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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初我从纺织二干校结业回上棉十五厂，赶上整风，被“风”吹晕了头，在“大鸣大放”会上毫无顾忌地“出洞”放了一通。结果是由“知无不言，言者无罪”沦为“别有用心，猖狂进攻”。我和各车间科室不少干部被重点批判，几名“右派”浮出水面，对我未作处理。许多人背地向我提醒：“你额骨头高。学乖点，少讲两句。”
大约过了一年，1958年下达“补课”通知。某日，厂党委副书记找我个别谈话，严肃地说：“对你继续帮助，工作停下来写检查。”于是，我又陷入五天一大会、三天一小会的批判斗争，主题是老实交待反党小集团活动情况。
反党小集团从何说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感到莫明其妙。从越来越升温的揭发中，我如梦初醒，勾勒出集团轮廓——厂长陈昌吉、车间主任陆仲达和我三人组成。我理所当然百般辩解：一位是领导4000余职工的厂长，一位是900余人的车间主任，我则是无足轻重刚够企业干部资格的办事员。我的矢口否认，被视作抗拒。我在向“死路”一条走着。
据我了解，陈昌吉厂长系绍兴人，早年走出学校，便在上海以老板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陈厂长是知识分子出身，身材高大，气度不凡，却无大干部官架。他工作踏实老练，管理游刃有余，吃苦耐劳，从静安寺美丽园寓所到兰州路工厂上班，与职工一样坐12路有轨电车。他上班来得早，习惯夹着公文包先下各车间巡回，然后进厂长办公室。秘书向他汇报昨日夜班情况，他早已了如指掌，有的已作现场处理，其工作作风令人叹服。他对知识分子拉着手说话；工人们也似乎没有距离，向他掏心里话，喜欢与他接近。
他夫人是上海《文艺月报》的党支部书记。陈厂长知道我自17岁起在《劳动报》、《青年报》上发表一些“豆腐干”文章，对我说：“喜欢文学这很好，但毕竟是业余的，要做到与本职工作双进步。今后有机会，我叫她给你介绍一些作家认识认识。”
他每次到杨树浦路分厂检查工作，总是下班后才进车间办公室休息一会，顺便与陆主任、我及其他同志聊一聊，谈学习生产、谈工作生活、谈国家大事、谈往事、谈文学、谈电影……就是“大鸣大放”期间，也没间断同志般的情感和友谊交流。
我怎么也没想到，陈厂长停职检查了。陆主任和我交叉着到会听取揭发批判。我们三个人背对背，在大家的“帮助挽救”中交待反党言行，交待小集团的阴谋活动。
有一天中午时分，一辆黑色轿车开进厂里，门卫上前拦车询问，走下来两位干部，忽然发现是市长曹荻秋。一名警卫慌忙奔厂长室报信，一名操电话联系。顿时。党委、厂长室一班人马闻风而来，迎市长到接待室入座。曹荻秋同志扫视了一下，问：“怎么不见陈昌吉啊?”领导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回答。其中一名反应敏捷，示意书记快请陈昌吉。
此刻的陈昌吉，隔离在三楼一间办公室里，思过写检查。桌子上放着报告纸和笔，停职以来却只字未涂。两个人对他说：“曹市长来了，指明要见你。”他眼皮未抬，操着绍兴官话说：“我是犯有错误的人，有什么资格、什么脸面见首长!”这一下可把他们急坏了，经一番好说歹劝，他才抄起公文包下楼。曹荻秋握着陈昌吉的手说：“你受委屈了，要经得起考验啊!”
职工已开午饭，商量留市长用饭。秘书说：“曹市长要与职工一起吃，不必另作安排。”走进大食堂，曹市长随意就座。几个干部想凑上去作陪，被秘书挡了驾：“曹市长要与陈昌吉同志单独吃，你们请便吧。”端着白花花的大米饭，陈昌吉含着泪扒了几口，再也咽不下去……
饭罢，陈昌吉上了曹荻秋的汽车。从此，再也没回十五厂。
“反党小集团”就这样瓦解了，但不等于我同时被赦免。陆主任被认定出身穷苦，检查深刻，态度较好，又因厂里“右派”名额已满，按“白旗”拔，党内予以处分，降为有职无权的副主任。“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时又被作为漏网“右派”揪斗，没少吃苦。而我，父亲是高级旧军官在改造，肯定心怀不满，有“刻骨仇恨”。结果被开除团籍，套上紧箍咒，打入另册，时年21岁，成了厂里有名的小“右派”，在纺织系统，恐怕也是最年少的。
由于陈厂长被市领导亲自过问而解脱，对“小集团”的斗争火力集中在我一人身上，几乎每天下班后召开中小型会议，反复揭发批判，炒冷饭、挤牙膏，开到晚上9点多钟。一周左右车轮大战，“战果”依旧，与会人员似乎开始厌战，休会了两三天。一天，党委一个副书记亲自上阵。他说：“讲讲，你这些问题是什么性质?”我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对，”他反驳，“没那么简单。你有阴谋、有野心、有计划、有目的……你煽动大家。”就这么简单的对话，拉锯式耗费了数小时。
挂壁时钟接近午夜12点了，我再也熬不住了。赌气脱口而出：“你们的意思，我是右派喽?”大家异口同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你自己承认的，蛮好。”立即宣布散会，我则失声痛哭起来。又隔了几天，在车间全体干部大会上，发言者开口闭口叫我右派分子。我这条出洞的蛇终于被牢牢揪住。
后来听说，在陈昌吉险些打成右派之际，他夫人到康平路向陈丕显书记求援。陈丕显表示，阿吉的事会关心的，近日走不开，请曹荻秋抽空跑一趟。陈厂长离开十五厂被作了保护性安排，任上海投资公司经理一职。1960年夏天，我们在江宁路上相遇。他语重心长地勉励我，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爬起来。
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我右派改正。知己不忘，我们又恢复了往来。
大约是1987年，我已调往《劳动报》有些时日，听说陈昌吉病了。我赶到华东医院高干病房探访。他说：“你算什么右派?小青年一个!我当时在党委会上就反对。你现在当科长了，调到《劳动报》也算中层干部，很好嘛，干起你喜欢的工作。我早就说过，相信党相信群众，好人总归是好人。”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夫人劝着撵我离开病房，对我悄悄说：“老陈患了肺癌，不宜激动，不能让他过于疲劳，过于伤悲。”
半年未出，陈昌吉辞世。上海两报发了消息。他夫人向包括我在内的上棉十五厂6位同志寄来讣告，通知我们到龙华殡仪馆参加追悼会。大厅里安放着粟裕、张爱萍、陈丕显、谭启龙等中央许多领导夫妇、上海市党政领导及亲朋挚友敬献的花圈。我头一次参加如此规格隆重的追悼，向共患难的老领导告别，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责任编辑：肖阿伍
大约过了一年，1958年下达“补课”通知。某日，厂党委副书记找我个别谈话，严肃地说：“对你继续帮助，工作停下来写检查。”于是，我又陷入五天一大会、三天一小会的批判斗争，主题是老实交待反党小集团活动情况。
反党小集团从何说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感到莫明其妙。从越来越升温的揭发中，我如梦初醒，勾勒出集团轮廓——厂长陈昌吉、车间主任陆仲达和我三人组成。我理所当然百般辩解：一位是领导4000余职工的厂长，一位是900余人的车间主任，我则是无足轻重刚够企业干部资格的办事员。我的矢口否认，被视作抗拒。我在向“死路”一条走着。
据我了解，陈昌吉厂长系绍兴人，早年走出学校，便在上海以老板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陈厂长是知识分子出身，身材高大，气度不凡，却无大干部官架。他工作踏实老练，管理游刃有余，吃苦耐劳，从静安寺美丽园寓所到兰州路工厂上班，与职工一样坐12路有轨电车。他上班来得早，习惯夹着公文包先下各车间巡回，然后进厂长办公室。秘书向他汇报昨日夜班情况，他早已了如指掌，有的已作现场处理，其工作作风令人叹服。他对知识分子拉着手说话；工人们也似乎没有距离，向他掏心里话，喜欢与他接近。
他夫人是上海《文艺月报》的党支部书记。陈厂长知道我自17岁起在《劳动报》、《青年报》上发表一些“豆腐干”文章，对我说：“喜欢文学这很好，但毕竟是业余的，要做到与本职工作双进步。今后有机会，我叫她给你介绍一些作家认识认识。”
他每次到杨树浦路分厂检查工作，总是下班后才进车间办公室休息一会，顺便与陆主任、我及其他同志聊一聊，谈学习生产、谈工作生活、谈国家大事、谈往事、谈文学、谈电影……就是“大鸣大放”期间，也没间断同志般的情感和友谊交流。
我怎么也没想到，陈厂长停职检查了。陆主任和我交叉着到会听取揭发批判。我们三个人背对背，在大家的“帮助挽救”中交待反党言行，交待小集团的阴谋活动。
有一天中午时分，一辆黑色轿车开进厂里，门卫上前拦车询问，走下来两位干部，忽然发现是市长曹荻秋。一名警卫慌忙奔厂长室报信，一名操电话联系。顿时。党委、厂长室一班人马闻风而来，迎市长到接待室入座。曹荻秋同志扫视了一下，问：“怎么不见陈昌吉啊?”领导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回答。其中一名反应敏捷，示意书记快请陈昌吉。
此刻的陈昌吉，隔离在三楼一间办公室里，思过写检查。桌子上放着报告纸和笔，停职以来却只字未涂。两个人对他说：“曹市长来了，指明要见你。”他眼皮未抬，操着绍兴官话说：“我是犯有错误的人，有什么资格、什么脸面见首长!”这一下可把他们急坏了，经一番好说歹劝，他才抄起公文包下楼。曹荻秋握着陈昌吉的手说：“你受委屈了，要经得起考验啊!”
职工已开午饭，商量留市长用饭。秘书说：“曹市长要与职工一起吃，不必另作安排。”走进大食堂，曹市长随意就座。几个干部想凑上去作陪，被秘书挡了驾：“曹市长要与陈昌吉同志单独吃，你们请便吧。”端着白花花的大米饭，陈昌吉含着泪扒了几口，再也咽不下去……
饭罢，陈昌吉上了曹荻秋的汽车。从此，再也没回十五厂。
“反党小集团”就这样瓦解了，但不等于我同时被赦免。陆主任被认定出身穷苦，检查深刻，态度较好，又因厂里“右派”名额已满，按“白旗”拔，党内予以处分，降为有职无权的副主任。“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时又被作为漏网“右派”揪斗，没少吃苦。而我，父亲是高级旧军官在改造，肯定心怀不满，有“刻骨仇恨”。结果被开除团籍，套上紧箍咒，打入另册，时年21岁，成了厂里有名的小“右派”，在纺织系统，恐怕也是最年少的。
由于陈厂长被市领导亲自过问而解脱，对“小集团”的斗争火力集中在我一人身上，几乎每天下班后召开中小型会议，反复揭发批判，炒冷饭、挤牙膏，开到晚上9点多钟。一周左右车轮大战，“战果”依旧，与会人员似乎开始厌战，休会了两三天。一天，党委一个副书记亲自上阵。他说：“讲讲，你这些问题是什么性质?”我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对，”他反驳，“没那么简单。你有阴谋、有野心、有计划、有目的……你煽动大家。”就这么简单的对话，拉锯式耗费了数小时。
挂壁时钟接近午夜12点了，我再也熬不住了。赌气脱口而出：“你们的意思，我是右派喽?”大家异口同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你自己承认的，蛮好。”立即宣布散会，我则失声痛哭起来。又隔了几天，在车间全体干部大会上，发言者开口闭口叫我右派分子。我这条出洞的蛇终于被牢牢揪住。
后来听说，在陈昌吉险些打成右派之际，他夫人到康平路向陈丕显书记求援。陈丕显表示，阿吉的事会关心的，近日走不开，请曹荻秋抽空跑一趟。陈厂长离开十五厂被作了保护性安排，任上海投资公司经理一职。1960年夏天，我们在江宁路上相遇。他语重心长地勉励我，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爬起来。
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我右派改正。知己不忘，我们又恢复了往来。
大约是1987年，我已调往《劳动报》有些时日，听说陈昌吉病了。我赶到华东医院高干病房探访。他说：“你算什么右派?小青年一个!我当时在党委会上就反对。你现在当科长了，调到《劳动报》也算中层干部，很好嘛，干起你喜欢的工作。我早就说过，相信党相信群众，好人总归是好人。”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夫人劝着撵我离开病房，对我悄悄说：“老陈患了肺癌，不宜激动，不能让他过于疲劳，过于伤悲。”
半年未出，陈昌吉辞世。上海两报发了消息。他夫人向包括我在内的上棉十五厂6位同志寄来讣告，通知我们到龙华殡仪馆参加追悼会。大厅里安放着粟裕、张爱萍、陈丕显、谭启龙等中央许多领导夫妇、上海市党政领导及亲朋挚友敬献的花圈。我头一次参加如此规格隆重的追悼，向共患难的老领导告别，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责任编辑：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