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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届名家名剧月3月21日在上海拉开帷幕，由茅威涛首次出演女角的新概念越剧《江南好人》被选为开幕剧。这位越剧第一女小生，在台下是意态娴淑的女人，台上是清俊轩昂的男儿。这一切，她是如何做到的？
一辈子只做—件事，是—种奢侈的执着
我小时候喜欢出些馊主意，思想也挺独立的。比如上学那会儿，要打扫卫生掏下水道。我就觉得我只要把活儿干好就行了，何必在乎用哪种形式呢？但是有些老师、同学偏要表现出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我就说那你跳下去呀，跳到阴沟里去掏，你只有跳下去才能掏得更干净。我心里其实在想，如果可以不跳下去，你为什么非要跳进去呢？小时候老师、同学都说我很淘气，又很乖巧，因为我是个懂规则的人。但我又不甘于墨守成规，总是想对我感到有疑问的惯例挑战。除了一次外婆说，“这个孩子长大会有出息”。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对我看好过。
学戏那会儿特别刻苦，我又是那种非要做到最好的学生。我可以发神经似地穿着靴子不脱下来，就为了适应那双靴子，连吃饭去食堂都穿着；为了勒上头不再呕吐、恶心，我就勒着头睡觉，第二天起来，脸都是肿的。当年原生代小百花有28朵小花，到如今台上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几朵老花，而我为什么还能坚持在这里？有一天我这样问自己。我的答案是，当这种守候从职业变成了使命，坚持的人就不会再感到犹豫和彷徨。记得一个朋友在看完我演的《藏书之家》后说，“茅茅，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要像你一样，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我听了特别感慨。真的是这样，有选择的人生很昂贵，而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更是一种奢侈的执著。
我说过，哪天不再玉树临风我就不演了
我丈夫郭小男曾经开玩笑说，茅威涛要好好研究研究，她身上的基因有问题，肯定有男性的成分，“我以为娶了一个江南女子是小鸟依人、温文尔雅型的，排了《秋瑾》后发现，江南女子还有一种是横刀立马型的，很不幸我娶了后者”。
我有两个哥哥，我5岁就跟着哥哥在运河里游泳。小时候我会跟着哥哥去打鸟，去爬树。男孩子能玩的，我都会玩。这造成我比较敢去冒险的性格，什么都敢去闯一闯。我的前辈老师们，剃短发，身上一直都保存一种中性的东西。我年轻时候也是那样，一定要剪短头发，穿T恤，T恤的领子还要竖起来。早期我和何赛飞出去做活动，去电台接受采访，人家一看就知道，一个是小生，一个是花旦。那时我跟她去机场，她什么都不做，什么重东西都不拿，很自然地就推给了我。生活中，我很女人，特别不愿意男性化。但是唱小生一定是会受这种影响的。年轻的时候，如果扎辫子，演小生就演不出来。当然现在不需要了，我穿什么，扮不扮上，都能演出来。北京有位龚和德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说我是走进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其实男人的形象，关键是有没有担当。女人期盼男人要有担当。为什么剧场里有那么多女人来看戏，因为她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份欣然。所以说，我这辈子活得挺够的，做一辈子女人，又演了一辈子女人理想中的男人。我在舞台上呈现出的东西，承接了一种理想，一种理解。去年《西厢记》封箱，很多人赶来看。当然也有不少人说，不就是搞噱头。《西厢记》是我一个阶段的高度，真的放弃了心中也有不舍。但我到了知天命之年一定要学会舍得。我不会让观众觉得茅威涛嗓子、形象这么差了，还在舞台上不肯下来。我说过，哪天我觉得镜子里的自己不再玉树临风了，肯定就不演了。
我和丈夫是不骂不相识，当然争到最后还是演员服从了导演
我和郭导都很有个性，走到一起的过程也算是比较不寻常，几乎是不骂不相识。第一次郭小男去看我的艺术专场《蓦然又回首》，当时叫好声一片，他却开诚布公地批评了一番。他当时那句话对我犹如当头棒喝，其实做这个专场时，我的确在艺术上遭遇了瓶颈，他的话基本上是对我的否定，但我心里明白他说的是事实。直到排了《荆轲》、《孔乙己》之后，我才对自己那个“越剧青年表演艺术家”的称号有了些底气。
我俩常会为一个艺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当他坚持要按导演的构思完成时，我就会突然从演员上升到制作人或者监制人什么的角色，再拿那种身份压他。太有个性的演员和导演在一起的时候，又因为是夫妻，往往会错位，错位的时候两人就会较真儿，就会有争执。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大家会尊重对方，总会有些忍让。因为有这样两层关系，就会变成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双方都不让步。当然，争到最后还是演员服从了导演。
有件特别有意思的事。记得还是女儿上幼儿园时，有次我和郭导在家争剧本，嗓门就大起来了，女儿举着《三字经》，上面写着“父子亲，夫妇顺”，在我们跟前面无表情地走来走去，我俩看到就笑了，不吵了。现在我和小男基本都在排练场上说完，回到家就是围着女儿转。
出演《江南好人》挑战巨大：女人做女人难上加难
《江南好人》1月在北京的首演结束后，记者问我，“茅威涛在舞台上的角色转换相当神速，听说有高手毛戈平在后台操控。观众能清晰地看到你为了演一个女人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大家简直忘了，你本身就是女人啊。”我说，这部剧的确是个大挑战。濮存听看完戏到后台来看我们，一进来就说，“哎呀，小男，你们不得了，我看到了越剧的‘少年派’”。说的是当时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所有人都认为那小说根本没办法拍成电影，但是他还是拍成了。所以濮存听会用“少年派”来形容《江南好人》。
这出戏，最大的挑战还是我怎么演女人。要知道，这可是从艺30多年来，茅威涛第一次在舞台上扮演一个女性角色。
刘晓庆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要补一句话：女人做女人难上加难。怎么说呢？戏曲理论大家阿甲先生曾说过，中国戏曲一定要技术先行。当年我年少气盛，对此还不以为然，我说怎么可能？一定是体验先行。演完这个戏，我感觉大家就是大家，戏曲真是技术先行。当我第一次站到排练场上演沈黛的时候，我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走台步，不知道该怎么举手，所有的形体，包括声腔，所有的一切都要改变。这个戏几乎把我原先的功给废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要从小练功，忽然间你重新练一个功，不是简单的小生转身演女人的问题，而是小生和花旦的发力是不一样的。小生用腰发力的话，花旦可能要用腿发力，骨头都得掰过来，生理上要有很多改变。所以郭导专门请了一位老师改造我的形体。原本准备3个月的排练，我们加了一倍时间，用了6个月，也就是前3个月，我每天的排练必须化好妆，戴上花，穿上裙子，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女性。最后我说服自己，把自己当男旦行不行？把自己当成梅兰芳，当成张国荣，当成余少群，我来演一个女的。
因此，在所有的技术准备上，我回到学生时代，去学习中国传统戏曲中花旦的所有身段。身段上我借用了昆舞，声腔上借助一些评弹。如果要我给自己一个评价，演表兄隋达，我驾轻就熟；演沈黛，我还在素描和描红，三场戏我每场都有不同。当演到最后她唱完自己的生平，男女同体哭诉：我不是个好人，我也不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抑制不住想哭的冲动。我控制住自己，但声音是哽咽的，这是我以前演小生没有的体会。
我在排练中的状态也得到了郭导的肯定，“茅威涛极度能抗压，有点‘神九’的意思，我知道她能行”。
“穿防弹衣”来北京，跪着不怕中枪
关于这部戏的创新呢，其实刚接到布莱希特《四川好人》的剧本时，我很困惑，这么思辨的东西，怎么弄成越剧呢？越剧的传统观众是要拿着手巾到剧场等你催他泪下的呀。我心里很忐忑，但是真到了绝境，突然又生出了浴火重生的勇气。我来北京前在微博上开了一个玩笑，我说我是穿着防弹衣来的。我的粉丝说茅茅是躺着也中枪，这次至少是跪着，是一定要中枪的，我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再说我不是特别能抗压嘛？至少现在，我们已经放下了忐忑，并且收获了鲜花。我们是“少年派”。
我相信这个戏是值得一看的，而且会带给你很大的收获。佛家讲，没有对错的事，只有对错的人。我想借用宋代词人黄庭坚的一句词，“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这样一种心态去对待面前的事物。
一辈子只做—件事，是—种奢侈的执着
我小时候喜欢出些馊主意，思想也挺独立的。比如上学那会儿，要打扫卫生掏下水道。我就觉得我只要把活儿干好就行了，何必在乎用哪种形式呢？但是有些老师、同学偏要表现出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我就说那你跳下去呀，跳到阴沟里去掏，你只有跳下去才能掏得更干净。我心里其实在想，如果可以不跳下去，你为什么非要跳进去呢？小时候老师、同学都说我很淘气，又很乖巧，因为我是个懂规则的人。但我又不甘于墨守成规，总是想对我感到有疑问的惯例挑战。除了一次外婆说，“这个孩子长大会有出息”。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对我看好过。
学戏那会儿特别刻苦，我又是那种非要做到最好的学生。我可以发神经似地穿着靴子不脱下来，就为了适应那双靴子，连吃饭去食堂都穿着；为了勒上头不再呕吐、恶心，我就勒着头睡觉，第二天起来，脸都是肿的。当年原生代小百花有28朵小花，到如今台上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几朵老花，而我为什么还能坚持在这里？有一天我这样问自己。我的答案是，当这种守候从职业变成了使命，坚持的人就不会再感到犹豫和彷徨。记得一个朋友在看完我演的《藏书之家》后说，“茅茅，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要像你一样，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我听了特别感慨。真的是这样，有选择的人生很昂贵，而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更是一种奢侈的执著。
我说过，哪天不再玉树临风我就不演了
我丈夫郭小男曾经开玩笑说，茅威涛要好好研究研究，她身上的基因有问题，肯定有男性的成分，“我以为娶了一个江南女子是小鸟依人、温文尔雅型的，排了《秋瑾》后发现，江南女子还有一种是横刀立马型的，很不幸我娶了后者”。
我有两个哥哥，我5岁就跟着哥哥在运河里游泳。小时候我会跟着哥哥去打鸟，去爬树。男孩子能玩的，我都会玩。这造成我比较敢去冒险的性格，什么都敢去闯一闯。我的前辈老师们，剃短发，身上一直都保存一种中性的东西。我年轻时候也是那样，一定要剪短头发，穿T恤，T恤的领子还要竖起来。早期我和何赛飞出去做活动，去电台接受采访，人家一看就知道，一个是小生，一个是花旦。那时我跟她去机场，她什么都不做，什么重东西都不拿，很自然地就推给了我。生活中，我很女人，特别不愿意男性化。但是唱小生一定是会受这种影响的。年轻的时候，如果扎辫子，演小生就演不出来。当然现在不需要了，我穿什么，扮不扮上，都能演出来。北京有位龚和德老师，写过一篇文章，说我是走进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其实男人的形象，关键是有没有担当。女人期盼男人要有担当。为什么剧场里有那么多女人来看戏，因为她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份欣然。所以说，我这辈子活得挺够的，做一辈子女人，又演了一辈子女人理想中的男人。我在舞台上呈现出的东西，承接了一种理想，一种理解。去年《西厢记》封箱，很多人赶来看。当然也有不少人说，不就是搞噱头。《西厢记》是我一个阶段的高度，真的放弃了心中也有不舍。但我到了知天命之年一定要学会舍得。我不会让观众觉得茅威涛嗓子、形象这么差了，还在舞台上不肯下来。我说过，哪天我觉得镜子里的自己不再玉树临风了，肯定就不演了。
我和丈夫是不骂不相识，当然争到最后还是演员服从了导演
我和郭导都很有个性，走到一起的过程也算是比较不寻常，几乎是不骂不相识。第一次郭小男去看我的艺术专场《蓦然又回首》，当时叫好声一片，他却开诚布公地批评了一番。他当时那句话对我犹如当头棒喝，其实做这个专场时，我的确在艺术上遭遇了瓶颈，他的话基本上是对我的否定，但我心里明白他说的是事实。直到排了《荆轲》、《孔乙己》之后，我才对自己那个“越剧青年表演艺术家”的称号有了些底气。
我俩常会为一个艺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当他坚持要按导演的构思完成时，我就会突然从演员上升到制作人或者监制人什么的角色，再拿那种身份压他。太有个性的演员和导演在一起的时候，又因为是夫妻，往往会错位，错位的时候两人就会较真儿，就会有争执。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大家会尊重对方，总会有些忍让。因为有这样两层关系，就会变成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双方都不让步。当然，争到最后还是演员服从了导演。
有件特别有意思的事。记得还是女儿上幼儿园时，有次我和郭导在家争剧本，嗓门就大起来了，女儿举着《三字经》，上面写着“父子亲，夫妇顺”，在我们跟前面无表情地走来走去，我俩看到就笑了，不吵了。现在我和小男基本都在排练场上说完，回到家就是围着女儿转。
出演《江南好人》挑战巨大：女人做女人难上加难
《江南好人》1月在北京的首演结束后，记者问我，“茅威涛在舞台上的角色转换相当神速，听说有高手毛戈平在后台操控。观众能清晰地看到你为了演一个女人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大家简直忘了，你本身就是女人啊。”我说，这部剧的确是个大挑战。濮存听看完戏到后台来看我们，一进来就说，“哎呀，小男，你们不得了，我看到了越剧的‘少年派’”。说的是当时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所有人都认为那小说根本没办法拍成电影，但是他还是拍成了。所以濮存听会用“少年派”来形容《江南好人》。
这出戏，最大的挑战还是我怎么演女人。要知道，这可是从艺30多年来，茅威涛第一次在舞台上扮演一个女性角色。
刘晓庆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要补一句话：女人做女人难上加难。怎么说呢？戏曲理论大家阿甲先生曾说过，中国戏曲一定要技术先行。当年我年少气盛，对此还不以为然，我说怎么可能？一定是体验先行。演完这个戏，我感觉大家就是大家，戏曲真是技术先行。当我第一次站到排练场上演沈黛的时候，我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走台步，不知道该怎么举手，所有的形体，包括声腔，所有的一切都要改变。这个戏几乎把我原先的功给废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要从小练功，忽然间你重新练一个功，不是简单的小生转身演女人的问题，而是小生和花旦的发力是不一样的。小生用腰发力的话，花旦可能要用腿发力，骨头都得掰过来，生理上要有很多改变。所以郭导专门请了一位老师改造我的形体。原本准备3个月的排练，我们加了一倍时间，用了6个月，也就是前3个月，我每天的排练必须化好妆，戴上花，穿上裙子，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女性。最后我说服自己，把自己当男旦行不行？把自己当成梅兰芳，当成张国荣，当成余少群，我来演一个女的。
因此，在所有的技术准备上，我回到学生时代，去学习中国传统戏曲中花旦的所有身段。身段上我借用了昆舞，声腔上借助一些评弹。如果要我给自己一个评价，演表兄隋达，我驾轻就熟；演沈黛，我还在素描和描红，三场戏我每场都有不同。当演到最后她唱完自己的生平，男女同体哭诉：我不是个好人，我也不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抑制不住想哭的冲动。我控制住自己，但声音是哽咽的，这是我以前演小生没有的体会。
我在排练中的状态也得到了郭导的肯定，“茅威涛极度能抗压，有点‘神九’的意思，我知道她能行”。
“穿防弹衣”来北京，跪着不怕中枪
关于这部戏的创新呢，其实刚接到布莱希特《四川好人》的剧本时，我很困惑，这么思辨的东西，怎么弄成越剧呢？越剧的传统观众是要拿着手巾到剧场等你催他泪下的呀。我心里很忐忑，但是真到了绝境，突然又生出了浴火重生的勇气。我来北京前在微博上开了一个玩笑，我说我是穿着防弹衣来的。我的粉丝说茅茅是躺着也中枪，这次至少是跪着，是一定要中枪的，我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再说我不是特别能抗压嘛？至少现在，我们已经放下了忐忑，并且收获了鲜花。我们是“少年派”。
我相信这个戏是值得一看的，而且会带给你很大的收获。佛家讲，没有对错的事，只有对错的人。我想借用宋代词人黄庭坚的一句词，“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这样一种心态去对待面前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