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棋书画”是中国传统文化四艺，古老的乐器——琴，居其首。古琴是中国最早的拨弦乐器之一，周代已有。琴面标志泛音位置及音位的徵，定型于汉代。魏晋以后，形制已和现在的大致相同[1]。考古发现的西汉南越王墓内，亦承载着南越文王与古琴的千载交集。南越王墓于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现，出土48个琴轸和3件轸钥。《魏书·乐志》：“以轸调声”[2]，琴轸是用来转动丝弦调音的小轴。琴钥则用于套轸调弦。墓中的琴木胎已朽没，墓中到底有多少件古琴呢？按轸寻弦，追根索源，可断古琴之数，琴轸成为后人解题的线索。
　　琴轸是铜质的，中国古代对铜的利用，首先是红铜，后来在红铜中加入锡，冶炼出硬度更高，熔点较低，可以重新融化再造的青铜，便于生产优质的生产、生活和战争工具，从而被广泛地使用。有没有青铜器是世界公认的迈入文明历史门槛的入场标准。南越文王在位16年（公元前137年-公元前122年），此期间南越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繁荣，生产力得到发展。南越国的生产及技术水平很大程度反映在出土的南越制造的金属器物上，南越文王墓出土铜器500多件（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提取琴轸（B100）等19件铜器样品鉴定，材质均为青铜，其中，琴轸（B100）材质为铅锡青铜，采用铸造工艺。可见，南越文王墓出土的铜琴轸不但是研究南越国音乐艺术的实物资料，还是西汉前期岭南地区文明进步的历史佐证。
　　南越国作为西汉初年割据岭南的地方政权，历五世，共93年。第一、二代南越王都僭越称帝。南越王墓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的陵墓。其形制、结构和随葬品，大都按帝制行事，遵从汉代上层统治阶层中流行的丧礼葬俗，厚葬为南越王死后继续享用。南越文王墓内呈现了南越国歌舞升平的盛世气象，墓内出有大型击奏乐器为主的编悬乐、辅以琴瑟等丝弦乐器，表现出南越国将先秦中原的礼乐也渗入到宫廷礼乐当中。由于受到高温高湿的气候环境、土壤等诸因素的影响，从发掘中可发现，此墓历史上曾至少有三次被水淹没过（墓壁上发现了水退后留下的痕迹）[3]。因此，南越王墓的殉葬物普遍保存不好。墓中出土乐器的种类有金、石、土、丝四类，计有青铜编钟、铎、石编磬、琴、瑟、陶响器。竹、革等类乐器据考古学家考证也应有，但可惜已腐朽不存。琴瑟木胎也难保存，东西耳室的木琴胎皆已朽。
　　东耳室是南越王放置宴乐用具的场所。在东耳室的发掘现场，琴木胎已朽没，仅存铜琴轸37个，和鎏金铜瑟枘一起，分散于纽钟和编磬旁，琴轸分布共3处。其中一处有7个轸并列（B1）（图一），另一处有24个轸堆放在一起（B100-1）;又一处有6个轸散置（B100-2）。均锈蚀严重，可能有少数已朽烂不存[4]。琴轸下端方形，上端圆锥形，下大上小，中间有一宽凹槽，凹槽上有一椭圆形缺口，上有琴弦痕迹。轸上留有木痕，是安琴上遗下的痕迹。两个琴轸间距为1.6厘米。轸长2.9、下端边长0.55、上端圆径l厘米[5]（图二）。东耳室近门道处有一具殉人残骸，经鉴定，为年约20-35岁的男性，在其北边放置着成套的青铜乐器和石编磬、酒器等，由此判断，这位男青年生前可能是敲击钟磬的乐师。由此可见，南越王效仿中原重视礼乐，以乐悬编钟彰显王权，用琴瑟作宫廷宴享礼仪的歌舞伴奏。
　　西耳室是南越文王的库藏之所。琴轸11枚（C228）（图三）、轸钥3件（C196-C198）皆出于此室。出土的轸，下端为圆筒形，束腰敞口，腰际有一穿孔，上端为上窄下广的方棱柱体;表面似有鎏金;出土时堆积在一起，底有草包残痕;长2.9、底径1.2厘米。轸钥（图四），通体鎏金，出土时分别有丝绢包裹（图五）。分为钥头和柱柄两部分，钥头如扁圆形，为一盘屈的龙体，龙首和龙尾倒悬于柱柄两侧;龙张口，衔柱。圆柱柄中空到底，末端稍宽展成节状，中为方銎，銎口大小与琴轸上部柱头一致，可套轸以调弦。大小相若，C196长16、銎口长宽0.9厘米[6]。
　　山桐之琴，涧梓之腹[7]。漆木材质的琴胎，在潮湿水浸的墓中，琴胎朽没无芳踪，只留下琴轸作印记。墓中出土的古琴，形制是怎样的？迄今考古发现的上古琴，是一种带长尾的半箱体，弹奏、弦鸣乐器，有弦5根、7根、10根等数量不等。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五弦琴、十弦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七弦琴。上古琴出土数量屈指可数，它们的形制基本相同，对照考古发现的古琴实物，根据西汉南越文王墓发掘报告中琴轸出土时的排列阵式、轸间距等推断，东耳室B1为7个轸并列，应为七弦琴1件。B100-1为24个轸堆放在一起，“B100-2为6个轸散置，均锈蚀严重，可能有少数已朽烂不存”[8]，“至少有十弦琴3件或五弦琴6件”[9]。据对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的研究，“张弦方法是先将弦头系在轸上（具体系法如何，因无考古发现，不敢妄断），将弦尾穿入轸池内弦孔中，引出琴面拉紧，张在岳山和龙龈之上，然后再将弦下折拉紧，使之贴在底板上，并紧紧缠在雁足上……调弦方法是在张弦时尽可能把各弦调到基本调弦所需的音高，然后再用轸进行微调，在此基础上，通过紧慢某一或某些弦（包括用轸微调），以实现转弦换调”[10]。
　　上古传说有伏羲、神农造古琴。《太古遗音》有“伏羲见凤集于桐，乃象其形”削桐“制以为琴”。《淮南子·脩务训》记“神农之初作琴也”，那么，墓中琴的形制是怎样的？《新论·琴道》载：“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琴长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期之数;厚寸有八，象三六数;广六寸，象六律。上圆而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广下狭，法尊卑之礼。”
　　琴瑟二器，在《诗经》中不但见于《周南》、《小雅》，还见于《鄘风》、《郑风》、《唐风》和《秦风》[11]。春秋时期已广泛流行。至汉代伴随着俗乐兴起已得到发展，常出于战国至汉代楚国统治范围内的湘、鄂两省，且多與钟磬、鼓、笙、竽、筑等乐器组合，形成丝竹乐的发展态势。南越文王墓所出的琴瑟，即表明了对楚文化的吸收。南越文王墓中也多有表现楚文化因素的器物。墓室壁画上的卷云纹图案明显具有楚文化漆器纹饰的风格。绘画铜镜（C145-73）、“山”字纹铜镜、虎节等都是典型的楚器。
　　墓中原随葬的琴瑟与钟磬等编悬乐，以及装酒和食物的钫、瓿、壶、提等铜容器同出于放置宴乐用具的东耳室，展现了南越王“钟鸣鼎食”的宴乐生活图景。西耳室中原也随葬有琴瑟，残存琴轸、轸钥、瑟枘。西耳室为南越王的御用府库，储放南越王各种用器珍玩，可见南越王对“鼓琴鼓瑟”、琴瑟和鸣的钟爱。琴瑟与歌舞伴奏，与西耳室同出的玉舞人一起，展示南越宫廷的轻歌曼舞。
　　除了象征王侯身份的钟磬、琴瑟等丝竹乐器，东耳室内还随葬有一套8件的勾鑃（图六）。这一地道的吴越族乐器与中原传统的礼乐器同出，表现出南越国时期除中原礼乐外，该地区也流行吴越地区的乐舞，彰显出此时期岭南地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色。勾罐上还自铭“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表明南越国也设有乐府。当时南越国的乐师击奏钟磬，辅以抚琴弦歌，作轻歌曼舞，充分显示了当时南越宫廷礼乐的气派和按中原王朝用乐规范来设置礼乐的做法，或为君臣上下同听，以达到和敬之效。
　　[1]《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1251页。
　　[2]《辞海>缩印本，第1345页。
　　[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19页。
　　[4]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第45-46页。
　　[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第45-46页。
　　[6]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第92页。
　　[7]陈广忠译注：《淮南子·倩务训》，中华书局，2016年5月第7次印刷，第1158页。
　　[8]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第45页。
　　[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第46页。
　　[10]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49-450页。
　　[11]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