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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古人用“雨纷纷”和“欲断魂”这样的语言来烘托渲染清明时节的氛围,以此抒发内心的愁绪。今人则通过更加冷静克制的文字,在看似平常的叙事中寄托情感。那些中华民族得以延续长存的传统节日与习俗,其实是在提醒身处“快节奏”生活中的我们:放慢脚步,不要忘记……
前几天,整理书橱,整理出一件老物件,那是一张很破旧的船契,是我家那艘十吨小船的船契。解放前,爹娘常年驾着一艘小船,在长江内河漂泊,靠运输货物为生。1956年,各县都成立了航运合作社,后来改成航运公司,这样,我家总算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以前,一趟货运完,我爹总要把船泊在码头,等待有客户来码头招揽船只运货,有时接不到生意,船就要在码头泊上几天。现在,水上货物运输业务,都由航运合作社(公司)统一承揽,爹只要直接上合作社(公司)的调配室接运输单子就行。
航运合作社(公司)每月也发工资,工资分两块计算,一块是运费,即:吨位×公里数×运价,一块是装卸费。一般来说,货物装卸都由码头工人负责。不过,也有运气好的时候,码头工人来不及装卸,就由船户自己装卸货物。比如,卸一吨石头五毛钱,我家是十吨船,就有五块钱,这在当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爹有肺病,身体不好,整天咳嗽哮喘,干不了力气活。“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全亏我娘吃得了苦,一个女人家,撑船、摇撸、背纤、抬石块一样不落后,能顶个男人干活。还有一个是我大哥,大哥小时候生病,打多了链霉素,导致耳朵听不见,因此又聋又哑,但是大哥很勤快,闲下来不是扎拖把,就是编靠球(一种水上运输工具),还有一把好力气,二百斤重的货驮在肩上,脸不红,气不喘。所以,到月底,我家拿到的工资比别的船户也落不下多少。
不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家户户都生一大堆孩子,一家起码有六七张嘴吃饭,靠着爹娘那点工资,难免捉襟见肘。孩子们一个个都像鸟窝里的雏鸟,伸长脖子,张着饥饿的大嘴巴。
好在我娘会过日子,每次工资发回来,她都是先预留下孩子在岸上航运小学念书的开支,然后扣下买粮食、买油盐的钱,剩下的才分配给每天买菜。这样,我家每个月只能在发工资那天,吃到一次肉,而且,吃的还不是什么正经肉,都是些猪骨头、猪脚爪、猪肚肺、豬大肠,因为它们比肉便宜,最不堪的是猪尿泡,几乎是白送。我娘认为最合算的是猪骨头,买来八分钱一斤,炖汤吃完了,剩下的骨头,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卖给废品收购站,还卖七分钱一斤。到了过年,娘就买一只猪头,放锅里烀烂了,拆去骨头,有一大堆肉,我们兄弟姐妹就过年几天肚子里有点儿油水。
靠娘供给的饭菜,蛋白质和脂肪严重摄入不足,我们只得从其他地方去补充。春天发桃花水,大量的雨水从田里溢出来,涌向河岸,顺着一道道沟沟往河里冲,河里的鱼儿要戏水,便逆着这股激流奋力往上游,但是鱼的力量终究敌不过水流,冲上去又掉下来,这时,我和弟弟就用捞鱼的网兜去兜,这样,我们就可以逮到很多鱼。大哥虽然聋哑,但心灵手巧,不但会做捞鱼的网兜,还会编捉黄鳝的竹篓,有时候船泊在乡下,大哥便带我们趁着月色去放黄鳝笼,抓来的鱼和黄鳝,我们叫娘放在锅里煮。
有时要运的货吨位比较多,一艘船运不了,那就需要几艘货船在一起“打帮”运输。常与我家“打帮”的周婶子家工资发下来就到街上去买肉吃,船行到哪个码头,周婶子也是要忙着打听:岸上哪里有肉铺子?一家大小经常吃得满嘴油光光的。因此,周婶子家开支几乎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到了月底,就吊了锅底,要问人借钱开伙。
我娘从不喜欢向别人借钱,她虽然看不上周婶子的“持家之道”,但还是经常耐心地教导周婶子如何节省过日子。比如,那个时候计划供应是每人一个月四两油,家有孩子在岸上学校读书的,每个月将孩子的粮票油票往学校里一交,家里计划油便剩不下多少,不够,又要花钱去买黑市油炒菜。我娘教周婶子先放一点水把锅烧热,然后炒菜,菜炒好了再往菜里滴些油,这样既节省了油,炒出来的菜看起来还是油汪汪的。
有时,接不到运货单子,在不行船的日子,我娘便将一日三餐改作一天两顿,上午九点多吃早饭,下午四点多钟的一顿算晚餐,肚子饿得咕咕叫时,娘便把我们赶到闷头舱里去睡觉,“睡着了就不饿了。”娘说。
即便这样,我家还是免不了有偶尔要借钱的日子,那是爹病得厉害了,要上医院去看病。那天,船歇在南门码头,爹上公司去借钱,想借五元钱去看病,但是钱没借到,爹又只得赶着搭乘马车回南门码头。马车在前面走,爹气喘吁吁在后面追,马车没赶上,爹回到船上却累得吐了血,爹只得住进了医院。
爹吐了血,需要营养,这回,娘买了半斤肉,这次可是真正的“正经肉”──枣红色的瘦肉里夹着雪白的肥肉膘子,娘煮了一罐肉汤,让我送给在医院住院的爹。
我提着那罐肉汤在路上走着,罐里肉汤的香味一个劲地往我鼻孔里钻。闻着这个香味,我真想扒开罐子偷偷喝一口,但是我没有。
虽然我是个男孩,却是家中最孱弱的孩子,除了我娘外,我处于家里食物鄙视链的最底端──大哥要干力气活,哪怕喝粥,我娘也要捞稠的给他。弟弟还小,他可以用童稚的方式争取他所向往的食物,得不到,急了可以发脾气,把锅碗瓢盏等船中杂物往河里扔。二姐是女孩子,女孩子的心眼总比男孩子多。五月端午,娘包粽子,粽子煮熟了,趁娘一转身,眼瞅不见,二姐就会迅速地拿几个粽子藏起来,背着人自个儿慢慢吃。而我,长期缺少营养,长得最瘦小,力气也最小,除了躲在船舱里看几本破书,我是家里最没有用处的人。有一回,二姐骂我:“豆芽菜!烂死无用,光吃不能干活!”我恼得差点把饭碗砸到她头上。
也正是因为我老实,娘才把给爹送肉汤的差事派给我,因此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偷吃,让娘失望。
既然肉汤不能喝,那就想点别的事情吧,省得肚子里的馋虫勾上来,把自己馋死,我这样想。于是,我闭起眼睛想起了秋天的田野,一大片山芋地,天空特别明净,几只“叫天子鸟”鸣叫着从头顶上急速飞过,我娘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捡农民收获后遗弃在田里的小山芋,虽然只有手指头那么粗,但是可以吃。今晚回家,就让娘给我们煮山芋吃,我就这样一边走着,一边想着,把这罐肉汤送到医院。
医院里爹“喝喽喝喽”比过去喘得更厉害,他佝偻着腰,因为吐过血,脸色更加惨白。爹看到我来很高兴,我把瓦罐递给他,他低下头来看了看,自己却没有喝,倒转过头来叫我把这罐肉汤喝了。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我从来还没有过一个人一次可以吃那么多肉、喝那么多肉汤的时候!这时,我想起了来时娘的叮嘱:“这肉汤是给病人喝的。”便扭扭捏捏不肯伸手去接。可是爹却摸摸我的脑袋,眼里带着赞许的目光,点着头要我去喝掉,最后,我到底没有经受得住这肉味的诱惑,端过瓦罐一口气把肉吃掉,汤也喝得干干净净。这大概是我生平觉得最好喝的一罐肉汤了,满是油水的肉汤,抚摸着我的肠胃,舒服得我眼泪都差点流出来。
不久以后,爹就去世了。爹死了,我也不得不辍学回到船上。因为大哥是聋哑人,弟弟还小,娘和姐姐都不认识字,家里只有我上完了小学五年级,船上装运货物,需要我去接单子、送单子。一次,船泊在大运河,我从航运公司接了运货单子回来,经过“江北大世界”(现今丹凤北路),走到阜阳桥上,突然想起了爹。那时,弟弟上学去航运小学要经过阜阳桥,几个“坏小子”拦住弟弟不让过,还打了弟弟。爹赶过去,呵斥了那几个“坏小子”,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弟弟,可是现在爹没有了。想到这里,一滴泪水从我的眼角流出来,但是,我马上又想到,爹不在了,现在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立即挺了挺还很瘦弱的胸脯,用手抹去了挂在眼角那一滴泪。
古人用“雨纷纷”和“欲断魂”这样的语言来烘托渲染清明时节的氛围,以此抒发内心的愁绪。今人则通过更加冷静克制的文字,在看似平常的叙事中寄托情感。那些中华民族得以延续长存的传统节日与习俗,其实是在提醒身处“快节奏”生活中的我们:放慢脚步,不要忘记……
前几天,整理书橱,整理出一件老物件,那是一张很破旧的船契,是我家那艘十吨小船的船契。解放前,爹娘常年驾着一艘小船,在长江内河漂泊,靠运输货物为生。1956年,各县都成立了航运合作社,后来改成航运公司,这样,我家总算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以前,一趟货运完,我爹总要把船泊在码头,等待有客户来码头招揽船只运货,有时接不到生意,船就要在码头泊上几天。现在,水上货物运输业务,都由航运合作社(公司)统一承揽,爹只要直接上合作社(公司)的调配室接运输单子就行。
航运合作社(公司)每月也发工资,工资分两块计算,一块是运费,即:吨位×公里数×运价,一块是装卸费。一般来说,货物装卸都由码头工人负责。不过,也有运气好的时候,码头工人来不及装卸,就由船户自己装卸货物。比如,卸一吨石头五毛钱,我家是十吨船,就有五块钱,这在当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爹有肺病,身体不好,整天咳嗽哮喘,干不了力气活。“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全亏我娘吃得了苦,一个女人家,撑船、摇撸、背纤、抬石块一样不落后,能顶个男人干活。还有一个是我大哥,大哥小时候生病,打多了链霉素,导致耳朵听不见,因此又聋又哑,但是大哥很勤快,闲下来不是扎拖把,就是编靠球(一种水上运输工具),还有一把好力气,二百斤重的货驮在肩上,脸不红,气不喘。所以,到月底,我家拿到的工资比别的船户也落不下多少。
不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家户户都生一大堆孩子,一家起码有六七张嘴吃饭,靠着爹娘那点工资,难免捉襟见肘。孩子们一个个都像鸟窝里的雏鸟,伸长脖子,张着饥饿的大嘴巴。
好在我娘会过日子,每次工资发回来,她都是先预留下孩子在岸上航运小学念书的开支,然后扣下买粮食、买油盐的钱,剩下的才分配给每天买菜。这样,我家每个月只能在发工资那天,吃到一次肉,而且,吃的还不是什么正经肉,都是些猪骨头、猪脚爪、猪肚肺、豬大肠,因为它们比肉便宜,最不堪的是猪尿泡,几乎是白送。我娘认为最合算的是猪骨头,买来八分钱一斤,炖汤吃完了,剩下的骨头,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卖给废品收购站,还卖七分钱一斤。到了过年,娘就买一只猪头,放锅里烀烂了,拆去骨头,有一大堆肉,我们兄弟姐妹就过年几天肚子里有点儿油水。
靠娘供给的饭菜,蛋白质和脂肪严重摄入不足,我们只得从其他地方去补充。春天发桃花水,大量的雨水从田里溢出来,涌向河岸,顺着一道道沟沟往河里冲,河里的鱼儿要戏水,便逆着这股激流奋力往上游,但是鱼的力量终究敌不过水流,冲上去又掉下来,这时,我和弟弟就用捞鱼的网兜去兜,这样,我们就可以逮到很多鱼。大哥虽然聋哑,但心灵手巧,不但会做捞鱼的网兜,还会编捉黄鳝的竹篓,有时候船泊在乡下,大哥便带我们趁着月色去放黄鳝笼,抓来的鱼和黄鳝,我们叫娘放在锅里煮。
有时要运的货吨位比较多,一艘船运不了,那就需要几艘货船在一起“打帮”运输。常与我家“打帮”的周婶子家工资发下来就到街上去买肉吃,船行到哪个码头,周婶子也是要忙着打听:岸上哪里有肉铺子?一家大小经常吃得满嘴油光光的。因此,周婶子家开支几乎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到了月底,就吊了锅底,要问人借钱开伙。
我娘从不喜欢向别人借钱,她虽然看不上周婶子的“持家之道”,但还是经常耐心地教导周婶子如何节省过日子。比如,那个时候计划供应是每人一个月四两油,家有孩子在岸上学校读书的,每个月将孩子的粮票油票往学校里一交,家里计划油便剩不下多少,不够,又要花钱去买黑市油炒菜。我娘教周婶子先放一点水把锅烧热,然后炒菜,菜炒好了再往菜里滴些油,这样既节省了油,炒出来的菜看起来还是油汪汪的。
有时,接不到运货单子,在不行船的日子,我娘便将一日三餐改作一天两顿,上午九点多吃早饭,下午四点多钟的一顿算晚餐,肚子饿得咕咕叫时,娘便把我们赶到闷头舱里去睡觉,“睡着了就不饿了。”娘说。
即便这样,我家还是免不了有偶尔要借钱的日子,那是爹病得厉害了,要上医院去看病。那天,船歇在南门码头,爹上公司去借钱,想借五元钱去看病,但是钱没借到,爹又只得赶着搭乘马车回南门码头。马车在前面走,爹气喘吁吁在后面追,马车没赶上,爹回到船上却累得吐了血,爹只得住进了医院。
爹吐了血,需要营养,这回,娘买了半斤肉,这次可是真正的“正经肉”──枣红色的瘦肉里夹着雪白的肥肉膘子,娘煮了一罐肉汤,让我送给在医院住院的爹。
我提着那罐肉汤在路上走着,罐里肉汤的香味一个劲地往我鼻孔里钻。闻着这个香味,我真想扒开罐子偷偷喝一口,但是我没有。
虽然我是个男孩,却是家中最孱弱的孩子,除了我娘外,我处于家里食物鄙视链的最底端──大哥要干力气活,哪怕喝粥,我娘也要捞稠的给他。弟弟还小,他可以用童稚的方式争取他所向往的食物,得不到,急了可以发脾气,把锅碗瓢盏等船中杂物往河里扔。二姐是女孩子,女孩子的心眼总比男孩子多。五月端午,娘包粽子,粽子煮熟了,趁娘一转身,眼瞅不见,二姐就会迅速地拿几个粽子藏起来,背着人自个儿慢慢吃。而我,长期缺少营养,长得最瘦小,力气也最小,除了躲在船舱里看几本破书,我是家里最没有用处的人。有一回,二姐骂我:“豆芽菜!烂死无用,光吃不能干活!”我恼得差点把饭碗砸到她头上。
也正是因为我老实,娘才把给爹送肉汤的差事派给我,因此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偷吃,让娘失望。
既然肉汤不能喝,那就想点别的事情吧,省得肚子里的馋虫勾上来,把自己馋死,我这样想。于是,我闭起眼睛想起了秋天的田野,一大片山芋地,天空特别明净,几只“叫天子鸟”鸣叫着从头顶上急速飞过,我娘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捡农民收获后遗弃在田里的小山芋,虽然只有手指头那么粗,但是可以吃。今晚回家,就让娘给我们煮山芋吃,我就这样一边走着,一边想着,把这罐肉汤送到医院。
医院里爹“喝喽喝喽”比过去喘得更厉害,他佝偻着腰,因为吐过血,脸色更加惨白。爹看到我来很高兴,我把瓦罐递给他,他低下头来看了看,自己却没有喝,倒转过头来叫我把这罐肉汤喝了。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我从来还没有过一个人一次可以吃那么多肉、喝那么多肉汤的时候!这时,我想起了来时娘的叮嘱:“这肉汤是给病人喝的。”便扭扭捏捏不肯伸手去接。可是爹却摸摸我的脑袋,眼里带着赞许的目光,点着头要我去喝掉,最后,我到底没有经受得住这肉味的诱惑,端过瓦罐一口气把肉吃掉,汤也喝得干干净净。这大概是我生平觉得最好喝的一罐肉汤了,满是油水的肉汤,抚摸着我的肠胃,舒服得我眼泪都差点流出来。
不久以后,爹就去世了。爹死了,我也不得不辍学回到船上。因为大哥是聋哑人,弟弟还小,娘和姐姐都不认识字,家里只有我上完了小学五年级,船上装运货物,需要我去接单子、送单子。一次,船泊在大运河,我从航运公司接了运货单子回来,经过“江北大世界”(现今丹凤北路),走到阜阳桥上,突然想起了爹。那时,弟弟上学去航运小学要经过阜阳桥,几个“坏小子”拦住弟弟不让过,还打了弟弟。爹赶过去,呵斥了那几个“坏小子”,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弟弟,可是现在爹没有了。想到这里,一滴泪水从我的眼角流出来,但是,我马上又想到,爹不在了,现在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立即挺了挺还很瘦弱的胸脯,用手抹去了挂在眼角那一滴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