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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以来,饱受诟病的美国公立教育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之上。一部连比尔·盖茨都被请来跑龙套的纪录片《等待超人》在全美热映,把公立教育种种之怪现状批判得狗血淋头。奥巴马总统也几乎同时开炮,对公立学校中老师散漫、学生厌学等现状大加伐挞。
似乎为了佐证一下外界的批评还不到位,在全美各地公立学校因为各州政府经费紧张纷纷关门大吉之际,一座耗资5.78亿美元却仅能容纳4260名学生的社区公立学校又堂而皇之地顶风开门了。这座因为奢华被戏称为泰姬陵的学校,仅价值百万美金的装饰品就置办了6件。这无疑给了那些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差钱”的公立教育家们一计响亮的耳光。
社会各界的穷追猛打再加上公立教育自己的不争气,导致美国的州长们纷纷把裁员减支的矛头对准了公立教育。
不争气的公立教育
一般来说,公立教育被视为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联邦和各州对公立教育的投入也因此被称为“穷人的面包”。但目前美国各地普遍的削减教育投入竟然破天荒地得到社会一致认可。美国公立教育的不争气可谓犯了众怒。
首先,美国政府持续的高投入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在经济危机余波震荡下美国的教育预算有所减少,但美国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态度总体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从1970年算起,美国教育投入保持了连续27年的增长。截至2006年其涨幅已经高达123%。以2006年中小学教育投入为例,美国的投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位居第五,排在其前面的还都是些小国(卢森堡、瑞士、挪威和冰岛)。换句话说,在世界大国中,美国对教育的投入是位列第一的。但是高投入并没有换来学生成绩水平的提高。横向比,基于对30 个发达国家的调查,美国中小学生科学课程成绩排名仅列第21位。纵向比,从1971 年—2004 年的23 年间,17 岁学生年龄段的全国阅读考试成绩没有任何提高。
中小学教育水平原地踏步,其连锁反应就是恶化了公立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水平。这是因为上公立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来自公立中小学,经济条件的限制使很多美国学生对公立教育系统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公立中小学要是不争气,公立大学的日子自然不好过。2010年被美国教育界人士称为“公退私进”最明显的一年,在9月出炉的最新全美大学排行榜中,私立大学的崛起态势极其明显,无论师生比例、学生认同还是教学、科研能力,公立大学都有明显的退步。
宏观层次的低效背后是微观层次的混乱。美国公立教育在学区分配、师资配备、课程设置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糟糕表现更是令纳税人愤怒。以师生比为例,通常意义上的“师生比越大教学质量越好”,在美国公立教育中不起作用。从全国统计分析,2007年美国公立小学1:16的师生比例可谓看上去很美,但是具体到各州各市,因为调控失当,苦乐不均,却起不到精工细活的效果。有些学校人浮于事,但更有大量美国社区小学因为教师不足普遍存在着跨级班(Combo Class)这样的权宜设置。所谓跨级班就是一个老师带2到3个年级的学生,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大班。这实在是对美国公立教育高投入的极大讽刺。
同是公立学校,但所在社区不同,经费划拨、管理机制和师资配备一概不同,最后造就了公立学校事实上三六九等的划分。那些采用了新管理模式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因为能够保证教学时间和教学态度而大受追捧,但只占全国公立学校的3%;许多体制落后而被称为辍学工厂(Dropout factories)的学校也没什么压力,常年让40%的学生拿不到中学毕业证也无虞倒闭。比尔·盖茨对此的评价是,那些劣质学校教育出的孩子“未来上大学的几率比进监狱的几率还低。”
借助政治抗拒改革
公立教育属于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自然也就具有一切公共产品都避免不了的缺点。
公立学校在获得生源上面具有先天的价格优势。因为资金来自联邦和各州的拨款,公立学校依靠教育成本低廉就可以吸引来全国89%的学生。成本而非教育质量成为了公立学校安身立命之本,这对一个教育部门而言本身就是一个的讽刺,更何况低廉的成本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所谓的免费不过是政府强制性的把学费以财产税等形式提前从孩子家长身上预支了而已。
弗里德曼第一定律(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从价格上看,比由私人通过竞争提供的贵一倍)早已生动地阐释了公立教育作为公共产品低效的原因,全世界也都明白公共产品固有的弊病。但为何美国的公立教育格外引人诟病呢?除了经济学的解释,美国公立教育善于操弄政治也是一大弊病。
美国公立教育这么些年来颇有些人不能及的傲慢,其根子可以从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寻找。全世界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无权对学生发表讲演,但这样的咄咄怪事就发生在美国。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选总统只要想和学生公开交流一下心得都会引起渲染大波。
当年里根总统一时兴起,泛泛地对学生们讲了一番,马上被指责为“企图对孩子的世界观政治化”。老布什当选后看到校园新型毒品泛滥,在一所高中发表了远离毒品的告诫,也被时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批评为“做政治广告”。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重蹈覆辙,尽管他低声下气地保证其直播讲演不谈政治,但一个典型励志类的讲演还是被一些校长和教育家甚至政客们上纲上线到“联邦干预教育自主权”的高度。很多地方学区甚至直接命令所辖学校不得允许孩子观看奥巴马的演讲。
其实,这些总统们所要讲的内容又不是少儿不宜,学校老师们平日里早就重复了千万遍,况且中小学生没有投票权,所谓担心总统有政治意图几乎属于胡扯。公立学校、地方学区、还有各市各州教育委员会的心思无非是借以彰显教育系统的独立性而已。他们借助美国两党相争的政治态势,利用学校动员家长的先天优势,迎合在野党要给执政党一些小小难堪的打算,借力打力最终使教育系统成为一个当选总统不愿触碰的刺猬。最后,美国总统们连进校园大门都困难,所谓深入改革公立教育体制也就变成空谈了。
回顾美国教育改革史,上到肯尼迪、老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下到美国各州政府,公立教育体制所受到的改革一直局限在多拨款还是少拨款这样的初级领域中,深入的管理体制、竞争体制改革试点做了不少,可天翻地覆的大动静却一直未见。
不改革的底气
美国的公立教育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属于解决的相当不好的那一类。早在马克·吐温在世的时候,就曾经戏言,“我小时候就下定决心,不让学校妨碍我去学习。” 但时至今日,改革呼声越来越高,为什么改革动作始终不见爆发呢?说到底还是迫切性不够的原因。
首先,美国公立教育存在的大量问题并没有真正影响到美国精英力量的培育和接续。庞大而高效的私立教育体系已经在美国承担了精英养成的任务。其次,美国既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接受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高科技人才移民目的地,作为一个真正意义的移民国家,广泛吸纳国际人材不仅使美国各行业不虞人材匮乏,更将这些行业精英的教育成本转嫁到其母国身上。
有了这样的底气,难怪加州州长施瓦辛格敢于不管不顾地大肆削减加州公立高等教育预算。尽管有数据显示到2025年,41%的加州工作将要求拥有学士学位,但不断削弱的高等教育届时只能做到让35%的成人拥有学士学历。在施瓦辛格及其他美国地方大员看来,凤凰窝搭起来,还怕招不来林中百鸟?
这些替代办法存在,虽然可以削弱公立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力,却并不能替代改革的必要性。公立教育的不公平其实是社会不公平的一个缩影,那些升学杀手般的学校几乎无一例外的位于贫民区或少数族群聚居区,而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们(尤其是亚裔家长)还要拼命地搬家换工作好让自己家坐落在好的学区里。这些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成本,最后还是要由那些已经纳过税的公民承担,而那些糟糕教育带来的损失,社会底层充当了最大的受害者。
今年4月美国有关机构发布的名为《一个世纪的差距》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白人群体有31%拥有大学学历,非洲裔美国人为17%,而拉美裔美国人只有13%。公立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在理论上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要惠及社会弱势群体,保障社会公平。但是美国公立教育作为一个范本告诉我们,公立教育如果因为监管匮乏或利益集团坐大,变成高成本低质量的次等品,那么它将变成社会不平等扩大、社会阶层分化永久化的一个重要武器。
教育机会的公平与优质,从来不是依靠教育者的道德自省和政府的高支出自发获得的。教育不能产业化,但是产业化和引入竞争机制并不是一回事。教育体制的改革不打倒公立教育靠垄断生存的沉闷,不打破教育体制靠国家拨款自肥的强势,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于海洋
青年学者,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不平等问题研究,国际风险管理研究。
似乎为了佐证一下外界的批评还不到位,在全美各地公立学校因为各州政府经费紧张纷纷关门大吉之际,一座耗资5.78亿美元却仅能容纳4260名学生的社区公立学校又堂而皇之地顶风开门了。这座因为奢华被戏称为泰姬陵的学校,仅价值百万美金的装饰品就置办了6件。这无疑给了那些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差钱”的公立教育家们一计响亮的耳光。
社会各界的穷追猛打再加上公立教育自己的不争气,导致美国的州长们纷纷把裁员减支的矛头对准了公立教育。
不争气的公立教育
一般来说,公立教育被视为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联邦和各州对公立教育的投入也因此被称为“穷人的面包”。但目前美国各地普遍的削减教育投入竟然破天荒地得到社会一致认可。美国公立教育的不争气可谓犯了众怒。
首先,美国政府持续的高投入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在经济危机余波震荡下美国的教育预算有所减少,但美国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态度总体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从1970年算起,美国教育投入保持了连续27年的增长。截至2006年其涨幅已经高达123%。以2006年中小学教育投入为例,美国的投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位居第五,排在其前面的还都是些小国(卢森堡、瑞士、挪威和冰岛)。换句话说,在世界大国中,美国对教育的投入是位列第一的。但是高投入并没有换来学生成绩水平的提高。横向比,基于对30 个发达国家的调查,美国中小学生科学课程成绩排名仅列第21位。纵向比,从1971 年—2004 年的23 年间,17 岁学生年龄段的全国阅读考试成绩没有任何提高。
中小学教育水平原地踏步,其连锁反应就是恶化了公立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水平。这是因为上公立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来自公立中小学,经济条件的限制使很多美国学生对公立教育系统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公立中小学要是不争气,公立大学的日子自然不好过。2010年被美国教育界人士称为“公退私进”最明显的一年,在9月出炉的最新全美大学排行榜中,私立大学的崛起态势极其明显,无论师生比例、学生认同还是教学、科研能力,公立大学都有明显的退步。
宏观层次的低效背后是微观层次的混乱。美国公立教育在学区分配、师资配备、课程设置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糟糕表现更是令纳税人愤怒。以师生比为例,通常意义上的“师生比越大教学质量越好”,在美国公立教育中不起作用。从全国统计分析,2007年美国公立小学1:16的师生比例可谓看上去很美,但是具体到各州各市,因为调控失当,苦乐不均,却起不到精工细活的效果。有些学校人浮于事,但更有大量美国社区小学因为教师不足普遍存在着跨级班(Combo Class)这样的权宜设置。所谓跨级班就是一个老师带2到3个年级的学生,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大班。这实在是对美国公立教育高投入的极大讽刺。
同是公立学校,但所在社区不同,经费划拨、管理机制和师资配备一概不同,最后造就了公立学校事实上三六九等的划分。那些采用了新管理模式的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因为能够保证教学时间和教学态度而大受追捧,但只占全国公立学校的3%;许多体制落后而被称为辍学工厂(Dropout factories)的学校也没什么压力,常年让40%的学生拿不到中学毕业证也无虞倒闭。比尔·盖茨对此的评价是,那些劣质学校教育出的孩子“未来上大学的几率比进监狱的几率还低。”
借助政治抗拒改革
公立教育属于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自然也就具有一切公共产品都避免不了的缺点。
公立学校在获得生源上面具有先天的价格优势。因为资金来自联邦和各州的拨款,公立学校依靠教育成本低廉就可以吸引来全国89%的学生。成本而非教育质量成为了公立学校安身立命之本,这对一个教育部门而言本身就是一个的讽刺,更何况低廉的成本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所谓的免费不过是政府强制性的把学费以财产税等形式提前从孩子家长身上预支了而已。
弗里德曼第一定律(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从价格上看,比由私人通过竞争提供的贵一倍)早已生动地阐释了公立教育作为公共产品低效的原因,全世界也都明白公共产品固有的弊病。但为何美国的公立教育格外引人诟病呢?除了经济学的解释,美国公立教育善于操弄政治也是一大弊病。
美国公立教育这么些年来颇有些人不能及的傲慢,其根子可以从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寻找。全世界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无权对学生发表讲演,但这样的咄咄怪事就发生在美国。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选总统只要想和学生公开交流一下心得都会引起渲染大波。
当年里根总统一时兴起,泛泛地对学生们讲了一番,马上被指责为“企图对孩子的世界观政治化”。老布什当选后看到校园新型毒品泛滥,在一所高中发表了远离毒品的告诫,也被时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批评为“做政治广告”。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重蹈覆辙,尽管他低声下气地保证其直播讲演不谈政治,但一个典型励志类的讲演还是被一些校长和教育家甚至政客们上纲上线到“联邦干预教育自主权”的高度。很多地方学区甚至直接命令所辖学校不得允许孩子观看奥巴马的演讲。
其实,这些总统们所要讲的内容又不是少儿不宜,学校老师们平日里早就重复了千万遍,况且中小学生没有投票权,所谓担心总统有政治意图几乎属于胡扯。公立学校、地方学区、还有各市各州教育委员会的心思无非是借以彰显教育系统的独立性而已。他们借助美国两党相争的政治态势,利用学校动员家长的先天优势,迎合在野党要给执政党一些小小难堪的打算,借力打力最终使教育系统成为一个当选总统不愿触碰的刺猬。最后,美国总统们连进校园大门都困难,所谓深入改革公立教育体制也就变成空谈了。
回顾美国教育改革史,上到肯尼迪、老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下到美国各州政府,公立教育体制所受到的改革一直局限在多拨款还是少拨款这样的初级领域中,深入的管理体制、竞争体制改革试点做了不少,可天翻地覆的大动静却一直未见。
不改革的底气
美国的公立教育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属于解决的相当不好的那一类。早在马克·吐温在世的时候,就曾经戏言,“我小时候就下定决心,不让学校妨碍我去学习。” 但时至今日,改革呼声越来越高,为什么改革动作始终不见爆发呢?说到底还是迫切性不够的原因。
首先,美国公立教育存在的大量问题并没有真正影响到美国精英力量的培育和接续。庞大而高效的私立教育体系已经在美国承担了精英养成的任务。其次,美国既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接受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高科技人才移民目的地,作为一个真正意义的移民国家,广泛吸纳国际人材不仅使美国各行业不虞人材匮乏,更将这些行业精英的教育成本转嫁到其母国身上。
有了这样的底气,难怪加州州长施瓦辛格敢于不管不顾地大肆削减加州公立高等教育预算。尽管有数据显示到2025年,41%的加州工作将要求拥有学士学位,但不断削弱的高等教育届时只能做到让35%的成人拥有学士学历。在施瓦辛格及其他美国地方大员看来,凤凰窝搭起来,还怕招不来林中百鸟?
这些替代办法存在,虽然可以削弱公立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力,却并不能替代改革的必要性。公立教育的不公平其实是社会不公平的一个缩影,那些升学杀手般的学校几乎无一例外的位于贫民区或少数族群聚居区,而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们(尤其是亚裔家长)还要拼命地搬家换工作好让自己家坐落在好的学区里。这些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成本,最后还是要由那些已经纳过税的公民承担,而那些糟糕教育带来的损失,社会底层充当了最大的受害者。
今年4月美国有关机构发布的名为《一个世纪的差距》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白人群体有31%拥有大学学历,非洲裔美国人为17%,而拉美裔美国人只有13%。公立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在理论上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要惠及社会弱势群体,保障社会公平。但是美国公立教育作为一个范本告诉我们,公立教育如果因为监管匮乏或利益集团坐大,变成高成本低质量的次等品,那么它将变成社会不平等扩大、社会阶层分化永久化的一个重要武器。
教育机会的公平与优质,从来不是依靠教育者的道德自省和政府的高支出自发获得的。教育不能产业化,但是产业化和引入竞争机制并不是一回事。教育体制的改革不打倒公立教育靠垄断生存的沉闷,不打破教育体制靠国家拨款自肥的强势,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于海洋
青年学者,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不平等问题研究,国际风险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