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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大商现象的出现，正是因为小城过于贫瘠。譬如“七山一水一分田”的徽州，当地人除了外出讨生活，几乎没有其它选择。
公 元1836年，清道光16年，13岁的徽州少年胡顺官离开家乡，外出闯荡。在“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園”的徽州，山多地少，土瘠人稠，求食于四方便成为许多人无奈的选择。徽谚有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尽管已到了“往外一丢”的年纪，但此时的胡顺官却比许多背井离乡的同龄人更加凄苦。一年前，他的父亲过世，家庭的重担压在这个瘦弱少年的肩头。
胡顺官走在崎岖的徽杭古道上，千百年来，这是徽州人外出的必经之路。历经跋涉，他来到杭州，从一个杂粮行的小伙计干起，最终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以及复杂绵密的政商关系网。发达之后的胡顺官给自己取了个更文雅的名字胡光墉，字号雪岩。红顶商人胡雪岩，由此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符号。
胡雪岩无疑是徽商的代表人物，却绝非唯一。在那条绵延的徽杭古道上，行走过太多人：倭寇头子汪直，“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扬州盐业总商江春，凭一把剪刀扬名立万的张小泉……
小城徽州，何以巨商富贾辈出，成为百年商帮的发源地？
商帮故乡
在解答徽州之问以前，不妨把目光从秀美的江南移到沟壑纵横的黄土地。徽是古代徽州府的简称，位于如今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之地。陕、晋虽是陕西省、山西省的简称，但当年的陕商、晋商却并非在两省境内遍地开花。山西的祁太平区域（指相邻的祁县、太古、平遥三县）被公认是晋商大本营。鼎盛时期，山西九成的票号集中在这一区域。陕商的故乡，并非省会西安，甚至也不是当年的商贸重镇泾阳、三原，而是在渭南、韩城、大荔、富平这样一个沿西安环形分布的区域。
更准确地说，古徽州府、山西的祁太平金三角与陕西的环西安地带，才是明清三大商帮真正意义上的老家。由此，也引出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小城大商。这些雄霸天下的商帮，竟无一例外崛起于小城。
有种观点认为，小城大商现象的出现，正是因为小城过于贫瘠。譬如“七山一水一分田”的徽州，当地人除了外出讨生活，几乎没有其它选择。还有富甲天下的祁太平，自然禀赋在山西也数末流。祁太平素来“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甚至在坐拥煤海的山西，唯独这个区域煤炭资源极度匮乏。前些年煤炭行情火爆时，许多平遥的出租车司机都会向外地人抱怨，全山西都在挖煤，这里却挖不出一块煤，只能守着一座古城发展旅游。穷则思变，在崎岖起伏的徽杭古道，在苍凉荒芜的走西口路上，便多出许多身影。
但这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小城大商现象。偌大的中国，穷地方绝不止这几处，为何偏偏只有它们生了变？摊开地图不难发现，三大商帮的发源地虽是小城，但距离大城其实并不遥远。陕商的环西安地带距离西安、泾阳一百多公里，晋商的祁太平距离太原也是一百多公里。串联起徽州与杭州的徽杭古道，也不过两百多公里。即便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样的距离也称不上天堑。否则，13岁的少年胡雪岩也无法一人从老家走到杭州。
在重农抑商，商人地位低下的封建时代，大城市的公子少爷们自然不屑于经商一途。太过偏僻的地方的人们，也很难摆脱崇山峻岭的束缚。倒是这几个地方的小城青年们，具有去大城市创业的优势。
此外，三地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文尊教之风兴盛。陕西关中与古徽州均是文风昌盛之地，即便在“一流子弟去经商，二流子弟考科举”的山西，对于教育也很重视。山西大户人家给教书先生的薪水，往往比县太爷高出好几倍。只不过在山西人眼中，读书并非全为了科举，工整的小楷不仅可以写出八股文章，也能在账薄上点墨成金。晋商对于族中子弟以及商号伙计的文化教育，一刻也没有放松。从许多保存至今的山西票号字据上看，那些账房先生、伙计的书法造诣均很高，显然是下过一番苦功。解放后的扫盲运动中，这三个地区的文盲率也远远低于所在省的平均水平。
成也小城败也小城
当然，小城能够走出大商，除了自身禀赋，更离不开历史机遇的垂青。明代九边重镇，四个在陕西，两个在山西，若无此地理之便，陕商、晋商能否崛起尚未可知。徽商的崭露头角靠的是人和，徽州文派源远流长，那些走科举正途，登州过府，位极人臣的徽籍官员，始终是徽商最强有力的靠山。提出“折色制”、让徽商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徽州人——明代弘治年间的户部尚书叶淇。清代道光年间，当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力图拿掉被徽商把持多年的盐业专卖权时，当朝首席军机大臣、徽州歙县人曹振镛又站出来反对，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得地利之便的陕商、晋商，终究没能走出那片厚重的黄土地。气势恢宏的大宅院，既是财富的象征，也成为他们固守小农经济、与现代商业文明失之交臂的最好佐证。山陕商人所累积的大笔财富，绝大部分用于买田置地，或者深藏于地窖中，而不是用于进一步的商业投资。仅凭这一点，它们与现代企业的差距便暴露无遗。
陕西渭南孝义镇的赵家，是出了名的关中巨富，当地有“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之说。陕甘回民起义期间，回民起义军包围了孝义镇，当镇里的砖块打完时，赵家当家人赵渭南大吼一声：“赶快把五十两的大银锭搬出来，朝外砸！”地窖打开，白花花的银锭当成武器朝外砸去，最终保住了孝义镇。赵家之富由此可见一斑，但那么多资金堆在地窖里，也未尝不是一种浪费。
有着强大人脉关系的徽商，最终也窒息在绵密的人际关系网中。徽商最强盛时，是因为控制着盐业专卖权，当清朝中叶，盐政改革，“票法”实行，失去垄断经营地位的徽商便江河日下。被视为徽商代表的胡雪岩，早期以攀附湘军集团左宗棠起家，后期却在湘淮两大军政集团的争斗中被当作替罪羔羊。
不妨这样说，小城成就了商帮，也局限了商帮。
世间已无商帮
此前有文章提到，世界历史上曾有过十大商帮，中国商帮占据半壁江山。但类似说法，只出现在中文媒体，外文媒体并不见相关报道。如今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商帮原本就是一个带有浓郁东方特色的组织，在西方并未出现。如今的浙商、粤商，也与历史上的商帮截然不同。清末之后，世间已无商帮。
历史上的商帮，不同于如今的商会，它绝非一个松散的联谊组织，而是有严密组织系统的商业集团。仅此一点，便与国外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或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各种商会截然不同。比如在徽商最鼎盛时期，他们不仅垄断了扬州盐业，还有泾渭分明的阶层划分。盐商被分为窝商、运商、场商、总商等，地位最高的总商实行世袭制，老爸死后儿子接班，只要总商发话，下面的商人莫不听命。此外，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这种划地而治的方式，让各大家族的商业版图长期维持不变。
其它商帮的等级划分虽不如徽商明显，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依旧大体形成一种金字塔形的商业权力结构。几名总商或是大佬的密会，就能左右一个商帮的命运。放在今天，这一切是很难想象的。
这种组织形态无法适应现代商业文明。对于商帮内的后起之秀来说，处处听命于上面，施展不开手脚，总商的世袭制也堵死了其他人的晋升之路。那些金字塔尖的人看似风光无限，却也背负了沉重负担。
有学者认为，胡雪岩之所以拼上老本与洋人展开生丝大战，就在于商帮生死系于一线。洋商早就与胡雪岩接洽过，希望与他合作，以胡雪岩之精明，并非不知机器取代人工是大势所趋，他若答应合作，胡氏阜康钱庄也能大赚一笔。但如此一来，那些依赖手工缫丝的中小商号将无以为继，自己也不配再做商帮之首。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商帮崛起，在中国商业文明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正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统商帮覆灭之际，现代商业文明在中国落地生根。两者的时间点如此巧合，是偶然抑或必然……
公 元1836年，清道光16年，13岁的徽州少年胡顺官离开家乡，外出闯荡。在“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園”的徽州，山多地少，土瘠人稠，求食于四方便成为许多人无奈的选择。徽谚有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尽管已到了“往外一丢”的年纪，但此时的胡顺官却比许多背井离乡的同龄人更加凄苦。一年前，他的父亲过世，家庭的重担压在这个瘦弱少年的肩头。
胡顺官走在崎岖的徽杭古道上，千百年来，这是徽州人外出的必经之路。历经跋涉，他来到杭州，从一个杂粮行的小伙计干起，最终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以及复杂绵密的政商关系网。发达之后的胡顺官给自己取了个更文雅的名字胡光墉，字号雪岩。红顶商人胡雪岩，由此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符号。
胡雪岩无疑是徽商的代表人物，却绝非唯一。在那条绵延的徽杭古道上，行走过太多人：倭寇头子汪直，“以布衣上交天子”的扬州盐业总商江春，凭一把剪刀扬名立万的张小泉……
小城徽州，何以巨商富贾辈出，成为百年商帮的发源地？
商帮故乡
在解答徽州之问以前，不妨把目光从秀美的江南移到沟壑纵横的黄土地。徽是古代徽州府的简称，位于如今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之地。陕、晋虽是陕西省、山西省的简称，但当年的陕商、晋商却并非在两省境内遍地开花。山西的祁太平区域（指相邻的祁县、太古、平遥三县）被公认是晋商大本营。鼎盛时期，山西九成的票号集中在这一区域。陕商的故乡，并非省会西安，甚至也不是当年的商贸重镇泾阳、三原，而是在渭南、韩城、大荔、富平这样一个沿西安环形分布的区域。
更准确地说，古徽州府、山西的祁太平金三角与陕西的环西安地带，才是明清三大商帮真正意义上的老家。由此，也引出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小城大商。这些雄霸天下的商帮，竟无一例外崛起于小城。
有种观点认为，小城大商现象的出现，正是因为小城过于贫瘠。譬如“七山一水一分田”的徽州，当地人除了外出讨生活，几乎没有其它选择。还有富甲天下的祁太平，自然禀赋在山西也数末流。祁太平素来“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甚至在坐拥煤海的山西，唯独这个区域煤炭资源极度匮乏。前些年煤炭行情火爆时，许多平遥的出租车司机都会向外地人抱怨，全山西都在挖煤，这里却挖不出一块煤，只能守着一座古城发展旅游。穷则思变，在崎岖起伏的徽杭古道，在苍凉荒芜的走西口路上，便多出许多身影。
但这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小城大商现象。偌大的中国，穷地方绝不止这几处，为何偏偏只有它们生了变？摊开地图不难发现，三大商帮的发源地虽是小城，但距离大城其实并不遥远。陕商的环西安地带距离西安、泾阳一百多公里，晋商的祁太平距离太原也是一百多公里。串联起徽州与杭州的徽杭古道，也不过两百多公里。即便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样的距离也称不上天堑。否则，13岁的少年胡雪岩也无法一人从老家走到杭州。
在重农抑商，商人地位低下的封建时代，大城市的公子少爷们自然不屑于经商一途。太过偏僻的地方的人们，也很难摆脱崇山峻岭的束缚。倒是这几个地方的小城青年们，具有去大城市创业的优势。
此外，三地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文尊教之风兴盛。陕西关中与古徽州均是文风昌盛之地，即便在“一流子弟去经商，二流子弟考科举”的山西，对于教育也很重视。山西大户人家给教书先生的薪水，往往比县太爷高出好几倍。只不过在山西人眼中，读书并非全为了科举，工整的小楷不仅可以写出八股文章，也能在账薄上点墨成金。晋商对于族中子弟以及商号伙计的文化教育，一刻也没有放松。从许多保存至今的山西票号字据上看，那些账房先生、伙计的书法造诣均很高，显然是下过一番苦功。解放后的扫盲运动中，这三个地区的文盲率也远远低于所在省的平均水平。
成也小城败也小城
当然，小城能够走出大商，除了自身禀赋，更离不开历史机遇的垂青。明代九边重镇，四个在陕西，两个在山西，若无此地理之便，陕商、晋商能否崛起尚未可知。徽商的崭露头角靠的是人和，徽州文派源远流长，那些走科举正途，登州过府，位极人臣的徽籍官员，始终是徽商最强有力的靠山。提出“折色制”、让徽商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徽州人——明代弘治年间的户部尚书叶淇。清代道光年间，当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力图拿掉被徽商把持多年的盐业专卖权时，当朝首席军机大臣、徽州歙县人曹振镛又站出来反对，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得地利之便的陕商、晋商，终究没能走出那片厚重的黄土地。气势恢宏的大宅院，既是财富的象征，也成为他们固守小农经济、与现代商业文明失之交臂的最好佐证。山陕商人所累积的大笔财富，绝大部分用于买田置地，或者深藏于地窖中，而不是用于进一步的商业投资。仅凭这一点，它们与现代企业的差距便暴露无遗。
陕西渭南孝义镇的赵家，是出了名的关中巨富，当地有“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之说。陕甘回民起义期间，回民起义军包围了孝义镇，当镇里的砖块打完时，赵家当家人赵渭南大吼一声：“赶快把五十两的大银锭搬出来，朝外砸！”地窖打开，白花花的银锭当成武器朝外砸去，最终保住了孝义镇。赵家之富由此可见一斑，但那么多资金堆在地窖里，也未尝不是一种浪费。
有着强大人脉关系的徽商，最终也窒息在绵密的人际关系网中。徽商最强盛时，是因为控制着盐业专卖权，当清朝中叶，盐政改革，“票法”实行，失去垄断经营地位的徽商便江河日下。被视为徽商代表的胡雪岩，早期以攀附湘军集团左宗棠起家，后期却在湘淮两大军政集团的争斗中被当作替罪羔羊。
不妨这样说，小城成就了商帮，也局限了商帮。
世间已无商帮
此前有文章提到，世界历史上曾有过十大商帮，中国商帮占据半壁江山。但类似说法，只出现在中文媒体，外文媒体并不见相关报道。如今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商帮原本就是一个带有浓郁东方特色的组织，在西方并未出现。如今的浙商、粤商，也与历史上的商帮截然不同。清末之后，世间已无商帮。
历史上的商帮，不同于如今的商会，它绝非一个松散的联谊组织，而是有严密组织系统的商业集团。仅此一点，便与国外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或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各种商会截然不同。比如在徽商最鼎盛时期，他们不仅垄断了扬州盐业，还有泾渭分明的阶层划分。盐商被分为窝商、运商、场商、总商等，地位最高的总商实行世袭制，老爸死后儿子接班，只要总商发话，下面的商人莫不听命。此外，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这种划地而治的方式，让各大家族的商业版图长期维持不变。
其它商帮的等级划分虽不如徽商明显，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依旧大体形成一种金字塔形的商业权力结构。几名总商或是大佬的密会，就能左右一个商帮的命运。放在今天，这一切是很难想象的。
这种组织形态无法适应现代商业文明。对于商帮内的后起之秀来说，处处听命于上面，施展不开手脚，总商的世袭制也堵死了其他人的晋升之路。那些金字塔尖的人看似风光无限，却也背负了沉重负担。
有学者认为，胡雪岩之所以拼上老本与洋人展开生丝大战，就在于商帮生死系于一线。洋商早就与胡雪岩接洽过，希望与他合作，以胡雪岩之精明，并非不知机器取代人工是大势所趋，他若答应合作，胡氏阜康钱庄也能大赚一笔。但如此一来，那些依赖手工缫丝的中小商号将无以为继，自己也不配再做商帮之首。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商帮崛起，在中国商业文明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正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统商帮覆灭之际，现代商业文明在中国落地生根。两者的时间点如此巧合，是偶然抑或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