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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开而阴阳分，阴阳分而天地别，天地别而万物始成。万物负阴而抱阳。成百千之形，状万类之色。
夫画者，类物象形，别而赋彩，写造化而尽人伦，状大美而成教化，或色别丹青，或墨分五彩，惟善惟美。吐心中逸气。发笔底乾坤而已矣。
索水墨精神，追丹青本色，画道之宗也，今藉潇湘灵，凭诸贤之力，结丹青水墨於一厅，呈诸大德尊前，谨期朱笔……
丹青水墨功，绣虎雕龙笔。
一著潇湘云，使向中天立。
传统中国画的复兴既是民族文化复兴的组成部分，又是复兴的标识与符号。而中国画的复兴，水墨和丹青要相得益彰，齐头并进，方可成其大业。
一
国画之兴，始于丹青。此乃不争的事实，勿需多言。依据画迹，丹青之盛，盛在隋唐，余波北宋。南宋以降，水墨大兴，丹青之美，渐渐衰微，斯因华夏文明之大转折图显于尺幅故也。而后水墨上承前代，下拓千年，遂成中国画核心价值所在。
及至晚清，国门洞开，华夏文明被迫融入世界的交融与对抗中。百余年对抗之连串失败，震撼了数千年积铸而成的文明信仰与尊严。随着“反传统”的自觉与实践，西方文明各路精神大军长驱直入，华夏文明史由此进入暴风骤雨般的融合时期。“民族文化复兴”的呼声由此而起，逐渐取代初年的“反传统”而日渐成为最强音。
别无选择的中西对抗与冲突将封闭、孤立的古老文明推到从自觉“反传统”的近代，而“民族文化复兴”取代“反传统”的共识则标志着从近代迈向了新的“现当代”阶段。所以，民族文化复兴，不是重返孤立封闭状态下的古代，而是要化中西对抗冲突为中西交融互补，建立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新结构。
民族文化复兴，复兴者何？昔时欧洲之文艺复兴，复兴在罗马；今日中国民族文明复兴，复兴在汉晋唐宋。
文化复兴，核心在文艺，文艺之重，首推图画。
汉晋唐宋文艺之美，精神魂魄是开放宏阔恣肆无拘的阳刚大气，史谓“士人神韵”。具体到视觉感受，则是丹青之美。如是之故，欲民族文化复兴，务须上溯汉唐，有复兴担当之画家，必着眼于汉唐丹青是也。
丹青之美，及于山水，是谓青绿金碧。西哲伽达默尔有云：“对传统最佳的传承就是独一无二的创造。”此论与中国先贤所言如出一辙，足为民族文化复兴担当者谨守训诫。
前辈大家张大千以天纵之才直觉于斯，彩墨浑融，肆意泼洒，将个人智慧才情推向极致，呈显于世人面前的却是“疑为故人来”之全新青绿之美。其人其艺，足为后辈师法效仿。
立足湖南，放眼全国。“丹青本色”特邀了中国当代青绿山水界成就卓著人物卢禹舜、方骏、刘云、林容生、旷小津、方向、祁恩进，又遴选出本土丹青妙手石纲、阳先顺、谭智勇、戴剑、石劲松、付红、陈湘金、吕道建、陈稳、张雯、喻当、刘慧龙、易伟雄、彭奎华共21 位作者各具特色的作品100 件汇成长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千多年前先贤的自勉早已化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之精神，亦当是我辈鞭策警示之恒言。时至今日，民族文化复兴已曙光初现，新时代之丹青大美亦日益显示出其耀眼光芒，数百年的衰颓之势已被彻底扭转。
己意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坚定不移的信念，义无反顾的决心，脚踏实地的态度，虚怀若谷的心境，是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必不可少的精神能量，也是实现丹青大美复兴的创造动力。
二
数千年前后相继不曾中断的历史，拓展了中华文明广博且结构统一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恒久开放性，也有其独立特行、卓而不群的核心与精髓。
中国画不仅是中华文明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更是它的象征与符号。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性和特立独行、卓而不群的核心价值相统一的理念，最经典地显现在中国画的审美价值体系中。
水墨之美不是中国画审美价值的全部，却是中国画最核心的审美价值之一，因为与之对应的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所谓水墨潇湘，更宽泛的含义是作为中华文化子系统的湖湘文化，而其具体的含义则是湖湘水墨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晚清前漫长的古代社会，湖南一直处于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偏僻、边缘状态，与之对应的则是湖南中国画的萎靡不彰。漫长的边缘化，也是持续的能量积蓄。所以，从“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的晚清开始，积聚着独特精神能量的湖南人迸发出开天辟地泣鬼神的伟力，偏僻边缘的湖湘文化焕发出照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方向的耀眼光芒。
从光芒万丈的近代湖湘文化到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湖南中国画，其间自有文明生发的逻辑。直到历史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湖南中国画才逐渐走出低迷不显的古代状态。张一尊、邵一萍、杨应修、钟增亚、徐照海、王憨山、欧阳笃才、曾晓浒、莫立唐、易图境等前辈画家不仅奠定了水墨潇湘的现代基础，更是试图赋予水墨画独特的湖湘文化精神，就象曾国藩、谭嗣同、黄兴等人在近代中国历史打上浓重的湖湘印记一样。
从1980 年代开始，中国再次向世界敞开了国门，又恰逢世界文明发展到互联网的后工业信息时代。短短三十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也在这种骤风暴雨式的开放与交流中得到冲击和洗礼。在这样的冲击和洗礼中，中华文明、湖湘文明获得了走出古代，迈向现代的巨大力量，而最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转变的正是新世纪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水墨画家。受全新的时代潮流推涌，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记录他们的真情实感。这种感受，也许是个人化的、零散的、片断的，但却是与时代同步的真实。当他们用古老的水墨形态表达呈现这种感受和感觉时，也许会经常地犹豫怀疑，也许会力不从心不知所措。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当我们回过头阅读曾国藩、黄兴他们当年的心路历程时，你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所以，这些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像曾、黄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担当起扑面而来的历史责任。
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是后人总结的曾国藩湘军制胜之道，推而广之则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曾、黄一辈精神中，也体现在齐白石、沈从文一辈的精神中，自然也可以传承到当代青年水墨画家一辈精神中。有了这种精神，加上“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水墨潇湘必然会有更加光辉与壮丽的未来。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夫画者，类物象形，别而赋彩，写造化而尽人伦，状大美而成教化，或色别丹青，或墨分五彩，惟善惟美。吐心中逸气。发笔底乾坤而已矣。
索水墨精神，追丹青本色，画道之宗也，今藉潇湘灵，凭诸贤之力，结丹青水墨於一厅，呈诸大德尊前，谨期朱笔……
丹青水墨功，绣虎雕龙笔。
一著潇湘云，使向中天立。
传统中国画的复兴既是民族文化复兴的组成部分，又是复兴的标识与符号。而中国画的复兴，水墨和丹青要相得益彰，齐头并进，方可成其大业。
一
国画之兴，始于丹青。此乃不争的事实，勿需多言。依据画迹，丹青之盛，盛在隋唐，余波北宋。南宋以降，水墨大兴，丹青之美，渐渐衰微，斯因华夏文明之大转折图显于尺幅故也。而后水墨上承前代，下拓千年，遂成中国画核心价值所在。
及至晚清，国门洞开，华夏文明被迫融入世界的交融与对抗中。百余年对抗之连串失败，震撼了数千年积铸而成的文明信仰与尊严。随着“反传统”的自觉与实践，西方文明各路精神大军长驱直入，华夏文明史由此进入暴风骤雨般的融合时期。“民族文化复兴”的呼声由此而起，逐渐取代初年的“反传统”而日渐成为最强音。
别无选择的中西对抗与冲突将封闭、孤立的古老文明推到从自觉“反传统”的近代，而“民族文化复兴”取代“反传统”的共识则标志着从近代迈向了新的“现当代”阶段。所以，民族文化复兴，不是重返孤立封闭状态下的古代，而是要化中西对抗冲突为中西交融互补，建立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新结构。
民族文化复兴，复兴者何？昔时欧洲之文艺复兴，复兴在罗马；今日中国民族文明复兴，复兴在汉晋唐宋。
文化复兴，核心在文艺，文艺之重，首推图画。
汉晋唐宋文艺之美，精神魂魄是开放宏阔恣肆无拘的阳刚大气，史谓“士人神韵”。具体到视觉感受，则是丹青之美。如是之故，欲民族文化复兴，务须上溯汉唐，有复兴担当之画家，必着眼于汉唐丹青是也。
丹青之美，及于山水，是谓青绿金碧。西哲伽达默尔有云：“对传统最佳的传承就是独一无二的创造。”此论与中国先贤所言如出一辙，足为民族文化复兴担当者谨守训诫。
前辈大家张大千以天纵之才直觉于斯，彩墨浑融，肆意泼洒，将个人智慧才情推向极致，呈显于世人面前的却是“疑为故人来”之全新青绿之美。其人其艺，足为后辈师法效仿。
立足湖南，放眼全国。“丹青本色”特邀了中国当代青绿山水界成就卓著人物卢禹舜、方骏、刘云、林容生、旷小津、方向、祁恩进，又遴选出本土丹青妙手石纲、阳先顺、谭智勇、戴剑、石劲松、付红、陈湘金、吕道建、陈稳、张雯、喻当、刘慧龙、易伟雄、彭奎华共21 位作者各具特色的作品100 件汇成长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千多年前先贤的自勉早已化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之精神，亦当是我辈鞭策警示之恒言。时至今日，民族文化复兴已曙光初现，新时代之丹青大美亦日益显示出其耀眼光芒，数百年的衰颓之势已被彻底扭转。
己意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坚定不移的信念，义无反顾的决心，脚踏实地的态度，虚怀若谷的心境，是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必不可少的精神能量，也是实现丹青大美复兴的创造动力。
二
数千年前后相继不曾中断的历史，拓展了中华文明广博且结构统一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恒久开放性，也有其独立特行、卓而不群的核心与精髓。
中国画不仅是中华文明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更是它的象征与符号。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性和特立独行、卓而不群的核心价值相统一的理念，最经典地显现在中国画的审美价值体系中。
水墨之美不是中国画审美价值的全部，却是中国画最核心的审美价值之一，因为与之对应的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所谓水墨潇湘，更宽泛的含义是作为中华文化子系统的湖湘文化，而其具体的含义则是湖湘水墨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晚清前漫长的古代社会，湖南一直处于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偏僻、边缘状态，与之对应的则是湖南中国画的萎靡不彰。漫长的边缘化，也是持续的能量积蓄。所以，从“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的晚清开始，积聚着独特精神能量的湖南人迸发出开天辟地泣鬼神的伟力，偏僻边缘的湖湘文化焕发出照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方向的耀眼光芒。
从光芒万丈的近代湖湘文化到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湖南中国画，其间自有文明生发的逻辑。直到历史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湖南中国画才逐渐走出低迷不显的古代状态。张一尊、邵一萍、杨应修、钟增亚、徐照海、王憨山、欧阳笃才、曾晓浒、莫立唐、易图境等前辈画家不仅奠定了水墨潇湘的现代基础，更是试图赋予水墨画独特的湖湘文化精神，就象曾国藩、谭嗣同、黄兴等人在近代中国历史打上浓重的湖湘印记一样。
从1980 年代开始，中国再次向世界敞开了国门，又恰逢世界文明发展到互联网的后工业信息时代。短短三十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也在这种骤风暴雨式的开放与交流中得到冲击和洗礼。在这样的冲击和洗礼中，中华文明、湖湘文明获得了走出古代，迈向现代的巨大力量，而最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转变的正是新世纪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水墨画家。受全新的时代潮流推涌，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记录他们的真情实感。这种感受，也许是个人化的、零散的、片断的，但却是与时代同步的真实。当他们用古老的水墨形态表达呈现这种感受和感觉时，也许会经常地犹豫怀疑，也许会力不从心不知所措。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当我们回过头阅读曾国藩、黄兴他们当年的心路历程时，你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所以，这些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像曾、黄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担当起扑面而来的历史责任。
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是后人总结的曾国藩湘军制胜之道，推而广之则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曾、黄一辈精神中，也体现在齐白石、沈从文一辈的精神中，自然也可以传承到当代青年水墨画家一辈精神中。有了这种精神，加上“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水墨潇湘必然会有更加光辉与壮丽的未来。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