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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19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在京召开。彭森、宋晓梧主持会议，高尚全、黄奇帆、王一鸣、韩永文、徐善长、张思平、陈兴动、曹远征、任泽平、黄剑辉、王战、王小鲁、党国英、李青、夏建亭等来自官学研的专家学者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专家共四十余人出席。会议深入分析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并就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出了相应建议。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为6.4%，与上一季度持平，略超市场预期。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或在二季度逐渐企稳，但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从今年一季度数据来看，经济还是稳中趋缓，基本面转好还需要时间的积累。主要表现：需求端总体趋稳，但是回升仍然乏力。供给端延续去年以来放缓的态势，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有所显现，但效果还不明确。市场信心和预期有所好转，市场信心主要源于两个：一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二是减税降费的政策对市场预期改善有直接影响，还有融资环境的改善，所以3月份PMI回升到荣枯线以上，上证指数、深证成指都大幅度改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认为，从价格和外贸进出口数据来看，经济增长继续放缓，总需求下行压力较大。就未来发展态势而言，经济向好的趋势开始显现，积极的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前实施，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稳定市场信心。二是宏观政策实施的效果已经结构性地显现，中央加速发行专项债券，增加预算内投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预拨政府投资等，拉动工程机械类工业产品高速增长。三是符合市场需求、结构调整快、科技含量高、产品更新快的行业和产品运行质量较优，呈现比较好的效果。
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对今年经济形势提出了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上半年中国经济还将惯性下滑，随着主动去库存周期结束、产能新周期和货币财政政策效应显现，年中经济将触底，下半年企稳，全年前低后稳，经济失速风险缓解。年初M2和社融增速触底回升，政策底（2018年3季度）、市场底（2019年1季度）、经济底（2019年中）将先后出现。第二个判断：经济企稳，判断经济形势可以简单化，中央政策改变，M2社融领先指标，有钱了就可以投资了，投资稳了经济就稳了。第三个判断：货币政策不宜再度大幅宽松，而且市场有自己的预期。所以，近期货币政策更多应是中性。
法国巴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认为，由于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各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美联储宣布今年不会加息，而且预计2020年还有可能会降息;欧央行正在放弃紧缩计划;日本央行重回宽松之路。今年世界各国都将可能面临低通胀的问题，对PPI出现通缩的担忧情绪正在攀升。预期美元将走弱，尽管可能美元兑欧元、兑日元和兑人民币走弱的速度要相对慢一些。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认为，全球金融周期进入下行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要素流动摩擦，地缘政治突发事件或将引发避险情绪。国际贸易摩擦加剧，欧美贸易摩擦升温，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核心国家出口放缓。受全球贸易放缓拖累出口，日本10月份消费税由8%上升至10%。在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内结构性问题等因素影响下，新兴市场增长将继续分化、放缓。但不排除下半年经济企稳回升：本轮中国经济率先调整，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措施的相继见效，下半年经济大概率企稳回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从国内来看，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是原来强调的实体和金融不平衡的矛盾再现，主要反映在流动性增加以后，新增贷款大量向房地产流动，居民部门杠杆率继续攀升。现在国有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增长30%，结果就是优质小微企业的钱用不完，而其他一些小微企业还是拿不到钱;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融资风险没有完全解除，企业债券违约风险还处在高发多发阶段;地方债务风险有可能加剧，因为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土地出让收益大幅度下降，债务到期偿还压力就会增大，隐性债务可能会变相再扩张;房地产市场在孕育新的变化，由于流动性增加，部分热点城市住宅销售回暖，市场看涨的预期有所强化;新兴产业的扩张步伐明显放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前名誉会长高尚全认为“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这“两个中性”原则，对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会有良好的正面作用。历次中央全会文件表述的核心与“两个中性”的内涵并无二致，为什么在执行过程中总是落实不好？造成上述困扰的根源：一是思想认识原因，二是既得利益的阻碍。因此，要打破行政性垄断，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中，国资委要从管人管事转到管国有资本上来。
针对一些研究提出的观点，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认为，坚持“所有制中性”原则的依据主要有：在政治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党的执政基础。在意识形态方面，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经济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对象;提高国家对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是指提高国家的控制力，并不是指提高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在科技创新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科技攻关的主力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李青回顾了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研究和出台过程，她认为现阶段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工具，可以有三个作用：作为竞争政策的工具之一，审查制度从制度供给角度，解决政府在竞争领域哪些不当为，划清政策边界;作为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工具，促进经济政策整体质量提升;作为中国背景下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还具有解决历史包袱的特殊功能，既解决存量政策，又推动经济管理理念、方式、规则的改变。 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司司长徐善长认为，当前混改中面临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123”，即一个认识问题、两个政策问题、三个制度性问题。一个认识问题：认为国企混改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去年下半年出现的公私合营、国进民退是特殊情况，被网络上一部分人炒作说要把民营企业合掉。需要强调的是，混改不是形式上的“混”，而是实际上的“改”。两个政策问题：一是加快修订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科学准确的定价是实行混改的前提;二是土地处置和权属登记问题，既要依法甄别，也要在程序上简化。三个制度性问题：一是投资决策权问题，现有的出资人监管政策否决了董事会投资决策权;二是薪酬分配权，现有制度对工资总额和增幅的限制较大;三是激励机制的问题，现有制度对企业的类型、收入、利润、户数的严格限制，影响员工积极性。
证监会非公部监管部副主任夏建亭认为，我国资本项下管制依然比较严格，市场化改革任务还是很重。从中介机构角度来讲，只有律师行业在2002年底放开，会计师、证券公司、期货公司都有一定的限制，公募基金虽陆续放开但还是审批得不快，发行股票也需证监会严格审批。科创板试行注册制是很好的改革，但是也有挑战：第一，企业质量要好，注册制情况下没有盈利的企业可以来，但是企业还是应当有好的质量、有好的发展前景。第二，我国现在没有做空制度，暴炒暴跌的风险值得重视。第三，当前的退市制度尚不完善。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建设用地主要是政府征地、政府卖地，其有利之处是增加了地方政府收入，不利之处在于大幅度推高地价和房价。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增加中低收入者支出，增加富人收入，扩大了收入和财产差距。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城镇化中闲置荒废的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户宅基地得不到有效利用，离乡农民得不到财产收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虚拟远胜实体，投机好于投资，形成扭曲的激励机制，吸引资金脱实向虚，未来发展堪忧。对金融风险的影响：2017年房地产企业负债和居民房贷已超过当年GDP总额（尚未包括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以土地为抵押的借债）。而且对推高杠杆率起了重要作用，债务风险越来越大。
中国社科院农业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土地制度的影响包括：一是在总需求上，应当改变我国城市土地用途规划，让60%左右的市民家庭有独栋房住、有院子，居住形态改变能够带来消费的增长、拉动就业。二是对总供给的影响，土地制度改革会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因规模经营水平提高，我国农业成本可以降低30%左右。因为产权改革会带来地租下降，带来实际成本下降15%左右，这有利于中国农业参与国际竞争。三是在国际收支平衡上，农业成本下降有利于直接降低农产品贸易逆差，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协定签署中的谈判地位，以及在国际经济秩序建立中的主导地位，最终有利于建立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货币发行红利”，还有利于减少境外购房支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迅速向老龄化迈进。第二，产业结构变化。过去以农业为主，现在以制造业为主，未来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三，劳动力技术结构或者叫文化程度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需要。我国资源配置从过去的政府配置向市场配置转变，目前最大的制约就是行政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造成其他国家没有出现的长期保留农民工的问题。由此就造成了就业的二元结构，现在农民工多达2.8亿，占整个城镇就业的66%左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打破行政约束，尽快完成中央多次提出的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认为，随着国际贸易格局和跨国公司运营方式的变化，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产生了一个贸易规则的新需求：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简称“三零”原则。对于“三零”原则在中国实施的利弊得失，黄奇帆认为零关税不会对主粮掌控在自己手里这件事构成威胁;对汽车、原材料、石油、销售品等方面，零关税会有冲击，但是利大于弊。零壁垒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这符合中央提出的我国要从要素和商品、流量型的开放转变为制度规则型开放的要求。零补贴可以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减少“跑部钱进”的灰色交易，倒逼国有企业改革，还可以改变一补贴就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
（一）宏观调控要加强逆周期调节
建议2019年降准4次。目前中国大型、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准率依然高达13.5%和11.5%，降准空间大。利率市场化下，建议更多地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引导广谱利率下降。从“宽货币”到“宽信用”，建议金融监管政策从“一刀切”到结构性宽信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债、地方基建、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激活股票市场等。建议财政政策更积极，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支持减税和基建，减税优于基建。
（二）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要深化对中央政策的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形成共识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国资监管要适应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新形势，现在的混改，有的国有股份占比降到20%、30%以下，怎么样面对这个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要在总结前面四批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国家层面明确一些混改的重大政策导向，来全面推动这项改革。
（三）将“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作为处理不同所有制关系特别是国企改革、生产要素管理体制改革的基准原则和顶层设计，强化竞争政策的作用
重点从资金、土地、矿产资源、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供给入手贯彻落实，不同所有制一视同仁。加大力度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性垄断，进一步放松民营企业行业投资准入，加大对内开放力度。
（四）以科创板注册制为突破口降低融资成本
“三去一降一补”应该在降成本上面多下工夫，特别是降融资成本方面。科创版注册制在某种意义上是自贸区负面清单使企业从审批制改为注册制的深化，前面有了企业注册制的改变，如果要融资、要上市，科创板注册制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要素市场化改革很重要的突破口。 （五）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加快形成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交易市场，从地方政府独家征地、垄断供地转向多渠道市场化供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取消“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限制;农民空置宅基地使用权应允许有偿转让;逐步减少政府征地，允许开发企业直接购进建设用地;允许跨地区占补平衡的地票或土地指标交易，建立跨省市交易市场;改革住房供应制度，分步扩大保障性住房供应比例;加快房产税改革落地，但仅对显著超过正常居住标准的部分征收，有利于抑制房价上涨;促进形成稳定有序、价格适宜的房屋租赁市场，为流动人口提供便利。
（六）推进“三零”原则，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应加紧与欧洲推出以“三零”为基础的中欧协定，跟日本、韩国也建立以“三零”为基础的协定，积极参与到亚洲太平洋地区11个国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及进步协定》（CPTPP），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包容、互利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三零”原则应该成为中国下一轮改革开放的纲领，是主动出击、融入世界、引领世界的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对会议做了小结，他认为会议重在分析宏观经济的运行走势，特别是宏观运行的政策和趋势性问题，与会专家提出了很多精彩观点，形成了一些重要共识：第一，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去年四季度GDP下滑至6.4%，这有周期性的原因、结构性的原因，“民营经济离场论”的争论风波和外贸摩擦也是重要的原因。此外，还有政府政策操作性的风险所带来的问题。第二，中央的政策调控初见成效。去年四季度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特别是稳增长的政策已经见到一些成效，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效应开始显现。第三，中国经济下行的态势有所放缓，出现了缓中趋稳的态势。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基本面更大的好转有待时日。第四，全球经济下滑趋势进一步确定。美国、欧盟、日本的经济都在不同程度地下滑，各国央行停止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元加息的步伐也会停止，对我国的汇率、进出口、资本市场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第五，国际贸易规则中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即“三零”原则要重视，这有助于我国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掌握主动权。第六，在推进产权改革中，混改涉及到国有资本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要注重竞争中性的原则;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产权保护方面要纠正一些过去的冤假错案。第七，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应注重制度建设，包括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市场准入和負面清单制度，企业投资承诺制度。第八，要以市场化改革促发展。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坚持以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和办法破解发展难题。
（作者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一、中國经济增速放缓趋势或在二季度逐渐企稳，但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为6.4%，与上一季度持平，略超市场预期。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或在二季度逐渐企稳，但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从今年一季度数据来看，经济还是稳中趋缓，基本面转好还需要时间的积累。主要表现：需求端总体趋稳，但是回升仍然乏力。供给端延续去年以来放缓的态势，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有所显现，但效果还不明确。市场信心和预期有所好转，市场信心主要源于两个：一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二是减税降费的政策对市场预期改善有直接影响，还有融资环境的改善，所以3月份PMI回升到荣枯线以上，上证指数、深证成指都大幅度改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韩永文认为，从价格和外贸进出口数据来看，经济增长继续放缓，总需求下行压力较大。就未来发展态势而言，经济向好的趋势开始显现，积极的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前实施，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稳定市场信心。二是宏观政策实施的效果已经结构性地显现，中央加速发行专项债券，增加预算内投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预拨政府投资等，拉动工程机械类工业产品高速增长。三是符合市场需求、结构调整快、科技含量高、产品更新快的行业和产品运行质量较优，呈现比较好的效果。
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对今年经济形势提出了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上半年中国经济还将惯性下滑，随着主动去库存周期结束、产能新周期和货币财政政策效应显现，年中经济将触底，下半年企稳，全年前低后稳，经济失速风险缓解。年初M2和社融增速触底回升，政策底（2018年3季度）、市场底（2019年1季度）、经济底（2019年中）将先后出现。第二个判断：经济企稳，判断经济形势可以简单化，中央政策改变，M2社融领先指标，有钱了就可以投资了，投资稳了经济就稳了。第三个判断：货币政策不宜再度大幅宽松，而且市场有自己的预期。所以，近期货币政策更多应是中性。
二、全球经济下滑，各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
法国巴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认为，由于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各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美联储宣布今年不会加息，而且预计2020年还有可能会降息;欧央行正在放弃紧缩计划;日本央行重回宽松之路。今年世界各国都将可能面临低通胀的问题，对PPI出现通缩的担忧情绪正在攀升。预期美元将走弱，尽管可能美元兑欧元、兑日元和兑人民币走弱的速度要相对慢一些。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认为，全球金融周期进入下行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要素流动摩擦，地缘政治突发事件或将引发避险情绪。国际贸易摩擦加剧，欧美贸易摩擦升温，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核心国家出口放缓。受全球贸易放缓拖累出口，日本10月份消费税由8%上升至10%。在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内结构性问题等因素影响下，新兴市场增长将继续分化、放缓。但不排除下半年经济企稳回升：本轮中国经济率先调整，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措施的相继见效，下半年经济大概率企稳回升。
三、要关注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带来的经济风险和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从国内来看，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是原来强调的实体和金融不平衡的矛盾再现，主要反映在流动性增加以后，新增贷款大量向房地产流动，居民部门杠杆率继续攀升。现在国有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新增贷款增长30%，结果就是优质小微企业的钱用不完，而其他一些小微企业还是拿不到钱;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融资风险没有完全解除，企业债券违约风险还处在高发多发阶段;地方债务风险有可能加剧，因为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土地出让收益大幅度下降，债务到期偿还压力就会增大，隐性债务可能会变相再扩张;房地产市场在孕育新的变化，由于流动性增加，部分热点城市住宅销售回暖，市场看涨的预期有所强化;新兴产业的扩张步伐明显放缓。
四、把握好“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原则，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前名誉会长高尚全认为“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这“两个中性”原则，对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会有良好的正面作用。历次中央全会文件表述的核心与“两个中性”的内涵并无二致，为什么在执行过程中总是落实不好？造成上述困扰的根源：一是思想认识原因，二是既得利益的阻碍。因此，要打破行政性垄断，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中，国资委要从管人管事转到管国有资本上来。
针对一些研究提出的观点，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认为，坚持“所有制中性”原则的依据主要有：在政治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党的执政基础。在意识形态方面，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经济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对象;提高国家对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是指提高国家的控制力，并不是指提高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在科技创新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科技攻关的主力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李青回顾了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研究和出台过程，她认为现阶段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作为工具，可以有三个作用：作为竞争政策的工具之一，审查制度从制度供给角度，解决政府在竞争领域哪些不当为，划清政策边界;作为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工具，促进经济政策整体质量提升;作为中国背景下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还具有解决历史包袱的特殊功能，既解决存量政策，又推动经济管理理念、方式、规则的改变。 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司司长徐善长认为，当前混改中面临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123”，即一个认识问题、两个政策问题、三个制度性问题。一个认识问题：认为国企混改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去年下半年出现的公私合营、国进民退是特殊情况，被网络上一部分人炒作说要把民营企业合掉。需要强调的是，混改不是形式上的“混”，而是实际上的“改”。两个政策问题：一是加快修订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科学准确的定价是实行混改的前提;二是土地处置和权属登记问题，既要依法甄别，也要在程序上简化。三个制度性问题：一是投资决策权问题，现有的出资人监管政策否决了董事会投资决策权;二是薪酬分配权，现有制度对工资总额和增幅的限制较大;三是激励机制的问题，现有制度对企业的类型、收入、利润、户数的严格限制，影响员工积极性。
证监会非公部监管部副主任夏建亭认为，我国资本项下管制依然比较严格，市场化改革任务还是很重。从中介机构角度来讲，只有律师行业在2002年底放开，会计师、证券公司、期货公司都有一定的限制，公募基金虽陆续放开但还是审批得不快，发行股票也需证监会严格审批。科创板试行注册制是很好的改革，但是也有挑战：第一，企业质量要好，注册制情况下没有盈利的企业可以来，但是企业还是应当有好的质量、有好的发展前景。第二，我国现在没有做空制度，暴炒暴跌的风险值得重视。第三，当前的退市制度尚不完善。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建设用地主要是政府征地、政府卖地，其有利之处是增加了地方政府收入，不利之处在于大幅度推高地价和房价。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增加中低收入者支出，增加富人收入，扩大了收入和财产差距。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城镇化中闲置荒废的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户宅基地得不到有效利用，离乡农民得不到财产收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虚拟远胜实体，投机好于投资，形成扭曲的激励机制，吸引资金脱实向虚，未来发展堪忧。对金融风险的影响：2017年房地产企业负债和居民房贷已超过当年GDP总额（尚未包括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以土地为抵押的借债）。而且对推高杠杆率起了重要作用，债务风险越来越大。
中国社科院农业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土地制度的影响包括：一是在总需求上，应当改变我国城市土地用途规划，让60%左右的市民家庭有独栋房住、有院子，居住形态改变能够带来消费的增长、拉动就业。二是对总供给的影响，土地制度改革会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因规模经营水平提高，我国农业成本可以降低30%左右。因为产权改革会带来地租下降，带来实际成本下降15%左右，这有利于中国农业参与国际竞争。三是在国际收支平衡上，农业成本下降有利于直接降低农产品贸易逆差，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协定签署中的谈判地位，以及在国际经济秩序建立中的主导地位，最终有利于建立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货币发行红利”，还有利于减少境外购房支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迅速向老龄化迈进。第二，产业结构变化。过去以农业为主，现在以制造业为主，未来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三，劳动力技术结构或者叫文化程度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需要。我国资源配置从过去的政府配置向市场配置转变，目前最大的制约就是行政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造成其他国家没有出现的长期保留农民工的问题。由此就造成了就业的二元结构，现在农民工多达2.8亿，占整个城镇就业的66%左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打破行政约束，尽快完成中央多次提出的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认为，随着国际贸易格局和跨国公司运营方式的变化，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产生了一个贸易规则的新需求：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简称“三零”原则。对于“三零”原则在中国实施的利弊得失，黄奇帆认为零关税不会对主粮掌控在自己手里这件事构成威胁;对汽车、原材料、石油、销售品等方面，零关税会有冲击，但是利大于弊。零壁垒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这符合中央提出的我国要从要素和商品、流量型的开放转变为制度规则型开放的要求。零补贴可以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减少“跑部钱进”的灰色交易，倒逼国有企业改革，还可以改变一补贴就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
五、宏观调控要加强逆周期调节，坚持以市场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一）宏观调控要加强逆周期调节
建议2019年降准4次。目前中国大型、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准率依然高达13.5%和11.5%，降准空间大。利率市场化下，建议更多地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引导广谱利率下降。从“宽货币”到“宽信用”，建议金融监管政策从“一刀切”到结构性宽信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债、地方基建、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激活股票市场等。建议财政政策更积极，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支持减税和基建，减税优于基建。
（二）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要深化对中央政策的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形成共识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国资监管要适应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新形势，现在的混改，有的国有股份占比降到20%、30%以下，怎么样面对这个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要在总结前面四批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国家层面明确一些混改的重大政策导向，来全面推动这项改革。
（三）将“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作为处理不同所有制关系特别是国企改革、生产要素管理体制改革的基准原则和顶层设计，强化竞争政策的作用
重点从资金、土地、矿产资源、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供给入手贯彻落实，不同所有制一视同仁。加大力度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性垄断，进一步放松民营企业行业投资准入，加大对内开放力度。
（四）以科创板注册制为突破口降低融资成本
“三去一降一补”应该在降成本上面多下工夫，特别是降融资成本方面。科创版注册制在某种意义上是自贸区负面清单使企业从审批制改为注册制的深化，前面有了企业注册制的改变，如果要融资、要上市，科创板注册制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要素市场化改革很重要的突破口。 （五）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加快形成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交易市场，从地方政府独家征地、垄断供地转向多渠道市场化供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取消“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限制;农民空置宅基地使用权应允许有偿转让;逐步减少政府征地，允许开发企业直接购进建设用地;允许跨地区占补平衡的地票或土地指标交易，建立跨省市交易市场;改革住房供应制度，分步扩大保障性住房供应比例;加快房产税改革落地，但仅对显著超过正常居住标准的部分征收，有利于抑制房价上涨;促进形成稳定有序、价格适宜的房屋租赁市场，为流动人口提供便利。
（六）推进“三零”原则，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应加紧与欧洲推出以“三零”为基础的中欧协定，跟日本、韩国也建立以“三零”为基础的协定，积极参与到亚洲太平洋地区11个国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及进步协定》（CPTPP），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包容、互利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三零”原则应该成为中国下一轮改革开放的纲领，是主动出击、融入世界、引领世界的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对会议做了小结，他认为会议重在分析宏观经济的运行走势，特别是宏观运行的政策和趋势性问题，与会专家提出了很多精彩观点，形成了一些重要共识：第一，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去年四季度GDP下滑至6.4%，这有周期性的原因、结构性的原因，“民营经济离场论”的争论风波和外贸摩擦也是重要的原因。此外，还有政府政策操作性的风险所带来的问题。第二，中央的政策调控初见成效。去年四季度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特别是稳增长的政策已经见到一些成效，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效应开始显现。第三，中国经济下行的态势有所放缓，出现了缓中趋稳的态势。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基本面更大的好转有待时日。第四，全球经济下滑趋势进一步确定。美国、欧盟、日本的经济都在不同程度地下滑，各国央行停止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元加息的步伐也会停止，对我国的汇率、进出口、资本市场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第五，国际贸易规则中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即“三零”原则要重视，这有助于我国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掌握主动权。第六，在推进产权改革中，混改涉及到国有资本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要注重竞争中性的原则;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产权保护方面要纠正一些过去的冤假错案。第七，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应注重制度建设，包括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市场准入和負面清单制度，企业投资承诺制度。第八，要以市场化改革促发展。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坚持以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和办法破解发展难题。
（作者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