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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悄然步入老龄社会，每年死亡人口高达890万，临终关怀和临终嘱托变成每一个家庭和个人不得不面对的抉择。虽然尽可能地挽救和延续生命是人的本能，但深谙最先进医疗科学功效的美国医生们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呆在家中，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改善生活的品质，用最后的时光来陪伴家人。
2015年5月初，我的老岳母因病去世，享年93岁。当她从养老院转入南京中大医院时，情况已很不稳定。医生因此询问家属，“病危时要不要抢救”，如果不抢救，则需要家属签字。太太兄妹三人一时难以决定，于是征求我的意见。
这让我想起了1998年和2007年自己的母亲和父亲去世前被抢救的情景，实在是痛苦万分。虽然想说“千万别抢救，让老人少一点痛苦”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担心如果我这个做女婿的反对抢救，太太和兄妹可能会误会：不是自己的生身父母就持有双重标准。可我又不愿看到自己的父母临终前用痛苦和金钱换来的教训在岳母身上重演，于是想到了请教挚友、“有氧运动之父”、前总统小布什私人医生肯尼斯·库珀（Kenneth Cooper）。
当我在电话里描述了自己的困惑，并询问库珀博士意见的时候，他问我有没有读过一篇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How Doctors Die？- It’s Not like the Rest of Us， But It Should Be！）》。库珀博士在电话中听出了我的愕然，他说：“年轻人，你先把这篇文章找来读一下，然后再告诉我你的决定。”
医生们的抉择
库珀博士所说的《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一文发表于2011年，作者是一位名叫肯·默里（Ken Murray）的医生。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在美国社会和医学界引起了轰动和激辩。
默里在文章中回忆，一位名叫查理的骨科医生发现自己的胃上长了一个肿块，于是他做了一个小手术，没想到诊断出来，竟然是恶性程度很高的胰腺癌。给查理做手术的医生医术精湛，他发明了一种特别的治疗方法，可以把胰腺癌患者的5年内存活率，从5% 增加到15%。当然，其生活品质会在医疗过程中大受影响，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遭罪是免不了的。然而，查理拒绝了这位名医的治疗方案。
查理回到家，关掉了自己原本经营得很成功的诊所，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去过医院。他把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都用在陪伴家人上，尽可能地找到最惬意的感觉和状态。他完全没有做化疗和放疗，也没有再接受任何手术。
数月后，查理在家中病逝，亲人们都陪伴在他的身旁。美国著名的联邦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几乎没在他身上花钱。当然，查理不是为了给政府省钱，他是为了在人生最后的珍贵时光里，尽量享受生活，少遭罪。换句话说，在生命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查理选择了质量。
查理的选择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虽然为尽天职，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在面对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使用最昂贵的药物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恰恰相反，他们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却选择最少的治疗，原因正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训练，让他们深知药物和手术的局限性，以及它们给患者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摧残和巨大的痛苦。在两害取其轻的原则下，他们非常明智地选择了较少痛苦和与家人平静地分享最后时光的离开方式。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见多识广”，他们知道临终病人最恐惧的莫过于在巨大的痛苦中孤独地离开人间。
据统计，在美国约有30% 的医疗和护理被认为是非必需的， 而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病人临终阶段。美国有人嘲讽临终关怀的现状是“合法的酷刑和折磨”，因为例如最普遍的急救手段，人工呼吸（CPR）就常常会导致肋骨断裂。所以，经常有医生叮嘱自己的家人：当“最终的判决”来临，当自己在人间的最后弥留之际，千万不要让任何人闯到家里来给自己做人工呼吸。这些“天使”们耳濡目染太多的医学“无用功”了，所以他们为自己选择了最好的临终方式：呆在家中，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改善生活的品质，而并非延长生命。
延续生命的本能
然而，想要尽可能地延续将逝的生命是人的本能，因此，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痛苦且昂贵的抢救，即使有时心知肚明这是一种徒劳。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身体极度衰竭，行将“油尽灯熄”之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判断力和决定权，而医生的尽“天职”和亲人们的尽“孝道”，有时也把更多的痛苦带给了弥留者，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留恋人间的最后权利。躺在病床上的弥留者或昏迷不醒，或极度衰竭，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管子，被各式仪器所“绑架”，大把大把吃药，成瓶成瓶输液，更别说一掷千金的花费。
美国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为65岁以上的人群提供医疗保险，据研究约有1/4的费用是用在临终救治，高达1250亿美元。而这些受益人（严格地说是“受罪者”）却只占受保群体的5%。这还不算医疗保险不保的部分，40%的美国家庭发现临终救治的费用超过了家庭的净资产。死不起变成了现实。
尽管手边没有关于中国这方面的准确数据，但巨额的财务负担与美国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就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哥哥和大舅哥在父亲和岳父母去世前在医院的催促下一次又一次地去付款，动辄十几万元。父母们省吃俭用一辈子的积蓄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瞬间消失。
“请答应我，当我处在这样的状况时，请一定把我杀了！” 默里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道，“我真的不记得有多少次我的同事们很认真地对我这样嘱咐。恐怕我们审讯最冷血的恐怖分子时也做不到像我们对待病人那样所造成的折磨和痛苦。所有的钱，买来的全是痛苦。”有的医生甚至在自己的身上纹上“No Code”，来提醒同行们永远不要对自己实施人工呼吸。
但遗憾的是，医生接受的职业训练和教育，却恰恰让他们“己所不欲，偏施于人”。不为人所知的是，美国医生的酗酒和抑郁症发病率高于很多其他行业，不忍看到病人受折磨，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的一个医生朋友证实说：“我每次替病人做人工呼吸时，每做一下，我就暗暗祷告，上帝啊，请您饶恕我。” 默里坦陈，到他发表《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一文为止，他已经有10年时间不再参与住院病人的临终医护了。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忌讳在健康的时候讨论死亡，尤其是当长辈或老人进入晚年的时候。但一旦遭遇病危，到了需要抢救才有可能挽回生命的时候，在奈何桥头徘徊的患者只好听任亲属和医生摆布了。手忙脚乱之际，大家往往无暇顾及患者本人的意愿，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他（她）的灵魂与肉体究竟愿不愿意再如此折腾下去，愿不愿意再遭一回罪？
其实医生和家属的“尽一切努力”，可能含义完全不一样。于是乎，噩梦开始，痛苦加剧，周而复始。钱好像流入下水道一样，头也不回哗哗而去。默里表示，他以前曾经为临终患者做过数百例人工呼吸抢救，只有一例被救回，那还是一位患高压性气胸、但没有心脏病的人。
毋庸置疑，医生是无辜的，他们要尽职，他们面对哭哭啼啼的亲属们被迫努力抢救，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努力下去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遇到财迷心窍的医生，那就更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还有些医生因为担心被家属投诉，甚至惹上官司，干脆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压垮默里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当他按照一位病人的遗嘱在最后时刻帮他拔掉所有的抢救管道，但也因此被一位护士举报犯了杀人罪。所幸逝者生前的遗嘱帮了大忙，不然默里因此坐牢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为病人减少了痛苦，也为美国的医疗保险免除了至少50万美元的浪费，可却因此差一点锒铛入狱。
这一切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建议大家尤其是老年人在健康的时候，就与家人就这些问题详谈，交待清楚自己的想法和选择。我们既不能讳疾而忌医，同时也不要讳死而忌谈。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开始反思：我该选择怎样的死亡方式？我的恩师肖梅克博士就是在神智还非常清晰的时候告诉自己的女儿和医生停止抢救。他说：“我的思路还很清晰，但是我的身体累了。我想走了！”女儿和医生满足了他的愿望。
生前预嘱
一口气读完《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结合我父母的临终经历，我马上打电话给正在南京老岳母病床前守候的太太：“不要再抢救了，让老人家安静地离开吧！”这个建议没有受阻，他们兄妹最后也达成了放弃抢救老母亲的一致意见。虽然我那享年93岁高龄的岳母大人没有如愿在自己家中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刻，但她起码少遭了一茬罪。
默里的这篇文章让我受到了震撼和教育，不管别人怎么想、如何做，我先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写下来。将来若是神智清楚时，算作自己的座右铭；如果神智不清楚的话，就算作遗嘱好了。
1.我的死亡我做主：人终有一死，不要忌讳谈论临终关怀和死亡方式的选择；不但要和医生谈，也要和亲人交流，得到他们的尊重和支持。
2.质量高于数量：如果遇上绝症，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自己的亲人，多回忆回忆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尽量做一些。
3.不要无谓的抢救：遇到天灾人祸，突然丧失了意志力，而医生已经回天乏术的时候，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不是为了省钱，实在是为了少遭罪，也减少对亲人的折磨。
4.珍惜健康：没有生病的时候，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陪陪父母，多陪陪妻子，多和孩子聚一聚。工作做不完，钱也赚不完。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在临终时后悔在办公室里呆的时间太短，恰恰相反，他们都后悔没有多陪陪自己的骨肉至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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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初，我的老岳母因病去世，享年93岁。当她从养老院转入南京中大医院时，情况已很不稳定。医生因此询问家属，“病危时要不要抢救”，如果不抢救，则需要家属签字。太太兄妹三人一时难以决定，于是征求我的意见。
这让我想起了1998年和2007年自己的母亲和父亲去世前被抢救的情景，实在是痛苦万分。虽然想说“千万别抢救，让老人少一点痛苦”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担心如果我这个做女婿的反对抢救，太太和兄妹可能会误会：不是自己的生身父母就持有双重标准。可我又不愿看到自己的父母临终前用痛苦和金钱换来的教训在岳母身上重演，于是想到了请教挚友、“有氧运动之父”、前总统小布什私人医生肯尼斯·库珀（Kenneth Cooper）。
当我在电话里描述了自己的困惑，并询问库珀博士意见的时候，他问我有没有读过一篇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How Doctors Die？- It’s Not like the Rest of Us， But It Should Be！）》。库珀博士在电话中听出了我的愕然，他说：“年轻人，你先把这篇文章找来读一下，然后再告诉我你的决定。”
医生们的抉择
库珀博士所说的《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一文发表于2011年，作者是一位名叫肯·默里（Ken Murray）的医生。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在美国社会和医学界引起了轰动和激辩。
默里在文章中回忆，一位名叫查理的骨科医生发现自己的胃上长了一个肿块，于是他做了一个小手术，没想到诊断出来，竟然是恶性程度很高的胰腺癌。给查理做手术的医生医术精湛，他发明了一种特别的治疗方法，可以把胰腺癌患者的5年内存活率，从5% 增加到15%。当然，其生活品质会在医疗过程中大受影响，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遭罪是免不了的。然而，查理拒绝了这位名医的治疗方案。
查理回到家，关掉了自己原本经营得很成功的诊所，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去过医院。他把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都用在陪伴家人上，尽可能地找到最惬意的感觉和状态。他完全没有做化疗和放疗，也没有再接受任何手术。
数月后，查理在家中病逝，亲人们都陪伴在他的身旁。美国著名的联邦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几乎没在他身上花钱。当然，查理不是为了给政府省钱，他是为了在人生最后的珍贵时光里，尽量享受生活，少遭罪。换句话说，在生命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查理选择了质量。
查理的选择揭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虽然为尽天职，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在面对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使用最昂贵的药物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恰恰相反，他们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却选择最少的治疗，原因正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训练，让他们深知药物和手术的局限性，以及它们给患者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摧残和巨大的痛苦。在两害取其轻的原则下，他们非常明智地选择了较少痛苦和与家人平静地分享最后时光的离开方式。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见多识广”，他们知道临终病人最恐惧的莫过于在巨大的痛苦中孤独地离开人间。
据统计，在美国约有30% 的医疗和护理被认为是非必需的， 而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病人临终阶段。美国有人嘲讽临终关怀的现状是“合法的酷刑和折磨”，因为例如最普遍的急救手段，人工呼吸（CPR）就常常会导致肋骨断裂。所以，经常有医生叮嘱自己的家人：当“最终的判决”来临，当自己在人间的最后弥留之际，千万不要让任何人闯到家里来给自己做人工呼吸。这些“天使”们耳濡目染太多的医学“无用功”了，所以他们为自己选择了最好的临终方式：呆在家中，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改善生活的品质，而并非延长生命。
延续生命的本能
然而，想要尽可能地延续将逝的生命是人的本能，因此，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痛苦且昂贵的抢救，即使有时心知肚明这是一种徒劳。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身体极度衰竭，行将“油尽灯熄”之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判断力和决定权，而医生的尽“天职”和亲人们的尽“孝道”，有时也把更多的痛苦带给了弥留者，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留恋人间的最后权利。躺在病床上的弥留者或昏迷不醒，或极度衰竭，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管子，被各式仪器所“绑架”，大把大把吃药，成瓶成瓶输液，更别说一掷千金的花费。
美国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为65岁以上的人群提供医疗保险，据研究约有1/4的费用是用在临终救治，高达1250亿美元。而这些受益人（严格地说是“受罪者”）却只占受保群体的5%。这还不算医疗保险不保的部分，40%的美国家庭发现临终救治的费用超过了家庭的净资产。死不起变成了现实。
尽管手边没有关于中国这方面的准确数据，但巨额的财务负担与美国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就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哥哥和大舅哥在父亲和岳父母去世前在医院的催促下一次又一次地去付款，动辄十几万元。父母们省吃俭用一辈子的积蓄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瞬间消失。
“请答应我，当我处在这样的状况时，请一定把我杀了！” 默里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道，“我真的不记得有多少次我的同事们很认真地对我这样嘱咐。恐怕我们审讯最冷血的恐怖分子时也做不到像我们对待病人那样所造成的折磨和痛苦。所有的钱，买来的全是痛苦。”有的医生甚至在自己的身上纹上“No Code”，来提醒同行们永远不要对自己实施人工呼吸。
但遗憾的是，医生接受的职业训练和教育，却恰恰让他们“己所不欲，偏施于人”。不为人所知的是，美国医生的酗酒和抑郁症发病率高于很多其他行业，不忍看到病人受折磨，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的一个医生朋友证实说：“我每次替病人做人工呼吸时，每做一下，我就暗暗祷告，上帝啊，请您饶恕我。” 默里坦陈，到他发表《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一文为止，他已经有10年时间不再参与住院病人的临终医护了。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忌讳在健康的时候讨论死亡，尤其是当长辈或老人进入晚年的时候。但一旦遭遇病危，到了需要抢救才有可能挽回生命的时候，在奈何桥头徘徊的患者只好听任亲属和医生摆布了。手忙脚乱之际，大家往往无暇顾及患者本人的意愿，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他（她）的灵魂与肉体究竟愿不愿意再如此折腾下去，愿不愿意再遭一回罪？
其实医生和家属的“尽一切努力”，可能含义完全不一样。于是乎，噩梦开始，痛苦加剧，周而复始。钱好像流入下水道一样，头也不回哗哗而去。默里表示，他以前曾经为临终患者做过数百例人工呼吸抢救，只有一例被救回，那还是一位患高压性气胸、但没有心脏病的人。
毋庸置疑，医生是无辜的，他们要尽职，他们面对哭哭啼啼的亲属们被迫努力抢救，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努力下去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遇到财迷心窍的医生，那就更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还有些医生因为担心被家属投诉，甚至惹上官司，干脆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压垮默里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当他按照一位病人的遗嘱在最后时刻帮他拔掉所有的抢救管道，但也因此被一位护士举报犯了杀人罪。所幸逝者生前的遗嘱帮了大忙，不然默里因此坐牢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为病人减少了痛苦，也为美国的医疗保险免除了至少50万美元的浪费，可却因此差一点锒铛入狱。
这一切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建议大家尤其是老年人在健康的时候，就与家人就这些问题详谈，交待清楚自己的想法和选择。我们既不能讳疾而忌医，同时也不要讳死而忌谈。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开始反思：我该选择怎样的死亡方式？我的恩师肖梅克博士就是在神智还非常清晰的时候告诉自己的女儿和医生停止抢救。他说：“我的思路还很清晰，但是我的身体累了。我想走了！”女儿和医生满足了他的愿望。
生前预嘱
一口气读完《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结合我父母的临终经历，我马上打电话给正在南京老岳母病床前守候的太太：“不要再抢救了，让老人家安静地离开吧！”这个建议没有受阻，他们兄妹最后也达成了放弃抢救老母亲的一致意见。虽然我那享年93岁高龄的岳母大人没有如愿在自己家中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刻，但她起码少遭了一茬罪。
默里的这篇文章让我受到了震撼和教育，不管别人怎么想、如何做，我先把自己对待死亡的态度写下来。将来若是神智清楚时，算作自己的座右铭；如果神智不清楚的话，就算作遗嘱好了。
1.我的死亡我做主：人终有一死，不要忌讳谈论临终关怀和死亡方式的选择；不但要和医生谈，也要和亲人交流，得到他们的尊重和支持。
2.质量高于数量：如果遇上绝症，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自己的亲人，多回忆回忆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尽量做一些。
3.不要无谓的抢救：遇到天灾人祸，突然丧失了意志力，而医生已经回天乏术的时候，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不是为了省钱，实在是为了少遭罪，也减少对亲人的折磨。
4.珍惜健康：没有生病的时候，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陪陪父母，多陪陪妻子，多和孩子聚一聚。工作做不完，钱也赚不完。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在临终时后悔在办公室里呆的时间太短，恰恰相反，他们都后悔没有多陪陪自己的骨肉至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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