。“放手了，大家都自在。”陈勇说。
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也总是趁周末之机，蹲在医院调查，得出的结论，和陈勇一样。
待到国寿入局城镇居民基本医保之后，两位局长发现，审核科的工作量骤减，“甚至一个礼拜抽屉都打开不了几次”。
此消彼长，国寿的业务量因此骤增。
洛阳国寿驻院代表昊苏海和王凤鸽9月3目的工作日志显示：上午10时10分，步入解放军一五〇医院肿瘤一科病房，开始向83床医保病人、洛阳一拖职工何晓彬核实他“腹腔肿瘤术”后的详细治疗、护理情况。
作为驻院代表，到医院病房走访，核实医保病人身份 查阅病历，了解重大检查项目，解释医保政策是吴苏海和王凤鸽每天的例行工作，而医疗费用的审核，则是两人工作的重点。这一天，两人总计检查科室3个，探望基本医疗病人17名，大额补充保险病人8名，商业险病人4名。
与此同时，在距离一五〇医院9公里外的洛阳国寿健康险部s楼审核科内，一位转投国寿的某医院护士长正在带领数名有医学学历的年轻人对电子病历、纸质病例逐一审核，当天“待审核”文件柜里(即初审存在多申领情况)的病历已堆了数十份之多。随后，新农合部、职工部和居民部的主任还将“终审”。
“业务量有多大?我告诉你，洛阳人口有650万，国寿负责430万人医保费用的审核工作。”洛阳国寿副总经理毛新喜说。
驻院代表部成立之初的2006年，洛阳国寿新农合部主任董伟平发现，各家医院内普遍存在领导干部家属“挂床”的现象(即白天治疗,晚上回家睡觉；或者压根不住院，空领医保)。很快，这一现象在驻院代表每一天每个病床走访的压力之下几乎绝迹。
时至今日，面对一些国寿扣减的费用，当一些医生试图以专业知识说服国寿不扣城费用之时，国寿往往先通过驻院代表的专业知识予以反驳；如 果还不行，重金礼聘的医疗专家就将披挂上阵。
“这一点非常有效，很多医生可能都是国寿聘请的大专家的学生辈。”洛阳市社保局局长王亚伟说。
但一些人也在担心商保机构的运营能力。人保部社保中心副主任吴光就曾表示，目前中国有能力经办医保的商保机构尚嫌太少。而于2010年1月亲赴新洛两地调研的人保部社保所医保室副主任董剃晖表示，人保部和保监会的当务之急是设立准入门槛，制定经办医保机构的资质、标准。
2009年11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听在《保险研究》上发表文章称，目前，中国有100多家保险公司开办了商业健康保险业务，但专业性健康保险公司数量少得可怜，仅有人保健康、平安健康、昆仑健康和瑞福德健康等4家，而且其规模和市场份额都不大。2008年，这4家健康险公司收入分别为137.8亿元、0.3亿元、0.2亿元、24亿元，只有人保健康稍成规模。
“如果健康险都办不好，就很难说你有经办基本医保的资质。”顾听说。
而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招标方式引入商保竞争机制也只能暂时束之高阁。“连(维良)书记怎么会不知道竞争的好处?但只有国寿的网点最多，遍布城乡。”新乡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说。
摸石头过河之困
新乡市卫生局局长贸共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农合医保资金放在卫生系统，方能令农民参合利益最大化；而放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国寿手中，有不少弊端，例如2009年，新乡市卫生局叫停了新乡国寿搭车兜售新农合大额补充医疗商业险的行为。他认为，在数字化卫生局工程完成之后(卫生部推动)，“直补”(医保患者缴纳费用时，医院将直接补贴医保费用，患者只需支付自付比例的费用即可)将在新乡成为现实，“就不再需要第三方了”。
而记者在新乡采访期间，也从包括新乡市医保局局长陈勇等多个渠道得到确切消息，新任社保局长和副局长对新乡国寿颇有微词。
卫生局掌管新农合，社保局掌管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两个政府部门的不满，无疑给当地医保商业化的未来蒙一层阴影。
2004年4月，新乡市政府与新乡国寿签署为期3年的新农合医保委托管理协议之时，管理费用为保险费的1％。而这1％，并不从专款专用的新农合医保资金中摊出，而由新乡财政负担。彼时，338万的参合人共计融资(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个人)约1亿元。新乡人寿依靠这百万元的启动资金，加之总公司的两百万奖励，为138个乡镇卫生院配置了电脑和办公用品，总计花费远超300万元。
有鉴于此，2007年双方签署第二个3年协议之时，管理费用上升为2％。但就在洛阳国寿也在同一年入局新农合之后，新乡市卫生局发现，国寿的管理成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这是因为，新洛两地国寿均已成功开发医保补助报销结算系统，管理成本大为降低。特别是听说洛阳国寿的管理费用不过为1％，后来通过补充协议管理费用还有所下降之后，新乡的卫生和社保系统官员普遍感到有些难以接受。
但在和新乡国寿沟通之后，新乡国寿坚持按照协议执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乡市卫生局一位负责人试图在办公电脑上了解一位医保患者的住院信息时，竟未能如愿，遂向新乡国寿发出要约，要求新乡国寿解决问题。新乡国寿总经理李宏向回复称：新乡国寿已经自主开发了医保信息系统，但医院管理系统(Hosipital intormation system，简称HIS)属于医院内部系统，与己无关，且协议未加注明应由国寿开发，国寿无法接受此要约。
在接受采访时，李宏向几次喊冤：我们是做保险的，对报销结算在行，但对HIs系统并不在行，“每天如何治疗、用药、护理、检查，非我所长!”
甲方与乙方的工作积怨开始向深水区迈进。2009年夏末，新乡市社保局领导班子调整，两位新局长到任，恰逢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扩面”进入攻坚阶段。社保局要求新乡国寿每天派出60A配合工作，新乡国寿虽不情愿，但也口头答应。但结果却是，时而40A，时而30A。新任局长发现“扩面”进展不力，方得知新乡国寿派人“偷工减料”。“不过，这部分内容，在委托协议里也没有。”新乡市医保局局长陈勇说。
种种磨合难题，终归耍有出口。春节前，陈勇告诉李宏向，2009年的费用，节后再给。
凡此种种，皆令改革举步维艰。但是，全国统一医保系统的构建，或将给改革带来转机。根据北京大学顾听教授的统计，截至2008年，国寿、太保、平安等7家保险公司已在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参与了115个县的新农合基金管理、26个县区的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经办管理。这些规模不小的保险公司，都在等待着医保异地转移接续工作启动的一天。
而洛阳国寿甚至已经向总公司提出建议，由总公司开发出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国寿分公司运作的医保信息系统，以和“金保工程”(覆盖全国的统一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电子政务工程)对接，尽快抢占医保第三方管理的广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