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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民新闻的概念承袭20世纪90年代美国盛行一时的“公共新闻”理念，其理论思想来源于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家杜威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在本世纪初，“公民新闻”的思想被引入中国。但就社会机制和公民意识等方面，中国的特殊情况决定了“公民新闻”这个泊来品在当下的中国并没有发育的土壤与氛围。
【关键词】公民新闻 公共领域 社会责任
一、 西方公民新闻产生的背景
1、“公共新闻”运动兴起
按照夏恩·鲍曼与克里斯·威利斯在《We Media》一书的定义，“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就是“公民个体或群体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或信息的行为，在提供一个民主社会需要的独立可信准确广泛及其他相关信息”①。这里所谓的“公民”，是特指以往没有充分机会参与媒体专业运作的普通人。通俗地说，“公民新闻”就是指来自公民的非专业的新闻报道。
公民新闻是1988年美国国内“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运动的承袭， “公共新闻”的报道模式是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公众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与传统媒体进行互动，讨论公共事务，促进社会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完善。
这场新闻运动以传统媒介为核心，以“重振社区精神”为口号，以“提高报纸的阅读率、增强读者的社区联系感、改善民主运运的品质”为宗旨，在实践中对美国新闻媒体乃至美国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发展到今日，西方国家政治机构运作稳定，公民对于国家层面的大政治议题开始渐渐地不再关注，转而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本地议题进行持续地参与，由此公民新闻更多地转化为社区新闻这一模式。②总之，社区公民新闻在西方民主政治国家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其目的从政治上来讲是为了适应公民对国家政治高端事务日益淡漠的状况，从新闻操作上来讲则是新闻组织和公民在自媒体时代下的双赢。
2、自媒体传播技术的完善
在技术层面上，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发布终端也在不断变化，以web2.0为基础的新媒体，如推特、Facebook、微博等，使媒体由“我们的媒体”向“我的媒体”转变，我们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我们随时可以将自己经历的，或者是看到的事件以最快速度发布，并随时互动，这样，接受者与传播者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直接的信息发布及互动。 “读者和观众现在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渠道, 他们越来越自信, 也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敬畏”。③在此基础上，公民新闻的理念得以迅速的发展起来。
公民新闻承袭了公共新闻的思想，但与公共新闻运动不同的是，美国的这场公共新闻运动仍旧是由传统媒介主导的，而公民新闻则将话语权下移到公众，公众成为新闻发布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公共新闻运动中的配角。从新闻报道模式上说，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公共新闻”模式，进入到普通公众可以不依赖大众媒体, 自主发表观点, 形成舆论甚至组织, 进而影响媒体、 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公民新闻”模式。
二、公民新闻产生的理论基础
公民新闻学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与记者李普曼之间的著名辩论。李普曼认为，报刊应该把社会中消息灵通的专家们最好的意见和思想准确地传播到公民中，这样才能正确引导舆论。杜威则认为，只有公民们自己最清楚什么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需要的，专家们不论有多么灵通的消息，都不能替公众作最佳的判断，公民有能力和智慧判断公共事件。杜威的理念奠定了公民新闻学的理论基础。③而杜威的这种思想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人是有理性的，人能够通过理性辨别真假善恶，人的本性决定了人最终会追求真理，摒弃谎言。”这个理性原则也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哲学基础。
除此之外，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也为公民新闻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哈贝马斯在其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公共领域下了定义，“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由私人聚集而成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各种意见无拘无束的公开碰撞和交流，最终能有效影响公共决策。公共领域概念强调的是“给公众一种形成舆论的手段”或“公共事务的讨论空间”，它是一个社会健全发展的必然要素。④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公民社会是公民新闻生长的肥沃土壤，公共领域为公民新闻提供了讨论的空间，而公民新闻同时也在不断建构着新的公共领域，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三、公民新闻及中国式的网络表达热
当西方的公民新闻发展得如火如荼时，21世纪初，我国学者蔡雯首次将公民新闻引入国内。但与西方的公民新闻相比，虽然技术层面发展迅速，但如今的中国还没有孕育公民新闻的土壤，没有形成公民社会的前提条件，“公民新闻”是建立在言论自由权利得到保障的基础上的，显然中国目前还不具有这样的制度环境。⑤
反观今天中国的网络参与的热潮，我们不得不反思这其中的诸多问题。公民新闻的基础是传播技术的支持，毋庸置疑，中国在传播技术上发展迅速，同时基于庞大的网络用户，在新闻事件发生时，同样也能产生强大的舆论场。在此过程中，受众参与事件的发生、发展，与西方的理智参与不同，中国式参与更多的表现为个人观点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以“钱云会之死”为例，尽管当地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事件定性为一般交通事故，但结果却没有得到舆论的认可。网民在全国多个论坛和微博发布与警方截然不同的观点，围绕“钱云会之死”的众多疑点，不懈追问，最终该事件通过网络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这其中虽然展现了中国公众对于新闻事件关注的热情，但是在巨大的“先站立场”而忽略真相的情况下我们很难从中找到理性和责任的踪影。因此，我们必须在传媒市场化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探讨“公民新闻”在我国的发展。
结语
总之，美国的公民新闻延续着美国媒介对社会责任理论的承诺。而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呼吁一种责任意识，不仅是媒体的社会责任，也包括公民的责任。从媒体的角度来说，应不断提升其作为报道组织的主体意识，为公众提供更真实、更公正的新闻和评论，在党政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开辟出一个有利于公共领域成长的空间；从公民的角度来说，在纷繁复杂的假相和真相的交锋中，养成冷静理性的习惯，倾向于探究实质而非为情绪所掌控，首先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公民”，再来审慎地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
参考文献
①李子路、黄馨茹，《对微博时代公民新闻传播的思考》[J].《今传媒》,2011（4）
②张青，《公共舆论、公共新闻和公众公民意识的培养》[J].《社会科学论坛》，2011（3）
③刘茂华、张秋鸣，《公民新闻传播的现实价值》[J].《新闻前哨》，2011（2）
④范东升，《公民新闻的兴起和启示》[J].《国际新闻界》，2006（1）
⑤李晓菲、李传平，《论公民新闻对社会责任论的推进和发展》[J].《新闻传播》，2008（10）
（作者：均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实习编辑：李小娟
【关键词】公民新闻 公共领域 社会责任
一、 西方公民新闻产生的背景
1、“公共新闻”运动兴起
按照夏恩·鲍曼与克里斯·威利斯在《We Media》一书的定义，“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就是“公民个体或群体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或信息的行为，在提供一个民主社会需要的独立可信准确广泛及其他相关信息”①。这里所谓的“公民”，是特指以往没有充分机会参与媒体专业运作的普通人。通俗地说，“公民新闻”就是指来自公民的非专业的新闻报道。
公民新闻是1988年美国国内“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运动的承袭， “公共新闻”的报道模式是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公众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与传统媒体进行互动，讨论公共事务，促进社会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完善。
这场新闻运动以传统媒介为核心，以“重振社区精神”为口号，以“提高报纸的阅读率、增强读者的社区联系感、改善民主运运的品质”为宗旨，在实践中对美国新闻媒体乃至美国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发展到今日，西方国家政治机构运作稳定，公民对于国家层面的大政治议题开始渐渐地不再关注，转而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本地议题进行持续地参与，由此公民新闻更多地转化为社区新闻这一模式。②总之，社区公民新闻在西方民主政治国家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其目的从政治上来讲是为了适应公民对国家政治高端事务日益淡漠的状况，从新闻操作上来讲则是新闻组织和公民在自媒体时代下的双赢。
2、自媒体传播技术的完善
在技术层面上，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发布终端也在不断变化，以web2.0为基础的新媒体，如推特、Facebook、微博等，使媒体由“我们的媒体”向“我的媒体”转变，我们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我们随时可以将自己经历的，或者是看到的事件以最快速度发布，并随时互动，这样，接受者与传播者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直接的信息发布及互动。 “读者和观众现在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渠道, 他们越来越自信, 也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敬畏”。③在此基础上，公民新闻的理念得以迅速的发展起来。
公民新闻承袭了公共新闻的思想，但与公共新闻运动不同的是，美国的这场公共新闻运动仍旧是由传统媒介主导的，而公民新闻则将话语权下移到公众，公众成为新闻发布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公共新闻运动中的配角。从新闻报道模式上说，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公共新闻”模式，进入到普通公众可以不依赖大众媒体, 自主发表观点, 形成舆论甚至组织, 进而影响媒体、 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公民新闻”模式。
二、公民新闻产生的理论基础
公民新闻学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与记者李普曼之间的著名辩论。李普曼认为，报刊应该把社会中消息灵通的专家们最好的意见和思想准确地传播到公民中，这样才能正确引导舆论。杜威则认为，只有公民们自己最清楚什么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需要的，专家们不论有多么灵通的消息，都不能替公众作最佳的判断，公民有能力和智慧判断公共事件。杜威的理念奠定了公民新闻学的理论基础。③而杜威的这种思想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人是有理性的，人能够通过理性辨别真假善恶，人的本性决定了人最终会追求真理，摒弃谎言。”这个理性原则也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哲学基础。
除此之外，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也为公民新闻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哈贝马斯在其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公共领域下了定义，“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由私人聚集而成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各种意见无拘无束的公开碰撞和交流，最终能有效影响公共决策。公共领域概念强调的是“给公众一种形成舆论的手段”或“公共事务的讨论空间”，它是一个社会健全发展的必然要素。④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公民社会是公民新闻生长的肥沃土壤，公共领域为公民新闻提供了讨论的空间，而公民新闻同时也在不断建构着新的公共领域，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三、公民新闻及中国式的网络表达热
当西方的公民新闻发展得如火如荼时，21世纪初，我国学者蔡雯首次将公民新闻引入国内。但与西方的公民新闻相比，虽然技术层面发展迅速，但如今的中国还没有孕育公民新闻的土壤，没有形成公民社会的前提条件，“公民新闻”是建立在言论自由权利得到保障的基础上的，显然中国目前还不具有这样的制度环境。⑤
反观今天中国的网络参与的热潮，我们不得不反思这其中的诸多问题。公民新闻的基础是传播技术的支持，毋庸置疑，中国在传播技术上发展迅速，同时基于庞大的网络用户，在新闻事件发生时，同样也能产生强大的舆论场。在此过程中，受众参与事件的发生、发展，与西方的理智参与不同，中国式参与更多的表现为个人观点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以“钱云会之死”为例，尽管当地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事件定性为一般交通事故，但结果却没有得到舆论的认可。网民在全国多个论坛和微博发布与警方截然不同的观点，围绕“钱云会之死”的众多疑点，不懈追问，最终该事件通过网络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这其中虽然展现了中国公众对于新闻事件关注的热情，但是在巨大的“先站立场”而忽略真相的情况下我们很难从中找到理性和责任的踪影。因此，我们必须在传媒市场化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探讨“公民新闻”在我国的发展。
结语
总之，美国的公民新闻延续着美国媒介对社会责任理论的承诺。而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呼吁一种责任意识，不仅是媒体的社会责任，也包括公民的责任。从媒体的角度来说，应不断提升其作为报道组织的主体意识，为公众提供更真实、更公正的新闻和评论，在党政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开辟出一个有利于公共领域成长的空间；从公民的角度来说，在纷繁复杂的假相和真相的交锋中，养成冷静理性的习惯，倾向于探究实质而非为情绪所掌控，首先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公民”，再来审慎地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
参考文献
①李子路、黄馨茹，《对微博时代公民新闻传播的思考》[J].《今传媒》,2011（4）
②张青，《公共舆论、公共新闻和公众公民意识的培养》[J].《社会科学论坛》，2011（3）
③刘茂华、张秋鸣，《公民新闻传播的现实价值》[J].《新闻前哨》，2011（2）
④范东升，《公民新闻的兴起和启示》[J].《国际新闻界》，2006（1）
⑤李晓菲、李传平，《论公民新闻对社会责任论的推进和发展》[J].《新闻传播》，2008（10）
（作者：均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实习编辑：李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